萧统《文选序》在选录史书中的赞论序述部分时有一段话说：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萧统选文，以富有文采辞藻的篇章为主。他认为史书记载历史事实，表现史家的褒贬，一般不是具有文采的篇什，故不予采录。但一部分史书篇章中的赞、论、序、述，不是叙述史事，而是就史事发表评论，语言华美，富有文采，符合他的选文标准，所以他特为选录了班固《汉书》、干宝《晋纪》、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中的一部分赞、论、序、述。
萧统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南朝骈文家的艺术标准。在他看来，作品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辞藻、对偶、音韵、用典等语言之美方面，这就是他所谓的“辞采”、“文华”和“翰藻”。他所说的“事”、“义”，相当于刘勰《文心雕龙》所谓“事类”，主要指运用成语典故。他所选录的一部分史书篇章，的确具有骈文语言的文采之美。其中的几篇“赞”，还是有韵之文。《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不少人物传记，写得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曲折生动，有很高的文学性；但萧统从骈文家“翰藻”的标准看来，却是缺乏文采的散体文，所以不选。他选《汉书》而不选《史记》，因为《史记》的序、论多用散体，缺乏骈文之美，而《汉书》则骈语较多。萧统选文的艺术标准，重在骈文语言辞藻之美，他是不重视人物形象的描绘的。
萧统的这种艺术标准，在刘勰《文心雕龙》中体现得也是相当明显。《史传》篇中评论许多史书，从未赞美它们叙事写人具体生动。它赞美《史记》“实录无隐”、“博雅弘辩”，赞美《汉书》“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都不涉及叙事写人的形象性。刘勰特别称道《汉书》“赞序弘丽”，认为《汉书》的赞、序文辞富美，更与萧统选录《汉书》的若干首赞序的做法声气相通。在《文心雕龙》的下半部中，大部分篇章探讨写作方法和技巧。刘勰对用词造句，篇章的风格和结构以及某些修辞手段，都颇为重视，在涉及外界事物的描绘方面，他只注意到自然景物和宫殿苑囿（见《物色》、《夸饰》诸篇），偏偏没有谈到人物形象的描绘。看来这并不是偶然的疏忽。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文中具体评述其所著《后汉书》，其中特别自诩者也是论赞部分，有云：
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
看来，重视骈文语言之美而不重视人物形象的具体生动，乃是南朝不少文人共同的艺术标准。
萧统、刘勰对待汉乐府中一部分叙事诗篇的态度，也值得我们注意。汉乐府民歌的一部分篇章，像《东门行》、《孤儿行》、《陌上桑》、《上山采蘼芜》以至《焦仲卿妻》等等，叙事生动，形象鲜明。但对这类诗篇，《文选》概不选录，《文心雕龙？乐府》也是毫不加以肯定，反而笼统地斥之为“淫辞”。这里也同样反映了他们不重视人物形象的艺术标准。当然，萧统、刘勰轻视汉乐府民歌的这类篇章，除掉上面所说的语言骈散之分外，还有一个雅俗界线，即他们认为《东门行》等一类作品是俚俗而不高雅的。
唐宋元明清时代，古文运动取得胜利，古文代替骈文在文坛占统治地位。古文家重视学习《史记》，不轻视叙事写人。他们认为叙事写人之文也是文学作品，不少当时选本选录了这类作品。像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等篇章，叙事写人还颇具体生动。但古文家虽然否定了骈文家崇尚骈体语言之美的艺术标准，却仍然强调雅俗的界线。他们一直主张语言应当雅洁，反对华艳铺陈。他们叙事写人，只是规模《左传》、《史记》诸古史，而反对向通俗小说靠近。这样势必大大限制描写的细致和形象的饱满。反映到理论上，也还是注意语言风格而不注意形象。清代桐城派文论，着重总结古文的写作艺术，谈得较为细致，像姚鼐提出的神理气味、声色格律以及阳刚、阴柔等等概念，都是指作品的语言风格，而很少涉及形象的描绘。
上面说的大致上是文论，在诗论中情形也相仿佛。我国古代长期来诗歌创作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不发达（通俗的讲唱文学除外），反映到诗论上，也是对描写人物不重视；相对讲还比较重视描绘自然景物，以期在抒情写景时达到情景交融。古代诗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诸如比兴、兴象，意境、兴趣、韵味、神韵等等，大抵都是从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来探讨的，而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诗文理论，长期来对人物形象的描绘刻画是不重视的。这种文学理论批评不重人物形象的情况，直到明清时代戏曲小说大为发展，得到许多文人的注意、爱好并从事写作时，才有很大的改变。金圣叹的戏曲小说批评是其突出代表，它表现出对于人物形象的高度重视。我国古代戏曲小说发展比较缓慢，到元明清才进入繁荣时期。在此以前的长时期中，诗文一直在文坛占据统治地位，比较通俗的叙事作品（如俗赋、志怪、传奇、变文等），往往受到文人的轻蔑和摈斥，没有机会在文坛获得较为像样的地位。理论批评是创作的反映和总结，创作界的情况既然如此，在理论批评中当然不可能对人物形象给予重视了。
我们现在研究文学作品的特征，首先就要提到人物形象；而我国古代文论，却是长期来不重视人物形象。这一现象可说是我国古代前中期文论的一个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探讨的。
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