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橱玻璃后面多了个小小的瓷娃娃，是个俄罗斯姑娘，穿着金色带红点的拖地长裙，头上顶着大大的金冠，昂首挺胸，双手叉腰，神态有点愣愣的。这是去年8月《苏联妇女》杂志社代表团来上海访问时，杂志副总编阿列夫京娜·扎罗娃在临别的虹桥机场送给我的，她说，这是喀秋莎。
很久以来，“喀秋莎”已是这样一个丰富而传神的代名词，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一支柔曼缥缈的民歌，一大片苍茫冻结的国土，上面有稀疏粗落、延绵不绝的白桦林。后来还听说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军用武器，也被命名为“喀秋莎”……这一切都曾经在我们的生活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不论何时提起来都会有一种不那么真切却确确实实异常熟悉的感觉。与扎罗娃和她的团员们相处的几天里，我的视线便会常常不由自主地漂移开去，读到那片巨大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土，读到当年那许多热烈的、发自内心的向往和追求，读到我们自己的过去。
扎罗娃有着端庄秀气的脸庞，想必若干年前也是个出色的“喀秋莎”。她是个充满热情的职业型女性，热爱自己的工作，每时每刻都不忘宣传她的中文版《苏联妇女》，在来访的三四天中，每到一处，都要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地介绍一通，并对这本刊物只有几千份的发行数表示出真正的遗憾和忧伤。她和曹杨新村的老妈妈合唱队的老妈妈们一起唱歌，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起跳舞，当她看到50年代曾为苏联一些刊物撰稿的老作家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她说，你们是幸福的，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安定幸福，只要看看他们的老人和孩子的情况就可以明白了，你们的老人和孩子都是多么幸福啊！尽管语言不通，她总是竭力地表达着各种欢欣和热情，和她在一起时就从没冷场过。有一次，在行进着的车厢里，有人哼起了“当那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扎罗娃兴奋得整个脸都生动起来，金色的睫毛忽闪着，“喀秋莎，喀秋莎！”她立即自己带头，又要求同行的团员们一起大声唱了起来。
唱完《喀秋莎》，又唱《红莓花儿开》，又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共青团员之歌》……
俄罗斯民族有许多优美多情的民歌，充溢着奔放流泻的热情，听着让人心动。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时，窗外正好有晴好的秋阳，以后就很难忘，只可惜那时似乎已不怎么允许唱这类歌了。
当我们握手称好的时候，一切都是那样平平常常。我们在一起谈如何办杂志、开栏目、搞发行，有时也谈各自的家庭、孩子，谈妇女解放的意义，谈时髦服装的魅力。苏联朋友们喜欢南京路上的霓虹灯，也喜欢淡水路集市贸易中的牛仔裤，喜欢一粒粒小小的、五颜六色的、中外合资的泡泡糖，还有宴席上种种色香味俱佳的美味佳肴。
扎罗娃和她的伙伴们把他们的热情和微笑永远地留下了，我常常想起他们。有时，伏案倦了，抬头看见书橱里昂首挺胸的“喀秋莎”，便立即会生动地想起扎罗娃沾着汗水的脸，想起她尖尖挺拔的鼻梁，想起中文版《苏联妇女》杂志中有一个显著的栏目就叫做“喀秋莎”，自然，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关于喀秋莎的其他一些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