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努尔哈赤第四次进攻叶赫
1.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正月初二日，努尔哈赤下令征讨叶赫。这次军事进攻显然是针对头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叶赫东城贝勒金台石发兵辉发、杀戮了后金军五十人的惨痛事件。发兵叶赫前，努尔哈赤令大贝勒代善率将十六员、统兵五千人驻扎于扎喀关。扎喀关又名三道关，为建州三关的最前哨，出此关向北行即进入海西女真扈伦四部的地界；出此关向西行八十里路即可到达抚顺城。努尔哈赤派代善率军驻扎于此，很明显是防御明兵从西面对都城赫图阿拉发动的袭击。
努尔哈赤于正月初二日率兵出发攻打叶赫，于正月初七这天攻破了克伊特城、尼雅罕寨。然后后金军一面掠夺，一面前进，直到离叶赫东城十里的地方，截获了投奔叶赫东城的人和畜群，把离城十里的人和牛马都夺走了，放火焚烧了房屋，连豆角秕、草也都放火烧掉了。蒙古人在叶赫放牧的马、牛、羊也被全部掠夺一空。后金军在这次篦梳式的推进中，一共夺取了叶赫大小村寨二十余座。后金军在克伊特城设下营寨，他们每当掠获完毕都要回到该城住宿。克伊特城距叶赫东城大约六十里路。
叶赫一遭到后金兵的袭击，当即派遣使节向明朝开原总兵马林告急，马林率兵前来救援叶赫。明兵来到叶赫东城，与叶赫东、西二城的军队会合后，想要进攻后金军。他们出东城追击了四十里，发现后金兵气势强盛，马林感到十分恐惧，没有敢于接战便后退了。努尔哈赤发现明兵不战而退以后，也班师返回了建州。（《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8.）
2.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派穆哈连率兵一千人，收取东海虎尔哈部散处的部民。（《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穆哈连招服虎尔哈残部一事具有重要意义，使北至黑龙江中、下游的南北、西至嫩江、东至东海南部，其中包括松花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大体上都囊括到了后金的版图之内。这不仅增强了后金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且为祖国东北边疆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3.二月十五日，努尔哈赤派遣夫役一万五千人到界凡山（今抚顺东北的铁背山），采运修筑界凡城的石头，同时派遣骑兵四百人去护卫这些修城的民夫。这一万五千夫役实际上是后金防守界凡的步兵，保护他们的骑兵四百人担任界凡的巡游任务。
第二节 萨尔浒大战前明与后金双方的活动
为了彻底消灭后金努尔哈赤集团，引起后金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和残杀，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十二月乙丑（二十五日），辽东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一份，经过兵部尚书黄嘉善复奏，万历皇帝朱翊钧批准，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丁未（二十三日）该“赏格”颁示天下及叶赫部和朝鲜施行。“擒奴赏格”规定：
“有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伯叔弟侄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佥事世袭；擒斩奴酋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者，赏银六百两，升正千户世袭。以上应赏功级皆自军卒言之，如原系世职，则于本职外，除应得正赏仍另加恩荫优异，文职、文生升赏俱照前例。被掳如李永芳等，投虏如佟养性、佟养士等，若能缚献奴酋，俱得免死。奴酋亲属有能大义灭亲，擒斩自赎，亦得免死，从优安置。北关（叶赫）金、白两夷，擒斩奴酋，即给予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植其地。其朝鲜擒斩照中国例一体升赏，国王仍行褒赍……”皇上命令把“赏格”刊印榜文，告知中外。（《明神宗实录》卷578.）该榜文简直是要把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彻底全部地消灭。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十二月初二，辽东经略杨镐派遣承差李继学，会同前日放还的两个人来到后金，探听努尔哈赤和解的真意。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命令大明的使者、承差李继学及通事携带后金致明廷的书信返回广宁，书信说：“皇上若声辽人之罪，撤出边之兵，以我为是，解其七恨，加以王封，岂有不罢兵之理？再将我原赏及抚顺所原有敕书五百道，并开原所有敕书千道，皆赐吾兵，将我与大臣外加缎三千匹、金三百两、银三千两。”（《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文告之后，接连攻破抚顺城、东州城和马郡郸城等三城，极大地激恼了明廷，明朝上下一致主张对建州实行“大举征剿”，并且采取切实措施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兵力来完成这次武装剿杀。到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的时候，明廷对后金的大彰天讨、犁庭扫穴式地围剿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完成。
明朝首先调整和充实了辽东地区的军政要员，罢免了原辽东巡抚、标准官僚、应对抚顺之役中张承胤的败没负有首要责任的李维翰的职务，将其削籍为民，派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周永春为辽东巡抚，重新起用杜松为山海关总兵，征调还乡的老将刘纟廷重新任职。
接着，明廷几乎是从全国各地调集兵马，福建、浙江、四川、山西、甘肃、陕西、山东等省的兵马都在征调之列。在当时明代已经彻底腐败的情况下，要求近十个省的兵力在指定的期限到达指定的地点参加同一个战役，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外加军饷难继方面的问题更是不好解决，所以明军出兵的日期一变再变，最初将出师的日期定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六月，后来不得不延缓日期。继而又定在这年的八、九月，也由于各路兵马不能会齐而不得不再次改期。
除了调动国内大部分省份的军队外，明廷还胁迫藩属朝鲜和叶赫出兵助剿建州。而朝鲜王国和叶赫部也恰恰是后金争夺的对象，后金竭力使这二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不与自己为敌。这样在萨尔浒大战前夕，明朝和后金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朝鲜和叶赫的外交战。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袭破抚顺城后，辽东巡抚李维翰移咨朝鲜，要求朝鲜国王操练兵马七千以备合剿。接着蓟辽总督汪可受又照会朝鲜，要求朝鲜“急拨数万军兵，依期听候”。后经辽东经略杨镐的一再施压，朝鲜国王最终同意派出军队一万三千人。
为使朝鲜中立，五月十六日努尔哈赤派出的由“骑胡十二名”组成的使节团抵达朝鲜，向朝鲜地方官递交了致朝鲜国王书，该书解释后金兴兵的原因说：“辽东杀我祖、父，又于如许（叶赫）城中，送天将添兵守护，故我将结怨，积年练兵。”向朝鲜提出恐吓和希望说：“朝鲜则与我朝有信之国，若辽东请兵于朝鲜，则会宁、三水、满浦等处，我将当以一支兵马，敢送攻击。朝鲜与我将无嫌怨，慎乎封疆，勿以动兵。”等等。（《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8.）万历四十七年二月，正当明廷在辽阳誓师的时候，为使朝鲜保持中立，努尔哈赤派遣得力的大臣小弄耳出使朝鲜，以进献“貂皮五百令”的重礼向朝鲜国王表示友好之情。（《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十一年二月戊寅条。以达到阻止朝鲜出兵之目的。
辽东经略杨镐命令叶赫出兵一万，叶赫也同意出兵一万，这事被写进朝鲜李朝实录中，并且成为明朝要求朝鲜多出兵的借口。《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十年六月丙子条但是后来叶赫只同意出兵二千。可见叶赫也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势力。所以当杨镐在辽阳誓师的时候，面对着生死存亡关头的努尔哈赤决定千方百计地笼络叶赫，他派遣卜路等四个使者出使叶赫部。卜路等四人原来都是叶赫部的人，他们到达叶赫后，面见东城贝勒金台石、西城贝勒布扬古。他们从赫图阿拉出发时携带的后金致叶赫的书信在半路上丢失了，他们只好口述说：我家祖、父（觉昌安、塔克世）与你家祖、父（叶赫西城清佳砮为布扬古的祖父，叶赫东城贝勒杨吉砮为金台石的父亲）俱是里边（指明朝）害了，为何不报旧仇，反与里边（明朝）一心，与我们为仇？今差你等与两寨都督说知，以后我们两家讲和了，再与里边（明朝）报仇，希望你们不要出兵援助明军。但是因为金台石、布扬古与努尔哈赤之间有杀兄（卜寨为金台石的堂兄）杀父（卜寨为布扬古之父，在古勒山被建州兵杀死）之仇，以及分尸（努尔哈赤以半个卜寨尸体归还叶赫）之恨，所以叶赫的二位酋长金台石和布扬古便严词拒绝后金说：“我金、白屡受厚恩，若有别心，天地不容。”（《筹辽硕画·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疏〉》卷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南北关》。）
虽然努尔哈赤对叶赫的要求和希望，在表面上遭到了金台石和布扬古的严词拒绝，但从这之后叶赫两位贝勒的具体表现来看，他们对出兵助明剿杀建州还是顾虑重重的。首先，在出兵的人数上，他们没有按照明廷的要求出兵万人，也不肯将自己的军队编入明军的系列，而是自成一军。其次，在出兵的日期上，叶赫兵迟迟不动，以至萨尔浒主战场的战斗已经结束，迟至三月初三日，叶赫才派出二千人开往三岔儿堡。由于叶赫军迟迟不动，最后明廷只好让哈达王台的孙子、孟格布录的次子、明朝游击、金台石的妻侄王世忠执令旗督促叶赫军队加快行军。等到叶赫军队途经中固城时，便传来了杜松、马林两军败北的消息。叶赫军再无前进之必要了。接着杨镐下令撤兵，叶赫的二千兵根本就没进入战场即开回了叶赫。叶赫由于努尔哈赤的活动而采取的消极立场，使其派出参战的二千兵免遭灭顶之灾。
明廷经过十个月的准备，总算使各路援辽的兵马齐集辽阳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陈王庭等，在辽阳演武场，举行了声讨努尔哈赤的誓师大会，决定会后各路先后出师。不料二月十六日天降暴雪，气温骤降，只好改出师日期为二月二十五日。
这时明廷上下，普遍认为稳操胜券，没有谁做失败的打算。而根本没有能力领导这次重大战役的杨镐，未胜而冲昏头脑，竟然愚蠢至极地把明方出师的日期泄露给了后金。《满文老档·太祖》载：“二月二十四日，明杨都堂遣使致书，美言修好。然其不遣善者，而遣一名取抚顺时逃出之诸申（女真族的自由民）人赍书。其书曰：‘我明领兵大臣及议事诸王均已到齐，我大兵四十七万，将于三月十五日月明时分八路进发’等语。”（《满文老档·太祖》册8、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8.）
其实，即使不是杨镐泄密，努尔哈赤早已从自己派出的谍工那里了解到了明廷大张旗鼓地备战的机密。努尔哈赤一方面开始积极地外交活动，旨在朝鲜和叶赫退出围剿者的队列，前已叙过；一方面无孔不入地刺探明朝辽东当局的军事活动的情报，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对明朝的军事进攻。
第三节 萨尔浒大战的左侧战场——明军西路和北路的败没
辽阳誓师后，明军分为四路，约定三月初一日齐出边境，分进合击，直指赫图阿拉。左侧中路，即西路，由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监军道张铨，领兵六万人，从沈阳出兵，由抚顺关出边，顺浑河右岸东进，入苏子河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右侧中路，即南路，由总兵李如柏、贺世贤、监军道阎呜泰，领兵六万，由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左侧北路，即北路，由总兵马林、副将麻岩、监军道潘宗颜，领兵四万，由开原合叶赫兵，出三岔口，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右侧南路即东路，由总兵刘、监军道康应乾，领兵四万，出宽奠口，向栋鄂路，从东面进攻赫图阿拉。
辽东经略杨镐为四路军总指挥，坐镇沈阳。
关于四路明军互相配合的具体安排是，左侧战场的西路沈阳、北路开原、铁岭这两路明军于三月二日至二道关（代珉关）合营后再分路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进军；四路大军务必在三月三日会师于赫图阿拉，首先到达战地的以炮声为号，传令各军，不得有误。（《明神宗实录》卷580；《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第1413页。）
努尔哈赤派出众多哨探和谍工，对明军进行精细侦察，从而对明军各路的统帅、兵马数目、进军路线都有了比较详尽地了解。他经过和诸贝勒、众大臣的多日谋划，最后决定采纳额驸李永芳的主意，即“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为作战的总方针。（海滨野史：《建州私志》中卷。）这一方针的实施办法即是，集中全部兵力对付明军的一路，利用其他各路的地形地利，分设少数兵力拖住其他各路明军的后腿，将明军各个击破。
左侧中路，即西路军，由杜松率领，先在沈阳集中。二月二十八日，出师日期一到，杜松就急速率军前进。第二天中午，西路全军到达抚顺城宿营。二月二十九日晚，杜松率军从抚顺关起程，顺着浑河右岸前进，以日驰百余里的速度向前，急渡五岭关，直抵浑河岸边。
杜松是榆林人，在守卫陕西的时候与蒙古骑兵进行过大大小小百余次的战斗，每一次都取得了胜利，蒙古人非常畏惧他，都把他称呼为杜太师而不叫他的名字。有一次他被召过潞河的时候，曾经脱掉上衣，让人们看他的身体，说：“杜松不解书，第不若文人惜死。”潞河人见他身体受伤后落下的创痕像是出过疹子一样，都感动得挥洒泪水。（《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卷1.）杜松“有胆智，勇健绝伦”，凭借累累的军功，由一个舍人相继升为守备、游击、副总兵、总兵。
但是杜松的性格中也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鲁莽有余，谋略不足，过于自信，骄傲轻敌，有时甚至刚愎自用。他在这次决战中急于功成，甚至欲贪首功。他的性格和心理状态被明将、属于小人之类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所利用，在辽阳誓师后的酒宴上，“李如柏佯洒酒拜送曰：‘吾以头功让汝。’松慷慨不疑，临行携扭械（用以逮捕努尔哈赤的刑具）自随，曰：‘吾必生致之（意思定将努尔哈赤生擒带回），勿令诸将分功也。’（等到军事行动开始后）如柏复遣人语之曰：‘李将军已自清河抵敌寨矣。’松踊躍向前。”（《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卷1.）李成梁的次子李如柏在这次决战中起到了极恶劣的破坏作用，他一再使用激将法，终于使杜松达到了不能用脑正常判断的程度。杜松率军到达浑河岸边的时候，已是长途行军之后，而且是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全军都要求休息，可是他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不顾孤军超前深入敌境的危险，强行渡河，“士卒皆解衣涉，水齐于胸”，但是车营、武器不能渡河，留在浑河北岸，杜松军被一分为二，造成军事力量的分散，不能全员参加萨尔浒主战场的决战。后来留在浑河北岸的杜松军参加了明军北路军对八旗兵的战斗。
渡过浑河后，三月初一日，杜松率领渡过浑河的明军约三万余人，斩获十四人，焚克二寨后，一面急书报捷，一面率领军队来至萨尔浒。所谓萨尔浒是指萨尔浒山，萨尔浒山在浑河南岸，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如果把整座山脉自上而下地投影，则很像一个大拇指的手指印。萨尔浒山山势不高，海拔只有一百九十二点四米。萨尔浒山以西是自南向北流入浑河的萨尔浒河，萨尔浒河以东是东萨尔浒，萨尔浒河以西是西萨尔浒。萨尔浒山以东是自东南向西北流来的苏子河，苏子河在萨尔浒山东北不远处叫作河夹心的地方汇入浑河。萨尔浒山隔着苏子河与位于浑河南崖、苏子河北岸的界凡山遥相呼应，隔河相望。从抚顺城向东有条大道，这条大道在今营盘附近渡过浑河，再从浑河之南、沿着萨尔浒山的北麓向东，渡过苏子河之后沿着苏子河的东岸南下，即可通往赫图阿拉，这条大道就是建州女真上北京朝贡的贡道。根据孙相适绘制的《萨尔浒一带水淹前地图》。杜松的明军正是沿着这条贡道去进攻赫图阿拉的。
杜松率军渡过浑河来到萨尔浒山麓以后，得知努尔哈赤正在派人修建界凡城，刚好阻挡明军东进。他考虑过后决定留下二万人驻守萨尔浒，在萨尔浒山上扎下大营，自己则率领明军一万余人渡过苏子河，攻打界凡城。杜松所率领的西路明军，由于这一决定已被自己的主帅一分为三了。杜松要进攻界凡城，消灭明军进军路上的拦路虎，必须渡过苏子河。
孕育了清前文明的苏子河在努尔哈赤时代称作苏克苏浒河（汉译鱼鹰之河）。苏克苏浒河是浑河流域的一条很大的支流，发源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红升乡关家村五风楼岭。苏子河呈东西走向，蜿蜒二十一曲，在今新宾境内流长一百一十九公里，共吸纳了九公里以上的支流二十七条。这二十七条支流从苏子河两岸，即南岸（左岸）和北岸（右岸）流入苏子河中。从苏子河南岸（左岸）流入苏子河的支流（自东向西排列）有妈妈伙洛河、照阳河、那家河、陡岭河、都督河、罗圈河、白家河、红石河、大洛河、下湾子河、下营子河、南夹河、庄家河、汤图河；从苏子河北岸（右岸）流入苏子河的支流（自东向西）有：新宾镇二道河、刘家河、网户河、驿马河、错草河、嘉禾河、道头砬子河、大夏园河、大和睦河、福来沟河、台沟河、北沟河、五龙河。关于苏子河支流的分布，本书曾得到刘庆华同志的指正。苏子河在汇入浑河之前，由于吸纳了全县流域面积近百分之五十的二千零八十七平方公里的水流，水量已经很大，很充沛了。苏子河在蜿蜒二十一曲之后，由今新宾上夹河镇荒地村出境，沿着狭窄的长条山脉界凡山的南麓，自东向西奔流，在界凡山西麓的一个叫河夹心的地方汇入浑河。
从河夹心往东绵亘着界凡山。界凡山位于浑河南岸（左岸），苏子河的北岸和东岸，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狭长的三面临水的山脉。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十五日派遣一万五千夫役修筑的界凡城就在界凡山的上面，界凡城的主城修建于界凡山中段的主峰上。界凡山的西端有一个突起的山头，称为吉林哈达或称吉林崖。吉林崖的“南北两侧峭壁剑立，石崖之间有山梁相通，仅可容一二人通过，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傅波：《抚顺名胜古迹考·界藩城》。）我们可以把吉林崖的这个制高点看作是后金抵御西来敌人的前哨。
三月初一日，诸贝勒聚集在赫图阿拉汗宫大衙门内，研究军事方略。辰时（上午7-9时）的时候，哨探飞来报告说：“昨二十九夜，见大明兵执火出抚顺关。”这条情报还没等上报给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来自南方的哨探又前来报告说：“昨日未时（下午1-3时），大明兵自东郭（栋鄂）而进。”诸贝勒把这两条消息都报告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说：“大明兵来是实，吾南方已有兵五百，即将此兵捍御之。然大明故令吾南方预见其兵者，是诱吾兵南敌，其大兵必从抚顺关来，今当先战此兵。”努尔哈赤正确地选择了最先进行决战的方向，即首先迎击自沈阳、抚顺方向来袭的西路明军，他断然下令：南路以原有之五百兵采取守势，以左翼四旗和右翼二旗兵驰向萨尔浒，以右翼的另外两旗急驰吉林崖去阻截杜松杀向界凡山的军队。总之八旗大军全员向西迎击杜松军。
八旗兵正全力向西行进时，哨探又来报告：“见清河路兵来。”大贝勒代善说：“清河路虽有兵，其地狭险，不能遽至，姑且听之，吾等先往抚顺关迎敌。”他很忠实地执行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后金军继续前进，过了扎喀关。大贝勒代善与达尔汉侍卫扈尔汉按兵等待大英明汗的到来。四贝勒皇太极因为祭神的缘故后来赶到，他说：“吾筑城运石之人夫俱无器械，界凡山虽然险固，倘大明兵将不惜其兵，必极力攻之，吾之人夫被陷将奈何？今吾兵急往其地，人夫一见而心自慰矣。”大贝勒代善与众臣都认为他说得对，当即命令全军都穿上铠甲，于未时（下午1-3时）来到大栏冈。大贝勒代善与达尔汉侍卫扈尔汉想把军队安置在隐蔽处，等待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到来之后再开始行动，四贝勒皇太极不高兴地说：
“何故令兵立于僻处？当显出遇敌布阵，运石人夫见我兵至，亦奋勇而战矣。”
额亦都说：“贝勒之言诚是也，吾等当向前立于显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大家都服从这一正确决定，都向前进，摆开阵势，与明军对垒。
杜松率领一万明兵向东来到苏子河岸边，站在河的西岸向河的东岸瞭望，过河不远即是吉林崖，拿下这个制高点，再向东北方向几里就是界凡城，夺取界凡城之后即等于打开了进入赫图阿拉的通道。派人侦察后，发现河水不深，不及马腹，杜松决定涉渡（徒步渡水）。广大官兵请求穿上铠甲，杜松笑着说：“入阵被坚，非夫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不知甲重几许！”（《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卷1.）杜松一声令下，明军马上开始渡河。这时的苏子河之所以不深，是因为努尔哈赤在苏子河上做了文章，他早在二月十五日派夫役修建界凡城的同时，已派人在杜松涉渡处的上游今新宾荒地村苏子河大转弯处蓄水，所以苏子河下游河水不深。三月初一这天，等到杜松军半渡的时候，上游突然决堤放水，刺骨的河水汹涌奔腾而下，将明军淹死千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明军的气势。
杜松率军在苏子河东岸登陆后，为摆脱背水一战、陷于后金军包围的危险处境，决定抢占吉林崖这个制高点。他指挥明军向吉林崖发起冲击，但是遭到了驻在界凡城的后金四百骑兵和筑城的一万五千夫役的拼命反抗。
当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等到达界凡时，杜松正率兵争夺吉林崖，战斗异常激烈，明军死伤惨重，朝鲜李朝的百余名铳手几乎全部战死。另一部分明军则在萨尔浒山上扎营。两股明军所在地的直线距离也只有六七里地之遥，但谁也不能救援谁。四位大贝勒针对这种状况对众臣说：“吾夫役内有卫兵四百，更令兵一千，登山协助，往下冲杀，以右翼四旗兵夹攻之，其左翼四旗兵可了防萨尔浒山敌兵。”说完后，便命令一千士兵前往吉林崖助战。
努尔哈赤率领军队赶到以后，决定改变进攻方向，他说：“今令右二旗兵益于左四旗，先破萨尔浒山所立之兵，此兵一败，其界凡敌兵自丧胆矣。再令右二白旗兵瞭望界凡敌兵，俟吾兵自吉林崖下冲之际，协力以战。”（《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努尔哈赤调整西战场主攻方向的决定，加速了西路战场的战斗进程。
当时后金军中，距离都城赫图阿拉三十里以内者，乘好马的人都已到达西战场，乘劣马的人也陆续来到，那些距离赫图阿拉远的人，还都未到。
后金军凡是赶到战场的，都按照努尔哈赤的命令，集合六旗兵进攻萨尔浒明军大营。明军迅速摆开阵式，向六旗兵发炮轰击。后金军仰射冲杀，费英东所在的镶黄旗军更是奋勇当先，他们一鼓作气冲破明营。明兵土崩瓦解，大部分人溃逃，有的向西逃过萨尔浒河，但最终在西萨尔浒的得力阿哈一带被追击的后金军歼灭。
杜松率领的进攻吉林崖的明军，在后金军进攻萨尔浒明军时虽然暂时性地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但是明兵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时机，相反表现出极差的军事纪律性，朝鲜人李民在其所著的《建州闻见录》中说：“西路天兵一阵极精勇，胡兵几不能当，而争割首级无意力战，一胡之仆，十余骑皆下马争之，故以致败覆。”这段话就是指杜松所率领的争夺吉林崖的明军而言。等到萨尔浒明军败没后，杜松所率的明军由于丢掉了老营，军心已经彻底动摇。当萨尔浒老营溃败后、吉林崖上的八旗兵全力下冲的时候，两白旗兵又渡河对杜松军形成夹攻之势，顿时之间，杜松所率明军陷入了后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大明兵连连发射火炮，后金军奋勇冲杀。在两军生死搏斗的关头，右翼游击刘遇节、总兵官坐营中军王捷先后败阵脱逃，使杜松越益陷入孤立的境地。后金军把杜松重重包围在当心，杜松率领少数亲兵砍杀突围数里之遥，冲到坎钦山仍不得脱身，最后面中一矢，落马而亡。西路军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王宣、赵梦麟也先后战死阵中。
明朝西路军在萨尔浒和吉林崖两个战场与后金军展开决战，最后终因兵力分散和超前行动而全军覆没，《武皇帝实录》描述明军的惨败说：“横尸堆积，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皆死于阵中。大明兵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明朝讨伐后金的西路军在萨尔浒及其附近的吉林崖与后金军展开的首次决战是整个战役的关键之战，后来就以首次决战的地点萨尔浒来命名整个战役，统称为萨尔浒之战或者萨尔浒大战，它还包括此后不久后金与明朝北路军的决战以及与明朝东路军的决战。
萨尔浒战役中左侧战场的第二场决战是后金军与明兵北路军的决战，决战在尚间崖一带展开。
明军左侧北路，即北路军以总兵马林为首。马林本是个庸懦无能之人，当初，在杨镐任命他为明北路军统帅时，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即上书杨镐，要求更换北路军主帅，说：“林庸懦，不堪一面之寄，乞易别帅当此重任，而以林遥作后应，庶其有济，不然不唯误事，且恐此身实不自保。”（《明神宗实录》卷580.）但是杨镐拒不接受部下的建议，充分显示出他刚愎自用的本色。
二月二十八日，马林总算按时发兵了。但是原定计划北路军应从铁岭开向三岔口出兵，而马林的意见是从靖安堡出边，故意舍近求远，当他的意见被否决、北路军仍从三岔口出边时，马林十分消极，行军速度非常缓慢。按杨镐的规定，三月二日，北路军应与西路军在二道关（代珉关）会师。可是到三月二日中午的时候，马林仍然率军驻营在三岔口外的稗子谷，迟迟不肯直前赴敌。当他听说杜松已提前一天到达浑河岸边，这才向二道关赶去。（《明神宗实录》卷580.）然而这时杜松的西路军早已被后金的八旗军全歼殆尽。
马林喜好诗文，广交文人雅士，只图虚名，根本没有将才，（《明史·马芳传附子林传》卷221.）在他的领导下，北路军的命运可想而知。
三月二日夜，总兵马林率北路军来到五岭关附近，当得知杜松部明兵败亡的消息后，北路军上下闻风丧胆，马林更是不寒而栗。三月三日清晨，马林率兵近万人在尚间崖（今抚顺县哈达乡年马村西之西山城子）扎营。开原道佥事潘宗颜率领几千人集结在斐芬山（在尚间崖东三里许）扎营。原本属于西路军杜松部下、因率车营枪炮军被阻于浑河北岸的后营游击龚念遂、李希泌率领车营骑兵几千人集结在斡珲鄂谟瓦胡木（今大伙房水库中）扎营。马林自称自己摆了一个牛头阵。实际上明军三分兵力，便利了后金军对它的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三月三日清晨，大贝勒代善率三百人来到距尚间崖不远的地方监视明军，马林正要起营，看到代善的兵到，便赶快布置阵式，“绕营凿壕三道，壕外列大炮，大炮之外，又密布骑兵一层，前列枪炮，其余众兵皆下马，于三层壕内布阵”。（《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布阵时马林根本没做主动出击的打算，他布置的是纯消极的防御阵式，终于使明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大贝勒代善最早到达尚间崖，后至的后金军不断地补充到代善的队伍中。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收集了防守明北路军的后金军和战胜了杜松的西路军也齐集尚间崖。四贝勒皇太极率军首先到了龚念遂营地所在的斡珲鄂谟瓦胡木，由此后金军实际上造成了对北路明军分割包围的态势。
皇太极到达斡珲鄂谟瓦胡木之后，立即向龚念遂的营地发起了攻击，龚念遂所部兵力极弱，经不起八旗军的冲击，顷刻全军败北，龚念遂与所属官兵都战死沙场。
后金军在斡珲鄂谟瓦胡木获胜后，努尔哈赤率军主攻尚间崖。他对大贝勒代善说：“吾兵当先据山上，向下冲击，其兵必败矣。”大贝勒代善刚要命令众兵登山，就见大明的阵营内的兵与壕外的兵汇合在一起，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发现后，马上改下命令说：“是兵欲来战我也，不必登山，可下马步战。”（《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这时明军的西面之兵已经前来挑战，大贝勒代善没有下马步战，就率兵冲入明兵之中，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各率军兵奋勇杀入敌军之中。战不多时，明兵的前队开始溃散，向后退却，明军被杀大半。后金六旗之兵见势，便前兵不待后兵，亦不整顿队形，便飞奔直向大明的老营。老营中的明兵发炮接战，后金兵放箭冲击，明朝的军队势不能敌，大败而逃，后金兵乘势追杀，明兵死者漫山遍野，副将麻岩战死疆场。总兵官马林坐守尚间崖大营，当明兵前锋接战不久、稍稍失利，他便率领明军逃之夭夭，随其之后有将近万人的明军也狼狈奔逃，这些残兵败将一直逃到张家楼子，方才收住奔逃的脚步。（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努尔哈赤攻下尚间崖马林大营后，又飞马驰往斐芬山。
潘宗颜在斐芬山扎营，将战车放在阵地前方，两旁布列枪炮，形成一种野战的阵形。努尔哈赤命令后金军一半下马向山上仰攻，重甲兵手持刀枪在前，轻甲兵手持弓箭在后；后金军的另一半骑马待战。后金军将潘宗颜大营重重包围起来。
后金的步兵冒死前进，向山上仰攻。潘宗颜“奋呼冲击，胆气弥厉”，（《明史·忠义三·潘宗颜》卷291.）拼杀在前。在他的带动下，明军居高临下，拼命施放火器。八旗兵冒着明军火器的射击，至死不退，缘山冲杀。战至初三日午时（上午11时至下午1时）潘宗颜背中一箭，壮烈战死。窦永澄、江万春二将也都战死在沙场之上。后金军攻占了斐芬山，横扫了北路军的最后一个战场，全歼了明军。
按原定计划，辽东经略杨镐命令叶赫东、西二城的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出兵一万人，归开、铁路即北路军总兵马林指挥。但是叶赫金台石、布扬古二贝勒不愿意接受明朝官吏的统辖，而且在出兵的人数上也不想满足杨镐的要求。后来由于杨镐派出金台石的妻侄子、在广宁任明朝游击的王世忠（女真名革把库）持红旗督战，叶赫才在三月初三日，派出官兵二千人开赴三岔口以北。在叶赫人的队伍中有明朝派驻叶赫的助守官员马时楠等人。叶赫军抵达开原附近的中固城时，明朝的西路军和北路军分别早已惨败和刚刚新败。杨镐命令安乐州（今开原市北“老城镇”）备御向叶赫下达退兵令，令其返回叶赫，加强防守。（《筹辽硕画·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卷19.）由于叶赫二贝勒巧施拖延术，叶赫两千兵躲过一劫。
马林确实担当不起“一面之寄”。开战前，潘宗颜向杨镐提出易帅的请求，是完全正确的。他早已预见，马林为一路的主帅，必将误军误国，招致一路的惨败。马林作为北路军的主帅，在出边的地点上斤斤计较，定要舍近求远。一旦上司不能按他的意愿办事，他就消极应对，行动迟缓，终致贻误军机。如果不是马林畏敌如虎，他完全可以赶上萨尔浒会战，其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另一种样子。等到尚间崖会战开始后，当明军刚一失利，马林的胆小鬼的本质便暴露无遗，《明实录》记载说：“敌至，林甚恐，遂提部下兵，避其锋以去。”（《明神宗实录》卷580.）马林的临阵脱逃导致整个北路军的败亡，潘宗颜关于战争的结局的预测竟然不幸而言中。
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击败开原、铁岭路即北路军马林军后，接到哨探驰报，东路刘军由宽奠进入栋鄂路，南路李如柏军由清河进入呼兰路，努尔哈赤急令达尔汉侍卫扈尔汉统兵一千，向东急驰。第二天即三月初四日清晨他又令二贝勒阿敏率兵向东进发。
努尔哈赤率众贝勒大臣统兵回军至界凡城，在那里举行凯旋告祭礼，杀八只牛祭祀军旗。大贝勒代善请求努尔哈赤说：“吾领从者二十人，扮作小卒前探消息，待祭旗后，汗可率众兵而徐进。”努尔哈赤同意代善的请求，代善率领少数兵卒走了。接着三贝勒莽古尔泰也带兵走了。四贝勒皇太极骑着马来到努尔哈赤面前问道：“大王（贝勒）果前去，吾欲与同之。”努尔哈赤回答说：“汝兄扮作哨探，前听消息，汝可随我同行。”四贝勒皇太极说：“大兄既已独往，吾等何故留后。”说完之后他也率军往东追去。（《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等到努尔哈赤祭旗完毕，申时（下午3-5时）他率后金军从界凡城起程东返，至五更天拂晓时，努尔哈赤遇到几个大贝勒，一起进入赫图阿拉城。天明时，努尔哈赤令皇太极领兵进击宽奠路刘的东路军，他自己则留在都城，率兵四千防守清河路李如柏、贺士贤率领的南路军。
第四节 萨尔浒大战的右侧战场——明军东路军的败没和南路军的狼狈逃归
明朝东路军的主帅是刘纟廷，江西人。在明朝的军队中，刘纟廷是与杜松同样出名的武将，他曾身经大小数百战，以勇敢闻名于国内和朝鲜。他善于使刀，他所用的镔铁刀重达一百二十斤，能在马上“轮转如飞”，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雅号，叫作“刘大刀”。（《明史·刘纟廷传》卷247.）刘善弓马，他曾“命取板扉，以墨笔错落乱点，袖箭掷之，皆中墨处。又出战马数十匹，一呼俱前，麾之皆却，喷呜跳跃，作临阵势，见者称叹”。（钮秀：《觚剩·刘将军》正编，卷4.）刘纟廷对杨镐仓促出师有异议，并且向杨镐提出，但是遭到杨镐的恶毒拒绝：“刘昔与镐共事朝鲜，素不协，得檄，亦以地形未谙请。镐怒曰：‘国家养士，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耳。’悬一剑于军门，纟廷不敢请。”（《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卷1.）杨镐本人无能无才，飞扬跋扈，武断专横，成为萨尔浒战役明军大败的罪魁祸首。
明朝的东路军由刘纟廷率领的一万五千左右明军和由朝鲜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率领的三营朝鲜兵一万三千人组成。姜宏立率领的三营朝鲜兵于二月十九日从朝鲜昌城渡江西进，二月二十五日到达亮马甸子与明军会师。二月二十五日，刘纟廷率领东路军早于西路、北路和南路三路明军由宽奠出师。刘军与朝鲜军会师后继续向西挺进。
努尔哈赤派人在刘军将要经过的栋鄂路上，砍倒大树，设置了三道难以越过的大路障，又派出一些小股部队，或几十人，或几百人，到处阻击明朝东路军，使其不能迅速、顺利进军。加之自然条件险难，川涧错处，水深滩险，荆棘、岩石、树丛遍布，东路军的进展速度极为缓慢。朝鲜李朝的户曹参判尹守谦在督运军粮上十分消极，李朝的一万三千名兵将经常断粮，不得不向刘军借粮食用。朝鲜军有时完全断炊，几日不得一饱，这种状态大大拖住了东路军的后腿。
二月二十八日，东路军从拜东葛岭启程，全军跋涉了一天到达了牛毛寨，这一天东路军走了十里路。朝鲜兵完全绝食，只好再向明军借粮。二月二十九日，东路军从牛毛寨启行。
后金军在牛毛寨砍伐大树，制造了第一道路障，东路军又遇后金小股游击部队的骚扰，前进速度大为减慢。牛毛寨下有女真人户三十多家。明兵洗劫了这三十多户人家，焚房收粮，斩杀居民。东路军在这里首次遭到八旗兵的袭击，双方发生第一次冲突。
从牛毛寨启程时，朝鲜都元帅姜宏立无意继续前进，他对刘纟廷说，现在处于建州的原居朝鲜的六镇“藩胡”可以利用为内应。于是刘纟廷派自己手下的一名通事，会同朝鲜通事河瑞国、金彦春三人持书前往赫图阿拉，他们携带的书信中说，我军携有七种火器，你们不能抵挡，赶快前来投降。行未十里，唐差（指明朝通事）遇贼退走，河瑞国等人持檄文前往。姜宏立派遣使者河瑞国、金彦春去后金的目的是传达朝鲜国王的意向，即此次出兵是不得已的。（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两军尚未交战，朝鲜主帅的斗志先已动摇。
东路军走到马家寨口的时候，后金军伏兵四起，向明军冲杀。明军奋起还击，杀死后金军八十五名，俘获八十八人。三月初一日刘纟廷率军进驻马家寨。三月初二日中午，东路军抵达深河，这里是后金重点阻击明军的防区。明朝东路军刚到深河，后金的牛录额真托保、额尔纳、额赫三人率领防守兵五百人奋勇迎敌。两军激战，后金军被刘纟廷的东路军包围，额尔纳、额赫壮烈战死，托保率领残兵四百五十余人逃脱，与努尔哈赤派回的前哨部队达尔汉侍卫扈尔汉率领的后金军会合后，又潜伏于山谷的险隘之处。托保等三人的阻击战，阻拖了东路军的半日行程，有力地配合了努尔哈赤与北路军马林的战斗，使后金军得以从容地歼灭明朝北路军的大部，当然也使东路军刘纟廷部遭到不小的损失。
三月初三日，朝鲜兵无粮可食，只好停驻一日，朝鲜都元帅派三百人回师接运粮饷，但是道路已被后金军阻断。这一天正是后金军与明朝北路军在斡珲鄂谟瓦胡木、尚间崖、斐芬山决战的时刻。如果没有朝鲜军因缺乏粮食而拖累了东路军行程的事情发生，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完全有被明朝东路军围困的危险。
三月初四日，东路军向富察挺进，刘纟廷命令士兵每人手持鹿角枝一支，以备遇敌来袭时，用其扎地绕成营城抵御敌人。这时努尔哈赤从左侧战场即北路军战场遣回的二贝勒阿敏、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陆续进入东战场，在瓦尔喀什（今辽宁新宾南岔路子附近）的密林中设下了天罗地网。
为了引诱明朝东路军进入后金军的伏击圈内，努尔哈赤利用在西战场上缴获的杜松的令箭，让一名浙江籍俘虏拿在手中冒充杜松将军的材官（低级武官）来到刘纟廷跟前，实施诈骗。史书详细地记载了这次诈骗的经过：“（东路）军次（停留）清风山，建州兵得杜松号矢，使谍驰绐（欺哄）之，令急来合战。曰：‘同大帅，乃传矢，裨（辅佐的；副）我哉！’谍曰：‘主帅因事急取信耳。’曰：‘殆不传炮乎？’谍曰：‘塞地烽堠不便，此距建州五十里，三里传一炮，不若飞骑捷也。’首肯（点头表示同意）。谍还报，遽（匆忙，急）立传炮。”（《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卷1.）
刘纟廷惟恐杜松抢先，独得首功，便命令军队火速前进，当东路军听到建州赫图阿拉方向传来三声炮响的时候，刘纟廷更加督促部队前进；后来炮声接连不断地传来时，刘纟廷命令士兵丢掉鹿角枝，全力向赫图阿拉急进。努尔哈赤施用的假传令箭的计策取得了成功。
东路军的先锋军游击将军乔一琦率军最早抵达富察，当即陷入后金军重围之中。经过短暂的交战之后，明军败没，唯有游击将军乔一琦、守备于承恩逃脱。这两个败逃的将领都是杨镐的红人。在出师前，杨镐曾派遣守备官于承恩手持红旗到东路军去督战，他又对游击将军乔一琦说：如果刘纟廷逗留不前，你可以夺取他的指挥之权，继续率领东路军前进。正是杨镐的这两个亲信，丢下士卒独自逃生，杨镐倚为亲信的都是些什么人，不是可想而知了吗？
刘纟廷发现自己中计后，下令军队集结，沉着应战。大贝勒代善等率领三万骑兵从瓦尔喀什密林中冲杀而出。东路明军迅速抢占阿布达里岗（辽宁省拉法河与加哈河的分水岭老子沟岭），企图在那里集结队伍，摆开阵形。大贝勒代善率领军队想要从山上往下冲击，四贝勒皇太极说：“兄领大兵在后守尾，吾当领兵上山向下击之。”大贝勒代善说：“此言最善，吾行于山之西，汝令右侧兵登山向下冲击。汝可在后观之。勿亲入负吾言也。”四贝勒皇太极打起仗来一向冲杀在前，身先士卒，他率领右翼兵急速向前，带领精兵三十人，站在全军的最前列，从山上向下奋击。正当他与明兵激战之时，后军也紧跟而至，他们奋勇向前拼杀。这时大贝勒代善也率左翼兵从山之西侧前来进战。两大贝勒对明军形成夹攻之势，将明兵冲击得溃败而逃。四贝勒皇太极随后紧紧追击，与刘的二营兵相遇，在两军对垒时候，努尔哈赤设计的诈骗的诡计再次得逞，史书记载努尔哈赤再次设计的诈骗计谋和刘战死的经过说：“建州兵假杜（松）将军旗帜奄（突然）至，不之备，遂阑入（擅自闯进或掺杂进去）阵，阵乱，中流矢，伤左臂，又战，复伤右臂，尤鏖战不已。自巳（上午9-11时）至酉（下午5-7时），内外断绝，面中一刀，截去半颊（脸的两侧谓颊），犹左右冲突，手歼数十人而死。刘招孙救之，亦死。”（《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卷1.）刘死得何等壮烈、英勇，他以战死疆场的实际行动实践了报效朝廷的诺言。他在出发前把两个儿子刘结、刘佐留在了宽甸，但却把义子刘招孙带在了身边。当刘中矢跌落马下的时候，刘招孙急上前抢救，但刘将军已经气绝身亡。刘招孙奋勇杀敌，为义父报仇，最后也力竭而死。在二月二十五日朝鲜军与明军会合后，当朝鲜都元帅姜宏立询问刘将军，东路军如此孤弱，为何不向主帅杨镐多请些兵丁时，刘将军回答说：杨镐素来与我不相和好，这一回杨镐必欲置我于死地。杨镐在东战场的阿布达里岗的战斗中，公报私仇，终于达到了消灭异己的目的。就是这样一个睚眦必报的卑劣小人，竟然担当了指挥如此大规模的战役的主帅，明廷不惨遭失败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吗？
东路军主帅战死后，明军顿时溃败，后金军大杀大砍，明军尸横遍野，没战死的也四处溃散了。于承恩会同乔一琦突围来至朝鲜军营。乔一琦由于身任督军之职，只能同军队共存亡，不敢逃走，而于承恩则乘混乱的时机逃之夭夭。
后金军在阿布达里岗击败刘军主力以后，大贝勒代善等率军移师富察（富察距离赫图阿拉大约六十里，距离阿布达里岗大约十里），到那里进击由监军康应乾率领的东路军余部及姜宏立统领的三营朝鲜兵。监军康应乾率领步兵与朝鲜军合营在一起，康应乾的部下皆执竹竿长枪，披藤甲皮，朝鲜兵皆披纸甲，戴着柳条盔，二者的装备远远不如后金军。这三营朝鲜军是在明朝监军乔一琦的一再督催下于三月初四日到达富察的。
姜宏立下令朝鲜军队分左、中、右三处扎寨安营，他本人自驻中营。朝鲜军扎营刚刚结束，后金军即在大贝勒代善的率领下漫山遍野地杀将过来，倾其全力地扑向朝鲜军营。朝鲜左营兵首当其冲，姜宏立命令右营军前往增援。两营刚刚合营，后金兵便遮天盖日般杀来，顷刻间朝鲜的两营兵覆没。朝鲜左营宣川郡守金应河背靠树木抵挡后金兵士，击杀数人后，终于壮烈战死，但是明监军康应乾得以突围而逃。大贝勒代善率领所部逐渐向姜宏立所率的朝鲜中营围拢而至。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意欲自焚报国。恰在此时左、右营逃脱的士卒传告二帅，后金军求见通事。姜宏立派遣通事黄连海前往后金军中。大贝勒代善向黄连海表示，愿意与中营官兵共立盟誓，结成友好。
朝鲜通事黄连海对大贝勒说：“此来非吾愿也。昔日倭侵我国，据我城郭，夺我土地，当此急难，赖大明助之，得退倭兵，此恩当报，今调吾国兵，焉敢不来？若宥我罪，愿往纳降。且吾兵营有大明兵者，汝已杀矣，今营中尽我国兵，唯大明游击一员并相从兵丁而已，吾即献之。”
几个大贝勒商量了一下，做出决定，便对朝鲜通事说：“乃等若降，主将可先来，不然必战。”
他们让通事回去报告，姜宏立说：“吾今领兵且宿于此，若身先往，恐众军混乱逃走，今令副元帅先见诸王，即宿于营，吾率众翌日即降。”他说完之后，命令部下把在朝鲜军营中的明兵全部捉拿扔到山下。乔一琦见此情形，便写了一封给儿子的信，信中指控了明廷的腐败给国家带来的严重恶果，然后跳崖自杀。副元帅金景瑞赴后金兵营会见诸大贝勒。第二天姜宏立率领五千朝鲜兵下山投降。
三月初五日早晨，后金与朝鲜双方共立盟誓。之后，姜宏立等朝鲜降将降兵被押往赫图阿拉去面见努尔哈赤。至此，明军东战场上的中朝联军非败即降。
明军右侧中路即南路军，或称清河路军，由辽东总兵官李如柏率领，从清河出发后，于三月一日慢慢腾腾地开出鸦鹘关。李如柏为李成梁次子，是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的女婿。这个人“放情酒色”，是一个纨绔子弟，早已丧失了“少年英锐”。（《明史·李成梁列传·李如柏》卷238.）在这次战役中，他起到了内奸也难以达到的破坏作用，其表现的一个方面是对西路军即杜松军的恶毒破坏。当各路军尚未出发时，杜松要求延缓出兵时间，可是硬是被李如柏破坏掉，史书记载该事件说：“杜松知敌未可乘，说杨镐，不听。松密上书当事，冀缓师，李如柏邀（拦住）其使责（责罚）之，不达。”李如柏破坏了杜松合理意见的上达，造成了杨镐等人的仓促出战。在誓师后的酒宴上，“李如柏阳洒酒拜送（杜松）曰：‘吾以头功让汝’。松慷慨不疑，临行携扭械自随，曰：‘吾必生致之（生擒努尔哈赤带回），勿令诸将分功也。’”李如柏用这种办法刺激杜松的浮躁的性格，使其贪功冒进，败坏整个战局。等到军事行动开始后，李如柏卑鄙地派遣部下向杜松传送假情报，说：“李将军已自清河抵敌寨矣。”其实这时南路军并没有开拔，他故送假情报，再次刺激杜松的急躁性情，使其冒进，杜松也果然上当，“（杜）松踊跃向前，卒陷”。（《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卷1.）
李如柏破坏这次大战役的另一表现是，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指挥南路军的大权，故意使南路军逗留观望，迟迟不前。南路军从清河出兵，到新鸦鹘关仅二十里，也就是半天的路程，从新鸦鹘关至赫图阿拉也只有百里左右。南路军于三月一日已到呼兰，在此扎营，从此就没有向赫图阿拉方向挪动半步。三月初三日，约定的在赫图阿拉会师的日期已到，但是李如柏仍然是迟迟不动。三月四日，当东路军刘部正在东战场浴血奋战之时，副将贺世贤向李如柏建议增援东路军，但是李如柏见死不救，硬是按兵不动，如果“李如柏少听贺世贤之计，偏师策应，杀入重围，刘当不致死，或夹攻成功，未可知也”。（《明神宗实录》卷581.）
三月三日中午，明朝西路军和北路军相继覆没和败绩的消息传到沈阳杨镐的大本营时，李如柏正在距离赫图阿拉很近的呼兰驻扎。杨镐认为四路军败局已定，急发命令到清河、宽甸、叶赫部诸军，令其回师。（《明神宗实录》卷580.）李如柏接到令箭后，慌忙掉头，狼狈逃跑。当时后金的牛录额真武理堪受命率领二十名骑兵正在呼拦山巡逻。武理堪是建州女真的著名侦察员，他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古勒山大战前夕受努尔哈赤之命侦探九部联军的敌情动向，他往东侦察有乌鸦拦路，后来努尔哈赤命他向扎喀关方向侦探，他终于侦察到了敌情的准确动向，为古勒山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并且因此而获得了提升。现在他发现李如柏所率的明军突然回师逃跑，便想方设法狠狠地打击敌军。《清史列传》记述说：“明经略杨镐檄（发布命令的文书）总兵李如柏引兵还沈阳，武理堪率二十骑至呼兰山，见敌军行山麓，乃于山巅驻马，大呼弓手，四顾为指麾伏兵状，敌望见惊溃。武理堪遂纵骑疾驰击之，斩四十人，获马五十，敌相蹂躏死者千余。”（《清史列传·武理堪》卷4.）后金佐领武理堪英勇赴敌、敢于斗争的精神实在可嘉，而李如柏指挥军队不放一矢即仓皇逃跑的惊惶状态也实在令人气愤。
李如柏在萨尔浒大战中所起的作用实在太坏，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不是性格“既弱且蠢”，无“父兄之风”的问题，也不是“衰懦，不堪登坛”的问题，当时人们就怀疑他“是役逗遛独全，疑有谬巧”。我们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他是努尔哈赤布下的奸细，但是时人已经劾其与努尔哈赤有香火情，户科给事中李奇珍“又称如柏曾纳奴弟素儿哈赤女为妾，见生第三子，至今彼中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明神宗实录》卷582.）李如柏逃回清河后，下狱自裁（自杀）。他不自杀，也无法交待清楚自己的罪行。
先后在萨尔浒、尚间崖、阿布达里岗等地展开的以萨尔浒命名的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与明朝之间展开的规模空前的一次重大决战，以后金的完全胜利，以明廷的惨败宣告终结。明朝在这次战役中损失极其惨重，据王在晋统计说：“以上各路除丽兵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阵亡道、镇、副、协、参、游、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总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并印信一颗，阵亡军丁共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名，阵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招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明军的伤亡可谓惨重，但是明军脱逃之官兵也占半数，充分说明明军士气之低。
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与明廷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后金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明朝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乾隆帝弘历评价萨尔浒之战的意义说：它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太祖皇帝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事文》。
明廷以万历皇帝为首的腐败集团对于萨尔浒之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明朝浙江道御史杨鹤关于萨尔浒之战明廷大败疏言：“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明史·杨鹤传》卷260.）
明廷自上而下是由腐化堕落、昏庸无能的人物组成的。明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朱翊钧，既不懂文又不习武，因循苟且，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而不能自拔，讨厌治理国家的政务，二十余年不上朝处理国务，创造了懒惰君主不理国事的记录。以明神宗万历皇帝为首的明朝廷，在援辽兵马基本上征调完毕的情况下，不顾主客观条件成熟如否，一味主张速战：“朝议恐师老财匮，欲其速战。”（《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卷1.）在朝廷的这种不深入全面谋划、盲目追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明廷的主事高官个个显得轻浮急躁，赶快战完了事，把大决战视同儿戏，最后终于导致决战失败的结局。不仅如此，甚至有人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神宗本纪》卷21.）
明朝政府的中枢——内阁，由平庸之辈方从哲独自执掌。此人才能平平，性格柔懦，专事媚上，既无用兵治国之才，又乏匡时救世之志，整日苟且度日，他当然担当不起明帝国的击败强敌、巩固边疆安宁的重任，在朝廷“恐师老财匮、欲其速战”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辅臣方从哲、兵垣赵兴邦皆不知边计，发红旗催战，从哲复遗镐书促之”。（《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卷1.）方从哲以各种方式催战的结果，是把明军送上了不归路。
主持这次讨伐后金的辽东边官主帅、辽东经略、兵部右侍郎杨镐实际上是个常败将军、庸帅而已，他根本不谙兵法，且胆小怕事、以权谋私，谎报军情才是他的拿手好戏。早在十六世末叶的朝鲜抗倭之战中，他就是一个贪生怕死、假冒军功的劣官。在萨尔浒大决战的前夜，面对着上级“欲其速战”的压力，他显得束手无策，“皇遽，计无所出”；然而面对下属的合理建议，他又摆出一副刚愎自用的架势，“杜松知敌未可乘，说杨镐，不听”。对杜松所提的建议，他还只限于不接受，而对于刘的建议就不仅仅是接受或不接受的问题了，他简直是采取了恶霸的态度来对待：“刘昔与镐共事朝鲜，素不协，得檄（命令），亦以地形未谙请。镐怒曰：‘国家养士，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耳。’悬一剑于军门，不敢请。”（《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卷1.）其对下属的飞扬跋扈、刚愎自用、独断专横的嘴脸跃然纸上。明廷把辽东地区这样一场重大决战交给这号人来主持，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萨尔浒大战之后，明廷上下不甘心所遭到的惨重损失，总想报复后金。为了重振旗鼓，再次攻打后金，明廷特召开中府公议，但是由于财政匮乏，皇宫又不肯发放内币，此次会议也只能是空议而已。但是努尔哈赤刺探到这次会议的消息后，为了防备明兵的反扑，在明军有可能前来进攻的必经之路上据险设伏四十余日，后来在确定明军不可能再来的情况下，方才撤回防兵。
在后金战胜了明廷的四路讨伐军之后，在赫图阿拉扣押的五千名朝鲜战俘急需处理的情况下，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派遣朝鲜降帅姜宏立的部长张应京及朝鲜官员三人、通事一人，与后金使者二人，携带着后金的书写着“七大恨”内容的书信一封，前往朝鲜，后金的书信说：
“先朝大金帝、蒙古帝并三四国，总归于一，虽如此，亦未得悠久于世，吾亦知之，今动干戈，非吾愚昧，因大明欺凌无奈，故兴此兵。吾自来若有意与大明结怨，穹苍鉴之。今天之眷顾我者，岂私我而薄大明耶？亦不过是者是，非者非，以直断之，故佑我而罪大明。尔兵来助大明，吾料其非本心也，乃因尔国有倭难时，大明曾救之，故报答前情，不得不然耳。昔先金大定帝时，有朝鲜官赵惟忠，以四十余城叛附，帝曰：‘吾征徽钦二帝时，尔朝鲜不助宋，亦不助金，是中立国也。’遂不纳。由此观之，吾二国原无仇隙，今阵擒尔官十员，特念尔王，故留之。继此以往，结局唯在王矣。且天地间国不一也，岂有使大国独存、令小国皆没耶？吾意明朝大国，必奉行天道，今违天背理，欺侮外国，横逆极矣，王岂不知。又闻大明欲令子侄主吾二国，辱人太甚，今王之意，以为吾二国原无衅隙，同仇大明耶？抑以为既助大明，不忍背之耶？愿闻其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上列后金致朝鲜国王的书信不是一天半天写好的，在起草的过程中也请朝鲜人审阅过。早在三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已命人书写，三月十五日，杨古利、达海等人拿着这封书信给李民（为朝鲜都元帅姜宏立的幕僚，随军渡江，一同被俘）过目。李民记载这封信的大意说：“略曰：后金国王敬达朝鲜国王：七宗恼恨事。贵国将帅十员活捉到此，看国王之情拘之，全在国王定夺云云。”李民：《栅中日录》。在这里努尔哈赤首次对朝鲜国王亮出自己所建政权的国号：后金。
后金这个国号是努尔哈赤命名的，是表示其对金（先金）的女真政权的继承，也是为了表示二者之间的差别，而不是后世的史学家给它起的名号。（高庆仁：《1616年上尊号后努尔哈赤政权名称考辨》，载《满族研究》1997.1.）
努尔哈赤致书朝鲜国王，固然有解决朝鲜俘虏的意向，也在使朝鲜成为后金的同盟国，或者至少站在中立国的立场上，从而给努尔哈赤的征服大业，包括征服女真、征服蒙古、征服明朝的辽东地区，创造一个无后顾之忧的大环境。
朝鲜接到后金汗致其国王信后，认为不便以国王的名义回信，便委托朝鲜的地方官以地方首脑的身份复信，于是五月二十八日，朝鲜派遣官吏一员，带领随从人员十三人加上先前后金出使朝鲜的使节，携带书信来到赫图阿拉。朝鲜的书信说：“朝鲜国书，平安道观察使朴化，致书于建州卫马法足下：吾二国地土相连，大明为君，吾二国为臣，经二百余载，毫无怨恶。今贵国与大明为仇，因而征战，生灵涂炭，不特邻邦，即四方皆动干戈矣，亦非贵邦之善事也。大明与我国犹如父子，父之言子岂敢拒，盖大义也，吾亦不愿此举，其如不从何？事属已往，今不必言。若等情由，闻张应京等四人来言方知。然邻国亦自有交道也。来书云：吾有心与大国之君结怨，穹苍鉴之。即此一念，便可常享天眷，受福无疆，以后果行合大道，明朝闻之必喜，善言不久而下矣。吾二国各守边疆，复乎前好，乃为善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后金接到朝鲜方面的这封信后，对朝鲜当局的评价甚低，《满文老档·太祖》记载说：“览其书，并无朝鲜王回言，其率兵助明被擒之大小官员，我皆留之生养，彼竟无一善言致谢，一句未提遣归被擒朝鲜人之事，嗣后如何处之，亦未有一保证之言。”（《满文老档·太祖》册9.）
由于朝鲜国王采取不与后金国打交道的立场，朝鲜国战俘的遣返问题便搁置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