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政除奸初试锋芒
康熙在祖母的关照下少龄继位，虽然器宇轩昂，却仍然是个羽毛未满的雏鹰，要担负起管理国务的全部重担则为时尚早。顺治遗诏授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大臣辅政。四大臣跪在先帝灵前信誓旦旦：竭忠尽智、不结党营私，上报先皇知遇顾命之恩责，下副辅佐幼帝政治之切望。四大臣中，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是跟随太宗南征北战，又拥立顺治登基的元老重臣。多尔衮擅权时期虽对他们实行打击、笼络之能事，但他们坚不屈身依附，先后被革职、削爵和籍没家产，甚至险遭处死。苏克萨哈虽为多尔衮屋下正白旗亲信，但他并非事事遵从多尔衮。多尔衮死后，他检举多尔衮殡殓服色违制与企图谋反篡位的罪状。正是上述经历，四大臣深得顺治和太后信赖重用，能以异姓臣子身份代替宗室诸王贝勒顾命辅佐幼帝康熙。
按照四臣辅政新体制，四大臣应遇事协商共议，奏事则一同进谒太皇太后和皇帝，待太皇太后决策口谕，皇帝上谕认可，再由四大臣拟旨颁布执行。新体制比起以往宗室诸王辅政和摄政王专制来说，虽然杜绝了宗室觊觎争夺君位的弊端，将朝政决策权握在太皇太后手中，但四大臣的职权仍同秦汉宰相；他们可以人直、票拟并代康熙御批奏折，一旦四辅臣内部权力均衡局面打破，就会形成异姓重臣架空皇权、独断专行的空子。鳌拜即借此体制的隐形缺陷擅执朝纲，甚至图谋不轨。
瓜尔佳氏鳌拜，满洲镶黄旗人，清朝开国元勋费英东的侄子，曾随太宗转战满蒙，远征朝鲜，略地山海关内外；顺治时期随大军定鼎北京，南征湖广、四川等地。他门第显赫，战功卓著，从一个小小的护军校青云直上，位至世袭二等公爵，领侍卫内大臣衔，有免死两次的特权。这些政治资本更兼善玩权术，使他野心勃勃，骄横跋扈，人多畏惮。辅臣中的四朝元老索尼年迈多病，对制止鳌拜专横已力不从心。遏必隆与鳌拜同属镶黄旗，利害攸关，加之为人庸懦，胸无主见，对鳌拜言听计从，随声附合。只有苏克萨哈敢于顶撞鳌拜，但他虽然位居鳌拜之上，战功、资历与门弟皆逊于鳌拜，而且又与索尼素有嫌隙；因此在辅政诸臣中常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这样，鳌拜凭借自己在四大臣中的优势地位，大权独揽，广植亲信，不断地扩充势力，架空康熙，为其专政篡权铺路。如内阁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噶诸哈、工部尚书济世等人就是螯拜安插在中枢部衙中的死党。每遇政事由九卿会议，他们便从中操纵，以其私议上奏，甚至发展到拦截奏章，阻塞康熙与臣工之间的联系，有时竞咆哮廷堂，威逼康熙按其私意处理政事的地步。
有两件事情对康熙刺激很大，促使他决心除去鳌拜。
一是康熙五年（1666年）的换地事件。顺治初年，睿亲王多尔衮为了擅权专政，收买扩充自领的正白旗官兵，就把分配给镶黄旗的沃土良田占据，又将他处差等薄地调换给镶黄旗，曾激起镶黄旗官兵的愤怒和反对。月换星移，年岁流逝，多尔衮换地带给两旗的裂痕渐渐弥合，各旗兵丁已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上生息繁衍，安土重迁，不愿重新调换领地了。但鳌拜却再翻20多年以前的旧帐，执意更换领地，企图借机扩大镶黄旗地盘，并继续向外圈占民地，以达到收买旗人支持，打击正白旗重臣苏克萨哈的多重目的。索尼与苏克萨哈平素相恶，自然不会支持苏克萨哈，遏必隆更是鳌拜的应声虫。这样，辅政四臣中倒有三人同意调换旗地。不仅如此，鳌拜还唆使八旗大臣纷纷上书户部，叫嚷“土地不堪使用”，要求换地，给太皇太后施加压力。
换地消息不胫而走，风传开来，旗丁等待换地、汉民惧怕土地被再次圈占，京畿一带人情惶惶，无心耕种，田园荒芜。户部尚书苏纳海接到八旗大臣的呈请后上奏康熙：“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本来，苏纳海是依据法令规定和现实状况对换地提出异议的，可是鳌拜却认为这是有意和他作对，必欲除之而后快，遂票拟上谕：“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以闻”。在他的操纵导演下，议覆上奏：“沙压水淹地十五万四千垧有奇，该（八旗）佐领未经踏勘，难以悬议。应差部臣前往踏勘明白，造册再议。”然后，鳌拜矫旨派贝子温齐前去“查勘”，以各旗领地沙压水淹，不堪耕种，其中“镶黄旗尤不堪耕种”覆奏。康熙对此十分重视，召集辅臣会议，令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人会衔调查经理。他们到任后目睹八旗矛盾纷争、田地荒芜、旗民皆不愿圈换的实情，上疏“亟请停止”。利令智昏、目空一切的鳌拜却以“藐视主上、纷更妄奏”的罪名拘禁苏纳海等三人，执意处以死刑。刑部认为律无明文，建议处以鞭刑，籍没家产回奏。康熙召集御前会议征询四辅臣意见，鳌拜极言情罪重大，应置重典；索尼、遏必隆随声附和；主观上反对但势孤力单的苏克萨哈不好表明态度，只能沉默不语。在四辅臣中处死苏纳海等人之议居于上风的情况下，康熙仍以律无明文，不允许将其处死。鳌拜欺康熙年幼，仗着自己在辅臣中三对一的优势和朝中的众多党羽势力，竞矫旨将刚正不阿的苏纳海等三人绞立决，籍没家产；其他反对圈换旗地的大臣，或被革降职爵，或被充军为奴，无一幸免。
二是阻挠康熙亲政。圈换旗地事件中，鳌拜的专擅妄杀对康熙震动很大。为防止被鳌拜架空和再肇大臣无辜流血，康熙决心尽快亲政。但是，他清楚地知道，鳌拜不除，亲政就是一句空话。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辅政大臣索尼等奏请皇帝亲政，康熙屏心静气，留中未发。七月，索尼去世一个多月后，康熙明发了索尼关于“世祖章皇帝亦于十四岁亲政，今主上年德相符，天下事务总揽裕如，恳切奏请”亲政的奏本，引来辅政大臣和中枢臣工的一片奏请，康熙则以“朕年尚幼冲，天下事务殷繁，未能料理，欲再俟数年”推辞了一番后，率辅政诸臣数诣太皇太后得允，便在七月初七日举行了亲政大典。
鳌拜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他曾拉拢苏克萨哈一起干预朝政。苏克萨哈拒绝了鳌拜的要求，但他自知从此将要置他于死地，而他在辅臣中势单力薄，难以抵敌鳌拜。为了免遭杀身之祸，他激流勇退，于康熙亲政后的第三天奏请守候先帝陵寝。其实，苏克萨哈此举用心良苦，他想以曾奉先皇遗命守候陵寝，迫使鳌拜一同引退，为康熙真正主持朝政提供条件。康熙则另有想法。他一面派人询问原因，一面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康熙想借此机会再次试探索尼去世和自己亲政以后辅政诸臣、中枢臣工、宗室王大臣与鳌拜一伙的关系和动向。鳌拜自然清楚苏克萨哈的用意所在。为避免与苏克萨哈一同引退，他果然操纵会议诸王大臣罗织了苏克萨哈“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藐幼主”、“不愿归政”等等：二十四条罪状，主张坐大逆律，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凌迟处死；其六子一孙，侄子二人斩立决；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斩立决。康熙早就知道苏克萨哈与鳌拜有积怒，但对会议议处之重仍极感震惊。他认为，苏克萨哈是前朝重臣，辅政勤恳，理应酬劳，何罪之有？当即谕再议，指出前议过当，此次苏克萨哈纵有不是，但判罪量尚不至如此之重，一定另有冤情。康熙是在暗示鳌拜借机谋害苏克萨哈，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鳌拜做贼心虚，强词夺理地说：我同苏克萨哈本无仇怨，只因他欺君罔上才秉公而断，处以重罪，“不然，倘群起效尤，滋蔓难治”。康熙却说：“欺君罔上者大有人在。但不是苏克萨哈！”鳌拜心中明白：如果此次不能处决苏克萨哈，非但难报旧仇，自己也须仿效交出辅政大权，为先皇守陵；况且康熙明显护着苏克萨哈，一旦他日苏克萨哈被重新起用，自己岂有好下场？因此，鳌拜把心一横，间嗔目挥臂廷堂，连日累奏。他身后的狐群狗党一哄而上，终于威迫康熙下旨绞杀苏克萨哈，其余家族人等皆依议处斩。
索尼和苏克萨哈死后，辅政诸臣中惟存鳌拜与遏必隆。遏必隆一向惟鳌拜马首是瞻，不敢立异，故而朝政大权尽归鳌拜之手。玄烨亲政不过是名义罢了，心中不满，尚须深衔韬光。有着丰富弄权经验的鳌拜自知与康熙的矛盾冲突将势不可免，所以也在暗中准备，伺机而动。他常常托病不朝，企图激怒康熙，以便寻找废立借口。一次，康熙带随从亲自到鳌拜府上探病，御前侍卫发觉鳌拜神色有异，抢步上前搜索，竟在鳌拜床席下发现匕首。鳌拜立时惊惶失措，无言对白。康熙却轻描淡写地说：“刀不离身，满洲旧俗，不足异也。”康熙的反应极快，他认为此时还不是时候——因为鳌拜党羽众多，鳌拜虽暗藏杀机，罪名却不足以兴大狱除去其余党徒。
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内弘文院侍读学士熊赐履上书奏言：“皇上以诚敬为治天下之本，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人垂拱于上，百官职事承奉于下”就一切和顺，也绝非不需要“启沃开导”；先儒圣贤说得好：“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所以，讲学与勤政不可偏废，请皇上在处理政务之余，“间御便殿接见儒臣”云云。该奏疏明发后，满朝文武都清楚，这是提醒康熙培养自己的治国班底，不要姑息鳌拜，任其胡做非为。对此，康熙内心欢喜，但表面上却大发雷霆，说该员“妄行冒奏，以沽虚名”，警告他以后“慎勿再行妄奏，改干咎戾”！
康熙保护自己的心腹真是无微不至。他知道除去树大根深的鳌拜殊非易事，若不稳住鳌拜这只尖牙利爪的恶虎，不但“熊”会被吃掉，搞不好，自己这条“龙”亦且被咬死。所以，康熙外柔内刚，秘密筹划除去权奸的一切准备工作。由于鳌拜曾任过领侍卫内大臣。宫廷侍卫多受鳌拜影响，而且在鳌拜转任辅臣之后又将其子那噱佛安插在领侍卫内大臣任上，对宫廷侍卫控制甚严，康熙的一举一动都在鳌拜的监视之中。因此，康熙从各王府挑选百名亲王子弟组成“善扑营”，既做他的亲身护侍，又做他摔跤弄棒、玩少年游戏的陪伴，不到一年时间就训练得个个武艺精强。鳌拜却以为皇上年幼贪玩，对此并未放在心上。
康熙的表面文章做得天衣无缝，与鳌算总帐的前夕，他不断地赏赐鳌拜，并晋封为一等公爵。当鳌拜的亲信向鳌拜反映皇上近来的态度似乎有些反常，不像往日那样向他们发脾气。鳌拜先吃一惊，紧接着则喜上眉稍。他分析了形势以后认为：他在朝廷上下党羽众多，康熙未动他们半分毫毛；宗室诸王一向看鳌拜的眼色行事，未见他们有异常表现；鳌拜控制着镶黄旗军队，却不见皇上在八旗调兵遣将；内廷侍班底基本未动，那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难道能把他这个武艺精强的疆场老将怎么样？再联系皇上最近对他问候和加封赏赐，他得出结论：康熙慑于他的淫威已经屈服了，今后他将玩康熙于掌上！
鳌拜想错了。康熙以下棋为名，诏索尼之子，自己的叔仗索额图进宫秘密商讨了制服鳌拜的具体方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康熙事先将鳌的亲信党羽陆续差遣出京，然后即诏集善扑营健儿，郎声发问：“你们惧怕皇上还是鳌拜？”他立刻听到一片整齐洪亮的童音：“独畏皇上！”少年康熙威严的神色中露出一丝笑意，转瞬间就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两道健儿们从未见过的目光，它似乎要扭转乾坤，射给他们从未有过的信任和鼓舞。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三日，康熙召鳌拜单独进宫议事。鳌拜像往常一样昂首进宫，只见康熙端坐御椅，身旁排列着威风凛凛的少年侍卫。鳌拜一看大事不好，便故伎重演，先发制人，高声问道：“皇上宣臣进宫，所议何事？”按照他的想法，这个娃娃皇帝一定会慑于他的气势，和往常一样地礼遇三分。不料康熙冷笑一声：“鳌拜，你可知罪？”未等分辩就将手中茶杯摔地，大喝一声：“侍卫何在，还不拿下这个奸贼！”小侍卫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就制服了这个平日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枭雄，紧接着，康熙谕令议政王大臣革拿鳌拜余党。几天以后，康亲王杰书奉命审讯了鳌拜，公布其结党营私、欺君专权、妄杀无辜等30多条罪状，依律本当问斩。康熙念其当年救护太宗有功，且效力年久，赦免死罪，革职削爵，籍没家产，囚禁终生。同时，将罪大恶极的鳌拜亲信死党班布尔善、济世等八人处斩绞决，其余则革职、降级、调任者不等。又为被鳌拜集团杀害的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苏克萨哈等人平反昭雪和追谥。以后，康熙对各级大员进行人事大换班，颁布《圣谕十六条》。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在思想上、组织上清除鳌拜的恶劣影响，切实保证康熙亲政后诸项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
年仅16岁的康熙一举歼除鳌拜集团，又能妥当地处理善后事宜，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超群和勇毅绝伦。然而，倘与日后康熙向世人展现的施政才华和人格魅力相比，亲政除奸尚不过锋芒初试耳。
亲政以后，康熙手书：“三藩、河务、漕运”条幅悬挂宫中，以示解决三藩问题是国内目前要政之首。三藩乃前明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他们为清兵人关和经略江南半壁河山父死子继，力效犬马之劳，分别被封为平西王、平南王和靖南王，镇守云南、广东和福建。他们各有自己的财政、军政和用人行政特权，逐渐成为割据一方、威胁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藩镇势力；尤其是吴三桂，他坐镇云贵，广敛钱财，拥兵自重，时刻准备举旗反叛。难怪康熙亲政伊始就将撤藩作为三大要政之首了。
尚可喜年老多病，将藩务交给儿子尚之信主持，不料之信残忍狂暴、酗酒嗜杀，深更半夜无以解酲，即以佩刀刺杀侍者，虽宠爱亦在所不惜。这个小魔头又喜养狗，每出成群结队，道路为之阻塞，行人有避匿不及者，便令左右割人肉喂狗。他甚至凶残到连老子都不放在眼里。尚可喜派一个大肚子宫监向之信传令，之信指着宫监肚子：“此腹肉必有奇货”！说罢一刀刺去，立时毙命。之信还将乃父派去的堂官在烈日下曝晒，观其百般求饶取乐，直至气息奄奄方罢。尚可喜看到之信太不象话，即训斥杖责，可是之信凶残若素。于是，可喜准备传爵位给次子之孝。正犹豫问，曾为他出此主意的亲信见他迟疑不决，怕谋泄反被残害，转而曲事之信，为虎作伥去了。从此，尚可喜对之信已毫无制服之法，既害怕儿子早晚出祸，也不甘心忍受逆子挟制，便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上书奏请回辽东养老。早有撤藩之意但审慎未决的康熙将奏折交给五大臣会议后，决定将平南王藩下官兵全部撤回辽东安插。
吴三桂和耿精忠（耿仲明孙，已袭靖南王爵位）听到消息后，也于是年七月假意奏请上交藩王印信，请求撤藩，实则试探朝廷动向。康熙对此非常重视，立刻召集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刑三部会议研究撤藩奏折，重点讨论吴三桂的疏奏。廷议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平西王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安定，撤藩以后势必派兵换防，加上原藩官兵迁移往返费用浩繁，沿途民驿苦累，甚至会因此发生骚乱和不测，所以，主张一仍其旧，不撤藩。另一种意见认为，平西王吴三桂既然疏请交印撤藩，则应将其所属官兵家口迁往山海关外，酌情安插；云南地方暂遣满洲官兵戍守。会议上反对撤藩的意见占上风，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和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力持后说，主张撤藩。年轻的康熙皇帝力排众议，作出最后裁决：“从其所请”，将三藩全部撤往山海关外。康熙认为，三藩手握重兵，财政自成体系，已经尾大难去，特别是吴三桂用兵一生，久怀异志，若不早除，必酿成无穷后患，“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况且吴三桂的世子吴应熊及耿精忠诸弟皆宿驻京师，或许撤之无能反叛。廷议既决，康熙派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赴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赴福建，分别经办撤藩事宜。
吴三桂接到撤藩渝令，气急败坏。他自负劳苦功高，清廷会对他加意慰留，不料康熙却“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搬移安插”，语气之坚决，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吴三桂像嚼了一口带皮的青核桃，酸涩难以下咽。吴三桂自从导引清兵入关以后，手不释刀，马不停蹄地追击农民起义军，消灭南明小朝廷，出湖广、下川陕、克滇黔，直至坐镇云南。在三藩之中，他的势力最大，野心也最大。他以平西王府的名义任命官员，吏兵二部不能干预；由他推荐的“西选”官员遍布各地，凡要害地方和部门，他都千方百计地安插亲信；世子吴应熊尚公主，为康熙的妹夫，也是吴三挂在京师的耳目。平西王藩绿旗兵53佐领，计约12000余，能够应征人伍的官兵族属亦有数万，朝廷每年为其支付饷银900多万两。此外，他还自行征税、开矿铸钱，与藏、缅进行边贸经商，聚积粮秣，招降纳叛，精练士卒。早在顺治末年就有言官劾其反情已现。顺治驾崩，宣吴三桂进京祭奠，老奸巨猾的吴三桂提兵络绎临京，清廷为防其变，令其在京外打场设祭，事毕即遣返云南。康熙亲政除奸，对吴三桂也是一个震慑。这个老狐狸一藏往日的锋芒，大兴土木，历时三年在平西王府附近营造安福园，披罗美女佳丽40多人充陈其中，每日欢歌饮宴，做出沉湎酒色、胸无大志的姿态。现在康熙居然要撤藩，他自恃地险、财足、兵强，认为满洲宿将凋零殆尽，八旗劲旅远不若从前，清廷现任诸将不足为虑；少年康熙虽于清除鳌拜一事已显过人才智胆识，但于用兵之道却毫无经历，至少在目前尚不是他吴三桂的对手。他之所以按兵不动，只是苦于找不到更好的举事旗号：想拥立前明宗室以号召天下，则自己对南明的穷追不舍和亲自处死桂王朱由榔的行为将无以自解；欲打出“清君侧”旗号公开反对撤藩令，则无异于自我承认为清朝叛贼；想自树国号，则既背明又反清的朝秦暮楚行径将公诸天下，致令儒林耻笑、汉民唾骂、前明孑遗仇视、满清朝廷诛杀，根本成不了事。他也考虑过就此罢手，交出藩印，可是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一切将付诸流水，无论如何都不会甘心。不，绝不能交印撤藩！几十年来好不容易从一只供人驱使的狗变成意指气使的镇山虎，眼看要变成腾云驾雾的龙了，怎么能犯难而“蜕”呢？
吴三桂表面上接受了折尔肯和傅达礼带来的撤藩令，实则拖延时间。他的如意算盘是，率部以迁移为名行至中原，突然举兵，一举成事。于是，他秘密派人连络尚之信和耿精忠，约期策应；同时封闭所有入滇要道，往来行人只许进，不许出，严防走漏消息，傅达礼和云南巡抚朱国治不时催问搬迁情况，可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缓商”。傅达礼知道这是吴三桂的拖延待举之计，为防日久生变，便回朝复命，行至中途就被截回。吴三桂也知道计谋败露，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召集麾下官兵蓄发易服，发动叛乱。他自封“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崇祯帝三太子的监护人自居，打着“反清复明”旗号，传檄远近，声扬自己为了宗庙社稷和先君复仇，曾借清兵人关“剿寇”，“不意狡虏逆天背盟”，这才“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追悔靡及”；他早想“返戈北伐”，只因“太子年幼，宗社是赖”，“姑饮血隐忍”“养晦待时”；并诬称清朝入关三十年来的统一战争和政治统治造成中原“山惨水愁，妇号子泣，以致彗星流陨，天怒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鼓吹自己兴兵叛乱是“伐暴救民、顺天应人”。这个明朝的乱臣贼子居然伏在他亲手勒杀的南明永历帝陵前痛哭流涕！当时就有好事者写诗讥讽：“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已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悲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吴三桂举兵叛乱后，闽、粤两藩也蠢蠢欲动，前明故旧孑遗虽不齿于吴三桂的行径，却为他能搅翻清室天下而称快，遍布各地的吴氏党羽纷纷响应，东南沿海一带又见偏安台湾的郑氏官兵，一向与前明相善的朝鲜也激动不安，一股强大的反清潮流波翻浪涌，各地告急文书频频传至北京。内宏文院大学土索额图敢擒鳌拜，却对三藩之乱张惶失措，竟然要求处死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以谢叛逆。好个康熙皇帝，处乱不惊，临危不惧，他严厉痛斥这种论调，说：“三藩势炽，不可不撤，岂可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邪？”坚决表示：“朕绝不效汉景之诛晁错以平七国之乱！”年青的康熙皇帝在心理、胆识方面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康熙认为：吴三桂是叛乱祸首，消灭了吴三桂，则其余乱党不攻自破。因此，他果断地召回闽粤撤藩使，对耿、尚两藩暂行安抚，拆散他们与吴三桂的三角联盟，而对吴三桂采取重点打击的战略。在军事上，康熙先派都统巴尔布等率3000满州精骑由荆州驰驻常德，都统珠满率兵3000由武昌进驻岳州，以阻叛军东犯湖广；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驰赴四川，以绝叛军自滇人蜀之路；命都督尼雅翰、赫叶、席布根特、穆占、修国瑶等率兵分驰西安、汉中、安庆、兖州、郧阳、汝宁、南昌等要地，以保关中和中原后方的安全；诸路兵马均听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节制。次年二月，又以陕西战略位置重要，南通巴蜀，西控番回，东接中原，特遣刑部尚书莫洛进驻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便宜行事，巡抚、提督以下地方文武悉听节制。可以看出，康熙的军事部署一开始就将平叛战争划分为两个主要战场进行的。
战争初期，叛军凶锋正锐，一些清军将领庸懦畏死，常德、长沙、岳州、沣州、衡州等要地先后失陷，吴军直抵湖北、四川，迫使瓦尔喀退守广元，勒尔锦和珠满则困守荆州、武昌，皆索葸不思进取。吴三桂一面亲自督战，猛攻川楚，一面通过西藏达赖喇嘛致书康熙，要求裂土罢兵，划江而治。战争的暂时失利丝毫未能动摇康熙的平叛决心。他处死吴应熊及其长子吴世霖以乱吴三桂的心志，褫夺其魂魄，并坚决回绝了达赖的斡旋，表示：“朕乃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但（其）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
一台湾的意愿未能实现。平定三藩期间，清廷又派人数次与郑经和谈。康熙十九年，贝子赖塔致书郑经，许诺郑“如朝鲜故事”，是否称臣纳贡，均听自便，只是以后不要再骚扰沿海，荼毒百姓。郑经报书接受，惟请留海澄为双边贸易公所。清不准，双方和谈再无进展。
康熙二十年，郑经病逝，郑氏嗣位之争复起，经内讧厮杀，由郑次子郑克填继位。时三藩乱平，康熙接受福建总督姚启圣等人的建议，决定乘台湾郑氏内乱之机，武力收复台湾。姚启圣是浙江会稽人，曾随康亲王杰书帐下平叛，数献奇谋，屡建战功，经康亲王荐举升任福建总督。上任以后，姚启圣与各地清军通力合作，大败郑氏军队，并将郑氏势力逐出东南沿海。在此期间，他切实贯彻康熙关于招抚郑氏所属军民的旨意，招徕海上投诚人员，宣示保护沿海百姓，严禁官兵扰民，完全改变了前任总督不信任沿海土著居民的态度，很快就收到明显效果。原郑成功属下千夫长黄性震在郑成功去世后降清归闽，隐居道观。他受到姚启圣招抚政策感染，毅然出观求见，为姚启圣出谋划策，他建议在漳州修建“修徕馆”以广招抚。“修徕馆”建成后成为招抚政策的象征，姚启圣对投诚人员捐弃前嫌，以诚相待，给予高职厚禄，着意安置。随着郑氏内乱加剧，投奔修徕馆者与日俱增，甚至连台湾使臣傅为霖也被招抚，暗中为姚启圣传递消息。先后大约有130000名台湾官兵前来投诚。这对于后院起火的郑氏政权无异于庭中布薪。康熙为此授予姚启圣兵部尚书衔，以示嘉奖，也重赏了黄性震。
武力收复台湾的决策已定，但选择挂帅出征的主将却成为当务之急。姚启圣多次向康熙保举投诚过海的郑氏旧部、现署理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由于施琅子侄正在台湾供任军职，清廷对施琅心存猜忌。姚启圣多方调查了解，将施琅子侄投诚清朝事泄被杀的实情上奏，内阁大学士李光地也大力举荐。于是，康熙力排众议，于康熙二十年七月郑重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封太子少保，统帅征台之师。施琅不仅是员出色的将才，而且很有政治谋略。他深知朝中对征台之举意见不一，对他出任征台主将持怀疑态度者为数不少，这些都极有可能影响他和康熙的关系并最终影响征台军事行动。于是，他在受命伊始就上书奏请派内廷侍卫随军监征。后来的实践证明，施琅的见解和做法是非常明智的。侍卫是皇帝的亲信，他的随军行动对加强前线与首都的联系，对施琅及时获取康熙的指示和理解，对调处施琅和福建地方大员之间的关系起了重要的沟通平衡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施琅上任以后立即整顿器械战船，训练水师。为了等待有利时机，出征时间一拖再拖。康熙对此颇为不满，而且在具体军事行动计划问题上，施琅又与总督姚启圣发生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施琅三次上奏康熙，要求授予他专征大权，极言：“澎湖不破，台湾无取理”，若得澎湖则台湾不攻自溃；“请以战舰三百，水师二万，（琅）独住讨贼，而留督臣（启圣）于厦门济饷”。由于随军监征的侍卫内大臣吴启爵从中疏通，康熙考虑到海宽浪急，征台难度确实很大，而施琅不但熟悉台情水路，他整训水师的成绩证明，他也是不可多得的水师战将。因此，康熙遂任人不疑，同意了施琅的军事计划，并授以专征大权，可会同监征侍卫便宜行事。
台湾郑氏得知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后，也加强了戒备。对于台湾的门户——澎湖列岛，台湾当局原末重视，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春，傅为霖被姚启圣招为内应一事败露，当局从傅的密件中得知其向清军献计先取澎湖，次取台湾的机密，遂派战将刘国轩率领重兵守卫澎湖，且给予副将以下官兵先斩后奏的大权。刘国轩到任后守卫甚严，尽塞港口，所有船只不得停泊，又沿海岸赶修堡垒炮台。但是，刘国轩对岛上百姓横征暴敛，使许多居民为逃避房屋重税，竟将居室拆毁。他又恃威妄杀，使岛上军民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所以，貌似戒备森严、守如铜墙铁壁、固若金汤的澎湖，实则军民离心，外强中干。施琅通过情报系统，对这些情况洞若观火，了如指掌。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20000多名官兵，分乘230多艘战舰直捣澎湖列岛。适值台风夜发，舰队前锋漂散，被敌船包围。激战中，提标右营游击蓝理被头炮击中，肠流出肚，稍加包扎即投入战斗。施琅也被弩矢射中眼睛，血流满面，然而，他仍奋不顾身，指挥舰队突围。初战失利，施琅及时吸取教训，分兵三路：第一路50艘战舰攻击牛心湾刘国轩水师驻地；第二路50艘出击鸡笼屿敌兵屯居地，以分其势；第三路，施琅亲自督率56艘战舰攻击澎湖本岛，另以战舰80艘后援接应各路。战术上，每路各分三队，不列大阵，惟以5舰组成一个小的作战单位，互相配合，攻敌一船，称为“五梅花”战术。战斗从清晨持续到傍晚，矢石如雨，炮火连天，声震百里，是役焚敌舰190多艘，刘国轩几乎全军覆没，仅携随从数人乘小艇逃向台湾。
清军攻克澎湖即打开了取台门户，施琅乘胜进军台湾鹿耳门。此处滩浅，清军舰队游弋海面20多天不得靠岸，施琅正在焦急之间，突然，大雾弥漫，狂风刮起，浪涌潮涨，施琅不失时机地指挥舰队冲过海滩，开进鹿耳门。困守台湾的郑克壤大惊失色，哀叹道：“先王得台湾，鹿耳门（潮）涨，今复然，天也！”遂遣使议降。
康熙接到降表，认为许诺郑氏投降，可招抚郑氏部下，免其流窜他方作乱。因此，他决定对归顺的郑氏大小官员善待安置。康熙的招降谕旨消除了郑克的最后疑虑。八月十八日，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克塽侍卫大臣）奉前明“延平郡王”和“招讨大将军”金印两颗以及台湾、浙江、福建的地图、户籍、府库军粮册薄向施琅投降，清军在鼓乐声中开上台湾岛。至此，长期分裂海外的台湾宝岛又一次回归祖国。
为了表彰施琅收复台湾之功，康熙赐封他为定海侯，赏三眼花翎顶戴。康熙对出生人死的蓝理进行了特别嘉奖，诏至御前，亲自看视伤口，把盏劝酒、君臣双双动容落泪。康熙转身接过内侍呈递的四宝，奋笔疾书刚劲浑厚的“所向无敌”御字横幅赐给蓝理，凯旋庆功宴达到高潮，在一片万岁声中降下帷幕。
郑氏依照谕旨受降条件投降后，康熙实践诺言，诏封郑克块为靖海侯，令其移驻京师，籍隶汉军，晋一等公；刘国轩、冯锡范等以下大小属员官兵各分封官爵，划拨官房土地，妥善安置。
消灭了台湾郑氏集团，清廷又围绕台湾的弃守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廷议结果竟以台湾孤悬海外，藏污纳垢，不若内迁台民，放弃台湾，专守澎湖诸岛。内阁太学士李光地竟认为荷兰人帮助攻击东南沿海郑氏势力有功，主张将台湾赏赐给荷兰，令其世守输贡，以示天朝恩威。李光地是福建人，出于免除福建地方提供台湾防务额饷负担的乡土观念和“徕远人”的传统外交政策才提出上述貌似豁达实则荒谬的馊主意。施琅曾任台湾郑氏水师职官，有过郑氏骚扰东南沿海的经历，任清朝水师提督率军征台，深知台湾取之非易和对东南海疆的重大国防战略价值，为此他又专门在台湾实地考察，结合郑氏所献图籍册簿和留在台湾的档案，上书康熙皇帝，据理驳斥弃台论调：“中国东南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之为患有形，海之薮奸莫测！台湾虽一岛，实腹地数省之屏蔽。弃之，则不归番，不归贼，而必归于荷兰。彼恃其戈船火器，又据形胜膏沃为巢穴，是藉寇兵又资盗粮也。且澎湖不毛之地，不及台湾什一，无台湾，则澎湖亦不能守。”他指出，台湾与内地分裂数十年，现在终于收复，“此诚天佑皇上以未辟之方舆资东南之保障”。我们如果迁民弃台，则“红毛”原来侵占过该地，“万一乘隙复踞，后患方长”。他认为，现在海疆平定，正可以在台湾安置内地溢员冗兵，保卫海疆。如果说存在经济问题，则台湾只要开发三年就可不必依靠内地输饷济械，自给自足。因此，他断定：“弃之必贻大患，守则永固边隅”。施琅的奏折有理有据，对形势分析透彻，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论证了守台治台的必要行和可行性，充分表现出一位大将的远见卓识和海疆国防战略思想。此后，大学士李衮、福建总督姚启圣等人也上书力主守台，康熙否决了廷臣前议，诀定设立台湾府治诸罗、凤山、台湾三县，直隶福建布政使司；以后加设彰化县和淡水、澎湖两厅，及巡台使，旋改为兵备道，派总兵率军8000人驻守台湾。这些措施加强了清政府对台湾和东南海疆的防务、治理和开发，促进了台湾社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
康熙皇帝乘势驭时地收复和守治台湾。他虽未御驾亲征，但慧眼识英雄、拔英雄、用英雄，在台湾之役的前前后后，能够始终信赖前方疆臣和征台主将，把握住正确的政治大方向，终于使台湾成为祖国版图上不可分割的疆域。姚启圣和施琅这样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贤臣名将，使年青有为，锐意进取的康熙皇帝如虎添翼，在历史上写下了又一页光辉篇章。
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康熙皇帝一方面进行收复台湾之役、稳定东南海疆，另一方面则反击沙俄吞食侵略，稳定东北边疆。
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是满族的故乡。沙俄殖民主义者趁满族清兵人关争夺中央政权之机，将侵略魔爪伸向了白山黑水。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中原多事，无暇顾及东北。康熙亲政以后密切注视沙俄的侵略动向，曾多次派人调查东北的地理交通和风土人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春，三藩之乱已平，康熙皇帝率文臣武将回盛京（今沈阳）告祭祖陵，然后巡视乌喇地区（今吉林）。长白山下。他率官兵围猎习武；松花江上，他泛舟检阅水师。“貔貅健甲皆精锐，旌旄映水翻朱英”的御制诗文，再现了当年康熙皇帝巡行东北的壮观情景。半个月的巡视期间，康熙皇帝了解当地军民情况，批阅奏章文书，调整有关政策，减免当年正项地丁钱粮，革除兵丁繁重差役。回京后又于次年六月将隐瞒当地农业生产状况、不恤戍卒困苦的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将军巴海革职。这些措施体现了康熙皇帝休息军民、建设和巩固反侵略战争大后方的战略思想。
当然，康熙并非穷兵黩武。他虽然在着手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但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和平外交方式解决中俄边境问题的努力。当时，清廷对俄外交首先是从索还逃人罕帖木尔等人展开的。罕帖木尔是中国东北边疆索伦族的酋长。顺治十年，俄军侵占什尔喀河流域，他知道沙俄志在殖民侵略，索伦部落势单力薄，难以抵敌，故率部众内附，清廷封以四品官职，令其守边。但清朝宁古塔将军属下有司对索伦族人多方需索，罕帖木尔遂于康熙六年涉越额尔古纳河叛逃俄境，伙同沙俄侵略者骚扰边境。因此，清廷强烈要求沙俄引渡罕帖木尔。康熙九年（1670年），清政府派遣沙兰出使已被沙俄占据的尼布楚，递交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给俄方尼布楚驻军头目阿尔申斯基，要求俄方停止侵略活动，将其收用的罕帖木尔引渡给清方，并邀请俄方派遣使臣来中国谈判。同年，康熙又派孟额德到尼布楚，向俄方当局要求转达康熙皇帝致沙皇的国书，表达了清廷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沙俄边境纠纷和彼此和平相处的愿望，后来，孟额德干脆长期驻节东北，催促俄方回书答复——但是，他没能完成任务。
俄国沙皇贪婪而狡猾。一方面，他派遣使臣赴华，名义上是进行和谈，实际上则肩负着谍报活动的使命。1670年（康熙九年），沙皇派遣米洛诺夫以尼布楚总督使者的身份到达北京，带来一份措辞蛮横的训令，要求清政府向沙俄称臣纳贡。当时由于清政府缺乏俄语翻译，不清楚训令内容，康熙皇帝竟接见了米洛诺夫并回赠了大量礼品。1675年（康熙十四年），沙皇派遣斯帕特里为首的使团来华，于次年四月到达北京。康熙皇帝派礼部侍郎马喇迎接会谈，康熙又亲自在宫中为之赐宴招待。斯帕特里不但拒行跪见礼，而且递交了内含12条无理要求的照会：要求清政府释放俄方人侵人员，派使臣携带金银财宝“报聘”沙俄，每年向沙俄输送白银和宝石，允许俄商在华自由贸易。沙俄立场强硬，态度蛮横，会谈根本无法进行。清政府在向俄方提出三项要求——俄方引渡罕帖木尔、派遣通情达理并遵守中国礼俗的使者来华、保持边境现状与和平——后终止谈判。斯帕特里一行在北京留驻三个多月，刺探了大量的情报。他们诱使钦天监洋教士南怀仁出卖大内机密，甚至搞到一份机密地图。该地图上清楚地绘制着清朝在西北利亚地区的所有城堡要塞和军事部署。另一方面，沙俄趁清政府倾全国之力平定三藩之际，加剧了对我国北方领土的扩张活动。沙俄在雅克萨强行修筑城堡并以此为基地，派兵先后闯人精奇里江、西林穆丹河、额尔古纳河、笃笼遮河、黑龙江流域，修筑保垒，抢掠边民，强征税贡，席卷中国东北边地千余里。沙俄的侵略暴行不断激起边疆人民的反抗，清政府也多次提出外交抗议，然南半中国内战正酣，武力不及北顾，暂时尚无能力阻止沙俄的侵略势头。
康熙二十一年，康熙皇帝在力平三藩之乱以后亲巡东北，又派副都统郎坦、彭春等以行猎为名，渡黑龙江勘察雅克萨一带地形和沙俄兵力部署情况。郎坦回报：沙俄驻兵不多，雅克沙可以用兵。康熙遂定武装征俄之策。次年，康熙先派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设厂制造战舰，筑瑗珲、呼玛尔两城以为屯兵聚粮基地，配置驿站以传递信息、运输饷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又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军率兵屯驻瑷珲，以备长期守边。当时有人建议派东北边地达斡尔族士兵携带家眷到此垦荒，朝廷只派少数士兵短期轮流戍守即可。康熙不为所动，坚持派兵永远屯戍。他先期派遣满洲八旗1000人，以后陆续增派，总数达到6000人左右，最多时达到8000.历史表明，康熙的决定很具战略眼光。可萨布素属下少数官兵贪图安逸，不愿长期戍边，他们杀食耕牛和粮种，毁坏农具，企图逃避屯田戍边苦差，主帅萨布素慰此听之任之，不加管束。康熙皇帝严厉斥责萨布素并警告说：“伊若仍如前，定当重罪议处，看伊能当否！”萨布素上书请罪，康熙也给以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命令理藩院和礼部分别从蒙古、朝鲜购买耕畜农具运送瑗珲，要萨布素带领屯田士卒“小心从事”。康熙还命令车臣汉与沙俄断绝贸易，派兵收割沙俄殖民地的庄稼——康熙皇帝下定决心，以军屯对付殖民，一定要将沙俄“挤”出中国东北。康熙二十二年，沙俄哥萨克自雅克沙出动开到黑龙江下游，一直进至瑗珲附近，萨布素以兵相迎，边地各族部众纷纷配合，痛击侵略者，俘60余名押送齐齐哈尔囚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萨布素率清军开到雅克萨城下，致书哥萨克主将伊万·费伊洛克尼可夫，敦促其弃城回国，勿犯中国边疆。费伊洛克尼可夫据城顽抗，并从叶尼塞斯克城引来大批哥萨克援兵，与清军对峙。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康熙命令都统彭春率满洲八旗兵3000人分水陆两军北征。六月二十四日，北征大军对雅克萨形成夹击之势。在攻城之前，彭春遵照康熙旨意，谕令俄军撤出雅克萨，并要求转达康熙皇帝致沙皇及其他雅克萨俄军将领的信件。侵略者出言不逊，恃险固守。第二天，彭春派林兴珠带领500名藤牌兵截击自黑龙江上游顺流而下的哥萨克援兵。这些藤牌兵是林兴珠奉康熙之命特殊训练的，专门用来对付东北江河上的哥萨克。只见他们裸身入水，头顶藤牌，手持利刃，脚踩江流，朝着敌船冲去。船上敌人刀枪无法触及滕牌下的清军官兵，而他们都不时跃出水面，刀砍枪刺，所向披靡。这些“大帽鞑子”杀得沙俄水上援军横尸江上，血染江水，闻风丧胆，弃城窜逃。当天晚上，月黑星稀。彭春指挥清军主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在雅克萨城南实施牵制佯攻，在城北则架起红衣将军炮狂轰滥炸，同时封锁城东南江面，切断守敌退路，激战通宵，摧毁城垣、塔楼、毙敌百余；城堡内仅有小撮敌军负隅顽抗、拒不投降。于是，彭春下令在城下三面积薪，准备焚城。至此，走投无路的雅克萨守敌被迫投降，请求收兵撤回尼布楚。为了在气势上征服侵略者，彭春仍遵照康熙旨令，放还降敌一条生路。其中有45名自愿留在中国，彭春准许，后来将其编为“俄罗斯营”效力疆场。
那些在中国的土地上杀戮抢掠多年的“罗刹”夹尾鼠窜以后，清军彻底拆毁了雅克萨城即撤回瑗珲，萨布素则率师移驻新筑的墨尔根城总理黑龙江全境军政事务。但是，墨迹未干，沙俄军雅克萨降将亚历克西·托尔布津率残兵败卒和尼布楚援军卷土重来，又在原雅克萨旧址附近修筑城堡工事，增储饷械，企图永远占据这块向中国进行领土扩张的据点。清息传到北京，康熙立刻命令萨布素增修战船，移驻瑗珲，并增调乌拉、宁古塔水陆大军协力并进，同时任命副都统郎坦前往瑗珲参赞军务。他受命郎坦：对守敌要全歼，对降敌要克制；战役结束以后须驻兵守卫雅克萨。看来，为了保卫边疆领土，康熙皇帝决心与沙俄打一场军事外交持久战——直到缔约划界为止。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萨布素督率大军8000，战舰150艘，大炮400门围攻雅克萨。清军在城外挖掘工事，修建堡垒，长围久困，城中守敌多次突围求援均被拦击截回。到年底，雅克萨守敌饥饿病亡甚众，仅存60余人。清军在城南北两面修筑炮台，准备将雅克萨夷为平地。沙俄迫于清军的强大攻势，不得不同意通过外交和谈来解决中俄边界问题。十二月十日，康熙命令萨布素后撤三里以外，允许俄人自由出入雅克萨——但不得带来援军，否则即合围攻城，玉石俱焚！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八月二十日《尼布楚条约》谈判正式开始，清军才完全解围，退回瑗珲和墨尔根两城。雅克萨反侵略战役，清军两次进兵、两次退兵，历时三年方告结束。
俄国历代沙皇穷兵黩武，四处扩张，激起国内众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西、北强邻波兰、瑞典乘间入侵俄国及其殖民地，数创俄军。沙俄东进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势头又被清朝大军摧挫。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彼得接到中国康熙皇帝由荷兰人转达的国书，遂回书致意，请求康熙解除清军对雅克萨城的围攻，表示愿意和平谈判。康熙为了试探俄国是否诚意，命令清军对雅克萨围而不攻，看其是否增派援军。俄皇果未向雅克萨派兵增援，康熙皇帝便在二十七年五月派内大臣素额图、一等公佟国纲、护军统领马嘈、礼部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等人为钦差大臣，与俄国全权公使费奥多·亚历克塞维奇·戈洛文到色楞斯克谈判中俄界约。由于当时蒙古噶尔丹叛乱，清朝谈判使团路途受阻，无法前往色楞斯克。第二年七月，清廷接受俄方建议，钦派使团改赴尼布楚商谈。临行前，康熙皇帝授意索额图：包括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在内，广大的黑龙江流域都是大清帝国的领土，尺寸不可弃人；但时势有变，噶尔丹叛乱是心腹大患，为集中力量平叛，应尽快实现中俄边境和平；为早日缔约，可以考虑俄方要求，初议以尼布楚为界，再议可让至额尔古纳河为界，此后不可再让分毫。
谈判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俄使戈洛文先发制人，诬称中国挑起两国边界冲突，要求清朝赔偿俄方损失，并提议以黑龙江至海为中俄两国界河。索额图义正辞严地指出：“黑龙江一带原属中国领土，土民朝贡年年不绝。自俄人东侵，始被吞食”；因此，俄国应向中国归还东自雅克萨、西至尼布楚、色楞格斯克一线所侵占的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一带的大片中国领土。第一次谈判无任何结果即散。以后八月二十三日、八月三十日的两次谈判，索额图根据康熙旨意，提出将尼布楚让给俄国，两国可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界。这个让步已经非常大，已经向俄方表明了商界签约的诚意和最后条件。但是，侵略者的欲壑是永远难以填满的。戈洛文一口回绝了索额图的提议，仍坚持第一次谈判中的界线，索额图最后严正声明：中国除出让尼布楚以外，绝不再作半分退让，绝不接受其他任何边界。康熙皇帝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拖在使臣的舌头上，他知道使臣的话要有力量，就必须有军事实力做后盾。因此，在索额图一行出发时，康熙即令郎坦率兵一万，分水陆自瑗珲并进以支持钦差使臣的谈判。至谈判受挫，界约迟迟难定，清兵即登岸在尼布楚城外列阵，随时准备攻城。索额图一行始终坚持康熙的旨意，既愿作出领土让步以表中方诚意，又断然拒绝俄方无理要求以杜其侵略野心。进入九月，双方开始实质性会谈。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九月七日，中俄双方代表经过近一个月的唇枪舌战和斗智斗勇，终于握手言和，签订了中俄东段边界条约——历史上著名的《尼布楚条约》。
该约共6款，以满、汉、蒙、俄和拉丁等五种文字刻成界碑，明确规定：西自格尔必齐河，沿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向东至海为中俄疆界，确认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为中国领土；中国将尼布楚削让给俄国。条约还就两国边境贸易、边民往来及逃人引渡等事宜做了具体规定。
康熙皇帝在内战方平、西部边疆乱起的多事之秋，毅然向东北调兵遣将，屯输粮草饷械，进行了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坚持主权、和平、互利原则，从休息军民和国内政治安定的全局着眼，适时地派遣使臣谈判，签订了中俄历史上第一个平等的边界条约。他在解决中俄东段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每一项战略举措，无不体现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气度。他领导他的军队和臣民有效地遏制住了十七世纪沙俄侵略势力的辛袵袵东犯，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赢得中国东北边疆地区此后，100多年的和平稳定，因此，他也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史册，活在中华民族的心中。
清朝在东北兴起以后，漠南内蒙古（主要有科尔沁、察哈尔、漠南诸部）和漠北外蒙古（亦称“喀尔喀”，主要有车臣、土谢图、札萨克图诸部）先后臣服内附。漠西厄鲁特蒙古（主要有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等四部，分别游牧于乌鲁木齐、伊犁、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塔尔巴哈台附近）诸部以荒远未服，但亦向清廷“进九白之贡”，可算藩属。
康熙十二年，在西藏当过喇嘛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除掉异母兄弟及其子侄，夺取准噶尔部汗位。到康熙十六年，噶尔丹武力征战四年，统一了漠西厄鲁特四部蒙古。噶尔丹的心更加膨胀，还想进一步吞并西藏、青海和大漠南北蒙古。长期以来，沙俄在中亚地区大肆扩张，也想伺机将侵略触角深入我国蒙古地区。噶尔丹为统一厄鲁特诸部，早就与沙俄进行勾结，从沙俄获取军用物资和粮食、布匹等生活日用品。这时为实现“大蒙古国”和成吉思汗梦，噶尔丹更加紧投靠和依恃沙俄侵略势力。
康熙二十三年以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发生内乱。早有吞并之心的噶尔丹趁机挑起准噶尔与喀尔喀之间的矛盾冲突，扬言“借俄罗斯兵且至”，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喀尔喀土谢图汗数次打探并率众准备迎击，见到噶尔丹没有来犯，就将戒备松驰下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率精骑30000越过杭爱山，在沙俄侵略军的配合下，一举击溃士谢图汗的蒙军，将库伦城化作一片废墟。在追击喀尔喀蒙古途中，噶尔丹大肆烧杀抢掠。喀尔喀蒙古丢弃了赖以生存的帐篷器具、驼马牛羊以及世代放牧的草原牧场，昼夜不停地逃向漠南。这时，沙俄乘机胁迫喀尔喀蒙古诸部的政教领袖哲卜遵丹巴胡图克图叛投俄国，但遭到后者的断然拒绝。于是，喀尔喀蒙古三部完全南归清朝。康熙皇帝命令户部尚书阿尔尼等人发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张家口、独石口等地存官仓储以及茶布日用品接济，将三部蒙古暂时安置在科尔沁草原。康熙二十八年，清廷遣阿尔尼敕谕噶尔丹罢兵和返还漠北蒙古侵地，又约请西藏达赖大喇嘛从中斡旋调停。迄无效果。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不但不听康熙劝谕和达赖喇嘛的调停，反而带领精骑20000自呼伦池南下，杀进内蒙，前锋直抵距北京不到千里的乌珠沁部落。阿尔尼组织的内蒙诸部抵抗失利，被迫南撤，京师为之震动。
康熙皇帝一方面谕令噶尔丹罢兵息战，归还喀尔喀蒙古故地，同时也加强了口外兵力，准备武装平叛。经派人调查和喀尔喀诸部的反映，他明白噶尔丹的崛起和对蒙诸部的杀戮吞并，严重地威胁着西北边疆各族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其投靠沙俄、引狼人室也严重威胁中俄西段边界的稳定和西北边疆的主权。总之，噶尔丹不除，大清的江山社稷就永元宁日。所以，康熙皇帝否决了廷臣中“王者不治夷狄”对噶尔丹所为听之任之的妥协倾向，毅然决定跨马亲征——他正当英年37岁。
康熙二十九年七月，清朝大军兵分三路：第一路，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与皇子胤褆率左翼军出古北口；第二路，安北大将军常宁率右翼军出喜峰口迎击叛军；第三路，阿尔尼率部与盛京、吉林满兵及科尔沁蒙兵出击乌尔会河口，是为侧翼。计划三路大军会师乌珠穆沁草原。康熙自率亲军驻扎博洛河屯地，节制调度诸军。左翼军出师不利，噶尔丹乘胜渡过西拉木伦河，进占乌兰布通（今辽宁省照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南境，距北京700里）。康熙皇帝当机立断，将右翼军改由康亲王杰书统率，令其驻守归化，截住噶尔丹退路。八月初，常宁会阿尔尼清军将噶尔丹包围在乌兰布通与之决战。噶尔丹依山面水布下“驼城”（即将骆驼缚蹄卧地，驼背堆放箱垛，上蒙湿布，叛军士卒可在垛隙向外施放弩矢火铳），满以为“驼城”易守难攻，坚不可摧。清军隔河列阵，火铳齐发，大炮怒吼，自午后至日暮，猛烈的炮火摧毁了“驼城”，死伤的骆驼反而成为叛军奔逃的障碍，清军大队精骑掩杀而进，叛军横尸遍野，溃散鼠窜。噶尔丹带领残兵败将，在夜幕掩护下突出重围，第二天一早遣喇嘛向清军阵前求和乞降，但不等回报即爬越大碛山北遁，所过皆烧荒以绝追骑。康熙不许噶尔丹乞和之请，谕令进兵围追堵截残敌，而昏庸懦弱的福全未接到谕令，竟擅自同意叛军之请，撤回军队，放出噶尔丹北逃归路。当他接到康熙进击手令时已是噶尔丹逸窜之后的第6天，派出的追兵一路马无草食，脚力不济，无功而返，错过全歼残敌之机。时康熙身染重病，不能继续驻镱风沙怒号的塞外继续指挥战争，只得班师回朝。对此，他痛心疾首，声泪俱下地说：“朕此次亲征，原欲剿灭叛逆，以靖边陲，不料身染沉疴，未能消灭此贼，实在可恨！”但是，玄烨不愧为一国之君，他不是激化矛盾，而是控制自己的感情，理智地处理了善后事宜。当有人奏劾裕亲王福全不乘胜追剿残敌，竞擅自议和，且檄止常宁进兵，致敌逸窜，康熙以福全率大军有乌兰布通之役，功过相抵，仅薄罚其俸，不再问追；又有人举报科尔沁士谢图亲王通敌，玄烨为稳定内外蒙古部落，也不予追查；他又重赏常宁以下奋勇杀敌的将官兵卒，最终以赏罚分明结束了善后工作。接着，敕谕噶尔丹不得再兴兵犯乱，然后徐徐班师。
为了防备噶尔丹再次进犯，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亲率上三旗和八旗前锋、火器、护军各二营清军，身披甲胄，跨马出巡塞外多伦诺尔，会盟大漠南北内外蒙古，接受朝觐。此次出巡会盟对外蒙行政官制进行了改革。除仍保留士谢图汗位，其所属“济农”、“诺颜”等官号废除，改受贝勒以下官爵；其众分为左中右三路共30旗，与内蒙49旗同列。又在多伦诺尔附近修建了汇宗寺以安置喀尔喀喇嘛。康熙皇帝亲巡塞外会盟之举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与外蒙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也加强了反击噶尔丹内犯的力量，粉碎了沙俄分裂内外蒙古的阴谋，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此后清朝皇帝巡塞会盟成为一项制度沿续了数百年之久。民国时期虽无皇帝，但蒙古部众自动会盟的遗风犹存，可见康熙巡塞会盟影响之深远。
康熙皇帝对噶尔丹没有看错。噶尔丹逃回科布多老巢后，派人向清廷进贡请安，貌似恭顺，暗中则继续向沙俄求援，企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康熙三十三年，清廷诏谕噶尔丹到多伦诺尔会盟，还在喘息疗伤的噶尔丹就开始跳梁；他不但拒绝会盟，反而致书清廷讨索土谢图汗和哲卜尊巴丹，甚至在哈密杀害清廷派往伊犁的敕使马迪（理藩院员外郎），并诱使内蒙诸部归他统治。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将此事密折上奏。于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康熙密谕内蒙科尔沁诸部，要他们姑且伪降噶尔丹，诱其深入，然后清军云集，欲一战歼灭之。是年九月，噶尔丹果然鬼迷心窍，率精兵30000沿克鲁伦河东犯，且扬言将借俄罗斯60000鸟枪兵大举进攻漠南。康熙皇帝知道这是噶尔丹在故伎重演，意在试探和麻痹漠南蒙古诸部，实则蹂躏漠北，观察动向，伺机南进。康熙是不会让噶尔丹得逞的，他要千里远征，深入敌后，给噶尔丹一个出其不意、措手不及的打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三月，玄烨决定第二次亲征。他命令黑龙江军萨布素率满洲八旗和科尔沁部蒙古为东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陕甘满蒙八旗和绿营兵出宁夏为西路，自率上三旗出独石口为中路；三路大军约期会师瀚海（内蒙呼伦贝尔湖）。由于风沙弥漫，路途遥远，中路军与其他两路大军失去了联系，康熙皇帝与将士们在茫茫的戈壁大沙漠风餐露宿，艰难跋涉了一个多月，人马的饥渴疲乏之苦难以尽述。有一段时间连续几天滴水未见，要是再没有水，中路军将全军覆没。康熙皇帝学习过西洋地理学，他亲自相地寻找水源，祷告上苍保佑将士平安，清室福祚绵延，然后命将士掘土，水，一股清亮的泉水喷涌而出！康熙严令前锋人畜分饮，保护水源清洁，以使后续部队饮用。就这样，中路军渡过了最危难的时期。后来，行军途中又风闻沙俄派兵支援噶尔丹，大学士伊桑阿即坚请康熙回銮，康熙愤怒地斥责这种惧怕困难、遇敌畏退的论调：“朕祭告天地宗庙出征，不遇贼而返，何以对天下？且大军退，则贼尽锐注攻西路，西路军不其殆乎？”玄烨心中考虑的是全局，是西路大军的安危，是此次整个军事行动的成败，遂命令加快行军速度，向克鲁伦河急驰而去。到达目的地后，康熙遣人告诉噶尔丹：御驾亲征到此！噶尔丹两耳一竖：什么？皇帝会远涉绝漠，千里亲征可登高一望使他不得不信，只见夕阳之下黄幄龙，旌旗猎猎，刀枪林立，盔甲耀日，人啸马嘶，军容雄壮，这种阵势完全不似千里跋涉的疲惫之师！噶尔丹心下暗暗吃惊：康熙果然厉害，治军有方，用兵如神！他未等交锋即连夜遁窜。康熙亲率健锐轻骑猛追三天，直至拖诺山下。噶尔丹心思，你康熙欺人太甚，谅你远途奔袭，至此不过强弩之末，能奈我何？遂准备在拖诺山扎营阻击，给康熙一点颜色。可他的部下官兵已是惊弓之鸟，中箭之兔，狂奔不止，一口气逃到昭莫多（今乌兰巴托市东附近），虽说摆脱了康熙追骑，但老弱辎重均亡逸，只余万人跟随。
噶尔丹逃到昭莫多正要踹口气，却遇上了先期而至的费扬古西路军。英主旄下无庸将。费扬古所率西路军长途行军，土饥马疲，且有很大一部分为绿营步兵，如果与噶尔丹轻骑互相冲锋对杀肯定会吃亏。他避短取长，采用反客为主之法，以绿营步兵占居昭莫多小山，大队骑兵埋伏附近丛林，只派前锋400骑迎战噶尔丹，且战且退，诱敌深入。五月二十三日，被诱入照莫多（蒙语意即“大树林”）的噶尔丹受到西路清军的三面围杀，叛军10000轻骑几乎全军覆没，连噶尔丹那个披铜甲、佩弓矢、骑怪兽、骁勇非常的红颜阿敦（蒙语，可汗的妻子叫阿敦）也当场毙命。噶尔丹仅携帖身随从数十骑突围逃命。此役沉重地打击了噶尔丹势力，他从此便一蹶不振。
噶尔丹逃回阿尔泰山以西老巢准备重整旗豉，可是准噶尔部蒙古余众已经属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被他武力征服的其他部族也纷纷叛离，直接追随他的部众不满千人，且多赢弱，赖以为生的牛羊牲畜新历推算日食有误，上谕交议政王会审。议政诸王皆不懂历法，乱扣帽子：“若望进二百年历，夫天佑皇上，历祚无数，而若望止进二百年，为大不合”以及其他“俱事犯重大”。汤若望因此险些丧命，钦天监正一职改由杨光先担任，历法复旧。但杨光先对历法并不精通，他推算康熙六年闰月的时间比汤若望的正确推算晚好几个月。康熙这才为汤若望及新历平反。但新旧历之争并未结束。杨光先著书改击汤若望心怀叵测，传教惑众：“不至破坏人之天下不已”；其精于学术器械又不结婚，证明“其志不在小”，是清王朝的“隐患”；因此，“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抱火于积薪，而祸至之无日也”。汤若望去世以后，中西历算之争不时发生，名义上是天象历算之争，实质上还有职权之争。康熙八年，玄烨命令汤若望生前的助手南怀仁与钦天监副吴明煊对测日影位置以判定二人推算盼正误，由此决定钦天监副一职的归属问题。结果，第二天正午日晷投影位置完全符合南怀仁的推算，吴明煊则未能算准。平时与吴明煊私交深厚的钦天监正杨光先（汤若望死后再次接替钦天监职位）手足无措，他无法回答康熙的提问——同为事前推算，南怀仁何以正确，吴明煊何以出错的原因。于是，康熙当场宣布：授予南怀仁钦天监副，不久又授以监正。而且康熙还决定，钦天监例用西洋人，以前拆毁的西洋教堂概行修复，传教士可自由传教。
钦天监中西历之争对康熙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不懂西洋学问不足以明辨是非。此后，由南怀仁为启蒙老师，康熙开始认真系统地学习西洋天文学和数学，以及地图测绘等地理学。南怀仁给康熙编写天文历算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补充修撰成《灵台仪象志》十三卷。康熙从中学习天文基础知识，了解天文学最新研究成果，还学会使用天文仪器。他南巡北狩每每携带这些仪器，同南怀仁测量山高、河宽，其使用仪器的熟练程度和计算精度，常受到南怀仁和臣工赞叹。经过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康熙甚至能指出钦天监在天象观测和时间推算中的错误，可见其造诣之深了。正是康熙对西洋天文历算的钟情，在他的倡导下，由钦天监负责组织测绘了《皇朝全览图》，费时三十多年，于康熙五十五年完成。这是有史以来由天文、地理、数学、地图测绘等学科结合绘制的最完整、最精确的中国地形图和行政区划图。不但有全国总图，而且有各省分图，是中西学合璧的结晶。
康熙曾先后师从南怀仁、张诚、白晋等人学习几何、代数和三角等数学课程。他冲破语言障碍，悟性极高，对于_些未听明白的问题反复听讲，反复练习，直至掌握为止。为此，他花费了相当精力和时间，有时做习题到深夜，次日清晨即传旨宣老师进宫为他批改作业，以便加快进度，学习新课。康熙在数学上的成就也是很高的。他可以评论当时著名数学家梅文鼎的数学著作，南巡时期召见梅文鼎畅谈历象算法，能计算“河道闸口流水”的昼夜流量。康熙领导治河水利工程就是运用所学数学知识进行的。他知道数学的价值，所以组织钦天监的传教士翻译西洋数学。从康熙二十九年开始，至康熙六十年，由大数学家梅文鼎之孙梅毂成等汇编完成《数理精蕴》53卷，成为清代前期介绍西洋数学的百科全书，为传播西方数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西洋天文、数学、舆地等学科以外，康熙还研究学习了西洋医药、人体解剖以及音乐、雕刻、绘画等科学艺术。他兴趣广泛，性情高雅，多才多艺。他在科学文化领域的博深造诣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实属凤毛麟角，即使后来一味仿效，且颇肖乃祖的乾隆皇帝在这方面也自叹弗如。不过，康熙皇帝学习西洋科学文化并未上升到治国决策层面上，而是主要停留在个人爱好与简单的操作运用阶段。如由传教士翻译并由康熙命名的《钦定各例全像》这部人体解剖学只准存留在内府，严禁外传“有伤风化”。再如，他亲自考察京畿地区以后觉得“民生差胜于前”而“诵读者少”，于是“令穷僻乡壤广没义学，劝令读书”。至于义学教什么书，士子读什么书，读后干什么等问题，康熙并未将其与西方科学文化联系起来。而仍然是“人之初，性本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老一套。可见，康熙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只是他学习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小小扩展而已。至于西方的宗教、哲学、文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等思想文化是康熙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些东西一方面是地缘关系没有条件接受，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这些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当时的社会需求以及康熙所追求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方式是有矛盾的。一旦这些东西涌人中国，则中国社会的动荡变化是康熙不能理解、不愿看到并坚决抵制的。难怪康熙在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之后将紧紧封闭的国门微微开启，不到30年，发现情况不妙又急忙关闭。这一关闭就是风雨不透的一个多世纪，这固然关来了封建的”康乾盛世“却窒息了资本主义的”东方巨龙！
作为中国历史上享国最久的封建帝王，康熙皇帝嫔妃成群，子孙满堂，如果说处理得当的话，在其中选一个满意的继承人还是不太困难。可是，英明一世的康熙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那就是早年立储不当，操之草率，几经反复，搞得他晚年一提起传位就发脾气，有时竞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康熙诸皇子中最年长的直郡王胤提，可不是皇后嫡出，故未立他为皇储。孝诚仁皇后赫舍哩氏嫡出而长者是理密亲王胤扔，所以，康熙十四年尚不满两岁的凰扔立为皇太子。随着太子年龄渐长，康熙特派大学士张英、翰林院侍读学士熊赐履等人为太子讲读，又派大内高手为太子教习弓马武术；南巡北狩时常将太子携带身边，使其增长见识。总之，康熙以未来的理想接班人目标来教育胤扔。太子很聪明，亦勤奋好学，文武全能。在这点上似乎很象乃父。可是太子自小娇生惯养。非常任性，既顶撞老师，也顶撞皇父，这使康熙很恼火。由于康熙自小缺乏父爱，所以他对自己选定的太子宠爱有加，不怎么训斥，总希望太子年长以后可能变好。每当师傅向康熙反映太子的任性刁钻时，康熙回护太子的情况比较多。有一次，大学士张英训斥太子，康熙心疼儿子，竞对张英讲：太子即使不学，将来也是一国之君，“朕尚且不呵，尔儒臣何如此？”张英跪奏：“桀纣，君也，汤，武君也，请皇上息怒，恕臣冒犯死罪！”康熙知道张英忠直，当时没再说话，过后训斥了太子，并嘉奖张英。但张英得罪了太子，师徒关系紧张，后来不得不自请修致。
康熙二十五年以后，康熙又先后派委了三个太子师傅；结果三人均以失仪罚俸，不久又都自请罢归。从此就无人再愿意教太子读书。
皇太子之所以恣意妄为，一方面是由于娇生惯养，性格乖戾，另一方面也是康熙的宠信权臣、胤扔的舅舅索额图诱导骄纵，“助伊潜谋大事”的结果。康熙四十二年，索额图因结党不法伏诛，但是太子不思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动辄侮辱廷臣，鸠聚党羽，图谋不轨。所以，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康熙出猎塞外木兰围场中途驻跸布尔哈苏台，召集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官突然宣布废掉太子，将胤扔囚禁在咸安宫。
太子废掉之后，诸皇子争夺储位已经表面化，八皇子胤禩最为急切。他指使外戚佟国维、大学士马齐等在大臣中进行活动推举他为太子。康熙早就知道胤禩诡谲奸诈，广结党羽，久怀异志，企图谋害太子。因此，他将马齐、佟国维等人臭骂了一顿还不解气，抽出随身佩剑要杀掉胤禊。五皇子胤祺连忙抱住康熙，为胤禩苦苦求情，这才避免了父子相残悲剧。但是胤禊的贝子爵位废去，降为闲散宗室。
诸皇子对储位的争夺，康熙饱读史书，自然清楚这种争夺的残酷无情，可他们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无论谁为太子都会成为众矢之的，无论谁今后嗣位，都将对先前的竞争对手痛下杀手。一想到可能出现的手足相残的惨烈，康熙不由得心生颤栗，迟迟不能决定皇储人选，为了暂时平息诸皇子日趋激烈的皇储争夺，同时破获了胤禊用“邪魔之术”咒害太子，他怀疑太子行为乖戾是由此引起的精神病；所以，本来就对胤礽花费过很多心血，寄予厚望的康熙觉得太子似乎有了悔改表现，又对先前废太子之举后悔起来；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玄烨复立胤扔为太子。但是，康熙发现太子自复立以后，行为性情依旧，毫无改进，而且诸皇子对皇储的争夺也未停止。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康熙又以“胤礽行事乖戾，断非能改”再次废掉太子，从此就不提立储一事了。
立储在帝政时代是被认为决定“国家根本”的大事。康熙本人不提此事，可宫廷上下朝廷内外，皇子臣僚却为此结党勾斗，忙得不可开交，康熙看到这种状况，觉得诸臣工在忙着投靠新主子，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奔走，和他已无君臣之情；皇子忙着与朝臣勾结，为储位争斗，和他没有父子之情；宫中嫔妃们在为他身后之事寻找依靠，忙着帮助儿子争夺皇位，与他已无夫妻之情。身为一国之君的康熙皇帝英雄一世，老年却倍感孤独，他丰富的内心世界无法向谁打开。臣工中如果有谁向他推荐太子人选，他就怀疑此人与所推荐的皇子结党谋篡，立即火冒三丈，怒气冲天，动不动就处治建言立储之人，甚至声称为此将不惜大开杀戒！就这样，康熙皇帝从接受中原立储的做法又走回清朝不立储的习惯老路上去了。他驾崩前到底将皇帝的权柄传给谁？后来继位的雍正皇帝声称是父皇传给他的，依据却是口传遗诏。这个依据的可靠性成了历史上众说纷坛的话题。
风流天子乾隆帝
清高宗弘历的母亲钮祜禄氏，13岁以秀女的身份选人雍亲王府。因雍亲王患病时，钮祜禄氏奉王妃命令不分朝夕地服侍了五、六十日，从而赢得雍亲王的喜爱，成为侧福晋。19岁时（1711年）生弘历。弘历生来就不同于一般小孩，不仅一表人才，“隆准颀身”，而且“天资凝重”，聪明灵巧。六岁开始读书，受教于庶吉士福敏，过目成诵，11岁时，父亲带他在圆明园镂月云开拜见祖父康熙皇帝，弘历对答流利得体，模样又俊秀，赢得了康熙的喜爱。康熙令弘历祖母德妃把弘历带回宫中精心养育，后又让贝勒胤禧教他骑射，贝勒胤禄教他火器，弘历一学就精，射箭放枪常常中的。显然，弘历比其他皇孙获得了康熙更多的宠爱。有一次，弘历跟随祖父在承德木兰狩猎，康熙用火枪打倒了一头熊。为了锻炼弘历的胆量，也想让自己的爱孙在王公大臣面前露露脸，康熙让弘历上马用箭射死这头熊，那知弘历一跨上马，这头已经倒下的熊却突然站立起来，作势反扑，弘历面对迎面扑来的大熊，“神情自若”，毫不惊慌，勒鞍躲过。康熙见孙儿遇险，急发一枪，将熊击毙。猎罢返回帐中，康熙指着弘历对皇太妃说：“这个孩子的命非常贵重，他的福气一定会超过我。”话里透露出康熙有让这个皇孙将来继承帝位之意。有人甚至认为，雍正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也是沾了康熙宠爱弘历的光。康熙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对弘历的看法，特别召见了弘历的生母钮祜禄氏。康熙一见钮祜禄氏，便连声说：“有福之人，有福之人。”史书上没有康熙精通麻衣神相的记载，但他对弘历和钮枯禄氏的断语却准确无误。弘历不管是统治时间还是寿命都超过了康熙，钮祜禄氏后来为皇太后40余年，也的确是个有福之人。
弘历不仅是康熙寄于厚望的爱孙，也是雍正的宠儿，是雍正的希望所在。雍正有鉴于清前几朝皇子为争夺储位而进行激烈残酷斗争的教训，在其继位不到一年的雍正元年（1723年）8月，对皇位的继承作了重大改革，创立秘密立储制度。他召集诸王大臣于乾清官，宣谕建储之事。他在谕旨中说：“康熙朝时，诸王子觊觎储位，争夺纷纭，这是建储之法制不完善而引起的流弊，但如废去建储之事，又怕国本不立，也不是长久之计。因而折衷两者之间，创立储位密建法，在诸王子中选出人品出众、才华过人者为皇位继承人，由皇帝秘密书写其名字，装入锦匣，加以密封，放在乾清宫的最高处——正大光明扁额后面。”除皇帝本人外，其它人概不知皇位继承者是谁。这一立储法，后来成为清代皇室的家法。雍正当时书写的嗣君，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受到康熙宠爱的、刚满13岁的雍正第四子弘历。
弘历被预定为嗣君后，雍正对他的要求更加严格，特旨命朱轼、张廷玉、徐元梦等名儒文臣为其师，后又特旨名臣郭尔泰、蒋廷锡、邵基等陪侍皇子读书。这期间，弘历遍读了“四书”、“五经”及宋儒性理诸书和《通鉴纲目》等史书。他将自己的书室命名为“随安”，取随遇而安之意。广读经史书籍，为他以后的统治做了很好的准备。他自称：“自幼熟读各种诗书，对于治理之道十分熟悉。”他阅读《贞观政要》一书，对于唐太宗及其臣僚的“嘉言善行”十分赞赏。20岁时，弘历将自己写的诗文汇集成册，取名《乐善堂集》。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弘历22岁，被封为和硕定亲王，开始参预军国大事。
雍正十三年（1735年）8月，雍正突然死亡，顾命大臣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等齐集百官于太和殿，向诸王子宣读从正大光明扁额后面取下的锦匣中的立储密诏，弘历即皇帝位，这年弘历25岁。同时，大赦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1736年），弘历就这样顺利地开始了他长达64年的统治历程。
弘历自诩为文治武功第一人。其实弘历的文治并无什么独创之处。弘历所遵循的不过是传统的中国治国之道，并借鉴历史经验。乾隆元年（1736年）2月，他下了一道诏书，阐述了他的治国之道，后来还多次下诏阐述。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回顾了康熙、雍正两朝的历史经验。康熙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有宽纵之流弊，雍正纠正康熙朝之流弊，又有过份严刻之流弊。二是倡导执中之政策。认为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所以矫枉不可过正，治道贵得乎中。三是主张宽严并济。认为严不是刻薄，宽也不是放纵。这种宽严互济的政策乃是满族入主中原以来的一贯政策，不过有时偏重宽，有时偏重严罢了。严和宽都是由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所谓宽严互济，就是恩威兼施，有刚有柔。也就是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弘历即位伊始，鉴于雍正之刻薄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济之以宽”。
体恤皇室。对列祖、列宗钦定的冤案，或予以平反昭雪，或给予宽待。如恢复被雍正残酷处治的两个叔父胤禩（被雍正改名为阿其那，即狗）胤禩（改名为塞思黑，即猪）的原位，并将其名收入皇室谱谍内，二人子孙也同时收入。对被雍正拘禁的另外两位叔父胤禵、胤，下令释放，并随即封二人为辅国公。
增加官员俸禄。在京官员加添双俸，外省大小官员也都发给一定的“养廉银”。
蠲免租税。如免除江南漕项芦课及学租杂税等银，宽免芜湖杂办江夫河蓬钱粮，免除泰山进香税等。弘历在位60年，蠲免租税，史不绝书，因为“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急务也。”
革除开荒加赋之弊端。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是康熙以来的一贯政策，但各地官吏往往为了加赋，而谎报开垦荒地。弘历以开荒是为满足人民生计而不是为了增赋为由，令各省督抚，查明确实的开垦荒地数，据实上报。
此外，释放被雍正监禁的岳钟琪、陈泰等人，把因文字狱而发往边地为奴的罪人汪景祺、查嗣廷等的家属放回原籍等。都体现了弘历为政宽的一面。上述这些措施，颇得人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弘历初政的十余年间，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府库充实，兴隆超过汉唐，成为“康乾盛世”的顶峰。
弘历为政也有严的一面。他自己说是“当宽而宽，当严而严。”他认为治贵得中，如果对于玩忽职守的违法之徒，也实行宽大，就是助长农田的害草，危害禾苗。因此必须快速治理，否则，将流弊无穷。他采取了不少严厉措施，以便收惩一儆百之效。
严惩贪官污吏。乾隆三年（1738年），弘历在一道上谕中把贪官污吏比同恶棍奸民，一定要严惩，如果包容，便是好坏不分。乾隆四年（1739年），庄亲王胤禄等结党营私，弘历下令将胤禄、弘哲、弘界、弘昌、弘皎等革职或收监，将弘哲的死党安泰处死。五年（1740年）提督鄂善受贿银一万两，被赐死。山西学政喀尔钦接受考生的贿赂，纵仆营私，寻花问柳，被处死。弘历还下谕告诫各大臣以后各加儆省，毋蹈前辙。
裁汰僧道。雍正帝迷信佛教，自比“和尚”“野僧”，晚年又热衷道教，迷恋修炼，一说他的死就是因服了道士进奉的丹药。乾隆初，僧道太多，品类混淆，真正出家修道者，百无一二，而大量市井无赖、游手聚食于其中，甚至有一些犯法逃亡者，也隐藏于寺庙道观，造成佛门之人日众，而佛法日衰。当时僧人中有号为“应付”者，有房，有田宅，饮酒食肉，甚至娶妻生子。道士中的“火居”也是这样。所以弘历认为僧道是不劳而食者，多一僧道，就是多一分利者。于是，下令实行度牒制，裁汰僧道。情愿出家者，必须领取度牒，才能“披剃”受戒。“应付”僧人，不愿受戒者，勒令还俗。“火居道士”俱令还俗。妇女年过40岁，才准出家。领到度牒之僧人，只准收生徒一人，从而限制了僧道的泛滥。
严禁宦官弄权。弘历对宦官管理十分严厉，不许宦官干预政事。为了堵塞宦官干预政事的道路，他下令废掉教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认为宦官识几个字就行了，有文化是宦官弄权的原因之一。弘历还下令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改姓王，这样，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辨，而无法相互勾结。对于违禁的宦官，弘历一律严惩，决不姑息。有一个叫高云的贴身太监，向弘历讲了几句外廷的事情，涉及到朝廷事务，弘历马上将这个宦官处死。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跟随弘历到热河的一个太监，侵扰百姓，热河巡检张若瀛劝阻无效，反受这个太监欺凌，张若瀛愤而把他捆起来打了一顿。直隶总督方观成认为张捆打太监是目无皇上，犯了大罪，上疏弹劾。弘历看了方观成的奏折，斥责方不识大体。弘历说：“如果不是太监肆意违法，张若瀛怎敢这样做，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后来，弘历竟破格把张若瀛连提七级。
弘历最引以自豪的，不是文治，而是武功。弘历晚年亲自撰写了《十全武功记》，并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令人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在碑上，放置在专门建造的碑亭里，以便昭示后人，留芳千古。他的所谓“十全”武功，是指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次降服廓尔喀等十次大的战役。他还自诩为“十全老人”，镌刻了“十全老人之宝”印章，对于自己的武功成就，自我陶醉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其实，乾隆朝的武功，比较复杂，有巩固发展多民族国家的，有抵抗外国军事入侵的，也有镇压人民起义的，有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不过，总的来看，乾隆朝的西征南伐，的确是弘历的最大功绩，因为它使我国疆土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而把清朝的国势推到了顶峰。
弘历即位之初，西北有准噶尔之内乱，西南有贵州苗民起义。弘历考虑到雍正朝两路出师西北都劳而无功，准噶尔内部稳定，一时难以取胜，决定对准噶尔暂时采取守势，罢兵议和。集中力量镇压贵州苗民起义。弘历派宿将张广泗为七省经略。统一指挥镇压苗民起义的部队，同时将平苗无功的张照等逮捕下狱。张广泗是治苗老手。对苗民情况熟悉。苗民分生苗和熟苗。张广泗上奏弘历，建议采用暂抚熟苗，集中力量攻打生苗，解决生苗后，再转而惩治叛乱的熟苗的策略。弘历颇为赞赏。张广泗便分兵三路进攻生苗苗寨，所向克捷。乾隆元年（1736年），又增兵分八路，围攻生苗据点牛皮大箐，杀死一万多人，接着又乘胜搜剿熟苗，烧毁了1224寨，杀死7600多人，俘虏2万多人。苗民起义被清军的血腥屠杀彻底摧毁。弘历闻报大喜，命张广泗总督贵州。苗民的诉讼，仍按苗俗习惯审理。云贵边境，从此平靖。这是弘历即位后的第一次用兵，也是十全武功之始。自此之后，弘历多次用兵边疆，成为弘历君主生涯的重要内容。
平定准噶尔叛乱。乾隆十八年（1753年），准噶尔内部因争夺汗位，互相攻杀，分崩离析。杜尔伯特部三车凌率部众6000余人降清。十九年（1754年）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又率部众万余人降清。弘历在承德亲自接见了阿睦尔撒纳，详细询问了准噶尔内部情况。阿睦尔撒纳向弘历表示：“如果清廷发兵征讨准噶尔，愿为前导。”弘历非常高兴，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弘历认为，施军威于远方，震武功于域外，彻底解决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时机已成熟，国库充实，中原安定，天时、人事皆对我有利。但在朝诸臣中，除大学士傅恒赞同弘历的意见外，多数大臣都反对出兵。弘历力排众议，决定第二年春天两路出兵伊犁，一举荡平准噶尔部。乾隆二十年（1755年）2月，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副将，出北路；以永常为定西将军，准噶尔另一降将萨赖尔为副将，出西路。兵分两路，各25，000人，5月，两路大军，长驱直入，进抵伊犁。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败奔乌什，被乌什维族首领霍集斯擒献清营。弘历在京城午门接受献俘，论功行赏。不久，因平准噶尔有功而被封为双亲王、并拿双俸的准噶尔降将阿睦尔撒纳，因想当厄鲁特蒙古四部的总首领的野心未能得逞，又聚众叛乱。弘历随即派军征讨。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不得人心，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被清军打败，阿睦尔撒纳逃入沙俄境内，清廷行文索要，沙俄拒不交出。后阿睦尔撒纳患天花死去，沙俄才将尸体交出。二十三年（1758年）准噶尔叛乱终于被彻底平息。
平定回疆之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南疆发生大小和卓木之乱。大和卓木（布那敦）和小和卓木（霍集占）兄弟是南疆维族首领玛罕木特的儿子。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征服南疆，俘玛罕木特及大小和卓木兄弟，将他们拘禁于伊犁。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攻克伊犁时，玛罕木特已死，大小和卓木被放回，恢复了对南疆的统治。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后，大小和卓木也相继叛清。二十三年（1758年）清廷在平定准噶尔后，弘历令兆惠等移师南进平叛。大小和卓木率兵抵抗，并在库车大败清军。清军领兵将领靖逆将军雅尔哈善等被弘历处死。10月，兆惠、富德率兵收复库车、阿克苏，进军叶尔羌。小和卓木坚壁清野，收割田禾，驱民入城，并在近城东北五里掘濠沟，筑土台，欲用持久战困死清军。兆惠率领3000余人，被小和卓木率领一万多叛军围困在叶尔羌城南的黑水营，相持达三个月。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富德率兵增援。在清军内外夹击下，小和卓木部土崩瓦解。这时，大小和卓木由于在各地横征暴敛，已失去民心。清军乘胜进攻，很快就粉碎了叛乱。大小和卓木兄弟带领妻子儿女和奴仆三四百人逃亡国外，被当地政府杀死，尸体送归了清朝。
在先后平定了准噶尔和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后，弘历为加强对新疆的管辖，设置伊犁将军一职，统辖全疆军政，建立军府统治。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喀什噶尔（今喀什）各置一参赞大臣，受命于将军，分统天山南北路。在南疆叶尔羌、和阗、库车、阿克苏等十一个城市置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管理一城之事。在北疆移住满州、锡伯、厄鲁特、绿营等军兵垦荒屯田，为久驻之计，并移民人疆，陆续建置州县以管民事。这块长期处于割据状态的地方，从此牢牢置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和降服廓尔喀。清初以来，西藏政局一直动荡不安。西藏是黄教宗主所在，厄鲁特蒙古诸部都信奉黄教，而西藏内部不同集团又皆需援引厄鲁特蒙古武力以自重，关系特殊，矛盾错综复杂。乾隆十五年（1750年）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勾结准噶尔发动叛乱，杀害驻藏大臣。弘历派清军入藏，在达赖的协助下，平定了叛乱。弘历在达赖之下设置了处置地方行政的噶厦，以四噶布伦分理政事，俱隶属于驻藏大臣和达赖。达赖的权力增大了，他不仅是宗教首脑，也是政治首脑。驻藏大臣的权力也增大了。
乾隆五十五年（1788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次年廓尔喀又派兵入侵，进占后藏首府日喀则，大肆烧杀抢掠，六世班禅遗留在扎什布伦寺的金银财物、法器珍宝也被抢掠一空，全藏大震。达赖、班禅飞章向弘历告急。弘历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率军人藏。清军人藏后，六战六克，尽复失地，并越过喜马拉亚山，全线深入廓尔喀，进迫其首都加德满都。廓尔喀统治者被迫求和，表示永不侵犯西藏，归还掠夺的金银珍宝。弘历答应了廓尔喀的求和条件并命福康安率兵返回西藏。
乾隆五十七年（1790年）弘历颁布“钦定西藏章程”，把民政、财政、军政、外交大权都集中于驻藏大臣手中，达赖、班禅的重大决定需经驻藏大臣同意。同时，创立了金奔巴制度。“奔巴”藏语“瓶”，“金奔巴”制度即金瓶制度，或称金瓶掣签制度。达赖、班禅及其它呼克图（活佛）死了以后，被认为还要转生，他们死时出生的男姓婴儿，如果被认为是他们转生的，就被称为“灵童”，要继承他们的职位，这个制度就叫“呼毕勒罕”（“转世”“化身”）但往往出现数个“灵童”争夺继承权。金瓶掣签制度规定：如果出现数个“灵童”，由驻藏大臣把灵童的姓名写在牙签上，投入金瓶之中，然后由喇嘛诵经抽签，中签的“灵童”就成为合法继承人，在驻藏大臣的主持下坐床（就职），大贵族及蒙古贵族都不能参与掣签。大活佛之继承开始处于清政府的监督之下。从此西藏政局稳定，中央对西藏的政令也得以顺利贯彻执行。
平定大小金川。大小金川在四川北部，是藏族定居地区。“万山丛矗，中途汹溪”，地形险恶。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势力强大，兼并小金川并侵掠邻近土司，清巡抚派兵阻止，莎罗奔便起而反叛。弘历派云贵总督张广泗率兵镇压，莎罗奔负险顽抗，清军毫无办法。十三年（1748年）弘历又加派大学士纳亲前往督师，并派岳钟琪为提督，赴军效力。张广泗与纳亲各持己见，将帅不和，虽进攻四月，却损兵折将，仍无进展。弘历大怒。将张广泗和纳亲先后撤职处死，改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和岳钟琪分兵两路进剿。十四年（1749年）莎罗奔投降。三十一年（1766年）大金川再次叛乱。弘历命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联合九土司进剿。多年无功，阿尔泰被弘历免职赐死。直至四十一年（1776年）大小金川才被压服。弘历御午门受俘，莎罗奔被凌迟处死。弘历以小金川为美诺厅（四川懋功），以大金川为阿尔古厅（懋功西北），直接由四川省统辖，四川西北部诸土司逐渐改土归流。
弘历通过多次征战讨伐，镇压了叛乱势力，统一了疆土，完成了对新疆、西藏行政体制的改革，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管辖，使我国的版图最后确定下来。国土的辽阔和国势的强大，国内各族人民经济文化联系的紧密，都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这是清王朝的最大历史业绩，也是弘历个人的最大政绩。
中国统治者向来以上国自居，视周边国家为蛮夷之邦。其中不乏征服和被征服、掠夺与被掠夺的历史，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与大多数邻国是和平相处的。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只要周边国家不侵略中国，中国是很少侵略其它国家的。弘历在位时，中国的一些邻邦如印度、锡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已先后沦为殖民地，其它一些邻国也成为西方列强掠夺、殖民的目标。自视天下第一的中国已经感到西方列强的威胁了，北方的沙俄虎视眈眈，西方殖民势力也不断进行试探。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弘历的对外政策，一方面，对一些周边国家的侵略行为进行坚决的反击，如两次反击廓尔喀之役，对有些邻国也发动维护“上国权威的带有侵略性的战争”，如弘历引以为自豪的“十全武功”之征缅甸之役和征抚安南之役。另一方面，对西方列强和北方的沙俄，则在坚持维护主权，拒绝它们的无理要求之同时，采取闭关自守，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的政策，这虽可使中国保全于一时，但却也使中国处于封闭状态。远离世界潮流，日渐落后。
征缅甸。乾隆十五年（1750年）缅甸国王通过我佧佤山茂隆银厂厂主吴尚贤的介绍，派使向弘历进贡，并表示愿充任清的属国。清与缅甸才开始了使节往来。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王孟驳派兵入侵我普洱府境，攻占车里等地，云贵总督刘藻发兵三路抵御，皆败。弘历命大学士杨应琚为云贵总督征缅甸。弘历认为刘藻是个书生，不懂军事，吃败仗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有杀他的意思，但刘却因害怕而自杀了。十月清军进占新街，扼缅阿瓦河上游，但杨中了缅王假和谈计策，被缅军杀得大败，反致我腾越永昌等地被围攻。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弘历把杨应琚免职赐死，改派明瑞继任云贵总督兼征缅将军。明瑞率军分两路深入缅境二千余里，因孤军深入，粮草不济，终被缅人所败，明瑞也负伤自杀。缅王向清廷求和。被弘历拒绝。三十四年（1769年）弘历派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衮为副将军，明德为总督，哈国兴为提督，分率水陆军六万三路征缅，大败缅军于江口。但清军不服水土，死者近半。缅王遣使议和。双方罢兵。五十三年（1788年）缅王派遣使者来京通好，请开关市与缅贸易。五十五年缅王派人向弘历祝寿，弘历赐印，封缅王为缅甸国王，定十年一贡之制。
征安南。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阮文岳、阮文惠统一越南，驱逐黎氏王族。弘历以保护黎氏为借口，派兵侵入安南，攻陷东京（今河内），后因清军军纪败坏，奸淫妇女，激起越人反对，阮文惠大举反攻，收复东京，并派人“奉表人贡”，要求建立正常邦交。弘历考虑到清军连年征战，国库空虚，同意阮光平（即阮文惠）求和。五十五年（1790年）3月，阮光平亲至北京，弘历同意他为“越南国王”。
征缅甸和征安南纯属侵略性战争，消耗了军费银两达千万两，死伤了数万将士，给中国和缅甸、安南人民都造成了重大损失。除满足了弘历“扬威于域外”的自大心理外，实无一得。弘历把它们记入“十全武功”，不是流芳，而是遗臭。这是弘历所未想到的。
闭关自守。弘历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政策，也就是限制对外贸易、限制对外交往的政策。弘历实行这种政策，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不需要对外贸易，弘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说得很清楚：“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以通有无”。中国所产茶叶、磁器、丝绸是西洋各国所必需的，允许出口，是皇上对西洋各国的照顾、恩典。二是害怕外国商人与沿海人民往来，“滋扰生事”。还有一点就是弘历本人对西洋的情况和科学知识都十分无知，夜郎自大。
十八世纪中叶，英人洪仁辉几次带英船到宁波贸易，意图在这里建立长期的商业据点，引起清政府疑虑。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弘历谕令封闭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只准洋商在广州一口通商。外国商人对此极为不满。洪仁辉于二十四年（1759年）由舟山泛海抵天津。要求清廷开放宁波，并控告粤海关贪污勒索等弊端。弘历派钦差至广东调查，洪所控告的粤海关的情况属实。弘历令将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家产入官，同时以洪仁辉“勾结内地奸民和违制北来”等罪名为由，判处洪在澳门囚禁三年再驱逐回国。
两广总督李侍尧因洪仁辉多次违抗禁令特向弘历奏陈防范外夷规条，即“防夷五事”，弘历批准颁布执行。《防夷五事》：第一，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第二，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馆中，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第三，不准外商向中国人借款或雇佣中国人；第四，不准外商雇中国人打听消息；第五，在外国商船停泊处派兵“弹压稽查”。严格意义上的闭关自守政策，实际上就是从弘历规定一口通商和《防夷五事》开始的。
弘历接见英使马戛尔尼。外国商人对限制贸易极为不满。英国政府一直都想派遣使者到北京交涉，解决对通商的限制。乾隆二十二年（1787年），英政府派遣喀塞卡特为第一个来华使节，但喀塞卡特在来华途中病死。五十七年（1792年）又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使团共七百余人，带有价值一万三千余镑的包括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武器等礼物。弘历以为这个使团是为祝贺他的八十寿辰而来的，令沿海各省派大员迎送犒劳。使团于五十八年（1793年）7月到达大沽，在天津稍事休息，即前往北京。这时弘历在承德避暑山庄。使团主要成员要赴承德觐见皇帝。清朝官员和使团就觐见皇帝的礼节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使团来到北京时，弘历就在谕旨中指示：“听说那洋人用布包扎腿，跪拜不便，这是他们国家的风俗”。要官员劝说使团“遵守天朝法度。暂时去掉包扎腿的布，待行完了跪拜札以后，再重新包扎。这也十分方便。”英使圃拒绝了这个觐见要行跪拜礼的要求。使团到达热河后，双方仍未就觐见皇帝的礼节达成一致意见。弘历认为使团狂妄自大，很不高兴，下令减免给使团的供给，不再发给格外的赏赐。双方最后商妥了一个折中办法：马戛尔尼以见英皇之礼觐见弘历，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皇帝手的礼节。8月10日，弘历在避署山庄万树园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呈递了国书，弘历赐宴招待使团，并向英王和使团正副使节赠送了礼物，又派大臣陪同使团游览了山庄。使团参加了弘历83岁生日的庆典。
礼仪是文化，觐见皇帝的礼节之争。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当然，弘历要使团行跪拜礼，反映了弘历自视为至高无上的天朝皇帝、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的使节理应匍匐在自己脚下的盲目自大的心理，而作为海上霸主的英国的使团，同样是不可一世，马戛尔尼实际上对清政府十分蔑视，怎肯向清朝皇帝磕头俯首，三跪九拜。
英国使团返回北京后，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主要内容有：派人驻京办理商务，开设商馆，买卖货物；在宁波、舟山、广州、天津等地自由贸易；占用舟山附近一小岛，居留商人，存放货物；减免货物税和加征的税；英人自由居住广州等地；西方传教士在各省传教。弘历在给英王的敕书中严词拒绝了英使团的全部要求。敕书中虽也表现出弘历不了解世界形势和妄自尊大，但敕书指出：“所请多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此事尤不便准行。”“尔国船只到彼（浙江天津），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显示了弘历维护国家主权的正气。
皇帝没有不好色的，这是中国皇帝的共性。弘历是个有名的风流皇帝，写弘历，不写他的风流艳事，就不全面。
弘历的女人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他的正式的妻妾，有封号的后、妃、嫔、贵人就有四十多人，其中12位是他50岁以后陆续选进的，新选进的女子称秀女，年龄一般在十三四岁左右，最大的也不超过十八九岁。没有封号而被他召幸过的宫女更不会少。
弘历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出身名门，11岁时就和仅有16岁的定亲王弘历结婚了，成了弘历的嫡福晋，21岁被弘历册立为皇后。史称富察氏贤淑节俭，孝顺太后。弘历和富察氏少年结合，非常恩爱，后来弘历虽多有拈花摘草的风流事，但对富察氏却似乎仍一往情深。乾隆十三年（1748年）富察氏陪弘历东游，突染风寒去世。弘历异常悲痛，又是写诗，又是作赋，颂扬妻子的淑德，“圣慈深忆孝，宫壶尽称贤”；抒写自己的悲痛之情，“廿载同心成逝水，两眶血泪洒东风”，“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念懿后之作配，廿二年而於斯，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熟予随。”失妻带来的哀伤，似乎到了痛心泣血的地步！
弘历第二个皇后乌喇那拉氏，是在富察氏去世后第三年册立的。弘历册立乌喇那拉氏是遵从太后的意思，自己对这位皇后并没什么爱，而乌喇那拉氏却醋劲不小。乾隆三十年（1765年）乌喇那拉氏陪弘历南巡至江宁，弘历在秦淮河问柳寻花，饮酒宿娼。乌喇那拉氏虽名为皇后，其实并没得到什么宠爱，心中本就郁闷不满，见弘历行为如此放荡，禁不住就和弘历吵起来了，弘历那能容皇后干涉，便恶语相责。南巡到杭州后，弘历依然故我，我行我素，乌喇那拉氏气愤不过，撒起泼来，把自己的万缕青丝齐齐剪去。弘历大怒。满人风俗最忌讳剪发。弘历认为乌喇拉那氏的举动，违背正理，近乎发疯。既然头发都剪了，不配当皇后，就废后为尼。乌喇那拉氏忧愤成疾，勉强延续了一年多，便命归黄泉，弘历命以贵妃的规格埋葬。
在众多的妃嫔中，被弘历爱得如痴如醉的是香妃。但这是弘历的单相思。香妃本是维族反叛首领小和卓木的妃子，不仅美色绝伦，而且身上散发一种出自身体内部的天然奇香，所以人称香妃。香妃的艳名传到弘历耳中，弘历必欲得之而后快。在派兆惠率军征讨大小和卓木时，就嘱咐他调查香妃的事。兆惠平定了回疆，俘虏了香妃，送到京城，弘历一见，神魂颠倒，命人将其送入后宫，全然不顾她是叛臣的妃子的身份，决心纳她为妃。香妃在宫中，神色自若，但一见弘历，便一脸冰霜，凛然不可侵犯。弘历和她说话，也不答一语。弘历令宫中会说话的宫女去劝说她答应做弘历的妃子，宫女话没说完，她便猛地从身上拿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对吓呆了的宫女说：“国破家亡，我死志已决，但我不能像一般儿女那样白白地死去，我要为我丈夫报仇。”宫女们想过去夺她手中的匕首。香妃冷笑着说：“这是没有用的，我衣服中还有十几把匕首，你们还能把它都夺去？如果你们要强夺，我就用匕首自杀，你们又有什么办法？”宫女报告弘历，弘历也没办法。但又割舍不下，只好每天到香妃室中，面对不语的绝色美人。坐着看看，秀色可餐，也可聊解饥渴。弘历为讨香妃欢心，消磨她复仇之志，特招来回教徒服侍她的吃穿，在西苑建造回式经屋和回教礼拜堂，让回族老妇，引导她出入游览。香妃毫不动情，一片贞心，始终不改，任弘历千方劝诱，她只是横眉冷对。太后知道后，劝弘历不要去西苑香妃处。她对弘历说：“她既不从，不如杀了，也遂了她的心愿。你不想杀她，就把她放回去好了。”弘历迷恋香妃美色，不忍杀也不愿放。就这样把香妃幽禁在宫中好几年。一天，弘历出宫祭天，太后趁机把香妃召来，问她有何打算。香妃回答：“既然无法复仇，只有一死。”太后说：“今天就赐你死好不好？”香妃回答：“这是我的心愿，感谢太后恩典。”太后便令人把她引入旁边房间勒死了。弘历回宫知道香妃死了，痛哭一场，令人以妃礼安葬。
近年来，专家考证，香妃就是弘历的容妃，维吾尔族人，和小和卓木无关，进宫后，受到弘力的宠爱，由贵人升为嫔，又升为容妃。她穿维族服装，食用回族饭菜。弘历为她在宫中建造了回部宫式阁楼。清官还藏有郎世宁画的香妃行乐图。图中香妃着猎装。容妃在宫中生活了28年，曾陪同弘历巡游各地，乾隆五十三年（1793年）55岁时病死，葬于东陵，棺上书有阿拉伯文的《可兰经》。
后宫佳丽如云，弘历仍不满足，一见丽人，就想占有，有夫之妇也不放过。弘历的皇后富察氏的哥哥傅恒是弘历的重臣。傅恒的妻子傅氏是个美人。富察氏常常把嫂子召进宫拉家常。傅氏有一次进宫被弘历碰见了，惊为天人。全然不顾傅氏是大臣之妻和自己妻子的嫂嫂的身份，决心把其勾引到手。皇后生日，傅氏进宫祝贺，弘历便趁机和傅氏调情，傅氏也是个知趣人，在弘历的威逼利诱下，留宿宫中，和弘历倒凤颠鸾，做成一堆。夫妻之情，君臣之义都不见了，性欲成了第一需要。两人这样偷情延续了两年。只可惜对弘历忠心耿耿并屡立大功的傅恒，妻子成了皇帝情妇还蒙在鼓里。傅恒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都娶了公主，只有最受弘历宠眷的第三子福康安没娶公主，因为这个福康安就是弘历和傅氏的私生子。傅恒去世时，弘历写的悼亡诗中有“平生忠勇家声继，汝子吾儿定教培”之句，“汝子吾儿”，耐人寻味。
皇帝虽个个好色，但顾及皇帝的尊严，嫖娼的并不多。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估是其中有名的一个，他和汴京名妓李师师的故事脍炙人口。弘历效法赵佶，走出紫禁城；寻欢作乐，眠花卧柳。当时京城有一名妓何三姑。声价甚高，接待的嫖客都是贵人，甚至皇宫也有人来往。何三姑手眼通天，竟使那些想钻营门路的达官显宦把她的门坎都踏断了。一般的京官，她是不屑一顾的。有一亲王的公子，花了许多金银，结果连何三姑的芳容都没见着。这惹恼了九门提督，下令在一日之内把何三姑等妓女全部逐出京城，违抗者，逮捕治罪。妓女们纷纷逃出京城，只有何三姑若无其事。提督大怒，亲自带领亲兵来捉拿何三姑。亲兵破门而入，听见何三姑在房内和嫖客调笑，提督令亲兵人房搜查。何三姑闻声穿衣起身，隔着窗子发声问道：“什么事这样吵闹？惊吓了贵人，哪个担当得起？”提督听了更加生气，正欲命人打进去，又听何三姑说：“给你一个凭信，拿去看看，你自己应当懂得轻重。这样卤莽，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了。”只见房里走出一个小丫鬟，把一张纸条递给提督。提督一看，吓了一跳。条子上写着：“你可回去，明天我自有旨给你。钦此。”下面盖着皇帝的宝印。提督赶忙带领亲兵悄悄地退出去，同时派大批亲兵，暗暗在何三姑房子周围保护。
弘历巡游，猎艳也是目的之一。弘历乘船过扬州时，在运河两岸之支港河叉、桥头村口，设卡封锁，禁民舟出入。令男子都从村内退出，但不禁民妇。扬州妇女，素有艳名，龙舟过处，村女民妇，跪伏瞻仰，吴侬轻语，花柳娇态，别有一派风光。一次途经德州时，弘历竟召娼妓数十人，登舟侍宴。这时的皇帝和一般嫖客没什么两样，先是听曲，后是看舞，最后是留宿。要说不同，就是普通嫖客决没有一人独嫖名妓数十人这样的“豪”举。
弘历喜欢巡游，山庄之旷逸，江南之秀美，对于久居宫廷之弘历来说，吸引力是无限的，因此，车驾时出，记不胜记。据统计主要的巡游有：西巡五台五次；告祭曲阜孔庙五次；东巡谒三陵四次；巡游中州及京城附近：至嵩山开封一次，正定一次，天津两次；南巡江浙六次。至于秋天到木兰狩猎。夏天到山庄避暑，则自乾隆六年（1728年）开始，隔一年去一次，而从乾隆十六年以后，以每年夏秋都要到热河避暑狩猎。
避暑山庄初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2年），完工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大部分建筑完成于乾隆朝，庄外的八大庙如小布达拉宫、殊象寺、须弥福寿寺、安达庙（伊犁庙）、普宁寺、和普乐寺等皆建于乾隆时，是弘历为显示武功，接见少数民族贵族而仿照国内名寺所建的，耗费了大量的钱财，仅须弥福寿寺和普陀宗乘之庙的鎏金铜瓦就用去黄金三万两，但也留下了空前绝后的建筑艺术遗址。避暑山庄宫墙10公里，背山面湖，山峦起伏，草木蓊郁，宫殿亭榭掩映，湖沼洲岛错落，风光旖旎，气候凉爽，是避暑胜地。弘历有一次对大臣奔察说：“这里气候非常清凉温和，比京城好多了，真不愧叫避暑山庄。”奔察回答说：“这是庄内。庄外城市狭隘，房屋低小，户户衔接，人民蜗居其中，热得很。所以有民谣说：‘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在热河。’”弘历大怒，差一点要了奔察的脑袋。木兰在承德府北四百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野兽出没其中，是狩猎的理想地。弘历每年都要带一大批人到木兰狩猎，至山庄避暑，并常在山庄接见或宴请少数民族王公贵族或外国使臣，美其名为“习武功于边境，盛王会于远来的藩臣。”弘历行围避暑，游乐无度，但承德离京城不远，而所用之物品，也大多数是宫廷内的东西，对人民还没造成什么大的危害，而因游乐耗尽民财，败坏风俗，影响达数省的，则当首推六度之南巡了。
弘历自己写了《南巡记》一文，记南巡之事，说他南巡的最大的目的是督促河臣修治河堤。这完全是假话，康熙南巡，确实为了治黄河，而弘历南巡，则是另一回事。乾隆朝，黄河缺口达20余次，弘历没有一次亲临其地视察。督促河臣修沿河堤，从何说起？弘历至苏杭观海潮，用数千万库银改筑浙江海宁石塘，对于人民毫无好处，不过是便于目己观海潮而已。
弘历南巡之奢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十六年（1751年）弘历初次南巡就下诏禁止铺张奢靡，但实际上却奢靡之风有增无减，愈刮愈猛。弘历每次南巡，动用巨舟达千余艘，浩浩荡荡，沿河南下，沿途都有戏台、彩棚、龙舟、彩船点缀，弘历和后妃等乘坐的御舟的纤夫就有三千六百人，分成六班，轮流拉纤，还有马匹六千匹，骡马车四百辆，骆驼六百匹，征脚夫役近万人，搬运帐篷、衣物、器具。自北京至杭州，往返近六千里，途中建行宫三十六处；每隔二三十里设尖堂。沿途街道都铺上锦毡，露天也要蒙以绸帐。地方官要进献山珍海味，土产方物，还要从全国运来所需食品，连所饮之水都是从北京、济南、镇江等地运来的著名泉水。沿途购置备用的木炭堆积如山，顷刻间就使用一空。为供纤夫小便用，沿河塘放置大盆，口加木盖。每县都安放上万个，御舟一过，无有完好的。行宫的陈设更是极尽奢侈之能事。以致痰盂都是用缕银丝造的。康熙时，每处所费，只有一二万金，乾隆时，每处行宫的供设，二三十万金都挡不住。后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西逃至太原，见保存完好的弘历巡游五台置办的供应物后，也发出感叹：“宫中都没有这样好的东西。”巡游除劳民伤财外，还助长了奢侈之风，地方的官吏富绅，为讨弘历的欢心，无不挥金如土，竟相奢靡，务求一切供应设置都尽是精品。为了供弘历小金山一日游，就大兴土木，凿湖叠土，岩山嵌空，楼台曲折，园林栉比。有一些大臣，对如此挥霍，也十分不满。顾栋高年纪大了，弘历叫他回京养老，说：“如果我去江南巡游，还可见到你。”顾栋高马上回答说：“皇上还要南巡么？”尹今一视学江苏回京，上奏弘历道：“皇上两次南巡，民间大受其害，怨声载道。”弘历十分生气，质问道：“你说民间大受其害，你说清楚，哪几个人受害了？你说怨声载道，你说清楚，什么人发怨言了？”真是强辞夺理！其实，弘历自己也深知巡游的害处，不过为了一己欲望的满足，对于皇帝来说，劳民伤财又何妨？弘历退位后，才有点反省，对人说：“我统治天下六十年，没什么失德之事，只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在是在作无益，损害有益。”
中国人历来重视寿宴，弘历更是把祝寿活动办得无比奢靡。十六年（1751）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太后六十寿辰，中外臣僚，群集京城，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之高梁桥，十余里中，张灯结彩，西旁遍设戏台。有人这样描写当时的盛况：“锦绣河山，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瓦，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各状，每数一步，问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宫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寿礼有以色绢做的山峦，有以锡泊做的波涛，有的蟠桃，竟有几间房屋那样大。广东献的翡翠亭，长二三丈，全用孔雀尾作屋瓦。浙江用镜子做台榭，大的镜子直径达二丈，嵌在藻井口，墙是用几万面小镜子砌成的，人进入台榭中，一身映出百亿个像来。其它各省的礼品，也都竟奇斗巧，无一不是工巧精致的旷世稀珍，皇太后都感到太浪费了。二十六年（1761年）皇太后七十寿辰，祝寿的规模仍然如此。弘历晚年，还举行过两次“千叟宴”。五十年（1785年）弘历70大寿，下令召六十岁以上者3000人，赐宴乾德官，并准子孙扶持他们来人宴，实际上入宴者共3900余人。六十一年（1795年）弘历80大寿，又举行了一次千叟宴，规模更大，入宴者达5900余人。弘历两次千叟大宴，估计每次所花银两不下几百万两乃至上千万两。所耗费财力、人力、物力之巨，使乾隆以后，再也没有那个皇帝能召开类似的宴会了。
弘历晚年，阶级矛盾日渐尖锐，人民起义不断。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掀开了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序幕。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循化（今属青海）苏四十三领导撒拉族人民起义；四十七年（1783年）田五领导回民起义；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领导汉族、高山族农民起义；五十九年（1794年）湖南、贵州苗民起义。弘历就是在人民起义声中和吏治败坏的情况下迎来了他即位的第六十个年头。但他自己却说：“六十年间，景运庞洪，版图式廓，十全纪绩，五代同堂，积庆骈蕃，实为吏册所罕觏。”在这里他完全无规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也闭口不提吏治的败坏和他做的种种“无益害有益”的事。然而，也不能否认，六十年问，他的确颇有作为，这是和他的才能和勤政分不开的。他大权独揽，勤于政事；他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热爱汉文化，并有一定的造诣；他懂得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民族文字，召见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可不用翻译；他对喇嘛教经典也有研究；他精于骑射，直到七十八岁时才不骑马射箭。如果撇开他对西洋科学知识的无知，可以说，他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他自己认为，在位六十年，虽已85岁，仍精神康健，不至倦勤。但因他在即位时曾焚香告天：圣祖康熙在位61年，如果自己能在位60年，便传位嗣子，不敢达到祖父在位之数。这样，他便在乾隆六十年（1794年）9月在勤政殿召见王子、王孙和王公、大臣，下诏宣布册立皇十五子嘉庆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次年为嘉庆元年，传位太子。次日，太子及文武大臣奏请等弘历归天之后，太子再接位。弘历回答自己曾焚香告天，不能更改。但归政后，军国大事，当然不能置之不问，仍要亲自指教。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六日，举行授受大典，弘历御太和殿。颙琰跪着从弘历手上接过宝玺，即位为嘉庆皇帝，弘历退位为太上皇。这时颙琰已经三十七岁了。弘历的权力欲望并没因退居太上皇而消失，仍紧紧抓住军国大事和用人行政大权，并不时御殿受朝，或以主人身份赐宴群臣，颙琰只是徒有皇上的虚名，实际上只是个陪侍的角色。颙琰还常常要去乾清门听弘历教导。每月初一和十五还要去朝拜太上皇。颙琰还要“朝夕敬聆训谕”。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个皇帝晚年成了太上皇，但像弘历这样自愿退位又拥有不下于皇上的权力的，却是惟一的一个。弘历当了三年太上皇，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卒于养心殿，终年89岁，谥日纯皇帝，庙号高宗，葬于河北马兰峪裕陵，有子17人，女10人。
认人摆布的宣统帝
这一日，皇后从太后那边过来，到瀛台之中，来看皇帝。皇帝正在饮酒，一见皇后，想起从前的事，不由心中不快，就叫皇后坐下。皇后只得默默地坐了一会。皇帝却指东划西地，问了许多的事。皇后都不能答。皇帝更找不出什么事来，就叫瑾妃倒了一杯酒，给皇后喝，皇后不便推辞，就勉强喝了。皇帝又命再斟一杯，皇后本是不会饮酒的，便推托不饮。皇帝便作色道：“你的酒量很好，怎么不喝呢？那年的太后万寿筵上，你不是饮过百来盅吗？”皇后见皇帝怒容满面的，知道皇帝有心找麻烦，便笑着说道：“那年的寿酒，也是宫眷们代饮的呀。”皇帝冷笑道：“朕亲见你饮的，你还赖吗？”说着便逼皇后饮下。岂知皇后先饮过一杯，早已头昏眼花，身不由一主，便顺手将杯二推，那杯子跌在地下，把一只碧玉杯跌得粉碎。光绪帝大怒道：“你不喝酒也罢，为什么把酒杯也打碎？你可知道，这只碧玉杯，是高宗纯皇帝的遗物吗？”皇后见势不佳，突然站了起来，就向外走。
光绪帝见皇后突然就走，怕他去告诉太后，忙上前拉她。谁知皇后一不留神，那脚被门槛一绊，跌倒在地，头上跌下一根白玉簪子。瑾妃眼快，忙要伸手去接，哪知已来不及，啪的一声，跌为三段。皇帝看她真是去见太后，便冷笑道：“你去，你去。”皇后也不回答，竟自走了。
次日，太后果然传皇帝过去，训斥了一番。皇帝心中，更为难受。回到瀛台，更借酒浇愁。整天地喝，渐渐身体疲弱，大不如前。这一日皇帝正与瑾妃同桌吃饭之际，太后忽派小太监来，将瑾妃传去。皇帝等了半日，才见瑾妃回来，只见她头发蓬松，泪痕满面。皇帝问她为什么事这般狼狈。瑾妃哭道：“太后将奴才传去，不知为了何事，训斥了一番，还要打我，奴才再三哭求，才免了打啊！”皇帝听了瑾妃之言，只微微地将头点了几点。这时忍不住咳起来，“哇”的一口鲜红，直喷在胸前，溅了一大块。瑾妃大惊，忙将皇帝扶到床上，赶派太监去奏知西太后。
太后闻奏，急来到瀛台，走进皇帝的寝室。只见皇帝面如白纸，喘咳不息。
太后忙传御医来替皇帝诊治。御医来到，跪请两官安毕，就向皇帝请脉，诊了半晌，然后下去开方。开好了呈上来，太后见那脉案上所说的，无非是积弱之症，但无大碍，宜以清补之剂，以资调养。太后说：“太医的话很对，快些煎服。”太后又坐了一刻，见皇帝仍是默默无言，便退回宫去，皇帝服了御医的药，过了四五天竟自好了，只是身体总未复原，吐血之症，亦时发时愈。到了这年冬天，光绪帝已骨瘦如柴，神形俱失。太后也时常对人说起，总说皇帝的病，只怕不得好了。
第二年春初，革命党黄兴、胡汉民领着法国军官与安南同志二百余人袭取镇南关，连占三要塞，收集降卒。合了大山之浅，会攻龙州，占据三炮台，与广西提督龙济光，陆荣延等数千之众，连战七昼夜复以众寡悬殊败退安南，经过谅山地方，侦探得报，云贵总督岭春煊便与法国政府交涉，逐出安南。黄兴领着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敌，清兵闻而生畏，威名大著。后以弹尽援绝而退。
西太后得了这种消息，虽然见清兵获胜，与大局无关，但因革命党屡次兴兵，颇为可虑。又因朝中老臣，相继凋谢，种种政事，都要自己操心。此时太后年纪已高，更嫌劳累，便不似从前般的康健了。皇帝这时，更为疲弱，又因国事如此，心里愈觉愁闷，那病也越难好了。延至夏天，皇帝的精神，倒好了点。
那一天晚上，皇帝在瀛台乘凉，忽然感受风寒，头昏目眩，倒在躺椅上，气喘不止，渐渐地急促起来。瑾妃一面替他按摩，一面令小太监飞奏太后。太后闻奏，已同太医来了。诊断已完，太医便奏道：“皇帝的病，因元气已伤，动了肝风，所以气喘不止。倘然这般的不止，还须防昏厥。”一时七八个太医，都一样的说法。太后听了太医之言，也不觉着急，于是命瑾妃小心侍候。
自己匆匆回到养心殿，立刻召见军机大臣连夜进宫，奕匡、徐桐袁世凯张之洞等一班军机大臣忙进宫去，见了太后，行礼已毕。太后就将皇帝病体沉重的话，对众臣宣布一遍。又说道万一皇帝有个山高水低，这大统应该谁承继呢。
太后正与众计议，忽听太监奏道，主子已昏晕过去了。太后大惊，忙同奕匡等来到瀛台。只见光绪皇帝面如白纸，两眼直视。瑾妃含着一泡眼泪，呜呜咽咽地哭唤着。皇后也闻信赶来，见皇帝这样，也不免流下眼泪。太后忙叫众不必惊慌，皇帝是气厥过去，等一刻自然会醒过来的，又忙叫传太医。一会儿太医来了，进内把脉，奏道：“圣体大亏，故而昏厥，幸而尚无大碍，是不要紧的。”太医立刻配过药来。瑾妃亲自动手，煎好了药，慢慢给皇帝服下。又过了一刻，皇帝神色，又复了原状，太后皇后及奕匡等这才退出。皇帝自众人走了，才回过身来，瞧着瑾妃眼中流泪说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瑾妃忙伏在枕边，轻轻地说道：“皇帝保重贵体要紧，不可伤悲。有什么话，请明天再说罢了。”皇帝微微摇头，伸出那骨瘦如柴的手来，握住瑾妃的玉腕，喘着说道：“我是快死的人了，今天我有几句要紧的话，想同你说，今天若不再说，明天就不能说了。”
瑾妃听了皇帝这几句话，真同万箭穿心一般，眼中的眼泪，已同珠子一样的滚下来。皇帝挥着手，表示叫她不要哭，又喘着说道：“以我现在所处的情况，真是生不如死，死了倒落个清净。不过我入承大统，已三十多年了，我拊心自问，不是不能做事。就说戊戌年那件事吧，是我错？是谁错呢？结果把我弄成这样岂不叫我愁闷，我的病就由此而起。假使当初，照我的计划去做，议和的事，又怎能有吗？后来额娘从西安回来，虽然想悔过，可惜已晚了。总而言之，我死之后，不上几年，你瞧着吧！咱们祖宗的基业，不久就是别人的了！”说着又大喘着不止。瑾妃忍泪劝道：“皇上少说话吧。”光绪皇帝止住了喘咳，大声说道：“我今天不说，还等到何时说呢？哎！我也没有什么别的话说了。我死之后，大阿哥乃蠢孩子，固然是不能立。载洵少不更事，更不能付以大政。那摄政的人，还不是载沣，他是我同胞手足，他的性情懦弱，我是深知道的，将来弄得不好说不定祖宗的基业，还要送在他手里呢！以我的意思，溥字辈全是小孩子，又不必立，立了也同木偶一样，有什么用？不如在同辈中立一个有学问的，有见识的，还强得多呢？我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听不听都随他们。”
说着又喘着不歇，气越发急了。瑾妃一瞧不好，忙低声问道：“皇上怎么样了？”光绪帝微微地说道：“我要喝茶。”瑾妃赶紧倒上一杯茶来，送在光绪帝的唇边。光绪喝完了，叫瑾妃将那白玉杯放在枕边，又叫拿管笔来。瑾妃不知是何意，忙拿了一支笔来。光绪帝接过笔，又叫瑾妃将杯底朝上，用手拿着。光绪帝挣扎了起来，用笔在杯底上写了一个袁字。对瑾妃说道：“这杯子我死之后，可给醇亲王看，他自然明白我的意思了。”说罢便倒在床上一言不发，微哼了一声。
瑾妃又道：“皇上有不幸，叫奴才如何是好啊！”光绪帝瞧了瑾妃一眼，然后劝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我死之后，他们还未必如何呢！”瑾妃再要说话时，光绪帝已神志模糊面色灰白，不能说话了。瑾妃见形色不好，寸步不敢离开，直到天将微明，光绪帝拿手指心，两眼紧闭，便要龙驭上宾了。瑾妃忙叫太监去奏知太后。谁知太后自那日回宫之后，忽然染病，不能过来，只命皇后速去。皇后来时，光绪帝已驾崩一刻了。
太后闻耗忙召军机大臣等入宫。这时庆亲王奕匡正谒东陵去了。徐桐世续忙着进宫。只见西太后用碧帕包头，斜倚在床上，对徐桐等哭道：“皇上已升遐了，我也病得很利害，你们快传载沣叫他抱着儿子进宫罢了，快去，快去！”徐桐等遵旨退出，忙赶到醇王府，醇王已得着皇帝升遐的噩耗，正忙着要进宫。徐桐等将太后懿旨，说了一遍。醇王便进内室，将他儿子溥仪，用黄锦披好，同着徐桐等上轿入宫。这时庆亲王也赶回进宫，一班大臣亦集太后榻前。太后命先草遗诏，即命众大臣扶溥仪即位。太后吩咐已毕，喘咳不止。众王大臣领旨之后，也顾不得太后病重，便一面遗诏，一面扶溥仪登极。溥仪登了大宝之后，光绪皇帝的遗诏也下来了，命醇亲王载沣，暂照开国睿亲王辅政例，为监国摄政王，一切大事，均由摄政王拟定后，再呈御览施行。诺事已毕。
大臣等正忙着光绪帝的丧事，在这个时候，忽听太监飞报出来，说老佛爷已奄奄一息了，速命众大臣进宫，听候遗旨。众王公大臣忙往宫去，只见宫中立时现出纷乱之象。众王公大臣到太后榻前跪下，见西太后紧闭两目，不发一言。众人静默了一会，见太后忽然睁开眼睛问道：“溥仪正位了吗？”奕匡奏道，已正位布告天下了。太后不语。又等一会，才慢慢地说道：“以后的政事，摄政王须秉意旨而行，不可独断贻将来之患。”醇亲王听了，忙叩首遵命，太后尚待要说几句，忽然痰涌上来，舌根麻木，一句也说不出来。过了一刻，忽见太后从床上直跳起来，两腿一蹬，双目一闭。这一位多才多艺，专国专权的老太后，就驾返瑶池去了。
太后驾崩，离皇帝升遐，相去只有三日。溥仪即位，改年号为宣统元年，尊光绪后为隆裕皇太后，那摄政王载沣果然将袁世凯开去军机大臣，命其原品休致。光绪帝或可瞑目于泉下了。
武昌起义成功后，帝国主义者纷纷督促清政府起用袁世凯，清政府自忖无力应付危机，被迫于宣统三年九月十一日解散皇族内阁，命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的要求已满足，便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革命军进攻。攻陷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九月下旬，袁世凯进京走马上任，完全控制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并命令北洋军炮击武昌，向革命军施加压力。黎元洪却惧怕北洋军的炮击，竟离武昌，造成武昌一片混乱。于是袁世凯一面攀请朱尔典出面促成媾和谈判，一面则密令冯国璋攻击汉阳。十月一日、二日，北洋军第十一协和第八协由蔡甸、驼罗口两处渡过汉水，经过激战，于十月七日攻陷汉阳。次日，袁世凯命冯国璋停止攻击。北洋军进攻汉阳损失惨重，所以，袁世凯不敢作进一步的军事冒险，转而急于施展“和平”手腕。
同时，英国公使朱尔典害怕战火危及它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立即指示汉口英国领事戈飞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转达三项“议和”条件：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帝退位；三、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软弱的革命党人终于同意实现武汉的局部停战。
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袁世凯奏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二十七日，唐绍仪到上海。二十八日，即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进行会谈。同日，驻上海的俄、英、美、日、法、德六国总领事，向南北“议和”代表提出所谓非正式照会，声称：英国政府及其他各国政府，认为中国目前战争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使中国自身而且使外国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并要求双方必须尽可能迅速地达到足以停止目前冲突的协议。
由于南方提出必须承认共和方能开议，袁世凯一时拿不出什幺办法，和议中断几天。双方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了妥协的方案：召开国民大会，就君主与民主问题付之公决。袁世凯认为可行，十一月九日将此方案奏上。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与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袁世凯装出万分为难的样子，把难题推给太后和皇室解决从而逃脱责任和避免嫌疑，次日，隆裕太后召集近支王公会议，多数同意，当即批准，要袁与南方协定施行。
伍廷芳也同意召开国民公议公决国体的意见，十一月十一日与唐拟定办次四条：一、国民会议由各处代表组织，每一省为一处，内蒙古为一处，西藏为一处；二、每处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不足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权；三、开会之日，到会人数达四分之三，即可开议；四、南方各省和山西、陕西代表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北方各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内外蒙古和西藏代表由两政府分电召集。唐将四条告袁，袁不予承认。十二日，伍、唐再议，伍提出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唐电袁请示，袁则力主在北京召开。唐陷于进退维谷之境，电请辞职。袁以其逾越职权，予以批准。告伍以后由他直接电商，根本否认了唐、伍达成的协议，和议顿时濒临破裂。
恰在此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革命党人不顾袁世凯和立宪派的破坏，于十一月八日，在南京举行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民国兀年（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誓要尽发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同时宣布改用公历纪年，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选黎元洪为副总统。月底，临时参议院也宣告成立。
为迫使革命党屈从，在孙中山就职的那天，袁世凯唆使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余名高级将领联名电请内阁代奏，要求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并要求将此电转达伍廷芳，宣称若以少数人的意见要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孙中山见袁缺少和谈诚意，北洋军叫嚣不已。乃决定出师北伐。1月13日，北伐军前锋柏文蔚部败北洋军于宿州，继之夺取战略要地徐州。在河南、安徽、湖北战场，北伐军也连连告捷。但是帝国主义却在此紧要关头出面干涉，向孙中山施加压力。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的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以及叛徒汪精卫等人也乘机攻击孙中山，遂使北伐无法进行。1月16日，孙中山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次让步，答应如果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可正式宣布解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自此之后，和议中的国民会议问题一变而为清帝退位问题，于是袁世凯开始进行逼宫。
袁世凯逼宫开始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唆使驻俄公使陆征祥电请清廷让位。其后借口军饷无着，逼迫隆裕变卖盛京大内和热河行宫瓷器，交出内帑黄金八万两。不过这些仅是个开头，当总统有了保证以后，他方才正式加紧逼宫。
民国元年1月16日（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袁世凯朝见听政的隆裕太后，亲自出马逼宫了。他跪在太后面前，满面泪痕，还使劲地抽缩着鼻子，哽咽噎噎地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密奏太后说：“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六镇无法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因此，除非皇帝自行退位，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外，别无出路，如若迟疑不决，难免不遭外国干涉，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太后闻奏，完全被吓昏了，忍不住地对着袁世凯伤心悲泣。隆裕急忙把宗室亲贵们叫来拿主意，他们都对袁世凯骤然剧变而感到震惊。数日前，袁世凯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对清室忠心耿耿，决不辜负孤儿寡妇，并多次表示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如今却已然逼宫，要求清帝退位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宗室亲贵乱作一团。在隆裕急忙召开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奕劻、溥伦等人主张皇帝退位，实行共和，遭亲贵们的痛斥，使他俩再不敢参加御前会议了。亲贵们孤注一掷，同袁世凯、革命党拼死一命，以求侥幸。良弼还组成了最顽固的宗社党以反对退位为己任。隆裕左右为难，难以决断，只好伏案痛哭。隆裕一连开了几次御前会议，都没吵出个结果。
26日，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端等五十名将领根据袁的授意也一反从前反对共和腔调，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强硬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隆裕闻报，吓得魂不附体，哭着求袁世凯务要保全他们母子二人性命。这时宗社党头目良弼，也被革命党炸死，气氛更趋紧张。宗室亲贵见大势已去，不约而同地来了个“鸟兽散”！有的逃亡青岛或旅顺，有的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袁世凯一方面指使两月前尚力主实行君主立宪的杨度等发起组织共和促进会，制造舆论，配合逼宫；一方面奏请朝廷速定国体，速作选择，早日退位。隆裕在其要挟之下，肝肠寸断，整日抱着宣统皇帝痛哭流涕，载沣向来缺乏主见，不敢参与决策，皇室贵族乱作一团。隆裕走投无路，经过反反复复考虑，觉得保留性命，享受优待条件，总比覆天的结局强得多，万般无奈，终于做出皇帝退位，颁布共和的决定。2月3日，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方协商清帝退位条件。
几经协商，南北双方在退位条件问题上达成协议。2月11日，隆裕最后认可，决定下退位诏。同时，袁世凯将未颁发之清帝退位诏旨电告南京临时政府。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礼，但内阁中大臣袁世凯仍称病不入朝，只是委派外交大臣胡惟德等人率领内阁成员参加朝见仪式。面容凄惨的隆裕太后，眼含泪珠将事先准备好的《清帝退位诏书》交给胡惟德，让他布告全国，清帝正式宣告退位。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多年之久的清王朝，从此寿终正寝了！
14日，南京参议院同意孙中山辞职。15日，召开了临时总统选举会，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30日，唐内阁宣告组成，实权全部控制在袁的党羽手里，革命党人只是陪衬而已。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设北京。成立仅仅百余天的南京临时政府就这样悲惨地被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所取代。
根据《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规定，清帝辞位后，皇室贵族们暂居宫禁。这种生活一直到民国13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他们驱逐出紫禁城，才发生变化。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将清废帝溥仪逐出故宫。并先提请黄郛摄政内阁予以讨论。黄郛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将优待条件加以修改，并讨论通过，同时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事宜。
修改后的清室优待条件是：一、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二、自本条件修改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禁宫，自由选择居住地，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其一切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此决定由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前往故宫执行。
11月5日晨，鹿钟麟、张璧、李煜瀛带军警二十名先将故宫外军警布置妥当，将电话线割断，然后入神武门，每通过一门，就分置军警监视其值岗卫兵，不许走动。鹿、张、李直趋溥仪住处。内务府大臣绍英出迎，鹿等出示修改后的优待条件，并告知来意，请其转达溥仪立即迁出宫外，绍英虽惊慌失措，但仍故示镇静，许说：“我大清入关以来，宽仁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这样办呢？”鹿说：“满清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愤激，就要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现在宫内外已布满军警，其势汹汹，就要动手，如果不是我劝阻他们稍等片刻，现在就出乱子了。”绍英不得已告诉溥仪，但往返数次，仍希有所转圜。鹿见事不能决，乃故意大声告诉随从人员：再延长二十分钟，不然景山上要开炮了。溥仪闻之大惊，立即答应迁出宫外，交出印玺，收拾私物，在鹿、张、李的保护和监视下一同离开故宫。
溥仪出宫后，即由国务院下令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李煜瀛担任，委员十四人。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故宫保存的历代文物进行清点、登记、整理、保管，以防遗失或毁坏。故宫的警卫由鹿钟麟派兵担任，直至国民军撤离北京时，始交由内务部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