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定的人，表面看起来没什么行动，实际内里大有作为。如果一个人目睹了世事变化无常，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反而用清静无为那套说辞来安慰自己，这就不是镇定，而是冷淡了。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纷扰中原。王衍占据宰相的位置，不以治理国家为念，反而整天吟诗作赋、谈玄论道。那些后生晚辈也一个个崇拜、羡慕、仿效他，导致自高自大、虚诞浮夸成为一时的风尚。洛阳城被敌军威胁，朝廷很多人都提议迁都避难；唯独王衍卖掉自己的牛车以示决不迁都之意，来安定人心。王衍看起来貌似镇定，实际上完全没有抗敌之策，不久都城被石勒击破，他自己也做了俘虏。王衍被处死的时候，对身边人叹息道：“哎！我们即使不如古人，但如果平时不崇尚浮华虚诞，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这就是冷淡造成的危害。
北宋富弼辞官回家，专心于追求长生之道。他朋友吕大临写信劝他道：“古时候的三公不担任具体的职务，只有有品德的人才能胜任：在内则于朝廷之上议论大道，在外则于乡野之间宣传教化。古时候的达官贵人勇于承担责任，一定要用大道来教化民众，既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这种态度岂会因为他是不是担任官职、年龄的大小而改变？如今大道还未有人去阐明，人们都倾向于异端邪说，不是学老庄，就是学佛教，人伦不明，万物憔悴，这正是先生您这样的人产生恻隐之心的时候。您应当以宣扬大道教化为自己的责任，努力改变社会上不良的风俗。而您现在却追求移精变气、长生不老之术，这些东西本该是山野隐居之人才追求的，是那些只求保全自身的人才热爱的，岂是天下人对先生您的期待？”富弼回信致歉。吕大临的信提出了不可持冷淡的人生态度。
我辈看到王衍临死忏悔的话语和富弼看信后道歉，就会明白冷淡的弊端了，这不单单对于政治家而言应反省自己，就算是乡野村夫、平民百姓，也不能不以此为戒。
热心与野心
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两种人，同样都勤勤恳恳，但前者的目的是为义务，我们可以称其为“热心”；后者的目的是为权利，我们则称其为“野心”。大禹一想到天下有被洪水淹没的百姓，就如自己也被水淹没一样难受；后稷想到天下还有忍饥挨饿之民，就好像自己也在挨饿，这就是热心肠。大禹治理洪水，后稷教人耕作，两人都有大功于人民。项羽看到秦始皇出行的仪仗就对他叔父项梁感叹说：“您可以取代他（秦始皇）。”刘邦看到秦始皇出行的仪仗也感叹道：“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这就是野心。因此暴虐的秦朝刚刚灭亡，刘邦、项羽就为了争夺天下，血战五年。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战乱，这几年都不得安宁，只是因为我们两人的缘故啊。”野心家对于天下百姓的祸害，都在于此。
为了美利坚的独立，华盛顿尽心竭力于军事指挥，前后长达七年时间。立国之后，又改革世袭君主制，改为选举的总统制。他被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处理政务公正无私。当了两任总统后退了下来，回家后一心务农，不再投入政治的旋涡之中。临死前，他还将自己家产的一部分捐出来帮助公共教育和其他慈善事业。华盛顿可以说是有热心而没有野心的人。
世界上也有野心和热心都没有的人。如春秋时长沮桀溺说：“天下如洪水泛滥那样纷乱，谁能治理好它呢？”马少游说：“人生在世，但求丰衣足食，能坐下等的车，能骑普通的马，谨守父母坟墓，乡里都称你为好人，做到这样就可以了啊。”这就是那种既无野心也无热心的人。大凡遁世的隐士，都会有这样的认识错误。他们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个人赖以生存的一切物品都是社会的赐予。除了这个原因，他们有什么理由能冷漠地对待社会需要，而不为社会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呢？范仲淹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李燔说：“人们不必等到自己做了高官有了职位后才去做好事，只要自己能帮的就帮，能办的就办，这就是做好事了。”这些话说得太好了！
热心的人，不一定要直接从事社会工作。科学家在自己家里专心致志搞研究，看似与世事无关，一旦有所发明，就能够推动生产发展、科技进步，则是对整个社会都贡献巨大。高尚的文学，优美的美术，一开始看起来不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利益，但陶冶情操、培养品性的功能，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勤勤恳恳的学者也可以说是热心的人。其中有的人可能恃才傲物，在智者面前装腔作势，在愚者面前故弄玄虚，则又变成了学术界的野心家了，这也是我们不可不深以为戒的。
英锐与浮躁
黄帝说：“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吕氏春秋》说：“力重突，知贵卒。所为贵骥者，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与驽骀同。所为贵镞矢者，为其应声而至；终日而至，则与无至同。”这些话讲的都是英勇锐利的重要性。周代的谚语说：“畏首畏尾，身其余几。”诸葛亮评价刘繇、王郎说：“群疑满腹，众难塞胸。”讲的也是不英勇不锐利的坏处。
战国时，楚丘先生年高七十，孟尝君对他说道：“先生您老了。”楚丘道：“ 让我去追逐野兽麋鹿，搏杀老虎豹子，那我确实已经老了；假使让我去慷慨陈词抵挡诸侯，决断疑惑不解和犹豫不决的事情，那我还年轻着呢。”这就是年纪老了还英勇锐利的人。东汉范滂被任命为清诏使，他登上马车，拿起辔头，慨然有澄清天下的志向，这就是年纪轻轻而英勇锐利的人。
年轻人英勇锐利的气质往往远超过老年人，但是如果太过放纵，就会变为浮躁。苏轼评价贾谊、晁错说：“贾谊乃是天下奇才，他所说的都是那时候的良策。但他讲的请皇帝封属国，想要与匈奴开战，抓住匈奴的单于，这些都是读书人的大话，少年人的锐气而已。战争，乃是凶险难测的事情，贾谊竟然这么轻率地议论，就像战国时赵括轻视秦军，李俱轻视楚军一样。如果汉文帝真用了贾谊的建议，和匈奴开战，则天下将会不得安宁。假如贾谊经历过战争的艰难，肯定也会后悔自己的建议。至于晁错，就更加刻薄了。他做御史大夫时，当时贤明的宰相申屠嘉都被他活活气死。晁错变更法令，弄得天下骚动。等到七国之乱时，晁错的本领也用完了。”韩愈评价柳宗元说：“子厚（柳宗元的字）以前少年时，勇于做事，毫不谦虚，以为建功立业唾手可得，所以才会因为参与改革而被贬，不能为朝廷所用，学说不能践行于当时。假如他当初在朝廷任职时，能够严于自律，就如他后来担任司马或刺史时那样，也不至于遭到贬斥。”以上都是叹息有的人过于英勇果决、锐气方刚，乃至变为浮躁。以贾谊、晁错、柳宗元这三人的才华，一旦流于浮躁，仍不免遭到挫折，一蹶不振，没办法舒展自身才能、达成自身志向，更何况那些才能不如这三者的人呢？又怎么能够不兢兢业业，以浮躁为戒呢？
果敢与卤莽
人生在世，不只会有平安顺利的时候，也会常常碰到艰难险阻的境况。遇到这种艰难，又不心怀畏惧、知难而退，就是我们要崇尚的果敢品质。果敢不是指盲目冒进。盲目冒进，那是鲁莽。果敢，是指有计划、有次序，按照确定的方案去实行，不屈不挠，而不是贸然行事。
大禹治水时正是洪水泛滥滔天之际。禹的父亲鲧因为治水无功而被杀，禹治水时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大禹在那时毅然临危受命而不推辞。他领导人们凿开龙门，开辟伊阙，疏导九江，决开江淮，用了九年的工夫终于治好洪水，平整了土地。鲧治水时想依赖修筑堤防的方式挡住洪水，但因为违背了水流的走势，最终失败。禹借鉴父亲失败的经验，采取顺应洪水流势的方针，改堵塞为疏导。其开凿沟渠疏通排导洪水的措施，都是按照不同的地势而分别采用不同方案，所以最终取得了治水的成功。
春秋时墨翟（即墨子）为了救援宋国，走了很长的路以致双脚都磨出老趼才来到楚国，用“有钱人却喜欢偷隔壁的穷人，这真是患上了爱偷盗的毛病啊”为比喻，来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楚王已经被说得没话可以反驳了，只好托词说公输般已经造好了攻城用的云梯，非攻打宋国不可。墨子于是解下自己的腰带象征城池，用木片象征攻城的器械，让公输般模拟进攻。公输般运用不同的器械多次攻城，墨子也多次化解了他的攻势。最后公输般攻城的器械全用完了，而墨子用来防守的办法还绰绰有余。公输般与墨子比起来相形见绌，于是说：“我知道对付你的方法，但我不说出来。”墨子也道：“我知道你想用什么方法对付我，我也不说出来。”楚王问其中的原因。墨子说：“公输先生的意思不过是想要杀了我。他以为杀了我，宋国就没人懂得守城了，就可以攻下来。然而我的弟子禽滑离等三百人已经带着我制造的守城器械，在宋国城池上等待楚国的入侵。即使杀了我一个人，也杀不完我那些帮助守城的弟子。”楚王说：“好吧，我不攻打宋国了。”以方圆五千里国土的强大的楚国，攻打方圆五百里国土的弱小的宋国，又处在攻城器械刚刚造好、军队跃跃欲试的时候，此时此刻想要凭借口舌之力来劝阻，墨子的果敢到了何等的境界啊！尽管这样，如果墨子没有那些守御城池的工具，或者墨子有那些工具但没有代替他守护城池的弟子，那么墨子也不过是白白牺牲了自己，又岂能救得了宋国？
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带着价值十二座城池的重宝，却只带了几个随从，就进入有着虎狼之心、凶险难测的秦国，除蔺相如以外，没有人敢前往。蔺相如到秦国后，见秦王无意用城池来换和氏璧，于是严词斥责秦王，并且做出要摔碎和氏璧、自己以头撞墙这种激烈的举动来要挟秦王。即使是贪婪横暴无信用的秦王，也不能不为蔺相如的勇气所屈服。如果不是洞察明了敌人的心理，预先想好了应对抵御的策略，蔺相如又岂能如此从容不迫？
果敢的人，希望自己能对事情有所帮助，而不是以此沾沾自喜、自夸功劳。我们看上面列举的这三个人建功立业的例子，就足以知道果敢是不同于鲁莽的，而且唯有不鲁莽的人，才是真正果敢的人。
精细与多疑
《吕氏春秋》说：“物多类，然而不然。”孔子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郑声，恐其乱雅乐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乡愿，恐其乱德也。”《淮南子》说：“嫌疑肖象者，众人之所眩耀：故狠者，类知而非知；愚者，类仁而非仁；戆者，类勇而非勇。”那些看起来类似的东西，大都存在这样的特征，所以人们不可以不精细。
孔子说：“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又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度哉？”庄子说：“人者厚貌深情，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之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这都是说用精细的方法来观察一个人的品质。不但对别人的观察是这样，对自己也应该如此。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可见，君子的严于律己竟然到了如此细心谨慎的地步。
精细，没有其他的法门，按自己心所能达、力所能及的程度来仔细观察体验便是了。如果不这样观察体验，而妄加猜测，这就是多疑了。列子说：“人有亡□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也；颜色，窃□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也。俄而扬其谷，而得其□。”荀子说：“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视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变，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这讲的就是多疑带来的害处。
其他的例子，比如韩昭侯害怕说梦话被妻子听到而一人独睡；五代时候的张允，家财万贯，每天都要随身携带着很多的钥匙。如此多疑，这都是那种“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人。这与精细的人相比，岂能相提并论？
尚洁与太洁
中国人一向以不爱干净闻名于世界：身体不经常洗浴，衣服不经常洗涤，随地吐痰，用衣袖擦鼻涕，道路不洒水清扫，听任厕所散发难闻的气味，饮用的水也不过滤澄清，患上传染病的人也不知道隔离。这样不爱干净，小则损害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大则酿成一个地方的疾病流行。这是我辈所痛心疾首的，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崇尚干净为目的来互相鼓励。
不过，崇尚干净也要有一定的尺度。沐浴洒扫，这是一个人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公共卫生的清洁，则要靠共同的约定而加以实行。如果不遵循一个正常的限度，就会矫枉过正，带来很多弊端。
南朝宋的何佟之一天洗十几遍澡，还觉得不够干净；元代倪瓒的痰盂要频繁地换水，帽子、衣服每天要擦拭几十次，住所前后的树木石头也要频频冲洗擦拭；清代洪景融洗脸，常常从早上到中午还没洗完。这些都是因太爱干净而浪费时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