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的王思远如果看到来拜访自己的客人衣服脏乱不干净，便不靠近他，如果客人容貌庄重、衣服整洁，就与之促膝而谈，等待客人走后，他还要让两个仆人轮流擦拭客人之前坐过的地方。更甚者如庾炳之，在来做客的士大夫还没走出门时，就让人擦拭清洗客人坐过的床了。宋代的米芾不和人共用手巾和器具。这都是太爱干净而妨碍了他人的例子。
如果去各地采访风土人情，教化劝导野蛮落后的地方，挽救孤寡贫困的人民，治疗看护患病的病人，这些情况下我们都不得不走进不干净的地方，接触不干净的人。假如都因为太爱干净的缘故而裹足不前，那么文明就没办法流播散布，人道主义也会灭绝无存了。汉代苏武被囚在匈奴，居住在洞穴之中，把雪和毡布在一起吞下肚。宋代洪皓被囚在金，用马粪燃火，烘烤面团来吃。宋代赵善应在路上遇到生病的人，必定收养照顾，亲自为他们煮药。瑞士的沛斯泰洛齐收养了五十余个乞丐儿童，在一个房间里教育他们。这些人比起王思远、庾炳之之流如何呢？
爱干净的道理，一定要推己及人。前秦时，苻朗和朝廷官员大摆宴会，让很小的儿童跪着张大嘴，把唾沫吐到他们嘴里，让他们含出去，还将这些小孩称做“肉唾壶”。这种蒙昧良心的事情，简直不用说了！南朝时期宋代谢景仁住的地方极为干净整洁，他每次吐痰，都要吐到身边仆人的衣服上。吐完后，便让仆人去清洗。尽管谢景仁不像苻朗那样残忍，也仍然是放纵自己而蔑视他人。汉代郭泰每次出行住在旅馆时，都要亲自洒水扫地。第二天他走后，再来住的人看到后都说：“这必定是郭有道昨晚住宿过的地方啊。”这才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
互助与依赖
西方寓言说：“有非常不幸的甲、乙二人，甲生来眼瞎，乙身有残疾不能行走，两人相依为命：甲背着乙走路，而乙为甲指示行路的方向，如此便可以互相减轻对方痛苦的境况。”甲眼睛看不到路乙则帮他指示方向，乙不能行走甲则背着他走路，这便是互助的涵义。
何谓互助？甲方的义务，是乙方的权利，同时乙方的义务，也便是甲方的权利；互相都有所付出，互相都能从中获益。将此道理推而广之，便有了分工合作的制度，一个人所需的衣食住行等东西，乃是出自于其他很多人的生产，而这个人自己的劳动成果，也要返还给社会，供给社会大众的需要。这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形式很复杂的互助。
如果一个人不尽义务，只攫取他人义务工作产生的劳动果实来作为自己的权利，这便是依赖了。
我国旧社会依赖之风最为盛行。乞丐固然是被人们鄙夷轻视的，然而纨绔子弟、官吏亲属、闲散食客、官府冗员，以上这些无所事事又要依靠别人来生活的人，哪一类不是跟乞丐差不多的人呢？
《礼·王制》记载：“瘖聋、跛躃、断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春秋时晋国的胥臣说：“驼背者，让他俯身敲钟；身有残疾不能俯视的，让他拿玉磐演奏；身材矮小的，让他表演杂技；眼睛瞎的，让他演奏音乐；耳朵聋的，让他掌管烧火。”这些身有残疾的人，尚且能够以一种工作来养活自己，更何况那些身体健康强壮没有疾病的人，难道不以要依赖别人养活自己为耻辱吗？
过去的慈善家喜欢赈济布施贫困的人民。他们的本意是很美好的，但这种乐善好施的事情却容易助长他人的依赖心理。如今则变成出资金设立贫民工艺厂取代以往布施的做法。遇到饥荒的年份，用提供给人民工作的方式来代替赈济。对于监狱里的犯人，也要迫使他们从事生产劳动，至于工作的酬劳先替他们存起来，犯人还可获得利息，等他们出狱后这些钱可以作为他们谋生的资本。以上都是可以杜绝依赖之弊端的好事。
一个年纪幼小的人不能不依赖他人的养活，如果他能勤于学业，等到他长大之后，工作劳动所获得酬劳足以偿还以前所欠下的债务，还会有所剩余。假如人们平时勤于劳动，勇于节约，将余钱积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即使到了衰老疾病的时候，他也有能力自给自足，而不至于累及旁人。这便是自助的意思，这和互助的涵义是不相悖的。
爱情和淫欲
爱全世界的人类，这是普世的博爱，纯粹只具有伦理学上的意义。又有一种特别的爱，只在男女之间产生，这便是爱情，爱情既包含了伦理意义上的爱，也包含了生理意义上的爱。生理上的爱，常常因人不同而有专一、滥情、长久、短暂的差别。自从有了夫妻制度以来，爱情才变得坚贞牢固。这便是用伦理上的爱容纳生理上的爱，而后才有了纯洁的爱情。
纯洁的爱情，何必仅限于夫妇之间呢？既然有所爱的人，就必须为所爱的人保持自己的健康，平准自己的心态，完善自己的品格，美化自己的名誉，为自己将来的幸福作准备。凡此种种，依照今天的社会制度，唯有夫妇之间才能担当。若是在夫妇关系之外，放纵生理上的爱欲，对于所爱之人的命运却漠然不顾，这就算不上是爱情，而是淫欲了。淫欲的例子有以下这些：
一是纳妾。小妾，大多是贫苦人家的女儿，不得已被卖才成为小妾。她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人，却被等同于商品一样，这使人于心何安？一样是人，却不能有与爱她们的人同等的身份，而被视为奴隶，于心何安？一旦纳妾而导致原来的夫妇之间不断出现怀疑猜忌，破坏家庭内部的和谐；有的放纵正妻虐待小妾，有的宠爱小妾而疏远正妻，种种罪恶，都因纳妾而产生。稍微有良心的人，怎么忍心做出纳妾的行为呢？
二是嫖妓。妓女，大多是贫苦的青年女子受人诱惑或被人压迫，不得已而从事这种勾当的。社会上的人都将她们看做是没有人格的人。我辈同情怜悯她们还来不及，又怎能忍心对她们动邪念呢？有人为喜欢的妓女赎身，这固然是拯救她们的方法之一；然而把她们赎出来之后，又不帮她们慎重选择一个好伴侣，而是将她们纳为小妾，这就是好事不做到底，又让自己陷入到罪恶之中了。
三是通奸。凡是曾经犯下通奸之罪的人，无论男女，都要为社会普通大众所鄙视。尤其是女子，往往因为通奸而断送了自己终身的幸福，严重的还因此自杀，更严重的因此而被杀。我辈每每想到这些，能不为之心惊胆战，而以通奸为必须严厉禁止的事情吗？
其他不纯洁的爱情不可以发生的理由，大部分也都是如此，可以从以上的阐述中推论而出。
方正与拘泥
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意为一个人如果什么事情都干的话，就是没有主张、没有标准，只是依照外部的诱导或压制而行动，这样是不足以立身处世、担当大任的。故孟子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的就是无论外界环境如何，都决不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说的是视、听、言、动这些行为，无一不要遵循规则。以上讲的都是方正这一品质的内涵。
从前南朝梁代人明山宾家里曾非常贫穷，他只好卖掉所骑的牛。卖完拿到钱后，他对买主说：“这头牛曾经有漏蹄的毛病，治好很久了，但我怕它以后会复发，所以不能不告诉你下。”买主听后连忙退还牛，取回钱。唐代吴兢和刘子玄负责撰写拟定《武则天实录》，讲到了张宗昌诱使张说诬陷魏元忠的事情。后来张说做了宰相，读到这段话，心里很不高兴，知道是吴兢写的，于是当着吴兢的面假装自然地说道：“刘子玄记载魏齐公（魏元忠）的这件事情，为何不稍微用点曲笔委婉掩盖下呢？”刘兢说：“子玄已死，不能让他在地下还受到污蔑。这段话实际是我写的，草稿都还在。”张说屡次动用个人关系请求刘兢修改下这段实录，刘兢推辞说：“如果徇私情遵照您的请求进行了修改，那这还能叫做实录吗？”最终他也没有修改。以上例子，一则是宁愿失去到手的钱也不肯欺骗人家，一则是既不污蔑朋友，也不畏惧强权。这都是方正不阿的人的例子啊。
然而也有因为方正的缘故陷入拘泥的情况。南朝梁代刘进的兄长刘献每次从隔壁叫他，他都要系好衣带、衣冠整齐才出来和兄长说话。三国时吴国的顾恺之有一次病得很严重。他妻子来看他，他让身边的仆人扶起他来，戴好帽子、穿好衣服后才见妻子，又催促妻子赶紧回去。以上的行为虽然都是出于恭敬礼貌的初衷，然而以兄弟夫妇这么亲密的关系，还如此繁文缛节，也做得太过了。儿子听从父亲的命令，这是正确的。然而《孝经》也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孔子说：“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不陷父于不义。”从以上可知，对于儿子一定要听父亲命令的这种说法，也不能过于拘泥。官吏应当谨守法令，这是正确的。然而汉代汲黯经过河南时，看到平民百姓遭遇水灾的有一万多家，便临机行事，持着使节下令发放官府仓库里的粮食来赈济贫民，回朝廷后又请皇帝治罪，因为他擅自更改了皇帝的命令。汉武帝认为汲黯的行为是好的事情，所以免去了他的罪名。宋代的程师孟提点夔部，看到当地没有备荒的粮食，于是请求设立仓库储粮；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就开仓赈济贫民，如果还不够，就私下假借朝廷的名义开放其他仓库储存的粮食，根本不等朝廷的旨意。官吏们很怕，报告说这样做不行。师孟说：“一定要等到朝廷的旨意才开仓放粮，那些饥饿的百姓要全饿死了。”于是不等旨意直接发放了粮食。这些都可以说是不拘泥于成规定见的人。
谨慎与畏葸
果敢的反义词是畏葸，鲁莽的反义词是谨慎。知道果敢与鲁莽的不同，就会明白谨慎是不同于畏葸的，这是可以举一反三说明的。现在我再用事实来证明谨慎和畏葸的差别。
孔子，乃是我国最为谨慎的人，曾说过：“谨而信。”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孔子想要实现自己的主张，于是游历各个诸侯国。他到了匡这个地方，当地的人以为他是阳虎，派士兵把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而孔子却仍然弹琴唱歌不停歇。孔子离开匡，又到了曹国和宋国，他和弟子们在大树下讲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左鬼右崔）想要杀孔子，锯断了孔子讲习的那棵大树。孔子又经历郑国、陈国等国家而到了蔡国。陈国、蔡国的大夫，相约派出那些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围在野外，断绝孔子的粮草，使得孔子七天吃不到熟的食物。孔子在这种情况下还照样讲课唱歌而不停止。解围之后，孔子又去了楚国和卫国，最后应鲁哀公的聘请又返回了鲁国。孔子并不因为匡国、宋国、陈国、蔡国等这些地方遇到的艰难险阻就中断他的行程。他写《春秋》，把自己的学说口授给弟子。孔子认为凡是有关讽刺、讥笑、褒扬、隐讳、抒情、贬损等的文辞，都不好出现在书本上。这是孔子谨慎的表现。然而《春秋》里面，孔子对于该表扬的事情照样表扬，对于该贬低的事情照样贬低。吴国和楚国的君主自称为王，《春秋》中却将他们贬称为子。践土会盟实际是晋侯召来周天子，《春秋》却对此隐讳为：“天子狩猎于河阳。”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在一开始撰写《春秋》时就是抱着无所畏惧的态度的。所以说：“慎而无礼则葸。”这讲的是谨慎和畏葸的差别。人们常说：“诸葛一生唯谨慎。”指的是诸葛亮乃是我国最为谨慎的人。他在《出师表》中写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然而诸葛亮南征各郡，在五月时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他北伐魏国，六出祁山，担忧粮草跟不上，又分出一部分军队进行屯田来补充粮草。诸葛亮一开始就不因为谨慎而惧怕征战。唯独魏国的司马懿，一面在蜀国东部以险据守，令两军不得交战，又在卤城前面登山安营扎寨，不肯出战。这就是贾诩、魏平所说的畏惧蜀军如同害怕老虎一般。
况且，哪个地方没有危险的事情呢？进行物理化学方面的实验，有爆炸的危险；操作运动机械，有被轧伤的忧虑；坐车有可能遇到翻车；坐船有可能遇到风浪滔天；救火有可能把皮肤烧得焦烂；服侍病人要防备被传染。对于这些事情如果全都因为害怕而裹足不前的话，那一个人和木偶又有什么差别呢？关键是要懂得其中的道理规律，预先作好防范措施。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汉代的谚语说：“前车覆，后车戒。”这才是真正的谨慎之道，谨慎是一开始就不应该被那些胆小怕事者拿来作为借口的。
有恒与保守
假如有一个人最开始学习法语，没过多久又改学英语，没过多久又改学俄语，像这样的人他能精通哪怕一个国家的语言吗？肯定不能。假如有一个人原本打算学习木工，不久又改学铸造金属，再去改学制革的工艺，像这样的人，最终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工匠吗？肯定不能。事情无论大小，器具无论是精致还是粗糙，想要达到办事情或造器物得心应手的境界，就必须经历很多次的反复练习。如果做一下停一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话，即使曾经学过的东西，也会很快忘得一干二净。例如我们幼年的时候，手啊，口啊都没有太多的能力，只有经过两三年不间断的练习，才能达到口可以说话、手可以把握东西的地步。更何况其他一些更复杂的学问和技艺呢？所以人们做事不能不持之以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