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奢侈，特指一个人的消费远远超出了普通人花费的平均数，而又不会产生对社会有益的结果，甚至还产生恶劣的影响。如《吕氏春秋》所谓“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酒厚肉，务以自疆，命之曰烂肠之食”是也。这种恶习，本是原始社会部落酋长时代遗留下来的。在古代社会，普通人生活水平低下，那些雕梁画栋、琼楼玉宇、珍奇宝玩、玉杯象箸、山珍海味、绫罗绸缎、长夜之饮、游畋之乐，这些东西要超出普通人平均生活费用多少倍啊？随着普通人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即使有些贵族豪富穷奢极侈，其超出普通人平均消费的限度，也不像古时候酋长时代那么夸张。由此可见，文明越进步，奢侈就越不明显。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文明还不能完全杜绝奢侈，但如就此认为奢侈是文明进步的产物，则是大错特错。我们应当仔细了解文明与奢侈的区别，推崇前者，避免后者，这才是调和两者的正确做法。
理信与迷信
人们的行为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才不至于彼此互相冲突、前后矛盾、判若两人，这时依靠的就是信仰。人们的信仰可分为两种，一曰理信，一曰迷信。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中差别不可不认真考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什么样的原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糊涂之人，则看不明白比较复杂的事理，而将其中的因果关系，妄归于某种不可知的神灵，对于一切的解释都依赖于神灵。对于幸福的事情，则认为是神灵喜欢我而保佑我的，对于不幸的事情，则认为是神灵迁怒于我而惩罚我的。于是开始追求怎样讨神灵欢喜从而避免神灵发怒，便有了祷告、祭告、忏悔等种种服侍神灵的仪式。实际这种种仪式和他们所追求的结果是毫不相干的，然而人们却仍然相信它，这便是迷信。
房子的地脚湿了，预示着天要下雨，这是从湿润的迹象中得出的结论；踩着霜就知道水要结冰了，这是从寒冷的现象中得到的验证；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尊敬你，爱护别人的人，别人也爱护你，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结果；看到一件事情的前因，就能判断它的后果，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事理。不懂这些事理的人，却把一切的原因都归之于神灵。神灵的心意是不能实实在在地推测的，于是人们就满怀侥幸的心理，希望得到一种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媒介物，可以作为窥测神灵心意的机关，于是便产生了巫婆神汉、占卜算卦的这些人，这些人正好利用了人们的侥幸心理来自欺欺人：有的假托为天使，有的自夸为先知，有的用龟甲蓍草来占卜，有的用星象来推算人事，有的把梦看做征兆，有的观人气色，有的用人生辰八字来测算，有的察看别人祖先的坟墓，各尽其术，炮制出种种预言。这些东西与人们所求问题的真实原因实际是毫无关系的，然而人们却宁愿相信这些，这也是迷信。
理信则不是这样的，理智的信仰强调对于事物的结论应在积累了无数的经验之后，由归纳得出，这样才能打破以前的迷信。例如日食、月食，古人以为这些都是上天对下界的警告，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不过是月球的影子、地球的影子偶然遮住了太阳，同时人们还可以预测再次出现日食、月食的准确时间。古人认为疫疠是神灵降罪于世人，现在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微生物传染造成的疾病，而且已经可以预防它。人类之所以超出万物，古人认为是天神创造世界之时，专门赋予了人类最多的能力；现在我们则知道人类只是生物进化中的一级，因为人类观察自然的能力，同类互助的感情，都要比其他种的生物远为进步，所以人类进化的程度最高。这些都是理信的证明。
假如人们能去除迷信，保持理信，则可以省去那些毫无意义的营求和希冀，全力从事有益于社会的事业，保证每一天都有所进步。
循理与畏威
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爱自己和爱他人的思想，才会产生有利于自己和有利于他人的行动。凡是对自己及他人都有利的行为，或是为他人谋利而无暇顾及自己，都是善行。为了利于自己而不惜伤害他人的行为则是恶行。这是古今中外都认同的。
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思想还比较狭隘，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他人，因而利己害他的行为常常会发生。有先知先觉者看到这种情况，知道长久下去会危害到整个人类，开始考虑怎样防止此类行为，于是便有了赏罚的出现：善者赏之，恶者罚之，这便是法律的开始，也可以说领袖的权威就由此而来。领袖的赏罚不可能绝对公平无私；领袖对其他的人的监督也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靡不遗漏。于是隶属于领袖管理的那些人纷纷想出趋吉避害的法子，做坏事也不害怕受到处罚，因此领袖的权威也日益减弱。
对此有人想出法子说：“监督人们行为的，不仅仅只有领袖，还有神灵。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我们每个人即使是独处在房间中，四周也像是有十双眼睛看着我们，十个手指指着我们。我们做了善事，神灵就会赐予我们福气，我们做了恶事，神灵就会降下惩罚。神灵的赏罚不单单在我们生前，在我们死后也会应验：善者登天堂，而恶者入地狱。”又有人进一步阐述说：“神的赏罚，不单单对于每个人自身，还会波及他的子孙后代：善者，子孙繁衍昌盛，贤能辈出；恶者，子孙品行不肖，甚至绝嗣。”还有人阐述说：“神的赏罚，不单在其今生，还会在其来世应验：善者来世为幸福之人，而恶者则转生为贫苦残疾之人，甚至投胎为野兽畜牲。”这些都是宗教家宣扬的理论，他们宣扬的便是神的权威。
神的赏罚，真的是善恶必报吗？宗教宣扬的来世的苦乐，真的可以抑制人们在现世的不良行为吗？尽管有神灵权威高高在上的警示，现世的人们仍不免于作恶多端。
君主、官吏、宗教教主这些人常常利用领袖的权威，以及神的权威，强迫他人不做好事而做坏事。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政治战争和宗教战争。结果，权威不但没有产生好的效果，反而带来不良影响。
随着人类智力的进步，诞生了科学。所谓科学，乃是舍弃权威而追求真理。真理是什么？答曰：我们所谓的自己，别人称为他人；我们所谓的他人，别人称为自己。所以透彻来看，就会明白无所谓自己和他人的区别，无论自己和他人，统统都是人而已。人与人之间，如果互敬互爱，则会互惠互利。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能做到于人人都有利，那就要牺牲最少数人的利益，来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必计较牺牲了哪些人的利益。如此，则做善事乃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人们又何苦去作恶呢？
我们的行为，既然已经以真理为准则，自然就不用依靠权威了；而且对于弊端丛生、流害无穷的权威主义，应当逐渐廓清扫灭，才能造就自由平等的新世界，这是我辈应当承担的责任。
坚忍与顽固
《汉书·律历》上说：“凡是造度量衡都要用铜。铜作为一种物质，具有极好的品质，不会因为干燥潮湿、寒冷炎热而改变品质，不会因为风吹雨打、日晒光曝而改变形态，就如同士人君子的操行一样。所以造度量衡必用铜。”《考工记》上说：“金属可分为六种合金。合金中锡的成分占六分之一，这是制造链鼎类的器具所需要的合金。锡的成分占到五分之一，这是制造斧刀类的器具所需要的合金。锡的成分占到四分之一，这是制造戈戟类武器所需要的合金。锡的成分占到三分之一，这是制造大刀类器具的合金。锡的成分占到五分之二，这是制造削、杀、矢类武器的合金。锡的成分占到一半，这是制造铜镜以及取火用具阳燧的合金。”唐代贾公彦于此处注解道：“这里说的金属就是青铜。”铜的品质，可从两方面观察：一是对于外部条件的变化，不会被腐蚀变质；二是用于器物制造时，铜可以调和其他金属的优点，使成品具有不同的特性和用途。前面讲的，铜的品质如同士人君子的操行，因此对于士人君子的操行，也应该结合这两方面来考察。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志。”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不正像铜一样，不会随着环境而改变，而保持其固有的特性吗？这就是所谓坚忍的品质啊。孔子说：“见贤思齐焉。”又说：“多闻择善者而从之。”孟子说：“乐取于人以为善。”荀子说：“君子之学如蜕。”这难道不正像铜可以根据加入的锡的成分多寡而成为不同用途的合金吗？这就是所谓不顽固的品质啊。
坚忍的人，有一定的宗旨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不会为宗旨以外的其他东西所干扰，所以遇到适合宗旨的新知识，也会乐于接受。顽固的人，本身没有一定的宗旨，只是对于自己不习惯的革新进行下意识的反对；如果外部变化正适合他的胃口，则会马上转变立场。所以说，坚忍的人必定不会顽固，而顽固的人不会有坚忍的品质。
关于这点，看看清朝末期不就明白了吗？清政府，自慈禧太后以下，因为仇视维新变法，转而仇视外国人，才酿成了“义和团”之役，可以说是顽固了。然而一经庚子年八国联军的压迫，这些人则由极度排外，转为极度媚外。凡是外国人，不管是好是坏，一律崇拜；凡是外国的习俗，不管是对是错，一律效仿。他们的不坚忍为何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些革命之士，感慨于中国政治不清、风俗不化，想要输入欧洲的文化来拯救中国，可以说思想不顽固。而历经清政府的反对镇压，放逐囚杀，也终不能改变革命人士的志向。他们的坚忍为何能到这个地步呢？对比以上的例子，我们便会更加清楚坚忍和顽固的差别。
自由与放纵
自由，乃是美德。每一个人于自身的思想、身体、言论、居住、职业、集会，都应当享有一定自由的权利。如果受到外界的压制，不能享有该享受到的自由权利，人们就会努力去抗争，就算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所谓的不自由毋宁死！然而如果自由的程度过了头，对他人造成了伤害，使自己羞愧难当，那么这就不是自由，而是放纵了。放纵，乃是自由的敌人。
人的思想不为宗教所束缚，不会为世俗的看法所牵绊，唯以自己的良心为准绳，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偶然产生为良心所不允许的恶劣思想，而我们却故意纵容这种思想的发展，使之逐渐积累扩张，以至于凌驾于良心之上，这就是放纵的思想了。
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困了睡觉，这是人人该有的保持身体健康的自由。假使有人饮食没有节制，工作休息的时间没有规律，一旦养成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以说就是过度放纵自己的身体自由了，反而会有害于身体健康。
高兴时唱歌，难过时哭泣，这是人人该有的感情上的自由。假使您住的地方有丧事，就不应还在大街小巷中放声高歌；寡妇不在夜里哭泣，这是怕影响他人休息。这些都是不敢放纵自己感情自由的表现。
人人该享有言论自由，而有的人却揭发他人隐私，或散布诲淫诲盗的言论；人人该享有居处的自由，而有的人却在自己的住所制造危险品，或是通宵达旦地喧嚣吵闹；人人该享有职业的自由，而有的人却从事制假贩假乃至贩卖毒品的勾当；人人该享有集会的自由，而有的人却借机散布迷信，胡作非为。诸如此类，都是因为过于提倡自己某一方面的极端自由，以至于妨碍了他人的自由，这都是放纵造成的错误。
过去法国大革命时，争取自由的宗旨，是我辈所崇拜的。然而当时如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人，用过度激烈的措施，恣意滥杀贵族，造成一个恐怖的时代，则可以说是因放纵追逐自由的权利而变成残忍了。近来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也是争取自由的表现，我们对此不敢轻视。但是她们为了迫使政府让步而采取的手段，包括烧毁邮件、破坏美术品等，则可以说是因放纵追求自由的权利而变成粗暴了。自由乃是美德，而一旦放纵，就会不自觉地产生粗暴残忍的行为，对此我们能不小心谨慎吗？
镇定与冷淡
世事难测，瞬息万变。常常会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我们意料之外的紧急情况。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大多不免张皇失措、束手无策。而坚强果敢的人，却能不动声色、当机立断，有办法消除众人的疑虑，避免纷扰动乱的局面，这就是所说的镇定的品质。
三国时，诸葛亮在阳平驻军，仅留下一万人守护城池。司马懿马上就要率军杀到，诸葛亮手下的将士们都大惊失色，无计应对。诸葛亮却气定神闲，他命令军队偃旗息鼓，大开西城门，让人在城门口扫地洒水。司马懿怀疑诸葛亮有埋伏，率军往北山撤退。北宋时，刘几为保州知州，一天他正在大宴宾客，夜里忽有紧急报告说有士兵作乱；刘几表面上毫不过问，反下令为客人折花劝酒；暗地里已经秘密安排人马分头去追捕叛兵，没一会儿就把作乱的士兵全部抓了回来。刘几接着会客，通宵达旦地喝酒。北宋时，李允曾在军中大摆宴会，忽然兵器库失火。李允继续喝酒作乐不停。没一会儿，火就被扑灭了。李允秘密下令瀛州用装茶叶的笼子运输兵器甲胄，不到十天，兵器库里又武器齐备，外人谁都不知情。宋真宗为此责问李允，李允回答说：“兵器库向来防火措施非常严密。臣办宴会的时候，突然起火，必定是奸人干的。臣若是抛下宴会而去救火，正好中了奸人调虎离山之计，恐怕会发生难以预测的祸患。”以上这几人都可谓镇定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