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比“实现什么”更重要
记得那是1989年的12月。
当时，我与卢泰愚总统进行两党领导人会谈。会谈结束后，卢总统突然对我说：“金总裁，何必如此辛苦呢？”我微微一怔，不知他是何意，于是静静听他说下去。
“不如我们联手，将两党合并，你意下如何？”
原来他是在劝我合党，并向我力陈此举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我断然拒绝，并直言相告：
“这样是行不通的。我及党内六十五名议员，代表的是在野党，又如何能与执政党合并呢？况且，不经国民同意，如此随意行事，已是对民意的大不敬。请您不要再提两党合并之事了。只要您实行民主主义，我们自会全力支持。”
卢泰愚总统无言以对，知趣地闭上了嘴。我继续说道：
“执政党和在野党本该各司其职，这样国家才能正常运转。而现在听到您却在谋求跟在野党的合并，这显然是违背民意的。如此一来，韩国的民主主义进程必然大受影响，人民也会对政府失去信心，请您三思，千万不要做出有违民意的举动。”
我已尽力，但也自知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我走出青瓦台，内心感到无比凄凉。此后不久，次年的1月22日，三党合并的声明就发布了。
我认为生命形态大体有如下两种。第一种是将意义完全放在结果——“实现什么”上，另一种看重的则是整个过程——“怎样实现”。有的人为了“实现什么”，置“怎样实现”于不顾。他们认为，这二者是毫不相干的，只要达到“实现什么”的目的，无论“怎样实现”都是正当的——这种想法在我们的社会中影响太广泛了。然而，也有少数人是把目光放在“怎样实现”、而非“实现什么”上。这些人，虽然也关注“实现什么”，但却认为只有通过对“怎样实现”的取舍，才能拥有真正的价值。
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不择手段地达成目标，而恰恰在于选择手段、方法的过程。他们相信，这样活着，倘若能实现目标自然很好，但即便没能实现目标，人生也是富有意义的。
两种不同的人生
埃里希·弗洛姆曾问：“是占有，还是生存？”世界上有着从所占有之物中寻找人生意义的“占有型”的人，也有愿意与别人分享、共有、做出自我牺牲的“生存型”的人。
埃里希·弗洛姆的结论非常清晰。重要的并非“占有”，而是“生存”。我的人生观也同样分明：人生重要的并非“实现什么”，而是“怎样实现”；重点不在于“什么”，而在于“怎样”。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的代表人物，就我所知，在韩国历史上，当推李完用和安重根。李完用做过大韩帝国总理，韩日合邦后，甚至成为日籍的贵族，至少在现世中享尽荣华富贵，并且活了很大的年纪。可以说，在“实现什么”上，他毫无缺憾。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做到他那样功成名就并不容易。如果不问他是“怎样”活的，那么他无疑是一个最成功、最幸福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令自己的子孙后代引以为豪的先祖。
再看下安重根义士。别说总理大臣，他连一个小小的村干部都没当过，也不像李完用活了那么久，年纪轻轻就牺牲于刑场，如同露珠一样消逝了。对于一味重视“实现什么”的人们来说，安重根的人生实在乏善可陈。
如果不问他是怎样活的，那么安重根无疑是一个愚蠢而可悲的失败者。但历史的评价恰恰相反。安重根义士被公认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永垂不朽。李完用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对“怎样实现”漠然不顾；安重根义士则为了“怎样实现”，抛弃了一己之私利。
谁的人生是成功的，历史在今天做出了回答。李完用被唾弃为卖国奴，在韩国的历史上永世不得翻身。他的卖国求荣，致使体内流淌着韩民族血液的子孙后代背井离乡，无颜在自己的祖国立足。
安重根义士虽然当时力量不足以扭转乾坤，卑微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其英名却在历史上永远闪耀着光芒。因此，不仅仅其后代，甚至所有姓安的国民都以与他同姓为荣。李完用功成名就，其人生却是失败的；安重根未曾有一官半职，他的一生却是光荣而伟大的。也就是说，“怎样实现”远比“实现了什么”重要得多。
生死关头的抉择
我们每个人面前，大致都摆着这样的两条路。怎样走，选择权在我们，我们需要从二者中选择其中的一条走下去，而这种选择往往就决定了人的一生。用埃里希·弗洛姆的话说就是“是占有，还是生存”，用我的话说就是“是实现什么，还是怎样实现”。
在人生原则上，我一直努力将“怎样实现”放在“实现什么”前面，虽然自己做的也不够完满。我曾多次担任国会议员，并曾好几次挑战总统职位，然而我自己最看重的并非一定要“成为”国会议员或总统。
我只是这样一个人，我看中的仅仅是自己能否竭尽全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堂堂正正、有意义地“活着”。正因为此，我才能四十年来面对独裁政权毫不动摇、屈服，不懈奋斗，坚守住自己的信仰。期间，迫害频至，诱惑袭来，而正因为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我才能五次闯过生死关口，在六年的牢狱之灾中挺过来，十年的流亡和遭软禁经历也未能把我打倒。
80年代新军部势力对我先是诱惑：“跟我们合作，可以满足你的任何要求，除了总统外。”同时也恶狠狠地威胁：“不跟我们合作，只有死路一条。什么公正审判之类，不过是程式化的东西。”当时我已被全斗焕军部判处死刑。有人可能会想：“看样子明明是想放你一条生路啊。”持这种想法的人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1982年我被强制送往美国，见到当时美驻韩大使格林斯顿，重温了当时那种实实在在的威胁。
大使说，当时军部想要干掉我，卡特总统使出全身解数予以制止。但是稍后卡特在大选中失败，里根当选，新军部拍手称快，欢呼“少了卡特这块大石头，终于能干掉金大中了”。
大使闻此大惊失色，急忙赶回华盛顿向里根总统汇报并请求援助；卡特总统也在政权交接时，将我的问题作为主要交接事宜嘱托给里根。当时的国务长官告诉我，里根就任后，美国以给全斗焕国宾级接待资格作为营救我的交换条件。
后来，与卡特重逢，他又惊又喜，感慨地说：“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这简直像是在做梦！”他告诉我，最后他自己也几近绝望，差点就放弃了对我的营救工作。十年之后，我又一次在亚特兰大与卡特重逢，他再次详尽地讲述起当时营救运动的过程和惊险的原委，并告诉我他已将这些悉数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
在如上生命悬于一线的危急关头，说我的内心毫不动摇那是假话，因为人求生的愿望是那么真切。我当时内心里有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选择斗争到底，不和他们合作的话，很明显只有死路一条；就这么死去，谁又会知道我的这些矛盾和痛苦，这样死去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必要这么白白地送上自己的生命吗……”
我为何活得这么艰辛
有一次，小儿子委屈地对我说：“为什么只有父亲您一个人活得这么艰辛呢？”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五味杂陈。但是，很快地，另一个自己坚决地摇摇头，让我振作起精神。有时候，我会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凝视面容里承载着一路走来的岁月风霜。人生路上，在选择的十字路口，给我指明方向的，往往是“怎样实现比实现什么更重要”这一明确的人生观。对我而言，坚守一颗良心活着最为重要，但是只有将良心付诸行动时，才能拥有真实的生命。
这样的人生观源于我对上帝和历史的信仰。
我们心中的上帝，绝不会降福给那些弃良心于不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者，是的，他们无法获得内心平静、人生有意义这些真正的幸福。
摒弃人民和国家，只汲汲于一己私欲的贪婪者，就算一时成功获取了什么，在历史的法庭中也一定会受到严峻的审判，历史中自有公道。不，不用等到历史的审判，他们马上就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失去内心的平静，被家庭和亲友唾弃。
在李承晚的统治下，我曾四次在国会议员竞选中失败，但一次都不敢违背自己的良心。1963年，韩国政治出现新局面。共和党威胁我，与他们合党，就解除对我的政治软禁，否则令我在八年里都无法参与政治，我又拒绝了妥协。朴正熙1972年宣布改革时，身在日本的我马上准备在流亡中展开反改革斗争，于是，1973年我被绑架，并差点死于非命。1979年，我因与在野党干部们一起发布救国宣言，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也一直抗争到底。
1980年我被安上莫须有的所谓“金大中内乱阴谋罪”，被判处死刑，前面提到的那些威胁和诱惑接踵而至，又一次遭到我的断然拒绝；三党合并时亦是如此。历届政权一次又一次地对我施以威胁和诱惑，但我的耳根一次也没有软。
然而也正因为此，我和我的家人，当然还有我的同志们所遭受的痛苦，也是难以言传的。
1980年我被判处所谓的“金大中内乱阴谋罪”时，妻子和儿媳受到一年的软禁，小弟弟和两个儿子宏壹、宏业也受到严刑拷问，被判服刑。特别是大儿子宏壹，因当时的拷打导致腰部受伤，至今仍承受着身体的痛苦。看到无辜的儿子因为我这个父亲而变得残疾，我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小儿子在警察的全副监视下读完了高中。当时正值一个孩子内心极其敏感的年龄段，我本人和家里被搞得乌七八糟，小儿子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堂堂正正地考入了高丽大学。铁窗之内的我闻讯双泪纵横，在心里跟小儿子说：谢谢。
身边的许多同志也是一样。他们被逼供招认“金大中是反动分子”、“暴动阴谋”，遭受了水刑、电刑等泯灭人性的酷刑。但是，我和我的同志们战胜了所有考验。
这就是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同志们。我们之所以能挺过来，是因为我们很清楚，人这一生，“怎样实现”比“实现什么”更重要。
人生真正的成功
有件事令我迄今难以忘怀。那是在六几年，我还是个年轻人。那时，武桥洞的大街小巷啤酒店遍地开花。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店里喝啤酒，一位女服务生走过来悄声说她认识我。
我问道：“你怎么会认识我呢？”
她随即回答说：“家父也和您一样从事在野党工作，他老人家经常提起您，所以我对您非常熟悉。”
听说她的父亲也从事政治活动，并且同是为在野党奔走，我心里很高兴，就问她父亲是哪位。她回答说是马山地区在野党的一名干部，而我这是第一次听说这位干部的名字。
接下来，女服务生告诉我们她为什么在这里工作。
“由于父亲从事在野党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家里经济生活一直很拮据，弟弟妹妹甚至都上不起学，所以我就出来打工给弟弟妹妹挣学费。”
我听了不禁有些难过，再看眼前这个女孩子，好像已经过了结婚的最佳年龄。
我问她：“父亲让你吃这么多苦，你怨不怨他？”
听我这么一问，她大吃一惊。
“我尊敬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埋怨过，因为父亲一直活得堂堂正正。父亲是为了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才甘愿牺牲自己和家庭。我的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承受得住。”
这位女服务生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甚至比某些伟人的名言更让我感动，同时也促使我重新思考，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成功。
所有人，不论是谁，都想要获得成功，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成不成功无所谓。甚至说人们是为了获取成功而活着都并不为过。是的，所有人都在为了成功而努力奋斗。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成功，人们的关注却显得不够。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目标和梦想，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成功的理解。有人认为有钱是成功，有人认为成名是成功。那么，真正的成功又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说有钱和出名就是成功的话，那么我们的判断标准仅仅在于所获得的结果，即实现了什么。但是，这和我的人生观是截然不同的。我并不认同这种用成就的大小和轻重来判定成功与否的方式。我认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堂堂正正地活着就是成功的人生。堂堂正正地活着并非为了成功，堂堂正正地活着本身就是成功。
这样来判断的话，最终得到什么、成就什么都不再那么重要。真正的成功者，不在于他结果是赢还是输，是家财万贯还是一贫如洗。我们不能因为某人最后输了，就无条件地判定其是失败者；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因为某人赢了就认定他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
我这种观点，并不是有意要偏向于输掉比赛的选手。我想强调的是，不能仅仅用结果来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
与哈佛大学校长的对话
1983年我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学者。期间，有过这样一件事。
哈佛有一年一度的校长演讲。要知道，见哈佛校长一面比见美国总统都难，因此，能现场聆听他的演讲对谁来说都难能可贵，而我有幸享受了这份殊荣。
那天，礼堂里被挤得水泄不通。校长做完主题演讲，到了自由问答时间。我提了以下这个问题：
“正如阁下所知，目前韩国正处于军事独裁支配之下，韩国人民进行着不懈的批判和反抗，饱受煎熬；而毕业于美国哈佛或耶鲁这些世界数一数二名校的精英们，回国之后却站在独裁者一边，为独裁和暴力炮制合理化的理论，向社会传播有悖人间正义的愚民思想。对于以美国民主主义襁褓著称的哈佛大学而言，这无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校长先生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可以仅仅归罪于这些人个人的人品问题吗？冒昧地提一句，哈佛大学的教育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我自己也感觉到有些苛刻，但在美国，提问题时尖锐不留情面是个惯例。
校长回答道：
“这并非学生个人的问题，也不是美国教育的问题，而是人类固有的人性问题。人在权力和诱惑面前很脆弱，我认为这才是与独裁者合作的根本原因。”
我对校长的回答并不满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再接着追问。于是结束之后我递给校长一张便笺。
“我想来想去，仍然很难接受您的说法。假使人类在本质上有弱点，那么又如何解释韩国仍有那么多学生和民众一直在勇敢地和独裁作斗争，以至于被捕入狱也在所不惜？我认为问题在于教育出现偏差，想和您当面深入探讨一下。”
不久，我收到校长的回信，说希望进行一次交谈。此后，他对我特别关心，并慷慨地给予我很多帮助。尤其是1985年我回国后，他挂念我的安全，曾特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关切。
在现在这个看重高学历的社会中，如果用“实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为标准来看，哈佛的毕业生们不可不谓成功人士。但从我的标准来看，不用说哈佛，即使是从比哈佛更好的大学（如果有的话）毕业的精英们，如果选择与独裁政府合作，那么他们的人生也算不上真正的成功。
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把尺子，而我的标尺是：为人做事有没有怀着良知，走不走正道。走正道的人，就算输了也是人生的胜利者，一无所得也已经拥有了成功的人生；不走正道的人，即使赢了也是失败者，家财万贯、黄袍加身也算不得拥有成功的人生。
在这种意义上，上面提及的那位女服务生的父亲，不管他在自己所投身的政治运动中有没有获得某种成果，他的人生都是成功的。
对于诈术，我有着与生俱来的反感。我坚定地认为，越是志向远大的人，越应当堂堂正正，越应当放眼辽阔，不为眼前利益所迷惑。活着，即使不能达成既定的目标，自己的生命也应该充实、光明。
我的人生经历所记录下的，并非我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了什么、获得了什么，而是一个普通人堂堂正正活着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