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当年叶兆言还在出版社当编辑时，曾拜访过柯灵。在叶兆言的印象里，柯灵对张爱玲极度推崇，“是真心地喜爱她的文字，一说到她，眼睛就放亮发光，说什么书其实可以出，什么书出版社已经出了。”叶兆言说，“我敢肯定柯灵当时绝不会知道张有一本叫《小团圆》的手稿，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多少年以后，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段文字。在前辈的老作家中，再也找不到像柯灵那样乐意为张爱玲鼓吹的作家，说到她，他总是不遗余力。在老作家嘴里，张爱玲显然没有什么好的人缘。有一年在杭州西湖边，我们去拜见黄源，他一提到沈从文和张爱玲，非常的不屑，口无遮拦。老人家并不知道我其实很喜欢这两位作家，而且就算是知道，也仍然会大肆攻击。”
《小团圆》小说的出版，引发了张迷的再一次热情，尤其更有热心人的“《小团圆》人物对照记”：盛九莉——张爱玲，邵之雍——胡兰成，燕山——桑弧，文姬——苏青，汝狄——赖雅，荀桦——柯灵。根据小说中的故事，荀桦能和现实中的柯灵对上号（当然，有些故事又不可能直接画等号）。柯灵时任《万象》杂志主编，而荀桦为某杂志编辑。某日，荀桦被日本宪兵逮捕，九莉劝邵之雍出手相救，邵写了封信，说他“为人尚纯正”，荀桦果然被释放。柯灵晚年在《遥寄张爱玲》一文里写到了胡兰成曾搭救他。两相对照，不难看出两个人物的重合处。尤其是，《小团圆》中对柯灵带来的最具杀伤力的描写是：荀桦曾性骚扰九莉——两人在电车上偶遇，站在九莉身后的荀桦，“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而且荀桦在“孤岛”上海时期，居然有“三个老婆两大批孩子”。这三个老婆一个在乡下，一个在书局做职员（没有名分），另一个被称为太太的是一个小学教员，非常凶。张爱玲如此描写：
九莉无法想象。巴金小说里的共产党都是住亭子间，随时有个风吹草动，可以搬剩一间空房。荀家也住亭子间，相当整洁，不像一般“住小家的”东西堆得满坑满谷。一张双人铁床，粉红条纹的床单。他们五六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女儿已经十二三岁了，想必另外还有一间房。三个老婆两大批孩子，这样拖泥带水的，难道是作掩蔽？
贰
柯灵对张爱玲的激赏和鼓吹确实如叶兆言所说，不遗余力，在同辈作家中无出其右者。“文革”后柯灵恢复身份后，与分别三十余年的香港友人的通信中就惦记着张爱玲的近况，如1979年6月12日写给香港作家刘以鬯（柯灵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刘的文章，故写信给他）的信里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坐牢三年，下乡三年，靠边反省者又三年。现在白发盈巅，幸犹健在……尊文曾谈到张爱玲，不知此君动定如何？二十余年前曾有种种风雨，颇以佳人为惜，惟愿其别来无恙耳。”在1979年10月6日写给刘的信里，再次提出：“张爱玲现在美国，你能否给她发一短信，代我致意。我也想代《文汇》约写些美国通讯，希望她能同意。”1984年11月柯灵在北京参加建国35周年电影回顾学术讨论会时，写了《遥寄张爱玲》一文，并在11月27日两次写信给刘以鬯，说他刚完成了《遥寄张爱玲》，将发表在《读书》杂志上，他希望也能在刘主编的《香港文艺》上刊载。此文后来还在《收获》杂志上刊载了。在接下来大半年的时间里给刘的几封信中，都或多或少与《遥寄张爱玲》一文的刊载有关。可以说此文给1980年代张爱玲重新在大陆“复出”尤其是吸引了众多的“张迷”起到了“加温”的作用。柯灵在1985年8月11日给刘的信里说：“遥寄张爱玲小文发表后，《传奇》已于上海书店影印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广告，有两本选集要出，都要求将此文序。最近又因《读书》《收获》相继发表此文，得张爱玲姑母来信约见。拟请兄代购第二期《香港文学》以赠之。”1991年6月21日柯灵致信给张爱玲的姑父，是为了代出版社联系张爱玲的版权：“爱玲在美，不知近况如何，尊处常有联系否？安徽文艺出版社正筹备出版《张爱玲文集》，编者为金宏达（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于青（新闻出版署图书司），我被聘为顾问……《遥寄张爱玲》一文发表以来，禁区突破，先后出版爱玲小说、散文集者，据我所知，京、沪、宁、粤、闽等地，殆不下7种以上，使大陆读者得以欣赏张爱玲文采，自是一件大好事。但爱玲远在海外，版权利益所关，估量均无着落。现在政府已颁布《著作权法》，此事已有法可依，足下是否可将上述情况告知爱玲，使她便于考虑如何处置此事？”接下来，柯灵还进一步介绍：“安徽文艺出版社曾印行《傅雷译文集》，装订、印刷、纸张均较认真，对爱玲文集，我也以顾问的名义提出，要求注意印刷质量。估计书不会印得太差。”在1991年12月6日他写给张爱玲姑父的信里有如此一段：“承转示爱玲的致意，感感。通信时请代道念，并致以衷心的祝愿。她虽远在大洋彼岸，在祖国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堪以告慰。”此信有一注释：张爱玲姑父给柯玲的信里有“爱玲最近来信有一句话我必须转达的，就是‘我深知柯灵为人，请告诉他我非常感激他’”。
“我深知柯灵为人，请告诉他我非常感激他。”这是现在能看到的通过张爱玲在上海的亲戚在信里转述的张爱玲对柯灵的评价。
柯灵在1992年9月20日写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的信里有：“85年你专程来上海向我借《传奇》原版的事，我还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传奇》，给国内重印张爱玲的作品开了头，是不应忘记的。”
为了出张爱玲的书，柯灵的确是劳神费心。为了出张的文集，他和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及相关人员通信频繁，有几封信颇说明他的态度，如1991年11月21日给安徽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的信：“知《张爱玲文集》排印接近完成，至感欣奋。尽管国内对张爱玲的作品‘评价褒贬不一’，有作品在，白纸黑色，牝牡骊黄，读者自能品味；文学作品的存汰，要由时间做主张，并不取决于少数人的口舌笔墨。”此中所流露的真情，是毋须多言的。后来当看到出版社给作者的合同内容后，柯灵回了一封长信（1992年2月14日），仗义执言，先是感叹“《张爱玲文集》的印行会有这么些周折”，很出他的意外，接着谈了关于张爱玲委托人的授权书及稿费等问题，一一为张爱玲及委托人着想，并为张力争合理的待遇，然后谈了对出版的看法：“办出版事业，不是纯粹的做买卖，出版家和作家的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彼此之间应该是道义和友谊的合作。由于我们政策上的偏颇，出版事业遇到很多困难，这是客观事实。但现在出版界却很有把困难转嫁给作家的倾向。你们出过傅雷译文集，现在又要出张爱玲文集，我本来对你们印象很好，到处逢人说好话。待看到你们的‘出版合同’，却不觉身子凉了半截。夏衍同志批评某一出版社的合约，认为比包身工的卖身契还厉害，你们的合约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出版张爱玲文集是一件大好事，因此乐观其成。我早就声明，我不过问有关出版权益的事。”柯灵还表示之所以不能“默尔不言”是因为这种“斩”作家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不仅仅是针对一家出版社。最后柯灵写道：他太老了，也还有不少工作要做，这件事却确实花了他不少时间。他衷心希望此事能圆满解决，不再有任何意外。当然，最后张的文集还是终于出版了。柯灵为此付出的心血是不争的事实。
1995年柯灵给日本学者池上贞子的信里说：“张爱玲逝世，使人惋叹悼念，天才不世出，她的作品将留下来，使她不朽。”
叁
六卷本《柯灵文集》是他生前所编的最全的一套文集，他本来是要自己写好文集序言的，但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在他去世后，此套文集才最终面世。是用他的《自语》做了“代序”。翻检他的文集，他与人打笔墨官司的很少，只有在晚年与黄裳的一场笔墨官司，而且这笔仗还是由柯灵挑起。这就是写于1993年3月的《想起梅兰芳》，文章自梅兰芳百年诞辰的由头写起，起笔便写到了“从前”，提到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写作和发表于1947年1月《文汇报》副刊《浮世绘》的《饯梅兰芳》：“这篇文章不满一千五百字，用一段皮里阳秋、富于暗示性的文字开场，一口一声‘梅博士’，主旨是强调梅老了……这篇名文，清楚地表现出作者的才华，也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性格。”在接下来的行文中，还有“这位作家对梅放冷枪，就不止一处”。在最后写到了梅兰芳回忆录的写作和出版过程：“我第一次访梅时，就曾建议他写回忆录……后来梅回到北方，就决定了这样的方式：由梅口述，他的秘书许姬传执笔写成初稿，寄给上海许的弟弟源来补充整理，再交给报馆。这就是《文汇报》在1950年10月15日开始见报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连载是要逐日刊登的，不能中断。听说许源来有些名士气，又好杯中物，报馆很担心他误事。黄裳对京戏是内行，就派他专门和许源来联系，保证每天按时交稿……至于后来出版单行本，则完全由黄裳一手策划促成。其间还发生过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有人向一家出版社接洽印行《舞台生活四十年》，条件是他要在版税中抽成。这种事情，即使在旧中国，也从未有过，而这位同志居然在新中国建国初期这么干，其超人的勇敢，真使人不可思议。梅本人和许氏兄弟，当然至死也不知有此一事。”柯灵此文刊载在《读书》1994年第6期上。文章中说到的“这位作家”和“有人”，其实都是指文中也出现过的黄裳。当然，我是从黄裳稍后的反击文章中知道的。
黄裳写了《关于〈饯梅兰芳〉》在《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7月16日上予以回击，同时也公开了与柯灵的论争。先是辩护自己写《饯梅》一文的由来和初衷，然后笔锋一转：“柯灵当时是《文汇报》的总编辑，为什么竟将组织梅传的重要任务交给我这个犯有开罪梅氏‘前科罪案’的人呢？这也是个很难弄懂的迷。”（柯灵在文中所写关于派黄裳负责此事是因为“黄裳对京戏是内行”，而且这还是严宝礼出的主意。）其实，着力点所在还是那件“匪夷所思”的“怪事”：
柯文写得迷离惝恍，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妙。文章开头就推出了《饯梅兰芳》，却不指明作者；说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出版，又引出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当事人又化为“有人”了。《舞台生活四十年》最早确是我介绍给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出版社初办，稿源不足，我和潘际炯都是特约编辑，帮忙组稿。不支薪水，与出版社商定，于所编《新时代文丛》每本提出定价1～2%作为编辑费，这办法一直延续了一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超人的勇敢”“不可思议”的事。不过，必须说明，《舞台生活四十年》我并没有得到任何编辑费，而是由许源来与出版社直接处理的。倒是后来有一次（也仅是一次），在此书转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时，许源来说是梅先生的意思，在版税中提出几百元算做我的劳动所得，我感谢梅念旧的好意，欣然接受了。觉得自己为此书花费了不少心力，取得这点报酬是心安理得的。
针对黄文，柯灵又写了《读了〈关于“饯梅芳”〉》一文，致“《文汇读书周报》编辑同志”，并谈了他写文章翻旧账的由来：“报馆并没有给黄裳向梅兰芳组稿的任务，事实是，稿子约定之后，报纸才派他和梅文的执笔者之一许源来负责联系，以保证连载不至中断。”之所以要写此文，其实是因为：“近年来文坛上流行一种风气，就是肆无忌惮地改造历史，我亲身经历的就不止一次。有些公开弄虚作假的，还是颇有声誉的作家。这只能理解为公然欺骗不明真相的广大读者，自持有名，对他无可奈何。我骨鲠在喉，忍不住要勒一下虎须，这就是我写《想起梅兰芳》一文的由来。但执笔时感慨逦迤，触及的已不限于此。”在此文的开头，柯灵写了何以想到就黄裳的旧事写文：“《文汇报》有个报史研究组，近年正在征集有关报史的材料，准备出一文集。黄裳应邀在1991年写了篇《往事回忆——〈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诞生》，先在《安徽文艺》上发表，然后交给报史组。报史组知道发表梅兰芳连载一事和我有关系，拿给我看了。”
柯灵此文写得已很不客气，既然黄裳捅破了这层纸，柯灵也就不再写得“迷离”了，譬如：
黄裳责问我为什么把组织梅兰芳写回忆录的任务交给他，敬答曰：并无此事，足下心里最明白。《文汇报》在抗战胜利后复刊，就和梅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而黄裳“和梅及其周围的一些朋友都不熟识”，没有麻烦他的任何理由。他之所以敢于这样问我，是因为他手里有一张王牌，“引而不发，跃如也。”他说“奉命组稿，的确花了很多精力，这并不是一部容易到手的稿子，其中周折也绝非柯文所说的那么简单。梅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记中有所说明”，前记中有一句要紧的话，他欲吐还吞，没有说出来，那就是“《文汇报》的黄裳同志要我写一个回忆舞台生活的长篇，在报上连载发表”。连载是由梅口述，许姬传笔录的，《文汇报五十年》（1938—1988）纪念集里，许姬传写过一篇《梅传问世忆旧》，也说“黄裳同志约梅兰芳先生写回忆录”。所以黄裳有恃无恐。《文汇报》辟连载专栏、出题目，向梅约稿，都是我一手经办的。约定后才把联系工作交由黄裳负责，以后我就放手不管了。黄裳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在《往事回忆》中有详尽的记述。全部事实就是如此。
匪夷所思的怪事，和黄裳侃侃而谈的不相干。黄裳说：“舞台生活四十年》最早确是我介绍给平明出版社的。”真不愧文章高手，只用了“最早”二字，就轻轻勾销了一段情节。他最早兜揽的对象是上海出版公司，向一位负责人提出佣金。（我经过核对，前说“抽成”误。）因为估计梅的著作好销，负责人很动心，事有凑巧，和出版公司关系密切的郑振铎先生恰巧在邻室和另一负责人谈话，听得义愤填膺，脸都涨红了。黄裳走后，他关照坚决拒绝，认为万不能干这种事，负责人只好听从……
柯灵还解释说，当时写文说“有人”而不指名，是想给人留下“闪避的余地，并非包藏什么阴谋诡计”，“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分润别人的稿酬。乃是一种‘劳动所得’，可以‘欣然接受’‘心安理得’。难怪活得如此潇洒自如，腰板笔挺，气壮如牛。但愿我的少见多怪，丝毫无损于我们这位‘商定’文豪的清名”。
之后，两人又互相驳斥对方：黄裳又写了《一点闲文》来反击，柯灵写了《一点感想》来回应。在两人的相互驳斥中，关于梅的回忆录的经过容易理清，也容易理解彼此当时的作为，至于柯灵说黄裳对梅的态度前后的变化，黄裳的辩词也能自圆其说。但让两人纠缠的还是黄裳为出版梅的回忆录是否拿佣金的问题。黄裳在《一点闲文》中说：
上海出版公司是我很熟悉的地方，我有两部著作就是由他们出版的。我受作者之托，为《舞台生活四十年》找出版社接洽，（柯灵用的字眼是“兜揽”，无非想把我说成是“跑街”，以便和后面的“佣金”相映成趣。）到上海出版公司去洽商，也在情理之中，虽然我已完全不记得此事。我和西谛也是熟人，他从北京来沪，偶然相遇，必无不见面招呼之理。西谛是秉性耿直、疾恶如仇的人，真如柯灵所说有那么一段“匪夷所思的怪事”的话，他是不会不向我提出的。但此后与西谛多次见面，他都从未提及此事。……在他团城的办公室里，欢谈往往移晷。这不能不使我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可惜上海出版公司的负责人刘哲民、唐弢、师陀都已逝世，无从取证了。
对此，柯灵在《一点感想》中回应说：当事人既已“完全不记得”，上海出版公司负责人又“都已去世，无从取证”，等等，就到此为止，不必深论了。接着笔锋一转说：“幸而黄裳的记性还没有坏到家，还记得有个他‘很熟悉’的上海出版公司，不过其中也不无疏漏。当时亲眼目睹的，还有一位负责人，一位掌握财务的同志，至今健在。我大概也可以勉强凑数，是个负责人。黄裳所说的两部著作，一部《关于美国兵》，正是经我荣幸地先在《周报》连载，然后付印成书的，那如果不是黄裳的第一本书，也是他最早问世的著作之一。另一部书名已经失记，内容是他建国初期所写的通讯特写之类，如果没有记错，也是由我一手编发的。黄裳贵人多忘事，似乎也‘完全不记得’我在上海出版公司多少还有点发言权和知情权。”柯灵还在该文的“附记”里说明他提到的“知情人”是谢蔚明。
柯灵与黄裳的这场笔墨官司，几个回合下来，基本上能大体上看个究竟，坦率说，在此问题上我是倾向于柯灵的说法的。柯灵晚年的笔墨官司除了和黄裳的，还没看到过和别人的。两人都是文章高手，又是多年的朋友和同事，彼此之间相互知根知底，字里行间更是微言大义。之后，黄裳又与不同的几位有过笔墨论战，如葛剑雄、沈鹏年、止庵等人。用黄裳对人说的话，柯灵不在了，论战的高手也没有了，显出了寂寞。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不过，在黄裳和葛剑雄打笔墨官司时，柯灵向葛剑雄提供了“炮弹”，葛剑雄在回应黄裳的文章《忆旧之难——并谈一件往事》里写道：
几天后一个下午，我接到一位女士（事后得知是柯灵先生的夫人）的电话，告诉我柯灵先生要与我通话。我很惊奇，因为我从未涉足文学界，也没有机会见过这位老前辈。柯老告诉我，他是从其他人那里找到我的电话的，他说：“我看了黄裳的文章，感到很奇怪，也很生气。他在文章中写得那么义正辞严，却不想想自己的过去。我是了解他底细的，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你们肯定不知道，所以今天要告诉你。孤岛时期汉奸办了一本杂志《古今》，受到大家抵制，相约不给它写文章。但黄裳是第一个给它写的，并且写了很多。前几年我在编孤岛文学资料时用了曲笔，我只说‘有人’，但没有点名，这是不应该的。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人就是黄裳。”我对柯老的关心并告诉我这段史实表示感谢，但说明我在回应黄先生的批评时还是就事论事，不能涉及文章以外的事。柯老说他要将这本资料寄给我，并已在书上作了标志。随后柯夫人在电话中问了我的地址，几天后我收到了这本书。
引述这段话，只是想说柯灵晚年对黄裳的态度和意见，对于和黄裳笔战的“陌生人”也不辞辛苦地主动联系上以提供外人难得再看到的资料。
肆
在叶兆言看来，“与那些名声响亮的老作家相比，柯灵算不上什么大牌。不过显然也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有良好的人脉，他是一个不错的好编辑，是一个优秀的文学活动家。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老一辈作家都对他印象良好，而他也最容易欣赏别人，很乐意为同行叫好，文人相轻的恶习对他并不适用。柯灵可以是很多人的朋友，他的平易近人，他的热诚，我作为晚辈感受尤深，起码我没看到他摆过什么老作家的派头。其实老中青作家都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专看缺点，一眼就能看出别人的某些不足，天生傲骨，喜欢说人家的不是；一是善于发现优点，为人虚心，总是在欣赏别人的优秀，并把这些优点和优秀揭示出来，柯灵显然属于后一类。”
从柯灵的书信里也能看出他对副刊编辑这一职业的态度，如1984年2月22日给时任《文汇报》笔会专刊主编陈钦源的信里说：他编过不少报刊，有一点可以告无愧于读者和投稿者的，就是来稿必读，无一遗漏。他编的文艺副刊里，自誓决不任沧海遗珠。除依靠老作家外，更多是依靠青年作家的支持，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文革”结束后，柯灵恢复了身份，其所享受的待遇在同辈的文人中应该说是不错的。他在1978年8月28日写给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殷参的信里曾如此介绍自己在“文革”岁月的遭遇：“坐牢三年，靠边七年，被宣布‘解放’而阴于角落者又两年。”并说：他现在的职务是上海电影局顾问，实际工作是在准备写长篇小说，反映上海一百年（自开辟租界至上海解放）的斗争生活。进入1980年代，他始终在说要写一部《上海百年》，在他与友人的通信中，更是时常谈起这部《上海百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工程之重，初非所料，加以干扰不少，常被约写短文，只好勉力为之”，尽管他一次次决心排除干扰，完成此书，但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其实，许多所谓的“干扰”也是柯灵晚年生活的内容，譬如赴北京参加政协大会（直到1992年春，在他给友人的信里，还有要去北京开一年一度的政协会之类的句子），他去香港，去广州，去大连，等等，其实对他自己来说，许多活动显然是他喜欢的。许多约稿是自然，更有许多是序言之类，但这也恰恰说明了柯灵在晚年所赢得的地位和声誉，当然也包括他的平易近人。在1998年4月23日写给《胡乔木传》的作者程中原的信里回答了程中原询问胡乔木和他见面和通信的情景，柯灵在信里写道：胡乔木和他见面，当在1986年，“这次约谈，七扯八扯，说得不少，具体内容，已经完全淡忘，隐约记得，话题不出文化范围。不知怎么，忽然谈到了周建人。据我所知，周老当浙江省长，是一段很不愉快的经历，乔木说：‘我们原以为请一位有文化素养的知名人士主持本籍省政是适宜的，没想到结果反而造成周建人和党的隔阂。’后来着重地说了一句结论式的感叹语：‘他太单纯了。’这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在此句后，柯灵还特意加注：“特别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还打了个比，说‘如果请你当上海市长，你看合适吗？’”
晚年的柯灵为了推动张爱玲作品在大陆的重新出版，可以说是甘愿尽心竭力的自己给自己制造“干扰”。虽然他晚年最大的心愿就完成《上海百年》，尽管最终没能圆此心愿。但，退一步说，若没有了那些干扰，他就能完成一部让今天的读者可以欣然接受的《上海百年》吗？许多以写小说为主要创作的老作家，晚年尽管也有再写长篇小说的宏愿，但真正成功的不多，何况柯灵的创作并非以小说擅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柯灵晚年最大的贡献，也许就是积极鼓吹和推动了张爱玲作品在大陆的重新出版。而张的小说的如此“走红”恐怕是柯灵所没有想到的。当然，他更想不到，在他身后，还会冒出一部张爱玲的《小团圆》，尤其是书中一个人物还和他联系了起来，而对此人物的几句描写却是如此地影响柯灵这个名字的文人声誉。
晚年的柯灵对社会风气尤其是文坛风气很不以为然，譬如1996年10月14日写给李辉的信里，说：“文坛风气之坏，已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弄虚作假，借名招摇，由所谓名家开其端，现在已病入膏肓。民族气节，士林操守，历来视为珍宝，现在贱若草芥，更可怕的是，揭露批评，其人既恬不知耻，舆情也不以为意，社会的麻木不仁，真堪使人浩叹。我常想，从前有个鲁迅，不知为人世添了多少消炎防腐之功。”其实，如果鲁迅先生地下有知，张爱玲今天如此火暴，当会热嘲冷刺张爱玲在日本侵占下的上海所表现的“气节”吧？
“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这是柯灵当年写《遥寄张爱玲》的开头。接着他引了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开头：“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从张爱玲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也是三十年的时光过去了，满头白发的柯灵把自己的思念“遥寄”给张爱玲：
七十年代末叶，我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灾李祸枣的奢侈了。每当一本新书出版的时候，我照例兴冲冲地亲自签名包扎，跑邮政局，当作一种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儿”分送朋友。1980年春，感谢香港昭明出版社，给我印了一本装帧、排印、纸张都很漂亮的《选集》，多年的旧交刘以鬯兄，还写了长序，奖饰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册精装本，在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但我随即听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虽然我们沐着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决定把这本书什袭珍藏，作为我暮年天真未泯的一个纪念。
还好，柯灵生前没看到《小团圆》。
相关书目
《柯灵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柯灵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柯灵文集》（六卷本），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