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有一名会敲扬琴的女同学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录取了。
这在我们这个有着近四万人的大厂引起了轰动，每个家长都跃跃欲试想让孩子也学习一门乐器，幻想着自己的孩子是第二个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录取走的。
一时间学校音乐队的人员急剧增长，拉二胡的、弹琵琶的、吹小号的学什么乐器的都有。
我当时选择了中阮，仅仅因为我喜欢它的外形，觉得小姑娘抱着它上台弹奏一定很神气。
由于我选择的乐器不够大众，学校没有专业的老师教，我跟着音乐队的其他同学学了简谱，玩了几个月就放弃了。
但是，能够掌握一门乐器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直到那天在“大野地”看到小凡叔叔拉小提琴，这个梦想又被唤醒了！
我想和小凡叔叔一起学拉小提琴，可又不敢和父母明说，因为一把小提琴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家里有个父亲用五合板装钉的正方形的“储物盒”，每到月底家里生活费接不上茬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用母亲织毛衣的竹签子拨那只“储物盒”的“投币口”，希望能从“投币口”掉出几个面值比较大的五分硬币来。
怎奈硬币进去容易，出来太难，父亲摇晃了半天的“储物盒”也不见硬币掉出来，他只好动用螺丝刀，在木板的连接处撬开一道缝，这下到好，硬币无论大小统统掉了出来。
可别小看这些掉出来的硬币，它们往往可以让我家的生活撑过月底的最后几天，坚持到下个月发工资。
想到父母两个人的工资除了要承担我们一家五口人的所有开销，还要不定期地给爷爷奶奶寄些钱，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闲钱再买把小提琴回来。
可是，不说出来我又不甘心，我抱着幻想：万一父母同意了呢！所以，一到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话题往“琴”上引：说小凡叔叔的小提琴拉的有多么多么地好听；原来小学校音乐队的哪个女同学到现在还在坚持拉琴；说培养女孩掌握一门乐器有多么重要等等。
当我兴高采烈讲这些的时候，父母根本没有往下接我的话茬，我知道希望不大了，说了几次后就不再提起此事。
直到有一天，父亲去上海出差，回来时手里拎了一把黑色小提琴的盒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喜地扑上前去接过了小提琴。
我轻轻地把琴盒放在床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它，看见里面躺着一把泛着光泽的淡褐色的小提琴。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想到以后我不仅可以拿着它和小凡叔叔一起学琴，在不远的将来我更能像他那样站在“大野地”里独自演奏那首迷人的乐曲。想到这里我开心地感觉自己快要飞起来了。
母亲下班回来，看见床上的小提琴，随口问了一句父亲：这是给谁带的琴啊？
厂里只要有人去上海出差，总是会有亲戚朋友同事让带各种各样的东西，最爱让带的一般是大白兔奶糖、羊毛衫和懒汉鞋。
狂喜过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把小提琴一定不是经过他们俩人协商后的决定，而是父亲像每个季度给我们订杂志一样，是“先斩后奏”的个人行为。我知道：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父亲可能自知理亏，理不直气不壮地小声说：这是给安雪买的小提琴……
当母亲听到这是父亲花光了他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又借了同事几十块钱买回来的小提琴时，当场就气哭了。
她开始“痛说家史”，从起源她瞎了眼找了父亲，到他既没本事又不知道顾家，再到家庭负担重还花钱大手大脚。
父亲被母亲指责的一无是处也不敢还嘴，他买琴的时候可能压根儿都没想到：接下来的一个月只靠我母亲一个人几十块钱的工资怎么生活呢？
我想到每到大年三十，忙碌了一整天的母亲在缝纫机前给我们姐弟三人赶制春节的新衣服新裤子，日子无论怎样拮据，她也要保证我们大年初一的早晨一定穿上新衣服。
有一年春节，因为太着急赶制新衣服，母亲左手的食指居然被缝纫机针軋过穿透……
想到母亲的不易，父亲的无辜，我觉得本来可以避免的“一场家庭战争”却因我而爆发，心里充满了自责与后悔。
看着床上那把刚才还令我欣喜若狂的小提琴，这会儿却再也令我提不起兴致，我想：要不让父亲把琴转卖给其他人好了，只要他们停止吵架。琴，不学也罢了，只要学习好！我这样安慰自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