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自愿责任是指对企业没有明确要求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模糊性比伦理责任还要强，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判断和选择。也许把这些期望称作“责任”并不准确，因为它们取决于企业的自我斟酌。但是，社会确实期望企业承担上述责任之外的角色。这些角色纯粹是自愿性的，扮演这些角色的决策仅仅取决于企业参与社会活动的欲望，这些活动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法律要求的，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对企业的伦理期望。进行慈善捐赠、为吸毒者提供居所、为完全失业者提供培训、为子女尚幼的女职工建立日托中心等，都是自愿性活动的例子。后来，Carroll（1991）把自愿责任进一步具体化为慈善责任（philanthropic responsibility），并把四种责任从低到高排列，称之为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the pyramid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对应，Wood（1991）提出了企业的社会绩效，并定义为：企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策略和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可观察到的结果。可见，企业社会绩效不仅仅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解为一种伦理原则，也不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过程，它还包括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导致的结果。
（2）企业的生态责任
根据我国学者王红（2008）对企业生态责任的定义，是指企业的生态环境责任，即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认真考虑自身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将自身对环境的负外部性降至力所能及的水平，目标是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生态企业。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宣布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和总结的7个共同点以及26项共同原则，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呼吁世界各国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子孙后代而共同努力。尽管此时，还未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人们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是不能分割的联合体。
1982年10月28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宣告：世界是一个由自然和人类社会所组成的相互依存的整体，其任何一方的健康和兴旺都依赖于另一方的健康与兴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命依赖于自然系统的不间断运转而存在。因此，为了维护世界的生存、安全、公正和尊严，所有的人都应该担负起生态责任。作为产品生产者的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同时，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还会排放相当数量的污染物。可见，企业在向社会提供产品、为社会积累财富的同时，也消耗了自然界的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企业既是产品的生产者及社会财富的积累者，也是资源的消耗者和环境的影响者。水质的污染、臭氧层的破坏、酸雨、温室效应等现象的加剧正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无视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自然环境恶化所造成的资源匮乏同时也威胁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企业应主动承担生态责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降低社会成本，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整体社会效益，从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和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WBCSD）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定义，生态绩效的目标和理念是在减少资源使用和对环境影响的同时，将产品增加值或服务增加值达到最大。因此，将生态绩效界定为企业减少资源使用和对环境影响的活动过程及结果。
在主流经济学中，传统家族企业往往被视为一种低效、落后的前现代企业组织形态，一提到家族企业，人们就会把他与裙带关系、家族利益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企业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好坏之分，关键是企业的各项治理活动及所生产的结果是否适合企业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的发展是否能保持一致。米勒等（2006）将家族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已经克服了面临特殊生存挑战的企业，另一类是还没有克服生存挑战的企业。对于第一类企业，要继续发展就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公司的财务业绩，企业还需要通过他们创造的社会责任形象与市场保持关系。
利维·斯特劳斯公司迄今已有150年的历史，它就是一个热衷于社会公益活动的企业，在《废止种族歧视法案》获得通过的前20年中，该公司一直在华盛顿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后又为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员工及妇女的权利而开展各种活动，并向文化和教育慈善团体给予了大量的捐赠。利维公司在公开发行股票时的招股说明书中写道：“对社会活动的承诺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利润，但效益通常是非常出众的。”
Chrisman等（2003）认为家族企业不仅要关注经济利益（economic benefit），还要关注非经济利益（noneconomic benefit），这会使得资源与能力流向家族企业。非经济的目标在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家族企业绩效整合系统模型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得出三点结论：①企业的终极目的是社会利益，而不仅仅是经济绩效；②将非经济利益附加为经济绩效的共生决定要素；③非经济绩效能提升家族企业的资源和能力。
Barney（1991）定义资源为一个企业的资产和组织的所有属性，包括知识及企业运作流程。Makadok（2001）定义能力为企业的一种特殊的资源，它是不可转让的已经成为企业特有的能提高其他资源生产效率的一种资源。Makadok进一步指出，能力只能由企业建立，而无法购买，即所谓的“资源的获取（resource-picking）”及“能力的建立（capability- building）”。Habbershon等（2003）通过研究证明，家族企业的资源与能力在绩效、竞争优势及企业财富创造间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链。
我国学者苏琦等（2004）建立了扩展的家族企业可持续性模型ESFB，在家族与企业的两个模块以外，增加了社会、经济环境与道德环境两个外部影响源。在ESFB模型中，社会、经济环境包括政治、法律保障关系、市场机制等变量；道德环境包括社会公德、企业社会责任等变量。社会、经济环境与道德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并通过家族与企业模块对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发生作用。ESFB模型将资源与约束作为内生因素，而将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与道德环境作为外生因素来处理。与SFB模型不同，ESFB模型明确给出了家族/企业交易中的干扰源——社会、经济与道德环境。
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对可持续性家族企业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社会绩效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性有显着的正的影响。
假设4：生态绩效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性有显着的正的影响。
假设5：社会绩效与生态绩效可以提升企业的资源与能力。
假设6：社会绩效对企业的资源与能力产生正的影响。
假设7：生态绩效对企业的资源与能力产生正的影响。
假设8：企业的资源与能力对可持续性有显着的正的影响。
3.3以共生理论对四个维度
绩效关系的解释
“共生（symbiosis）”一词源于希腊语，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在1879年首先提出共生的概念，他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德贝里之后，众多的生物学家对生物之间的共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Cannery在1952年以及Leweils在1973年分别清楚地提出共生、互惠共生、同住现象、寄生和其他有关不同物种生物体间关系的概念，丰富了共生研究，并注入了超出生物学领域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
随着各学科发展及相互渗透，共生理论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对其的研究也扩展到许多学科领域，这就使得共生理论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深入，有的学者提出，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共生理论内容也不断的得以充实，在许多研究领域开拓了全新的研究空间，更重要的是它带给人们一个全新的思维视角，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价值观。日本学者黑川纪章曾从后工业社会生产和信息的共生出发探讨了共生问题，认为全球已进入了一个共生时代。他指出：①尽管共生包含了竞争和冲突，但它强调了从竞争中产生的新的、创造性的合作关系；②共生强调了存在竞争的双方的相互理解和积极态度；③共生强调了共生系统中的任何一方单个都不可能达到的一种高水平关系。
共生理论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思想就是，企业在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同时，应当从企业长远的战略出发，站在系统的角度，重视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综合考虑各相关者的利益，处理好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共生关系。
由于承担社会责任及生态责任需要牺牲企业短期的利润，顾及家族利益也会影响企业的短期利益，因此，人们总会把经营绩效与家族绩效同社会绩效与生态绩效对立起来，将四个维度的绩效看成是竞争的关系。依据共生理论，企业只有在与其各方利益相关者和谐相处，并关注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时，才能达到共生共赢、持续发展，家族企业也不例外，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9：四个维度的绩效相互影响。
假设10：家族绩效与经营绩效相互影响。
假设11：经营绩效与社会绩效相互影响。
假设12：经营绩效与生态绩效相互影响。
假设13：社会绩效与生态绩效相互影响。
3.4模型建立
根据前一节的分析，将推演出的全部假设进行进一步的归纳整理如下，以便建立模型。
H1：四个维度的绩效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性有显着的正的影响。
H1a：家族绩效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性有显着的正的影响。
H1b：经营绩效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性有显着的正的影响。
H1c：社会绩效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性有显着的正的影响。
H1d：生态绩效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性有显着的正的影响。
H2：社会绩效与生态绩效可以提升企业的资源与能力。
H2a：社会绩效对企业的资源与能力产生正的影响。
H2b：生态绩效对企业的资源与能力产生正的影响。
H3：四个维度的绩效相互影响。
H3a：家族绩效与经营绩效相互影响。
H3b：经营绩效与社会绩效相互影响。
H3c：经营绩效与生态绩效相互影响。
H3d：社会绩效与生态绩效相互影响。
H4：企业的资源与能力对可持续性有显着正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