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伤康复中心前，我下意识的动作，是将钱夹从坤包中取出，只拿了些零钞。
莞樟路，永远让我惊骇、心跳怦怦，像逃亡时遭遇追杀者。这条路的车辆和设备都被使用到了极限，路应该多加几条车道，而车辆应该更温和一些。就在我站的这个红绿灯旁，三个月前发生过厢式货车将身穿校服的小学生碾入轮下的惨剧。
那可怕的厢式货车像鲨鱼，拥有庞大臀部，是这路上的主角，一辆比一辆快，喇叭声、发动机声，无一刻停歇，马不停蹄，滚成条声音河。那货车好像永远都不会坏，那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好像一尊雕塑，随意调整着方向盘，喘着粗气，鼻孔里喷出暴戾的火团，烧在半空。
五分钟后，公交车驰来，见我招手，戛然而止，将我吸纳进肚腩后，再合拢，继续奔袭。车厢内仅有四五个乘客，座位高，视野开阔。车窗外道路两边闪过丛丛暗褐小楼，缀着各种字体的广告：帆布、钢材、印刷、汽修？？这些簇拥在街面的文字毫无遮掩，有时，甚至会出现很吊诡的一对反义词：“生孩子，到××”，“做人流，到××”。
至黄江，过黄江书城。至大朗，过大朗候机楼。河道旁楼盘高耸广告：献给居住在此的大朗青年。车辆一转弯，劈面走来位男子，黏糊长发，黝黑身躯，浑身一线不挂，只在左脚绑了个红塑料袋，而右脚是白的。他迈着“很青年”的步伐，阔步于正午的阳光下。
大朗真大，几乎消耗掉四十分钟。即将离开时，看到绿篱笆上挂着个黄纸壳：自选自摘草莓园。我无法看清那草莓园有多大，也无法揣测这农业时代最后一点苔藓还能存活多久。不等我细想，公交车已闯入一片由泥泞红土和枯黄茅草组成的滩涂，水泥电线杆上挂着木牌，白底黑字：复杂路段，慎防抢劫。
啊？？抢劫！
我的包，已做好了被劫的准备。
我疲倦地闭上眼，陷入困顿，下意识地捏紧坤包的带子。睁开眼，已抵长安。正在修建的北站赤裸着硕大的水泥桥墩。比手腕还粗的褐木棍攒成一堆，钢筋三角体沾满锈迹，摩托车撑着蓝阳伞，脏到乌黑，司机目光如鹰，楼房层层向上，最高处举着黄金大字——××酒店向前，向前，继续向前通往康复中心的小路，是南方常见的那种柏油路，东补西补，崎岖不平，路边是永远都不会被清理掉的沙子、石头、垃圾。这小路的一切看起来都有待完成：没有路缘石，没有围墙，树木的叶片落满灰尘。终于，我看到医院的金字招牌。进入后我惊诧地发现，医院被树木环抱，闹中取静，颇像公园。办公楼内的一间，挂着牌子：心理咨询室。屋内有三人座木沙发、茶几、液晶电视、台式电脑、音响。
刚坐定，突然，窗外传来声声哀嚎，声调一扭一扭，像条银蛇蜿蜒向前，很容易将人引入悲伤的深处。这悲怆喊叫，令我毛骨悚然，寒意凛凛。
可罗医生却粲然一笑：“啊，听这声，王姐好多了？？”
生平第一次，我发现，原来医生可以通过惨叫声来判断病人的治愈程度！
在这种惊骇下，我觉得罗医生的白大褂、眼镜、手指、语气，都不再只属于他本人，而更属于某个我完全陌生的机构。那里，有另一套解释世界的词语和方法：譬如，面对哀号，他居然微笑。
罗医生被叫去开晨会后，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人。
这时，门被推开了。
三十八岁的吴生走了进来。他很纤瘦，细长眼，厚唇，一米六五，像个中学生。他那么羸弱，却断了根脚趾。看过吴生的脚后，我很久都不愿戴手套，以免想起假肢——那根再植成功的脚趾在我看来就像假肢。
他武断地认定我是医生，即刻开始滔滔不绝。
他在一家建筑材料厂工作，是擦模工（专门把产品从模具上取下来）。模具掉下来，砸到他的左脚大脚趾，即刻出血，一片殷红。
他说，脚趾刚被砸断时甚至可以竖立起来，呈九十度角！
他说：“那疼，不是一下子开始的，是过了几秒，从下面翻起来？？”他的脑袋里响起铁锤敲击地面的声音，咚咚，咚咚，一下又一下。脑袋里的铁锤每砸下去一次，心便跟着紧缩一次，像铁锤直接刺进肉里。
他是2012年2月22日进厂的，事故发生在4月9日。一想到马上就要陷入没有薪水的困境，他瘫坐在水泥地上大喊：“疼死我了，我要死了？？”
谁都无法说清事故是如何发生的，但伤痛已赤裸裸展现在那里。人在瞬间是会变老的：吴生的头发，吴生的皮肤，吴生的眼神，陡然间蒙上了一层灰。吴生拒绝被人架起身子，只持续不断地喊叫。这喊叫让工友们想起自己曾遭遇过的痛。在这个车间，没有哪个人没受过伤，没有哪个人的身上是完好无损的。无论手指、大腿、脚趾，或胳膊、胸腔、肚腩，都不像表面那样完好无损，只是散了架的图案虚虚地拼凑在一起。
工友们七嘴八舌：“模板掉下来的事故，多得很！”“赶快上医院！要不，厂里随便处理一下，就让你走人！”“到了医院，要评了工伤认证，才能让老板赔偿的哦？？”大家说得口干舌燥、喉咙冒火，内心里充满了因无力阻止创伤而带来的犯罪感，以及夹杂其中的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幸运感。实际上，每一个围观的工友，都有可能成为疼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并没有一个“疼痛计”可以测量出疼痛的程度，而疼痛本身，则无法被完全描述出来，同时，疼痛的剧烈程度与个人的知觉及社会的影响密不可分。每个遭遇过疼痛的人，都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先是整个人变成碎渣——被疼痛的磨盘碾碎——再慢慢黏合。但那之后，疼痛并没有消失，反而在脑海中扎下了深根。
和木头、羽毛、铁皮、塑料比，皮肤是世界上最娇嫩的物质。当那层薄薄的保护膜被撕裂，红色液体汩汩冒出，人能闻到自己的汁液，原来是股甜腥味。疼痛时，人发出的呻吟声，和祷告时很相似，不同的是，在教堂祈祷时，是很多人一起做，而呻吟，则从一个孤独者的胸腔里迸发而出。
吴生的工友用双手从背后围到前面，紧紧地箍住他的身体将他抬起。送到医院后，用生理盐水清洗伤口，揩干，可清楚地看到骨头上的裂痕很直，像从空中俯视到的地震裂痕，又像干皴的河床。手术后，虽然断趾已被接上，但走路时，脚趾总没有以前灵活。
老板派人给他传话：“到康复中心待些时候就回来，直接上班吧。”他没有回话，眼睛到处看，在找酒瓶子，想一下子砸过去。在我面前，他憋得满脸紫红：“我不要他们赔十万八万，我只要通过劳动法合理处理就行了。处理不好，我就用酒瓶子砸！”
他是湖南桂阳县莲塘镇甘棠村的村民。
当他详细告诉我这个地名时，我惊诧于这些词语的古雅清幽：桂阳、莲塘、甘棠？？唐诗宋词的所有意境，似乎都能通过这几个词来破解。而他，只读到小学三年级。
他有三个孩子：十四岁的女儿、六岁和三岁的儿子。父母因病早逝，他十三岁便离家打工。和老婆谈恋爱后，娘家人嫌他穷，不同意婚事，他便带着女人逃婚，等生下大女儿后才回乡补办结婚证。给女儿上户口时，他被告知要交六千元罚款。
“六千？！天文数字哦！要我的老命哦？？”可是，“不交不行？？要把房子扒拉掉啊！”
于是他到处借钱，给女儿上了户口。第二个孩子上户口很顺利，到了第三个，属于超生，罚款单上写：五千两百元。“嘻嘻，比原来还少了八百啊！”
现在，大女儿上寄宿学校，一年学费四千。“就是砸锅卖铁，这四千元，也得备着啊！”
他描述他的“打工经”：到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能挣个两百三百的，但很累，干几天就想歇息；到工厂打工，舒服，钱少，加加班，每月也有两三千。但他感慨自己总是存不上钱，原因之一，是他无法做长期工，只能打流动短工。他干过的工作，时间最长的都不超过一年。“农忙时，我要赶回家给老婆帮忙啊。”另一个原因：两个儿子还小，容易生病，一次感冒，“花个五六百是常事”，这些杂七杂八的花销加在一起，就是块大石头压在他的背上，夜里睡觉，总使他感觉喘不上来气。
手术后，他转到康复中心，依旧噩梦连连。疼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令我骇然：他的右脚原先就有残疾。他母亲怀孕时出去割草摔了一跤，令他早产，一落地，医生就看出他的右脚不灵便。而现在——咣当——左脚也出了问题。
“我以后怎么去找活儿？！”
吴生像某种小动物，辛勤而胆小，随便的一阵急雨或狂风，就能让他匆忙逃窜。而现在，他身体里潜藏的汁液被蒸发掉，他变成了一具干瘪之物。他的脚虽然还保持原型，却已成为身上的一个特殊器官，脆弱而易碎，要小心翼翼对待才行。
他想到自己从小没父母，吃尽苦头，总会借给更穷的人钱；他想到这次事故如果处理得不合理，他便要去找个啤酒瓶；他想到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老板和社保局的人都很熟，事情不能搞得太僵；他想到如果老板不开厂，自己还得在家里种田，没工打；他想到他打工的这个厂，老板还不算坏，有些老板真的很坏很屌啊，开的是黑工厂，进厂的人都是黑工人啊？？吴生的诉说像在复述一个梦境，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诉说的内容，只满足于诉说时有听众。
这时，罗医生推门进来，一见到他居然问：“吴生，还在想啤酒瓶的事？”
罗医生翻开病历，开始对病人做测评。
问：“想不想发脾气？”答：“厂里不按规定赔，我就发脾气！”
问：“摔东西了吗？”答：“想摔，但还没有行动？？”
问：“吃饭胃口好不好？”答：“吃饭不正常，到饿透了，才想去吃。”
问：“晚上睡得好吗？”答：“脚都疼死了，能睡得好吗？！就整晚整夜看电视。看连续剧。”
问：“受伤的地方有没有力气？”答：“你说，能有力气吗？！”
问：“日常生活能不能自己做？”答：“我就一个人，不自己做，谁做？！”
罗医生开始对病人进行心理辅导。
“人，随时会受伤，要用乐观的心态来对待。日本有个试验，在不同的米粒上写不同的话，再把米粒放进冰箱里，一个月后，写着表扬的米粒完好无损，写着咒骂的米粒变臭了。是不是很神奇啊？有人对着青草说，我要用开水烫死你，你猜怎么着？那叶子，自己就蜷缩起来了！
“你要和老板沟通！你和老板是利益关系。你受伤，老板要掏钱，他当然心里不舒服，像割肉，你要理解。你是弱者，要示弱，不要逞强。你没钱、没关系、没大树，和老板吵，是鸡蛋碰石头，你搞不赢他的，最后，还是你吃亏“只要是在工厂受伤的，工资和受伤前一样，厂里要发平均工资给你，记住，是一千三百六哦。有个人，被吊车的链条扯住，差点没了命，住院后做了工伤认定，每个月都能领上工资的哦。你要把医院开的单子都拿好，没有单子可不行，记住了啊！”
病人两眼圆睁，双拳紧握，浑身肃穆，好像医生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深思，又好像随时要对那些话提出质疑。
医生继续对病人说：“你拿酒瓶子砸人家脑袋，你就要坐牢，那你老婆和孩子怎么办？”
声音低沉了下来：“你拿到补偿，开个便利店，或干点什么别的小买卖，难道不好吗？”
这是医生给病人提出的建议：让他恭顺地、无声无息地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我看到吴生的脸色有了变化，先是嘴里嘟哝出一串不连贯的话语；然后，狠狠地盯视医生，嘴角浮出冷笑；继而，几乎要腾地站直身子，但又隐忍着，坐在凳子上发抖。
罗医生说出的词语都是被剪裁过的——甚至，被剪裁得相当精确——这些词语只为说话而存在，每一词语，都将前一个推向深渊。由这些词语连缀而成的话，在我的大脑发生迷失，居然把我带到了一个和词语表达迥异的地方。我感觉，在词语和词语之间的空白处，新的含义凸显而来，甚至比那些说出来的词语更庞大、更丰富。
从表面上看，病人和普通人没有太大差别，问题是，病人总能听到头脑里铁锤敲击地面的声音。疼痛对生活颁布了禁令，让病人无论看到什么都陷入深深质疑。病人的角度会刺激大众，让人们嗅到一种浓烈的非法气息，然而，病人是被意外逼入绝境的狂躁和压抑笼罩着这间屋子。我的心陡然一紧。
这是真的：无论你曾经是将军还是懦夫，只需几秒钟，你便会被疼痛的盔甲压垮五脏六腑，你曾井然有序的生活，会随时坍塌。那些非人的遭遇，会突然降临到你身上，并且有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角落。而反抗是无用的（你会问：为什么是我？），然而，别无选择，你只有接受命运。
断趾结束了这个男人的一切：好丈夫、好父亲、好员工？？很快，他就会变成迷途者、残疾人、没落者倘若我们的当代史是一部视觉史诗，那我们的学术工作者，又该如何处理那些属于“不可视”范畴的事物？当身体经受剧痛时，世界和自我会全部或部分失去；当这看不见、摸不到的疼痛无所不在地布满全身时，根本没有所谓的“现实”，只有一个为自身存在挣扎的特定个体，一个已经扭曲却依然坚持抗争的主体。
啤酒瓶是吴生在第一时刻想要寻找的凶器。
他想举起那瓶子。
他想以其无边无际的指涉力量，刺进这个世界，令所有规范都失去效力。
突然间，小屋里涌进三位女病人：张大姐、阿芳、刘佳丽。
张大姐坐在轮椅上，被两个女人抬了下来，放在沙发上。
她曾是车间主管，因脑出血而偏瘫，住进康复中心已有五个月。罗医生道：“张大姐，你不要睡觉啊，你比以前好多了，不用担心，你会越来越好啊！”张大姐的表情在我看来是平板一块，但罗医生却说：“她笑了。她的心里是高兴的。”
罗医生将毛巾垫在张大姐的下巴处。为防止她犯困，还往她手里塞了本杂志：“给你个靓仔，不要睡觉啊！”张大姐居然用电影里慢镜头的速度翻开杂志浏览起来。
在印刷厂搞排版的阿芳总感觉胸部疼痛、呼吸困难，她咳嗽不停，开始是咳痰，后来居然咳出了血。到医院检查：矽肺。但这时她已被厂里炒掉。阿芳一打听，原来这个厂每三个月——至多半年——要将全部员工炒掉，再重招新人。由于长期吸入大量含有游离二氧化硅的粉尘，矽肺，是印刷厂工人的常见病。
阿芳一点都不急躁，也不执拗，她太过安静和软弱了，而这种性格的培养，在她皮肤还很稚嫩的时候，就已开始了。一听到喊她的名字，她的脸色就发白。病人可以顺从驯服，阿芳却达到了极致：两只手放在大腿两侧，伸长脖子，眼睛直直地望着医生。
在家具厂工作的刘佳丽，面貌原本是清秀的，但因两腮削了下去，眼窝深陷，变得憔悴干瘪。
甲醛中毒后，刘佳丽的手开始脱皮，脸上黑一块白一块，晚上睡不好觉，就连白天午睡时，也会做噩梦。神思恍惚中，她被厢式货车撞倒在路边，住进医院后，总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在她那乌亮的眸子里，总闪烁着两只受惊的小鹿，东躲西藏，彷徨疑惧，但在偶尔的一瞬，她又眉头一皱，眼仁里燃起两团火。
罗医生和刘佳丽开始对话。
问：“现在是哪一年？”答：“83年吗？”
问：“不是问你哪一年出生，是问你今天是哪一年？”答：“唔？？83年吗？”
问：“今天是几号？”答：“唔？？（羞怯地捂嘴笑）”
问：“不要笑。再想一想。”答：“唔？？”
问：“你今年多大了？”答：“二十九？”
问：“对，没错。那你是哪一年出生的？”答：“83年？”
问：“太对了。那今年是哪一年？”答：“2004年？”
问：“一九八三加二十九等于几？”答：“三加九，等于二十一啊！”
问：“啊？三加九是十二才对啊！那九加三是几啊？”答：“九加三，是十三啊！”
问：“什么？！你掰着手指头和脚趾头都能算出来的啊！你看，九个手指再加三个，是多少？九后面是十、十一、十二！”答：“唔，唔，十二？？”
问：“你每天都要念数字的啊！你不能把数字都忘掉了啊！”答：“唔？？”
问：“三加七和七加三有区别吗？”答：“有！”
问：“你孩子多大了？”答：“七岁。”
问：“你孩子叫什么名字？”答：“刘佳丽。”
问：“刘佳丽是你的名字，我问的是你孩子的名字。”答：“叫？？刘？？忘了。”
问：“你是儿子还是女儿？”答：“女儿。她叫刘？？哎呀，真忘了。”
问：“啊？昨天不是还记得吗？那昨天，我讲了什么故事？”答：“多耳盗铃！还有，足、画、添？？”
问：“哦，画蛇添足？那是前天讲的；昨天讲的是掩耳盗铃。”答：“唔，掩耳盗铃？？”
这场生发在医生与病人间的对话，既清晰又混乱，既明亮又悲哀。我听得喉管里痒痒的，像要有个虫子从口里爬出来。
“练习放松术”，来得正是时候。
罗医生点开电脑里储存的轻音乐，让音符通过音箱传递出来。他让大家闭上眼睛，压低声音说：“放松？？放松？？如果想发火，那就先捏拳头，紧紧地捏住，然后再松开，要体会那松开后的感觉，那就是放松，要学会在生活中放松？？”
这个放松过程持续了二十分钟，我以为治疗要宣告结束，但是没有，接下来进行的，是成语练习。
罗医生念：“口是心？？”病人答：“非。”以此类推：“七上？？八下”“三长两？？短”“一五？？一十”“大同？？小异”“无中生？？有”；再一起读唐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用歌曲疗伤，我并不吃惊，但罗医生选择的歌居然是《遇上你是我的缘》。
高山下的情歌是这弯弯的河我的心在那河水里游蓝天下的相思是这弯弯的路我的梦都装在行囊中一切等待不再是等待我的一生就选择了你遇上你是我的缘守望你是我的歌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爱你就像山里的雪莲花就像山里的雪莲花坐在椅子里沉默时，他们是病人；可唱起歌来，他们突然变成了士兵。与其说他们是在唱歌，不如说他们在吼歌：声音洪亮，身体随之摇摆如风中芦苇。原本肃穆哀泣的气氛被打破，这间办公室陡然间成了欢闹的KTV包房。歌声充满狂热：高山、蓝天、弯弯的河，弯弯的路？？这些意象拼贴在一起，成为某种图腾，驱赶着病人快快地向前跑。歌越唱越高，越唱越尖：亲爱的，亲？？爱？？的我一边唱，一边观察着病人们的表情。
也许，在歌声中打开心扉，是他们感到还是正常人的一种方式。
创伤是什么？
对意料之外或无力抗拒的暴力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在发生的时候并未完全被人所理解，但是事后却会以反复倒叙、梦魇及其他重复现象的形式重新出现。
肉眼能看得见的叫硬伤害。
还有一种伤害，叫软伤害，是无形的。
我在电子厂工作时，最明显的反应是眼睛疼，鼻腔里总有异味，恶心、头昏、供血不足、食欲萎靡。
我并没有直接和有毒物体接触（为电子晶片除污、冲洗、氧化及打磨时所用的酸碱溶剂，毒性都非常高）。但我在拉线上干过锡焊：用铝丝将每个晶片都焊接到装置的电子终端上，从而制造出一条电路。焊好后，要在晶片上滴一层黑胶（环氧树脂）。因为黑胶有毒，容易引起皮肤病和肺病，所以每个月焊锡工可多拿五十元补贴。
刚开始干时，我感觉自己很难坚持下来，但日复一日，身体从不适变得麻木，过了一段时间，随着对环境的渐趋适应，我甚至不觉得那焦糊味有什么特别。
对女工来说，还有另一种疼痛难以启齿：痛经。
我在音像带盒厂当啤工的那段时间正值经期。那时是夏天，很多人都穿着拖鞋和凉鞋，而我则穿着棉袜和运动鞋，且戴着塑胶手套。即便这样，一遍遍从水箱里捞出磨具，放到另一个水箱，用倒扣的箱子压住磨具，再用含天那水的布擦拭磨具？？不到中午，我已血流如注，腰腹肿痛，脚底像踩着冰块，浑身发凉。加上早起后匆忙赶来上班，肚子空荡，饥饿像老虎的利爪，在腹中猛烈地抓、撕、扯，令五内翻滚。
在电子厂工作期间，有个女工因痛经一下子昏厥在拉线旁，那模样像被重拳击中头部。她被人架出去时，半截腰肢赤裸裸地亮出来，令大家感觉万分难堪。某种突如其来的悲哀，千钧压顶似地罩下来，让这个本来就脏污的车间愈发难以忍受。
每个人都感觉这个地方实在太小，无论如何，要突围出去。
常常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描述这样的女性：她们的生活比男性更艰难，充满种种磨难和不平，但她们却比男性更坚强，更有毅力和恒心，因而她们取得了更骄人的成就。在我看来，这样的女性不是没有，但却很少，大多数女性在更多的时候，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总是处于被冷落和被遗忘的位置。
干过一天十一个小时的活计，吃过没有油水的食堂饭菜，住过逼仄混乱的女工宿舍后，我渐渐理解了那些真的什么都不在乎的女孩——她们去酒店KTV陪唱，给台湾人或香港人当二奶，屈从于各种年龄段的有钱人有权人？？这些女孩子，大多是工厂妹出身，她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挣扎过，懂得它的艰苦和永无休止。
事实上，她们并非本性好逸恶劳，在家乡的田地里，她们也曾帮助父母干过农活，但农民在承包地上干活，和在工厂被主管盯、随时可能被开除，是两码事。
痛经不仅令女性饱受疼痛折磨，同时还给生产带来困扰：晕倒的女工会导致拉线被迫停止运转。虽然厂规里的各项条款都是经过精心编排的，但女工的身体却有其自己的时钟，根本不能完全被生产节奏所管制。
一个可怕的办法被发明了出来：工厂让女工吃避孕药，用来减轻痛经时的痛苦，但又担心因此而滋生出性行为，于是，便用一种语焉不详的“药片”来代替避孕药的名称。
显然，女性所遭受的痛苦，远比男性要强烈得多。
罗医生说：“环境的突然转变、工作时间太长、压力太大，都容易造成女性生理周期的紊乱，出现各种经期异常现象。”
这些女工在家乡时，很少出现痛经症状，到了工厂后，有的人的经期会推迟五至七天；有的人的经期会持续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甚至出现停经或绝经现象。而女性对抗疼痛的普遍经验是：将自我从身体中分裂出去，然后，将身体作为一个与自我相对立的客体来对待。
“我拿大姨妈（月经）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真讨厌它。”
“我的身体里有个魔鬼。”
在拉线上磨洋工，是女工缓解疼痛的一种常见办法。
我身旁的女孩告诉我：“干得越快就越累，越累就越容易生病，还不如慢一点，再慢一点？？但是，你不能慢到让主管看出你在偷懒。”
然而这种介于快和慢之间的速度，我一直都没有学会。每当我试图慢下来时，总能被主管一眼发现、喝斥过来。我很快就从这种累中逃离出来，而她们却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
在道德上指责女人软弱很容易，亲自去车间干那些可怕的活计，却很难。
累这个字，如果没有亲历，单靠嘴说或写下文字，是无法体会其中蕴藉的凶残和卑贱的。
离开医院时，天色已浓黑。走到公交车站时，人间烟火，渐次稠密起来。
跳上公交车，驶向莞樟路时，早晨清晰的一切陷入幽暗，车窗外灯光遥远，行人朦胧，酒店和餐馆皆被霓虹灯放大，闪烁着红橙黄绿，而车厢内嘈杂无比，充斥着电话声、发动机的轰鸣声、司机和售票员的聊天声、窗外的叫卖声每个人在经历了一整天的暴晒后，都从皮肤里渗出困倦。
每一个躯体，都像燃烧后冒着嘶嘶青烟的木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