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族”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纯的艺术世界里进行的，中国文学的近现代演进根植于深厚的思想嬗变的背景，对一系列思想概念的梳理是总结中国新文学批评传统的必由之路。
民族意识的勃兴，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是近现代中国的重要特征。
而这一“理念”最早、最自觉也最符合现代意义的表述发生在留日中国人之中。1903年春，东京浙江同乡会主办的《浙江潮》创刊号上发表了《民族主义论》（署名“余一”），这是较早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的系统认识的文章。再向前追溯，我们可以知道，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1899年，梁启超在他的《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文著作《支那文明史》时，首次使用了日文的词语——民族。
虽然“民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家”现象古已有之，“但民族主义作为历史力量的崛起，作为有着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而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方式，却是非常近代和现代的”。在中国，“古已有之”的是我们的“夷夏之辩”，是“华夏中心主义”。当我们总是以这样的“天朝上国”自居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既无法理解与我们平等存在的其他人类群体，也无法在“族类”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当中有效地凝聚自己的社会力量。于是，真正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精神就像梁启超所分析的“爱国”一样，在近代以前是稀薄而空虚的：“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其不知爱国者，由不知其为国也”，“四万万同胞，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所以说，近代以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
“民族”一词的出现以及近现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勃兴都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失败的产物，是国家民族在客观上的失败迫使我们不得不对等地看待其他的族类及其利益，不得不在复杂的国际交往的新秩序中争取自己的存在。而这样的“新秩序”就被首先进入“国际空间”的人数众多的留日学生所感知了。与当时国内一般士大夫阶层创痛之后漂浮的民族情绪不同，留日中国知识分子还有机会从当时大量流行于日本的西方近代思想著作中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理性意识，形成对于作为“主义”的民族意识的基本观念，《浙江潮》上那篇《民族主义》就反映了论者对于世界近现代以来的这一思潮的清醒认识：“民族主义者，十九世纪之产物，而亦其主人翁也”，“一呼而全欧靡而及于美而及于澳而及于非犹以为未足，乃乘风破涛以入于亚”，“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日民族主义”，“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当以建民族国家为独一无二义”。
这种倡导民族主义、探讨建立“民族国家”的言论大量出现在20世纪初的留日中国知识分子创办的杂志和其他著述中，可以说构成了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潮。
《浙江潮》创刊号上除了由主编亲自操刀的长篇《民族主义论》之外，还有作为“社说”推出的宏论《国魂篇》，同样激昂地揭起了民族、“民族建国”以及“祖国主义”的大旗：“今日之世界则孰不知帝国主义哉？”“帝国主义者，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之风潮则其母也。十九世纪之中叶，全欧之人既劳心尽力，日日以建造民族的国家为事。”“民族建国者何？日：凡同种之人，务独立自治，联合统一，以组织完全之国家也。”“祖国主义者何？根于既往之感情，发于将来之希望，而昭于民族的自觉心。”全部共12期《浙江潮》杂志，可以说期期都刊发有民族主义的呐喊，《民族主义论》、《国魂篇》都是长篇大论，多期刊载；其他重要论文如《公私篇》（1期）、《敬告我乡人》（2期）、《自治篇》（6期）、喋血生《中国开放论》（6期）、《四客政论》（7期）、《新社会之理论》（8、9期）、《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8、9期）、《支那人之国家思想》（8期）、《国际法上之新国家观》（9、11、12期）、《日俄开战与中国之地位》（10、11、12期），传记如《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2、3、5、6、8、9、11、12期），小说如蕊卿《血痕花》（4期）、自树（鲁迅）《斯巴达之魂》（5、9期）等等，就连索子（鲁迅）《中国地质略论》这样的自然科学著作，也充盈着民族主义的忧患：“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也。”（8期）一句话，随着“民族”一词被广泛使用，作为“主义”的讨论也活跃了起来。
当时留日学界创办的杂志几乎都具有与《浙江潮》类似的情况。
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创办的《清议报》，自创刊之日起就辟专栏介绍国际形势与中外关系，从现实着手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除“时事”外，也发表了像梁启超《爱国论》这样的著名论著。《清议报》停刊后，梁启超再办《新民丛报》，“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1901年创办的另一份流亡者杂志《国民报》宣告其宗旨：“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撰述选译，必期有关中国大局之急务。”1905年，由流亡日本的革命人士创办的《民报》更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自己的核心追求，“民族主义”自然就成为了它的第一面大旗。
《译书汇编》是中国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一种刊物，它先是以“天下爱国之士”的“焦心竭虑”致力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输入，1902年12月以后更在“政治通论”、“政治”、“杂纂”等栏目中发表了大量的时政专论，直接阐述中国留日学界对于民族问题的关心。《游学译编》同样“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虽然它宣称“全以译述为主”，但是这些从事译述的中国留学生却纷纷以“译者识”、“译后”甚至通讯、论著的形式表达着自己对民族问题的思考。1906年创办的《法政杂志》以译介国外法律、政治类的著作为主，因为编者认定“编纂法典，修明政治，巩我国基，于斯为急”，著作者竭力挣脱“译述”限定，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民族救亡意识，这就是20世纪初留日界编译杂志的共同特色。
留日中国学界最早出现的以留学生各自省区特征命名的刊物是《湖北学生界》（1903年1月），以后又陆陆续续创办了《直说》、《浙江潮》、《江苏》、《洞庭波》、《鹃声》、《豫报》、《云南》、《晋乘》、《关陇》、《江西》、《四川》、《滇话》、《河南》等等，这些同乡会性质的杂志从来无意将自己的注意力局限于狭义的故乡，它们格外关心的是共同的故乡——中国。让湖北的“学生界”忧心忡忡的是“中国之存亡”，出版5期之后，他们干脆改刊名为《汉声》，因为“最急之先务”就是“扬民族之风潮，兆汉祀于既绝”！似乎，这个具有民族色彩的名字更能表达这些莘莘学子的“心声”。用江苏留日学生的话来说，则是“今同人以爱江苏者爱中国，各省亦竞以爱其本省者爱中国，驯致齐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之一点，则中国之兴也”。河南留学生开门见山道：“河南》杂志为吾河南同胞确定进行之方针也。于此又附一言以告我全国同胞日：河南杂志所定进行之方针，吾党以为无论何省均适用者也。”即便是处地偏远的省区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故乡与大中国的血肉联系，云南学生指出：“由地势上的关系看来，云南一亡，中国就相继而亡了。由侵略政策上的关系看来，云南一亡，中国就一时瓜分了。”四川的留学生总能从故乡杜鹃的啼血声里听出全中国的悲怆：“所以本社同人，欲效啼鹃，把以上所说的这些事情，及如何造成新国家，救我们四百兆同胞的法子，一期一期的说了出来，哀鸣于我七千万伯叔兄弟之前。日日啼哭，今日劝不转来，明日依然啼哭，明日劝不转来，后日还是要哭诉的。”
至于留日学界创办的其他杂志如《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中国新报》等，从刊物的取名就不难看出编者对于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关切以及未来前途的期许。
就当时居留于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热烈的文化氛围显然既激活了他们表达的欲望，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表达机会。所以说除了众多刊物的群体出击外，他们个人也达到了思考与写作的高峰。影响20世纪中国的一系列民族主义的思想——包括这一思想的丰富、复杂以及分歧对立的组成部分——都诞生于此。康有为“满汉合一”的民族主义主张继续对梁启超的选择形成压力和牵制，章太炎、孙中山、邹容式的“排满革命”思想也奔涌澎湃着，而梁启超这位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探求的先驱却经历了一个从“走出康有为”到“回归康有为”的曲折过程。他先是从美国及日本学者的论述中“引申发明”，早早就提出了与康有为有隙的具有现代特征的民族主义观点（“新民”、“讨满”），以后又从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学说中获得启发，转而主张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结合，在自我否定中再次接近了康有为。在这几大冲荡回旋的思潮当中，裹挟着更多的青年中国知识分子，如苏曼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在以各种方式表述民族情绪的同时，也在观察，在思考，在努力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他们的选择则最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未来的格局与方向，或者说至少也是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启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与氛围。在以上几类民族主义思想此消彼长的发展与论争之中，我们看到，最终对整个留日学界构成主流影响的是“排满革命”追求。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革命并非来自太平洋外遥远的云间，其实，对岸之岛国——日本，其思想乃最重要之原因。”
中国近代以后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一直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的失败。从鸦片战争到辛丑条约，在越来越惨痛的民族失败中，仇洋排外的华夏中心主义走向末路。这里，不断上演的不仅仅是军事、外交意义的失败，更是国家政权权威的逐渐丧失，是****体制内在腐朽的日益暴露。另一方面，维新派知识分子又操纵着“兴民权”这样的思想武器与保守势力两相对抗，意欲“保国御侮”的他们或许自己也不曾料到，“兴民权”之类的思想已经开始了对****权威的某种消解——一方面是华夏中心主义的失败让“权威”自我动摇，另一方面又是康、梁等维新派努力造就着年轻一代对国家现政权的怀疑与反叛。当中国留日学生大量出现，一个影响和决定着未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新的知识群体在异域酝酿成熟的时候，历史已经注定了他们当中的主体必然选择与现实政权相对立的方向。
于是，当这批新的知识分子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致力于“救亡”理想的时候，他们所理解的“民族”就不再是一个含混笼统的中华的整体（这个“整体”象征的“天下”不过就是****政权的“私产”而已），而是能够真正唤起他们生命热情、能够凝聚起他们精神力量、能够令他们自觉献身的崇高理想之物。显然，腐朽的现实政权和高踞于这一权力顶端的贵族集团——满人都不过是破坏这一崇高之物的对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排满”口号的实质与其说是梁启超后来所指责的“民族复仇主义”，还不如说是力图以“排满”为切入点完成对于现代理想中的政治秩序与民族关系的重构。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根本对立，这是20世纪初叶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追求的主要特征，也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塑造的基本依据。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似乎向我们表明：“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直接为国家权力服务，或是国家权力的重大功能之一。”而我们的留日学生中却流行着这样的观点——“民族主义与****政体不相容”。
这样的理念直到“三民主义”成为国家当权者****独裁的主导意识之后才被改变，到后来，“民族”便重新与“国家”概念相互纠缠，形成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复杂思想背景，这需要专门性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