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越过熟悉的框框(4)

“自由之夏”：成为和我们同在的人格兰诺维特的容器比喻让大家了解到，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品位、倾向和愿望，但我们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例如，当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一个音乐行业会议上对他的新书《引爆点：如何制造流行》（TheTippingPoint）做完演讲之后，他参加了一场鸡尾酒会，在那里，一名宣称“流行音乐正在被广播电台对市场研究的执著所毁灭”的高级管理人员难住了他。当时，格拉德威尔已经开始写下一本书《决断2秒间》（Blink：ThePowerofThinkingWithoutThinking）了。这名高级管理人员的话让格拉德威尔开始思考，他最终把那些想法写进了关于焦点小组反馈在特定行业中的局限性那一章里。“如果我从未参加过那次会议，我会对市场研究产生那样的看法吗·”格拉德威尔在自己的网站上认真地进行了反思，“我不知道，但很可能不会。”那名音乐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无疑是格拉德威尔那天遇到的很多人中的一个，这个家伙的头脑中有些想法，并兴奋、武断地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一名记者，这不过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普通时刻。但是格拉德威尔却认为这一巧遇改变了自己，虽然只是在很小的方面：“当你对某个特定群体做讲演时，你就把自己暴露给了那个群体的观点，而那种暴露必然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扩展的自我，即我们身份中与另一个人或另一个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的那部分，一直在受到重要陌生人的影响。在任何一天中，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给我们留下印象，这些印象、看法接下来又会丰富我们的感知，并影响我们的行为。然后，我们会再将这充实后的自我带到后来的相遇中，那时，我们会交换更多对彼此的印象。

这一持续、动态的过程有助于解释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比如在1964年的夏天，来自中上层家庭的将近1000名美国年轻人为什么要将自己置于危险当中。吉姆·凯茨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是纽约怀特普莱恩斯一所高中的毕业班学生。凯茨的父母离了婚，父亲住在曼哈顿。他的父母和“一些左翼人士是朋友”，但他们自己并不是积进分子。凯茨通过一名原来的校友认识的一个布兰迪斯大学大一学生问凯茨和他那名校友，两人是否可以代表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帮忙开车运送食物和衣服，那里的民权组织正要组织开展一次选民登记运动。两个男孩起初不是很情愿，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学校参与了当地的“贫困运送”活动。不过，当他们读了布兰迪斯大学的那名学生留给他们的传单和校报之后，他们的眼界被打开了，认识到了一个远远不同于他们所处的这个幸运世界的现实。在一个星期之内，他们就写好并印制了传单，邀请了10名同学参与，并动员了200多名学生在韦斯特切斯特县扎起了帐篷举行活动。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当凯茨听说SNCC的一名志愿者差点在密西西比州被杀害时，他告诉自己的朋友：“在北方我会尽我所能，但如果你看到我去南方，那我就活该倒霉。”

一年之后，凯茨在俄亥俄州的牛津参加一个“自由之夏”介绍会，在会上，来自全美各地的大学生们都要上一堂激进活动速成课。在那个星期里，他们听到的为数不多的消息之一就是，在他们之前就来了的3名志愿者詹姆斯·钱尼、安德鲁·古德曼和迈克尔·施沃纳失踪了。尽管谁也没有言之凿凿，但人们都认为这3个人已经遇害了。

密西西比州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欢迎他们的到来。虽然南方其他地区已经勉勉强强地开始改变，但密西西比州仍然非常坚持地要保留“南方生活方式”。从50年代早期之后，NAACP和其他主要的黑人组织就已经成功地对种族隔离法发出了挑战，并促成1954年全美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宣布在公立学校进行种族隔离属于违法行为。拒乘公交车、静坐抗议和免费搭车的成功，进一步扬起了黑人活动家的希望，但改变是缓慢的，特别是在密西西比州。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市民大多对一体化充满敌意，正如他们过去对于现代化的态度——多年以来，“种植园主精英”依靠的都是廉价的农业劳动力。密西西比州拥有全国最低的高中毕业率，却有最高的贫困率、最低的黑人选民登记率，以及最高的私刑率。尽管主要由学生反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领导的白人民权人士知道，最顽固的那一伙人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他们的努力造成阻碍，但这个国家其他地区的人们多数并没有觉察到针对这个问题出现的暴力活动。“自由之夏”是一场持续了整整3个月的运动，不仅要让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恐怖事件为世人所知，还要转变美国人的意识，正是这次运动，标志着我们如今所说的“60年代”真正开始了。

是什么使得像吉姆·凯茨这样的“自由之夏”志愿者宁愿离开舒适的家，使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的境地呢·道格·麦克艾德姆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将自己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关于社会运动与社交网络之间联系的研究中，并希望能找到其中的答案。在阅读活动参与者名单并从中寻找受访对象时，麦克艾德姆碰巧在亚特兰大的国王中心发现了一箱资料。在这箱资料中，有959名申请人在那个多事之夏到来之前填写的原始问卷，每份问卷有5页。当他认识到，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不仅有确实在那个夏天去了密西西比州的720名学生的问卷，还有239名没有去的学生填写的问卷时，他那颗研究者的心几乎难以自持——这没去的239人是天然的控制组。通过将两组申请人进行比较，麦克艾德姆也许可以发现，是什么阻碍了那些没有去的人前往第一线。

申请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来自全国各地，在态度上没有明显差异。

他们中的多数人，就算不是受到父母宠溺，也是成长在父母的保护之下，而他们的父母经历过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全心全意地相信美国在战后的允诺。多亏这些父母的慷慨，使得他们的孩子拥有时间和金钱来参与其中。在申请人中，有90%归属于某种类型的组织——62%列出了自己参与的两个或更多组织。将近一半（48%）的申请人是民权组织的成员，这也就是说，多数人已经体会到了成为某个组织的一分子是什么样的。麦克艾德姆解释说：“表现得像是一个社会活动分子，通常是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分子的第一步。”他们的动机很复杂，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在他们填表回答的问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与大众的看法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亲自参加抗议活动；他们父母中的大多数，只是对民权运动表示同情。许多人提到，已故总统肯尼迪曾经号召民众为国家“做点事情”。作为年轻人，有些人也愿意做一些冒险的事情。吉姆·凯茨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最终，他还是决定去密西西比州，因为他最初打算去楠塔基特剧院工作的假期计划泡汤了。

当申请人在2、3月提出申请时，他们是非常狂热的，但要一直等到6月才能得到结果，这给了他们充分的机会再好好考虑一下。殴打、焚烧，甚至谋杀，在密西西比州都很普遍，但是现在，暴力活动在升级，很大程度上是在等着“来自北方的军队”到来。这条信息足以让某些人决定站在边上旁观就好了。有些人，特别是女性申请者和21岁以下的申请者，被忧虑的、拒绝签署同意表格的父母拦住了。

但是，麦克艾德姆发现，将没有去的申请人和去了密西西比州的申请人区分开来的唯一因素，是“社会接近性”。当申请人被要求写出10个或以上“有兴趣收到关于你（夏天）参与活动的信息”的人时，在所有申请人中，大约有1/4列出了其他的活动参与者。但是，去了密西西比州的申请人写出的人数是没有去的申请人写出人数的2倍。改变主意不去密西西比州，意味着他们认识的人让他们感到扫兴，或很可能不让他们去。去了密西西比州的志愿者比没有去的申请人所参加的组织更多，特别是民权组织，而且，他们也更有理想。这不仅给了他们机会来“扮演”社会活动分子的角色，还让他们参与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群体中。

从申请人身上看出他们写出的这些人是他们的密友还是普通熟人不太可能。不过，就像麦克艾德姆解释的：“如果没有弱联结、桥梁性联结的影响，一个社会运动就不可能大规模地发展。”在对曾经的“自由之夏”志愿者的访谈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突出。当被问到是什么使他们产生了动机参与其中时，多数人在一开始都会提到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激起了他们的觉知。有时是一个亲密的朋友，有时不是。激发了吉姆·凯茨热情的那个布兰迪斯大学学生就是他朋友的朋友。其他人也有被自己的老师或当地杂志所影响的。当他们谈到在密西西比州的经历时，大部分内容谈的都是他们在参与运动期间与来自美国其他地区的志愿者、一起工作的市民和老师、借宿的家庭之间形成的关系。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居住在农村地区、贫穷地区，就和他们没有在黑人社区居住过一个道理。与如此多元化的人（重要陌生人）群交流，拓宽了他们的意识，让他们对自己产生了不同的认识。

“我和40个人一起参与一个活动。有的人有朋友一起来参加，但多数人没有。”来自中西部地区楚德·艾伦说，她是一名虔诚的艾森豪威尔共和党党员的女儿，把自己形容成讨巧的乖孩子。比如，年轻女性的“性开放，熟悉性生活”，从来不会出现在艾伦身上，她要把这留到结婚的时候，就像好女孩们那样。“参加的这项活动给我打开了一扇门。”

志愿者们总是两两行动。他们不是自己选择合作伙伴，而是要看在哪一天被指派从事什么任务。吉姆·凯茨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当地一所中学的威利·柯蒂斯·约翰逊在一次选民登记引导活动结束后一起返回驻地，他们看到前面有一群典型的南方男孩，形势似乎不妙。约翰逊早就知道要躲开愤怒的白人，便穿过街道，避免惹麻烦。而凯茨习惯了自己作为白人所具有的特权，于是继续往前走，直到前面那些男孩中的一个拦住了他的去路：“听着，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下场和那个家伙一样，你最好就在太阳下山前滚出这个小镇。”凯茨知道他指的是钱尼、古德曼和施沃纳。就在几天前，凯茨还在日记中写道：“他们3人的幽灵给我们所有的工作蒙上了阴影！”看到这种僵持的情况，约翰逊突然大声招呼凯茨，把凯茨叫进了自己继父在街对面开的理发店。吓呆了的凯茨转过身来，背对着那几个白人男孩开始大步走。那天他很幸运，多亏了那个他几乎还不怎么认识的黑人男孩的迅速反应。

艾伦、凯茨，还有其他志愿者，都说自己在那个夏天之后“永远地改变了”。他们遇到了如果不是在这里也许永远也不会遇到的人们，听到了也许永远也不会听到的故事。正如在道格·戴维斯的故事中讲到的，人生经历激活了他们扩展的自我。心理学家玛丽琳·布鲁尔指出，当“自我的界限”以更为广阔的方式“重新划定”时，特定的角色就因作为某个组织或团体的一员而被“激活”，这些角色接下来会变得对我们更加重要。我们希望自己的行为表现方式能很好地反映团体的情况。48凯茨有胆子转过身来背对着那些白人男孩，十有八九是因为在那时，他的行动并非出于自身利益，而是在执行一项任务。这也许还能解释，在回到各自的学校后，为什么凯茨以及其他志愿者没有夸耀自己的个人英勇表现。

“其他人赞赏我们的经历，但我们不能利用自己的经历。我们是基层成员。”理想比他们的个体自我更加紧要。

在离开密西西比州之后，“自由之夏”志愿者又逐步参与到了其他代表时代特色的不同运动之中。自由和社会正义成了他们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与他们远远不同（也各不相同）的重要陌生人，但是这些重要陌生人和他们一样，同样通过投入社会活动来努力改变这个系统。当被要求用“1”表明左端的最不激进、“10”表明右端的最激进来定义自己的政治意识时，两组申请人在开始填表时都是3.5左右。

然而，在那个夏天之后，将近2/3去了密西西比州的申请人都觉得，自己的政治意识移动得“离最左端更远了”，而没有去密西西比州的申请人，政治意识只表现出了很微小的变化。但是，数字上的比较并不能捕捉到“自由之夏”运动的真正影响，麦克艾德姆指出：“没有什么能像他们的态度转变那样简单，也没有什么能像他们看待和解释世界的方式那样多种多样。”

有影响力人物之外的六度空间

或者是因为太诱人，或者是因为太依靠直觉，有些想法我们问都不问就接受了。例如，关于我们彼此之间只间隔了6个人的概念——六度空间，已经引发出了一个室内游戏、一部喜剧，还有数不胜数的电影和电视节目。这一概念如此容易为人们所接受，部分原因是我们都有过六度空间的经历，这些经历中都包含了重要陌生人的故事：你在棒球比赛中偶然遇到的某个人，正巧是你的一个大学校友；通过这名校友你得知，你的一位室友最近刚和马蒂·莫拉订婚了，而后者恰巧是你母亲的牙医！

一想到“科学”能够解释上面这样令人惊讶的情景，就让人觉得很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