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戴维斯能够证明以下事实：当我们发展自己，与不同类型的人一同前行时，我们就能扩充自己的反应种类。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谈到的，“多元化”是使某个艰苦情境具备新生的一种方式。当代研究表明，与此类似的命题可以应用到任何挑战上。研究复杂系统的教授斯科特·佩奇曾经引用过InnoCentive.com的例子，这个网站的创始人是艾莉·莉莉，在这个网站上，科学社区的成员（“求助者”）可以发表关于复杂问题的帖子，任何在这个网站上注册的人都可以试着来解决这些问题。在InnoCentive.com刚建立的最初4年里，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8000多名的“解决者”前来。对这个网站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处理某个问题的解决者来自多个不同领域的情况下，问题的答案就更容易找到。简言之，让具有不同视角的人聚在一起，就比依靠更为同质的群体，比如只由化学家组成的群体，解决问题的效率要高。
佩奇指出，作为个体，如果我们从社交护航队中招募具有不同背景和取向的成员，就会做得更好。这让我们对旧有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人们会说，只不过是能接触到新信息，但是情况不只如此。重要陌生人能给你看待问题的不同方式，这可以大大地增加你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佩奇指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和能力想象成一个工具箱，其他人就必然拥有我们所不了解的工具。这些你通过重要陌生人而获得的新技术、新想法、新信息，会使你的“这组可能性”非常迅速地加大。
持续给予就是一种恩赐。
松散联系的循环
几年前，就在圣诞节前不久，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女性从哈勒姆登上了行驶在第五大道上的公交车，并在车厢内走来走去，看起来，她是打算从其他乘客那里“讨钱”。她向那些“常规乘客”提出了请求，这些人以黑人和西班牙裔为主，他们在高档住宅、酒店、餐馆这些地方打扫卫生或做零活，第五大道将这些富裕区域分隔开来。“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她。”公交车司机芭芭拉·格林回忆道，她是一名健壮结实的女性，声音厚重，总是微笑着，她的笑容就像她那金黄色的短发一样明媚。
正当这名上了年纪的女性到站要下车时，她交给了格林一个破旧的白色信封。信封里是价值总共200多美元的小额钞票。在格林30年的生命中，有8年是在纽约驾驶公交车行驶这同一条线路，在这8年中，她认识了许多几乎每天都要搭乘这趟公交车的乘客，即使不称呼这些乘客的名字，她也会用表示亲近和尊重的西班牙语和他们打招呼。“我知道他们住在哪里，晚上，当他们下车后，我也会多看一眼街道上的情况，看看他们是不是还好。”格林成长在一个低收入的房屋维修工家庭，是一名“修理工”的女儿，她知道这些额外的1元、5元、10元的钞票对于她的馈赠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今格林已经50多岁了，她从来也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根在哪里，这也许是因为她已经离自己的过去太遥远了。高中毕业之后，格林做了银行柜员。5年后，格林被双倍工资、高额养老金、慷慨的医疗保险所吸引，转到了一个给了她“看向世界的窗户”的职业。每一天，她都能看到一大堆人，都要和这些人打交道：卖茶水给她的亚洲女人、其他公交车司机和公交调度（多数是男性、非白人），还有来自城市各个地区的各种各样的乘客。有些乘客比其他乘客更讨人喜欢，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格林都认识，哪怕是那些背着精心设计的手包的富裕女性。她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学习。格林的父母年纪比较大时才有了她，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家境不富裕使得她的父母出不起钱请保姆来照料她，就这样，格林锻炼出了与人交往的能力。“我跟着他们哪里都去——餐馆、酒吧。
我每天早上7点醒来，我不得不做一个好孩子，表现得像一个成年人。
这样你就学会了社交技能。写的话我写不太好，但是什么事情我都能说得还不错。”
显然，和她的口音一样，芭芭拉·格林在纽约的生活方式带着她自己的特点。此外，她也是一位行事坦率、干脆利落的能干女性。不过，不太明显的是，除了与城市里的其他打工者、工会成员交往，格林的社交护航队里还有医生、律师，以及“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只为参加一个会议”的高级管理人员。格林在时尚餐厅吃饭、看百老汇歌舞剧，还在火焰岛（位于长岛和大西洋之间的一个吸引高消费人群的小岛）拥有一座夏天度假的房子。几年前，为了庆祝自己50岁的生日，格林去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豪华牧场进行了一次“挥霍的”旅行，从那以后她每年都要再去一次。几年后，等她拿着高额养老金退休之后，就会去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公寓过冬天。
有时，格林也会给自己施加压力。“我无疑是在和不属于我这个阶级的人一起外出活动。”事实上，格林最近发现，经常去那个豪华牧场度假的一位游客（她所说的“马上客”中的一员）是在高档的曼哈顿上东区长大的。“我和她开玩笑说：‘哇，在80年代，你是我搭载的那些有钱孩子中的一个。’而现在，20年后，在这里，我和她坐在同一张餐桌上。”
芭芭拉·格林，来自工薪家庭的一个孩子，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尽管我们认为，阶级限制在维多利亚时代已经结束了，但超越社会阶梯、与你所属阶层之外的人保持联系依然不容易。接受教育是一个途径，但在社会学家邦妮·埃里克森开展的研究中，令人惊讶的发现是，一个像芭芭拉·格林这样的人之所以能努力战胜阶层局限，还可能是因为她已经获得了我们所说的“文化素养”——对于艺术、音乐、书籍、体育、餐馆、商业趋势、戏剧、电影、时尚的了解。与文化素养有关的话题是鸡尾酒会上的谈资，它润滑了谈话的车轮，使你能够参与到任何一类人群中去。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通过重要陌生人获得的文化素养，他们是我们的社交护航队中不同于我们的个体。结识重要陌生人从家庭和学校开始，但埃里克森的研究显示，家庭决定不了命运。漫步于人生长廊之中，我们一直在学习不同的文化“风尚”。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个同事发现有用的商业杂志，通过一家古董店的店主获得美术知识，通过发型师了解到最新潮流，并和办公室里那个做IT的80后讨论谁能赢得格莱美奖。正如埃里克森所指出的：“想了解各种文化，唯一的、最强大的方式，就是与不同领域的人们多多联系。”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埃里克森使用了“职业测验”——把社会经济阶梯打乱、来回往复地列出各种职业类型的列表。如果被试认识从事某类工作的人，“足够熟到能聊聊天”，埃里克森就请被试在此人从事的职业类型旁边打一个对勾。然后再请被试指明此人是自己的亲属、朋友，或只是认识的某个人。（我们在附录B中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测验。）埃里克森的研究发现与近20年来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如果你认识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你就能获得各个领域的信息和资源。”这位社会学家指出，这就好像学一个文科专业，就能拿到一个“几乎什么都懂一点点”的学位。通常情况下，最短的联系人列表是亲属，其次是朋友。最长的列表，也就是我们的文化“教师”，都是弱联结——我们的重要陌生人。
曾经有人问过埃里克森，把低端职业包含到自己研究中的“意义”在哪儿。“人们潜在的意思是，高端群体不需要他们，我完全不这样认为。
我们需要多种多样的不同资源。多元化能丰富你的思想、你的觉知。只有一批高傲的专业人士做朋友是会造成局限的。”埃里克森也认为高端群体通常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文化知识。不过，她还相信这一点成立的原因是社会精英通常拥有更为多元化的社交护航队，而不是因为他们自身具有优势。
如此说来，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认识来自各个不同世界的重要陌生人来获得文化素养。在我们的职业测验中，芭芭拉·格林的分数比平均分高了不少。一项在全美国开展的调查中，使用的是含有22
个职业类型的列表，有的人在多达19个职业中都有认识的人。格林也接受了此项测验，她的回答是在所有这22个职业中都有认识的人。埃里克森还指出，拥有文化素养并不是指培养高雅的品位，更像是有“文化情趣”。肥皂剧能让你拥有的东西可以和经典戏剧一样多——很可能还会让你拥有更多。处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中的人，可能更愿意沉浸于高深的事物，但只有一小部分人是那样做的。事实上，出身于上层社会的拉美家庭、拥有文学硕士学位和法学本科学位、精通古典文学的纽约总领事承认，像《今日娱乐》这样的电视节目，为她不得不参加的无止境的晚宴、聚会、外交会议提供了最佳谈话素材。与此类似的是，为了与“马上客”们交谈，格林也并不需要拥有关于古罗马历史的深奥知识。
“文化行家”知道该如何通过调整自己说的话来适应特定的场景，他们越是了解如何跨越风格，就越容易找到与几乎所有人的共同话题。
这就成了一个不会终止的、可以永远继续下去的过程——埃里克森将此描述为“毕生的反馈”——一个循环。“多元化的社交网络能发展文化，这二者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工作又能丰富人们的社交网络和文化，如此循环往复。”
可以将这一点想成“松散联系的循环”。
通过想象一个装满了红色和白色小球的容器，马克·格兰诺维特向我们证明了这个循环如何作用于人的职业发展。红色的小球代表了有用的社会关系，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指的是拥有好工作的信息的人们，通常是指我们的弱联结。白色的小球代表了所有其他人。在属于更善于与人交往者的容器中，自然会容纳更多的红色小球。每次这个人抓住一个新的机会，比如换一个更好的工作，都会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以此来增加红色小球的数目，并使自己能继续向上发展。这并非只是理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鲍里斯·格罗伊伯格在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换工作时，在华尔街工作的女性分析师比男性更愿意保持自己的“明星地位”。男性依靠的是公司内部的社交网络，而女性则通过与在其他公司工作的客户和同行的关系，即处于公司外部的红色小球，来树立自己的成功。
容器这个比喻可以用在人生的任何挑战之中，而不仅仅是职业转变。让我们用红色小球来代表重要陌生人，他们日后可能为我们的工具箱增添新的“工具”，而不只是职业信息。想一想你在本章读到的人：芭芭拉·格林的容器中有一系列乘客；帕特·希科克的容器中有“红帽会”
分会里完全不同的4名女性；而在道格·戴维斯的容器中，有和他一样的“捕鸽者”。在他们各自的容器中，每一个“红色小球”都可能给他们带来理解事物、谈话和做事的不同方式；每一个“红色小球”都能激发他们表现出一个略微不同的人格面具，这并非意味着虚伪或病态，而是能发展更为复杂的自我。每一个你认识的人都可能带给你一个新的社会关系就像一个桥梁，而这接下来又能增加你的容器中红色小球的数目。
松散联系的循环总是处于运动的状态之中。格兰诺维特还指出，一些白色小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化成红色小球。人们会结婚、搬迁，或去做不同的工作。借助新的环境，人们可以获得更有价值的资源。例如，在布劳的职业生涯早期，她是从事教育出版的一名编辑，那时她遇到了苏珊娜·斯莱辛，她们年龄相仿，后者刚从研究生院毕业不久。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斯莱辛被部门主编雇用了，并“指派给”布劳做助理。几年之后，当斯莱辛在《纽约》杂志工作时，她把布劳介绍给了同在那里工作的琼·克罗恩，后者之后便委托布劳给杂志写稿。从本质上说，正是由于斯莱辛“牵线搭桥”，才使布劳进入了新闻行业。斯莱辛后来成了《纽约时报》的编辑、记者，自己后来也写了许多书，她依然是布劳的容器中的一个比较亮的红色小球。
格兰诺维特阐明，“使球变红的，不只是球本身的质量，还要看球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这一点会随时间而改变。与此相反，你的红色小球还可能移动到不如过去重要的位置，（例如，一名教授退休了），那样它们就可能会变成白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