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越过熟悉的框框(2)

显然，我们所扮演的一些角色比其他角色更加重要，或者说更加“突出”，部分角色对我们的压力水平具备更有益的作用——但是这二者并不一定是同一些角色。索里特斯将17种不同的角色进行了比较和排序，她发现，女性根据最核心的社会关系来衡量角色，而男性则倾向于根据成就来衡量。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不过，索里特斯还预期，更加突出的角色更能促进人们的心理满意度。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更能不费力地放弃的自愿性角色，比如校园协管员或“红帽会”成员，与提升的满意度（更高的自尊、更强的掌控感、更健康的身体，以及更低的抑郁）联系在一起；而责任性角色，比如配偶、家长、员工，则更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有时，这样的角色会意味着“角色压力”。你和配偶有不同的观点，你对工作投入了太长时间，你的孩子发脾气。处理任何这样的情况都不会像在公园里散步那样轻松。因此，索里特斯得出结论，责任性角色只有在不会给人造成紧张的情况下才会预示着更好的心理健康状况。复杂的自我与“奇思妙想”的确，扮演某个角色与拥有某种社会关系不同，但是二者通常共同存在。我们很少是没有观众的演员，当拥有见证人的时候，我们才能最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这就好像一棵树在森林中倒下。并非所有的角色都有内置的“合伙人”，比如家长与孩子、雇主与员工、教师与学生，但是很多角色都涉及了与重要陌生人的合作。一位独自工作的艺术家可能要与教师、推销员、顾客还有向他出售用具、材料的商贩打交道。在这些人面前，他所扮演的角色略有不同。在每一个情境下扮演不同的自我，这种变幻莫测就是社会学家们所说的“复杂角色设定”。

已故社会学家罗丝·科泽推断说，一个简单的或有限制的角色设定，会使一个人感到孤立和无聊。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是熟悉的，那么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你也就不用去发展自己，而一个复杂的角色设定则会时常向你的智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发出挑战。例如，“内科医生”这个角色，包含与病人、医院行政人员、医药代表、医科学生的互动，不得不在这个“设定”内与其中的每一个人进行不同的交往。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这样的简单行动也是有激励作用的。科泽观察发现，这能使我们“做出心理调节以适应新的角色伙伴”，并且“去谈判、练习评判、和解、妥协，还要考虑到强度、目的、动机和角度”。

面对我们的至亲好友，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意识置于自动导航状态，可是当我们面对普通熟人时，言辞的简略往往就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不得不使用科泽所说的“让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详细说明”。

科泽的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历史学教授亨利·格拉夫热衷于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见面。就像他所说的，“这给了我奇思妙想”。在美国总统眼中，格拉夫是最重要的专家之一——已故总统哈利·杜鲁门和杰拉尔德·福特都听过他的讲座。作为一名频繁进入白宫的座上客、曾经启发过很多大人物的人，格拉夫的言谈中充满了自信与权威。如今他已经80多岁了，仍然思想敏锐、行为活跃。几年前当他退休时，他并没有打算就此不问世事。但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似乎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在那里，他度过了过去60年人生中非常美好的时光。他感到，自己的生活范围变小了，受到思想激励的机会也变少了，所指导过的学生、所共事过的同事，都已经离开了他的生活。

“当你退休后，你应该获得邀请，应该还在邮件列表上，应该与时俱进。”为了改善当时的处境，格拉夫联合其他一些人组织成立了EPIC——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联盟。通过EPIC，格拉夫有机会去认识不同领域中的专业人士——医生、物理学家、美术教授，还有其他在他职业生涯早期没有机会认识的人，以及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格拉夫很喜欢与EPIC每个月从外面请来参加午餐会的演讲者交谈，因为他们总是谈起有争议的话题。这让格拉夫思考，并引发他在后来与各种各样的陌生人进行生动的谈话。作为EPIC中一名积极的成员，这促使格拉夫冒险去超越自己所精通的领域，详细阐述自己的看法。这样的做法磨砺了他的奇思妙想。

格拉夫的故事表明了另一个重点：当我们不得不增加、修改或放弃某个角色时，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就尤为重要，就像我们在一生中一直在做的那样。专家指出，当某个旧的角色不再令你感到舒服后，很可能我们就要试着去扮演某个新角色，这就好像一个不容易做下去的工作，或某段不稳定的关系，又像是我们进入人生中一个不同“季节”的时候。对于格拉夫来说，这个新角色就是退休。在这样一个金钱等同于价值的世界中，失去了作为“工作者”的角色，尤其令人感到难以承受。对于“红帽会”中的多数女性来说，这个新角色是空巢家庭。而对于芬格曼来说，也许你还能记起前言中所述的内容，她的新角色是刚刚做了母亲。

为了实现转变，我们不得不相信，改变是可能的，而且我们需要围绕在我们身边、为我们提供支持从而促成改变的其他人。那些“其他人”可能是和我们关系密切的人，但是（你可能觉得我说的次数太多了）重要陌生人却最有可能向我们展示过去我们从未想到过的方法，并接纳我们的新角色，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过。他们耐心地引领我们进入未知的领域。不管怎样，我们都获得了对自己生活更大的控制感——掌控，并能努力前行。

这不是关于你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十几年前的一个星期一下午，体面、勤奋、自称“非常爱开玩笑”的道格·戴维斯刚刚盖完一间屋后平台。戴维斯身材敦实、比例匀称，他身高1.88米，一头金发，表现出一副健康的形象。戴维斯的新业务刚刚开始起步，尽管有一些麻烦，但他没有太多地去考虑困难。其实他有很好的理由去假定最糟糕的状况在等着他。5年前，刚结婚3个月时，戴维斯总算经过艰苦斗争进入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缓解期。这是一种“较轻微的”白血病。骨髓移植手术使他的身体很虚弱，并使他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些都是他要面对的问题。幸运的是，戴维斯的医生在他接受治疗之前已经建议他冷冻了自己的精子。现在，他和妻子已经有了一个3岁大的儿子和一个几个月大的女儿，建造屋后平台的新业务也发展得很好。

到了星期二，戴维斯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妙。他以为是感冒。“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吞噬我的红细胞。除了知道他们迅速送我去医院接受手术之外，其他我什么也记不得了。”医生开始先是摘除了戴维斯的脾脏。但这使他容易受到葡萄球菌感染，而感染又引发另一个问题，使他的体内形成血栓，而不是让血流在体内循环。医学词汇“弥散性血管内凝血”通常被医疗人员简称为“DIC”，这就好像在说“死亡即将到来”（deathiscoming）。

戴维斯没有死，但他的四肢变得青紫。当他的手指不再能活动之后，他的左臂肘部12厘米以下的手臂被切除了，一个星期之后，他的右手也被切除了。为了挽救他的腿，他被送进了高压氧舱，以便使氧气进入他的身体系统，但这仅仅是使无法避免的事情晚一些发生而已。几个星期后，戴维斯的双腿都被部分截肢了。那时，他25岁。

道格·戴维斯一直认为自己属于“动手型的人”。他热爱登山、跑步。

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热衷于长时间地用乐高玩具搭建模型。

他不是一个爱学习的学生，但热爱工艺课和电脑课，在那时，他还是一名投入的工匠、木匠，提供人们所需要的服务。而现在，戴维斯躺在医院里，被现实所震惊，也感到了抑郁。对他来说，四肢太重要了。他是谁·他还能期望怎样的生活·他的妻子和家人陪伴在他的身边，也一直鼓励他，但是他们无法体会他的痛苦。幸运的是，他从家乡威斯康星州弗雷多尼亚的医院直接转院去了位于密尔沃基的弗罗德特脊髓损伤医疗中心。在那里，戴维斯结识了一连串的重要陌生人。

在这些重要陌生人中，有给他制作了第一对臂部义肢的义肢矫形师，后来这位矫形师还给他制作了腿部的义肢；有帮助他理解情绪创伤的年轻心理治疗师，戴维斯现在还和他有联系；还有那个可爱、年轻的职业心理咨询师，她“一直试着在找我做不了的事情”。她曾经给过戴维斯一个牛奶盒，让他“打开”，还让他玩便携式四子棋，这对他可是一个挑战。玩四子棋时，玩家要轮流把棋子大小的薄片（“比五分镍币要小”）掷入塑料架顶部的窄缝里。“我一直和她开玩笑，她老是难不住我——她从来也没能难住我。”

同样重要的是戴维斯在脊髓损伤医疗中心的同伴们。“我和所有这些家伙一起吃饭。他们中的一些人从腰部以下就瘫痪了，还有一些人几乎连头都无法移动。”戴维斯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外科医生还保住了他的肘部和膝盖，这让义肢矫形师更容易给他制作合适的义肢。“很快我就开始用我的新手臂来自己吃饭了。听说他能让我站起来，还能让我再走路。明天可能还做不到，但是在一年内就能做到。和其他人相比，我的情况还不算太坏。”

戴维斯沉湎于我们所有人都会做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与重要陌生人在一起的时候。心理学家将这称为“社会比较”。当我们看到情况还不如自己的某个人时，比如说，不如我们漂亮、聪明、有技能的人，或者比我们处境更糟糕的人，我们就会“向下”比较，这能让我们对自己的情况感觉更好。奇怪的是，我们甚至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也会这样做。

相反，当我们的自尊很低时，我们更容易“向上”比较，觊觎其他人的特性或所有物，这会使我们感觉非常不好。多数向下和向上的比较是与普通熟人相比。可以理解的是，我们会将平等的比较（这也会让我们感觉不错）保留给核心社交圈中的人。毕竟，如果有人感到高高在上或自卑，就可能对一段亲密的关系产生威胁，而对于重要陌生人则没有这种危险。

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将这种情况称为“可怜虫”层级。当霍克希尔德对居住在旧金山市湾区一个低收入公共房屋住宅区里精力充沛、形形色色的年长者展开调查时，她发现，在其他人健康状况不佳、孩子很少或从不去看他们，或者衰老得更快的情况下，这些居民会向下比较。在一个持续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看来，一个整天打牌的人就是“可怜虫”；而对于一名健康状况日益下降但还是努力自己生活的房客来说，居住在护理之家的人就是“可怜虫”。霍克希尔德总结说：“看起来，几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可怜虫’。”

你可能会觉得道格·戴维斯是“可怜虫”，他要靠义肢才能站立，一条手臂上装了金属钩，另一条手臂上装的是一个更像手的塑料设备。但如果你了解他，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戴维斯现在快40岁了，他是一位丈夫，是两个活泼的十几岁孩子的父亲，他现在的工作是模具设计师，每天工作朝九晚五，社交生活也多姿多彩。如果你周六下午路过他家，很可能你会看到他正在修剪草坪、给小狗扔球、踢足球，或者和孩子们比赛遥控车。和他聊上几分钟，你就会忘了他的四肢。

起初，戴维斯非常担心他的家人、老友以及其他健全人会如何对待他，因此他才选择了安装义肢。不过，到了今天，尽管实用性胜过了外表——遮盖起来的义肢分量太重，“粉扑扑”的手臂也很容易弄脏，但戴维斯并不担心新认识他的人对他的反应。“我们是露营爱好者，我们已经遇到了很多去露营的人。有些人开始时会觉得不自在，但那时我会开开玩笑，比如我会自夸说我的脚不会觉得冷。或者，当我们烧烤时，我就直接用我手臂上的金属钩翻动香肠，而不需要使用夹子。在他们了解我之后，他们也就开始开玩笑了，到那时我就会知道，他们已经不觉得不自在了。”

在戴维斯的社交护航队中，还包括他在每年一度的“独臂捕鸽会”上遇到的人们。“独臂捕鸽会”是一项体育活动，吸引了全美各地的上肢被截肢者前来参加。“回到家后，我可能会几个月甚至一整年都见不到其他被截肢的人。”他说，“这些被截肢的人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做事，你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在参赛者中，一类人是整天都需要人来照顾、自己几乎什么也做不了的；另一类就是像戴维斯这样的人。他在这种情境下熠熠生辉。通过成为这庞大、多元化群体中的一部分，戴维斯培养了心理学家玛丽莲·布鲁尔所说的“扩展的自我”——通过弱联结塑造的自我。成为某个庞大社会实体中的一员，可以鼓励人们以能使他们成为这一群体“优秀代言人”的方式来行事，例如虔诚的天主教徒、优秀的警察。尽管戴维斯能做到不把自己当做“残疾人”，但在捕鸽会上，他也禁不住要加入到和他一样的截肢者中去，回忆他自己早些时候的挣扎，最重要的是，看看自己已经走过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