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六度空间：联结时代的科学》的作者、社会学家邓肯·沃茨说过，我们认为前面描述的情景之所以会“规律性”地出现，是因为我们更容易注意到令自己感到惊讶的事件，从而错误地判断了这些事件出现的频率。斯坦利·米尔格伦在1967年进行了“世界真小”实验，在这个实验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将一个信封拿给自己社交圈中的人，并最终要把这个信封送到一名陌生人的手上。事实上，这个实验的完成率非常低——在最初的研究中，完成率是5%，在后续研究中，完成率是29%。在沃茨2003年进行的实验中，传递途径变成了电子邮件，但在24163个“传送链”中，只有384个到达了目标。
另一个广为人们所认可的说法是，如果你想传播某个说法，或推动某个新想法，就要给你自己找到“有影响力的人”，比如某个领域的权威、受到他人尊敬的人、尝试新想法或新产品并喜欢对此发表看法的创新者或“先期采用者”。简单地说，就是人脉广的人。在市场学的教程中，到处都是关于为什么进入到“社交网络核心”非常重要的轶事趣闻。当然，一位明星发言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很有效，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你并不需要这样一个人。正如“自由之夏”的故事所证明的，信息的广泛传播和运动的繁荣发展是在日常社会关系中产生的。“红帽会”也能说明同样的道理。在苏·艾伦·库珀第一次和她的旗舰队外出后，朋友的朋友又把她们的组织和活动告诉了认识的人，“红帽会”分会也就开始越来越壮大。惊讶不已的库珀把自己比作了虚拟人物阿甘，没有特定原因地奔跑，而在忽然之间，“一些人开始和他一起奔跑，然后又有一些人，最后是一大群人！”一大群重要陌生人。
专家的观点并不总是优于门外汉的观点。2003年，伊隆大学的研究者和“普尔项目：互联网与美国人的生活”共同对老资格的互联网专家进行了调查，请他们预测数字科技的迅速发展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整个社会。3年后，他们再次进行了调查，将问题发送给原来的参与者及其同事。但是此外研究者还联系了这些专家的邮件列表上的人，其中有些人的“工作只是架设网线”。研究者将1993年以前就开始上网的“互联网先锋”与“非业内意见领袖”的回答进行对比，关于后者的报告指出：“他们的看法与那些业内知名人物相比，相似程度是惊人的。”
最近的研究还指出了普通人之间随意谈话的重要性。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美国连锁酿造酒吧“谷底啤酒厂”历时3个月的口碑营销宣传活动进行了分析，市场学教授戴维·高蒂斯和黛娜·梅兹林对“增值性”口碑（这里专指还没有在自己社交网络中广为宣传的推荐建议）很感兴趣。研究者将“忠实型顾客”（即非常了解这家酒吧且经常光临的顾客）与“密探型顾客”（即不熟悉这家酒吧、只是自愿参与研究、来这里吃饭的普通大众）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不经常来的顾客比经常来的顾客对这家酒吧的称赞要多得多。研究者得出结论认为，不能指望“意见领袖”会一直把自己的看法广而告之。一旦他们将自己对“谷底啤酒厂”的看法告诉了自己社交护航队中的人，他们就觉得不用再继续谈论这家酒吧了。这样的话，为了产生更进一步的口碑，管理人员最好把目标放在处于外围的人们身上，他们不是非常忠实的顾客，但却有一个更好的位置来搭建起通往其他社交网络的桥梁。
重新思考一下这两条看似永恒的原理，即世界真小和关键个体的突出影响，这对于社会运动、市场活动，以及我们和他人谈话、产生联系这种日常行为，是有着深远意义的。不可否认，多层次的生活使得我们能够搭建起桥梁，与同时处于他人社交网络和我们自己的社交护航队之中的各种重要陌生人联系在一起。有了数字科技，这一任务甚至变得更简单了。在某些情况下，联系到六度空间中的人是可能的，有时甚至用不了6个人就能做到。但是，沃茨及其同事曾经问过“世界真小”研究中的发送者，为什么选择某个特定的人来传递这种联系。正如以前的社交网络分析家所发现的，选择目标（通常是泛泛之交）大多是根据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或所居住的地点，但是，对方是否拥有多种社会关系很少被算作一个因素。这让研究者们得出了“社交探索”看起来比依靠“一小撮杰出人物”更平等的结论。魔鬼隐藏在细节之中。沃茨强调说，信息的传递和病毒的传播并不一样；下一个人不是自动被感染的。当涉及想法或信息时，一根链条中的每个环节都取决于接收者是否愿意建立下一段联系，不过其他因素也会起作用。
当社会学家亚历山德拉·马里恩考察人们如何决定是分享还是保留工作信息时，她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在多数情况下，了解到自己公司有空缺职位的人，在知道有人正在找工作时，更愿意将工作机会告诉找工作的人。“要承认，社交网络中的人脉实际上是在做出选择。他们并不只是‘渠道’，这个词是社会学家使用的。他们是正在做出选择的人，决定是把信息告诉你还是不告诉你。他们做选择的依据是自己的想法和感知。”在另一项研究中，当研究者要求人们回忆为什么会将自己在过去6个月中对某些服务的负面或正面评价与别人分享时，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是，认为对方“感觉像是有需要”。也就是说，人们会在报税期间给他人推荐一名会计，会在得知他人正在计划旅行时推荐旅行网站。这告诉了我们什么·要让你的重要陌生人知道你需要什么。
最终，一系列复杂因素将决定我们会把信息和想法告诉谁，以及这些信息和想法是否会继续被传递下去。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作为信息的消费者，我们已经更加擅长过滤出事实真相了。一家口碑营销公司BzzAgent的创始人戴维·巴特勒说过，正是由于这一点，消费者的观点已经从“面对”市场变成了与市场“同在”。我们不再只是因为吸引眼球的广告语、引人注目的视觉形象或一些记者、专家所写的引导我们行为的文章就购买商品，而是会通过阅读博客、浏览网站来比较商品，而在更多情况下，是通过彼此间的交流。
可以证明，由于我们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了消费决策上，因此对商品和服务的讨论已经成了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与市场“同在”的年代，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并希望成为参与这一过程的一分子。正因如此，各大公司都为网站投入了大量资金，以便做到通过网站来听取消费者关于购买和使用公司产品的意见与建议，并和他们直接交流。200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经济大约有2/3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口碑营销的影响。如此说来，口口相传，这种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的策略，在21世纪得到了复苏，这是否是一个奇迹·口碑营销的发展是网络化个人主义天然的副产品：市场专家希望能利用我们的个人社交护航队。他们知道，我们对冠冕堂皇的广告宣传持怀疑态度，并会与其他人的说法进行比较，这一过程受到了互联网的煽动和推进。大约有30%的上网者会在网上对商品进行评级、评价，81%的上网者会在购买商品之前阅读网上的评论。不过，80%～90%的口口相传是发生在现实世界里的。
戴维·巴特勒看到了无须付酬的BzzAgents大军——大约40万个愿意散播新产品信息并写文章介绍他们与别人谈话内容的人。他们既不是“托儿”，也不是隐形营销人员。相反，他们还自豪地告诉人们，自己是一名口口相传者。他们的“报酬”是积分，可以抵消很小一部分价格，87%的业务人员几乎不愿意费心去兑换积分。这样的话，为什么人人都还愿意参与呢·巴特勒将这理解为人们愿意帮助他人的愿望，他们愿意指导他人、愿意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愿意让他人知道，自己是了解情况的人。谈论商品还是让别人了解你的一种方式。61拥有维京式壁炉或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能泄漏有关你身份的线索。
我们购买的物品，能表明我们是什么人。
也许，最重要的是，和他人谈论商品和服务能使我们与他人保持联系，并站在共同的立场上。你认为哪种大屏幕电视最好？你应该去试试那家的米兰式烩牛膝。我发现了一家非常好的免费音乐站点。
你是在哪里剪的头发呀·我找到了对付过敏的新办法。我想买一个新沙发，你有什么建议吗·在这个消费者导向的社会中，这样的信息交流是一种文化素养。回想你参加的上一个社交活动，可能有人突然拿出一个新奇的电子设备，有人吹嘘自己最近的一次冒险旅行，或者提醒别人不要叫自己用过的一个电工来家里干活。东北大学传媒研究系副教授沃尔特J.卡尔指出，你并不需要成为BzzAgent的一员才能参与到“有关品牌的讨论”之中。他发现，BzzAgent的人会推荐商品、服务、公司，这些占他们日常交往的29%——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
但是，“芸芸众生”，比如传媒班级或商业研究招募的学生，也有14%的时间是在谈论这些。在这两种情况下，谈话的大部分内容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
艾琳·切尔德斯是一个典型的BzzAgent人员。这位35岁、有两个孩子的女性是一名兼职律师，看上去就像一个邻家女孩。她是“潜伏”在聊天室和别人讨论婴儿用品时听说这个广告公司的。起初，“热爱试用新产品”的切尔德斯是受到了免费使用价值7美元的牙刷的诱惑，然后抓住这个机会成为了广告代理人。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她所做的事情。
作为一名BzzAgent人员，切尔德斯的大部分最初目标都是重要陌生人。
她把“雷达”牌捕蚊器挂在了当地的公园里，并和其他母亲谈论这种东西用得怎么样。在一次乘飞机去参加商务会议时，切尔德斯向一名同事推荐了“李斯特林”牌漂牙带。当邻居到家里串门时，她会端出饼干、奶酪，并配上“灰胖胖”牌芥末酱作为“快速开胃品”。切尔德斯向她那些担心孩子皮肤干的朋友推荐了“优色林”牌每日补水面霜。当将“普莱奇”牌除尘剂和多层次清洗剂交给自己的清洁女工使用，并请清洁女工推荐给其他客户时，切尔德斯感到自己是在回报她。“在过去，她向我介绍了很多如果不是她，我永远也不会了解的清洁用品。那才是经常发生的事。从你原本没注意到的人们身上，你会发现令人惊奇的事情。”
有趣的是，沃尔特·卡尔发现，在广告代理人和非广告代理人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性别、收入及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广告代理人的成功与否影响也不大，起到重要的作用的是社会关系。我们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口碑营销人员，而不是只有专家们才是。有价值的重要消息有时会偶然通过重要陌生人传递，有时会精心设计如何通过制度化的口碑营销战役传递。但是，即便如此，也免不了与人们的共同立场有关。艾琳·切尔德斯表现出了热情和诚恳——不是因为她在装腔作势，而是因为她表现出了“自我”的一个方面，这正好与她所处的情境相匹配。传递信息对她来说不是负担，而只是日常谈话的一部分。人们看到她真诚地介绍某个特定产品，于是自己也想试着用一用。
我们说的不全是商品。居住在尼泊尔罗马丹的多卡·古朗是一个志愿者组织的成员，这个志愿者组织是“现代社会伟大的公共健康事业的胜利之一”。2006年，尼泊尔与麻疹有关疾病的死亡人数下降了90%，而在邻国印度，麻疹的并发症每年仍会造成近10万人死亡。尼泊尔的秘密武器就是像古朗这样的5万名母亲，她们中大部分人都是文盲，却能向人们解释麻疹的风险和接种疫苗的好处。在疫苗和其他药物翻山越岭、经过崎岖的山路被送过来的前一天，古朗表现得就像镇上的街头公告员，她提醒住在附近的人们：“记得明天要来接种疫苗啊！”这些尼泊尔母亲还给人们发放救命剂量的维生素A、除虫药片，以及一包包的口服补液盐。这份工作没有报酬，但这是“一种为他人做贡献并赢得尊敬的方式”。
古朗现在30岁出头，她成为这一不平凡的“军队”中的一员已经快10年了：“如果我不把疫苗和药物的重要性讲给他们听，他们就不会知道。”
多卡·古朗的影响力来自于她在村子里与重要陌生人形成的社会关系，而她的身份又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得到了进一步调整。她的可靠、值得信赖的品质使她在同胞们眼中成为“专家”这些品质比她作为“讲述者”所拥有的任何优点都更加重要。作为罗马丹的居民和4个孩子的母亲，古朗拥有内城的孩子们所说的“街头信誉”。与此类似的是，回忆一下在鸡尾酒会上难住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那位音乐行业高管。在格拉德威尔眼中，他是一个可信的资源，因为他了解这个行业，也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位高管不是行业大师，但他却将新鲜的想法植入了一个渊博的头脑中。
这里是最后的分析：我们社交护航队中的重要陌生人，以及我们与重要陌生人之间的每一次谈话交流，都能带领我们越过熟悉的框框。他们能使我们发展出更复杂的自我，并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和我们所处的空间。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可以看到，这样的人脉关系对我们的幸福安康也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