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生来都具有双重国籍，健康的国度与疾病的国度。尽管我们都希望只使用美好之国的那个护照，但或早或晚，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另一个国度的人民。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1990）
拒绝死亡的人
当人们认为阿特·布奇沃尔德即将走到人生尽头时，他仍在坚持着活下去。在50多岁的时候，布奇沃尔德曾与自己的同事、记者乔治·普利普顿分享了他的“死亡幻想”，他想象自己已经到了93岁，在温布尔登中央球场参加男子决赛时倒地死去。30年后，这位机智、健谈的人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计划。80岁的时候，他已经因为糖尿病失去了一条腿，肾功能也已经衰竭。为了做好手术准备，他不情愿地同意先做几个疗程的透析，每周3次，每次5个小时，好将肾脏无法滤除的体内毒素排出去。但是，在透析之后，这位不屈不挠的80岁老人宣布说：“到此为止了。这样做是没有未来的，我不想再做透析了。”正如布奇沃尔德所担忧的，透析过程“就好像连接在一台洗衣机上”。他的医生警告他说，如果不做透析，那他在几个星期内就会死去。布奇沃尔德的家人和密友可以理解他这个疯狂的决定。
但是，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他至少希望能对自己的死亡有一些发言权。毅然决然地，布奇沃尔德搬到了医院的临终安养院。
这个消息从医院传了出去。华盛顿特区公共电台流行脱口秀主持人黛安·莱姆邀请布奇沃尔德上她的午间节目。布奇沃尔德想都没想就同意了。“我弄明白了，不该这样做也得这么做了。除此之外我什么也做不了了。”布奇沃尔德在临终安养院接受了采访，他谈了自己的决定、谈了死亡，还谈了孩子们的反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却又不愿意谈论的事情。信件和电子邮件纷至沓来。主要媒体都想采访他。“我喜欢接受采访，因为接受采访能让我除了静看命运的车轮转动之外还能做点别的。”
意料之外的宣传闪电战，触动了布奇沃尔德社交护航队中的成员，将他们聚集到了他的病床前，其中包括他的至亲好友和重要陌生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收到了我生活中所有人的消息——以前在公立学校、加州大学、海军部队、巴黎时认识的人，所有我认识的在华盛顿的人，或者声称认识我的人。”布奇沃尔德沉思道，“我收到了将近3000封信，这些信的绝大部分都是和我有某种联系（或认为和我有联系）的人写来的。我曾经在巴黎见过他们，或者我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讲过话。然后，开始有人来看我。每一封信、每一个电话、每一次拜访，都会让我回忆起过去的某件事，或者某个小礼物。”
从布奇沃尔德的房间出来、沿着走廊走过去的休息区，成了他的“沙龙”，那些前来祝福他的人给他带来了他最喜爱的东西：大量的食物和内容丰富的谈话。“人们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生活过得这么有趣。有传闻说，如果你想过一段快乐的时光，那么就去华盛顿临终安养院吧。”不久之后，布奇沃尔德的肾又开始运转了。在工作人员眼中，他成了拒绝死亡的人。
积极情绪和欢歌笑语都是治病良药。
当与人分享笑话时，效果甚至会更好。布奇沃尔德用他敏锐的智慧来突破死亡的问题、死后的生活及其意义之所在。他策划了自己的回忆录，还重新开始给《华盛顿邮报》写他曾经写过很长时间的专栏，并着手写作一本新书。在临终安养院的病人中，10个人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院。布奇沃尔德不仅成了这1/10，还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来看到自己的著作出版，这本书的题目非常恰当，叫做《说再见还太早》。
这个故事能打动我们有几个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布奇沃尔德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死去。但是，阿特·布奇沃尔德与疾病的斗争之所以能让我们与他产生共鸣，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也经常要面对有关生活质量与死亡的决策——如果不是我们自己，那么我们爱的人也会面对。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布奇沃尔德的肾功能会奇迹般地恢复，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比医生预测的时间多活了7个月。不过，也许有关“社会融合”的研究及相关概念“社会支持”能提供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布奇沃尔德的处境。当你受到疾病折磨或生活中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改变时，所爱之人的支持既能让你感到安慰，也能对你有益。不过，你也需要重要陌生人来支持你。布奇沃尔德与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并从他们身上获得建议——在这些人中，有些人与他关系很密切，有些人与他交情很浅。也许他最终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还是失败了，但他去世的时候是一个快乐的人，谁还能要求更多呢？
寻找另一个故事
在今天的美国，健康状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晚间新闻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多了很多细微之处和不确定性。有些群体比其他人面临更大的患病风险，同时，“健康的”美国人（他们大多是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要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人都更加健康、更加有健康意识。
即使是百岁老人，他们的健康状况也好得令人惊奇。当然，人们依然会得病，但是由于在今天，很多传染病已经能够治愈或预防，于是慢性病便成了如今世界上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说法，至少有9000万美国人，也就是美国人口的25%，患有一种或以上的慢性病；其中将近一半的人患有多种慢性病，有些疾病比其他疾病对生命的威胁更大，或对健康的损害更严重。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国民的整体健康状况好于过去，但数百万名美国人仍然在“去往疾病的国度”，有时在那个国度里停留的时间还比以前更长了。各种疾病如癌症、心脏病、糖尿病、肾病、艾滋病、关节炎以及呼吸疾病，可能持续几十年也无法完全治愈，这是一段非常孤独的经历。
原本我们对现代医学的基本“认识”是，一旦医生发现了生理或心理疾病的致病原因，就能治好。可转而患有慢性病，使人们对此种看法提出了质疑。问题在于，尽管科技和药理学已经创造了诸多奇迹，但医生并不能找到所有疾病的致病原因，也无法治愈所有疾病。正如在阿特·布奇沃尔德的例子中，医生能做的，最多就是开药、提出治疗方案，有时治疗过程就和疾病一样令人难以承受。但是，我们希望得到更多。
于是我们转向了对于治愈的其他说法——将我们的意识、人格，还有最重要的，将我们的社会生活放入医学方程式当中，这可以让我们在绝望中寻找某种程度的希望。
人们的担心不只是慢性病。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暴力或威胁生命的处境，以及所爱之人的死亡。于是我们去感受其他人的生命之旅，很多人的人生经历可以让我们去选择。2008年，研究者曾随机挑选了一天在Amazon.com上对回忆录类图书的标题进行一次迅速的调查（需要承认的是，这次调查欠缺一定的科学性）。在“应对疾病”的搜索结果下有66本书，有80本书与“心理健康”有关，210本书与“疾病”有关。
另外，搜索“应对创伤”时，还搜出了896本书。关于不幸与成功的回忆录，向我们展示了其他人是怎样让自己生命中的艰难篇章变得更有意义的——我们被吸引，是因为我们也一直处在对自己的自传进行重新撰写和重新评价的过程之中。
当《早安美国》摄制组的电视新闻评论员罗宾·罗伯茨2007年得知自己患上了乳腺癌时，她邀请了数百万名电视观众来了解自己的经历。
罗伯茨带着一个摄像头去见医生。化疗、放疗、购买假发——没有什么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她让人们看到她的欢笑、泪水，我们支持她，就好像我们支持兰斯·阿姆斯特朗、克里斯托弗·里夫、魔术师约翰逊、梅丽莎·埃瑟里奇，就好像我们希望布奇沃尔德将永远活下去。我们不认识这些人，但却必然知道关于他们的很多事，并在私底下了解他们生活中的细节，这让我们几乎感到他们是我们的重要陌生人。他们可以是我们认识的人，事实上，他们可以就是我们自己。他们的个人经历便组成了一个文化寓言，可以说明社会关系的力量，尤其是将社会关系与健康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更是能证明这一点。健康历史学家安妮·哈灵顿所说的这种“健康的联结”，使我们确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恰恰就是医生所开的药物。为了患感冒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段引人好奇的广告语出现在了匹兹堡几家报纸的分类广告中：
请注意匹兹堡大学与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进行的感冒研究！
本次研究的参与者将被注射一种普通的感冒病毒，并被隔离在当地一家酒店。到研究结束，符合资格的志愿者（年龄在18～55岁之间）将获得800美元的费用。
数百人回复了发布广告的人，但只有125名男性和151名女性被认为健康状况足以接受这一研究。他们接受了一组身体检查、人格测试，并接受访谈以了解他们的健康背景和健康习惯。是否吸烟？是否饮酒？
睡眠是否很好？是否服用维生素C和锌？研究者还请被试思考自己的亲密和泛泛社会关系，以此来考察他们的“社交融合”水平。他们会至少每两个星期去看谁或和谁谈话一次（在那时，电子邮件还不是人们普遍使用的通信方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他们的社交护航队有多么多元化，或者说有多么庞大。被试因此能为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关系获得1分：配偶、父母、姻亲、孩子、其他亲密的家庭成员、朋友、同事、邻居、校友、一起做事的志愿者（慈善活动或社区服务）、宗教团体成员、非宗教团体成员（“社交、娱乐、职业”等包罗万象的团体类别，可以包括任何团体中的成员，比如保龄球队队员或同一个PTA组织中的其他家长）。
在6天的时间里，这些人类被试被隔离在距离匹兹堡市中心不远的一家酒店单独的一层中，在那里，他们被注射了含有感冒病毒的针剂，剂量是经过仔细校准的。每个人都被分配到一个标间里，房间里有一台电视。宽敞的大厅里配有椅子、沙发、台球桌、电视和录像机。被试们可以阅读随身带去的图书或杂志，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以及任何有助于帮他们打发时间的东西。被试们严禁进入其他被试的房间。在走廊或大厅里与其他被试交流是可以的，但是研究者要求被试们要小心注意与其他人保持一米的距离，以防因其他人咳嗽或打喷嚏而感染上更大剂量的感冒病毒。被试们每人还得到了一个自己使用的塑料袋用于盛放擤鼻涕用的卫生纸，在每天快结束时交回给研究者，称一下重量，以了解“鼻涕量”。如果有人身体中的病毒抗体含量增多，或表现出感冒的客观迹象，比如流涕、鼻塞，那么研究者就会认为这个人患上了感冒。
并不是所有被试都患上了感冒。尽管每名被试都被注射了感冒病毒，但那些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患上感冒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只与1～3种类型社会关系交流的被试，患上感冒的风险是那些与6种或更多类型社会关系交流的被试的4倍多。换句话说，拥有多元化的社交护航队就像是针对免疫系统的一剂良药，帮助细胞、蛋白质、结缔组织、器官共同工作，防止病毒或其他外来物质入侵。实际上，在过去20年来一直在开展这种“抗病毒”研究的心理学家谢尔顿·科恩主
张，当谈到风险因素时，“低水平的社会融合”与吸烟的性质是相仿的。
尽管社交网络影响幸福安康这一看法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但这个概念重新得到宣扬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在读公共健康专业的研究生丽莎·伯克曼发现了社会关系与死亡率之间的紧密联系。伯克曼决定看一看参与了1965年在加利福尼亚州阿尔梅达县展开的公共健康调查的7000名受访者的数据。由于问卷包含了婚姻状况、朋友数目、宗教团体或志愿者组织成员的项目，因此伯克曼能够拼凑出受访者的社交网络组成。证据是有非常有说服力的：缺少密切社会关系和社区联系（包括重要陌生人）的人，可能比那些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人寿命短9年——在女性中相差2.8倍，在男性中相差2.3倍。
自伯克曼的发现之后，美国和全世界的许多关于社区的研究都将其他益处与社会融合联系在了一起。有着多元化社会关系的人报告了更好的心理与生理健康状况，他们进行的有损健康的活动，如饮酒、吸烟，也少于与他人疏远的人。正如谢尔顿·科恩的研究显示，社会融合程度高的人不仅感染上疾病的可能性较小，而且，如果患上了心脏病或癌症，他们的生存可能性还比与人疏远的人要大，另外他们也更不容易患上抑郁症或焦虑症。当然，证据是间接的——我们谈论的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尽管研究者试图将人们原先的健康状况考虑进来，但同样可能的是，人们因为生病而远离社会，而不是因为远离了社会才会生病。即便如此，积累起来的数据还是清楚表明，多与人交往能换来对健康的多种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