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最近一项对96位心理学家和220位当代作家所写自传的分析，也显示了令人惊讶的类似结果。研究者使用每本书的前10页来统计作者提到自己的社会角色的次数，比如母亲、兄弟、表亲、朋友、同事、室友。就算作者并不是有目的地描述自己的社交网络，他们也在展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整体自我感。在作者列出的与社会角色有关的词语数目上，排在前3位的作者比排在后3位的作者多活了6年。（同样，这一研究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提到社会角色与生存得更长久有关。）
我们强调这些有关外围社会关系的研究发现，并不是要削弱那些与我们关系最亲密的人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研究也都在强调至亲好友的重要性，特别是与老年人有关的研究。然而，研究过这两种关系的研究者发现，拥有复杂的社交网络能给你更多的选择。简单地说，尽管我们爱的人一直是重要的，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会影响我们的生理与心理状况。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很多社会关系，影响我们幸福安康的，是社会关系的种类。
拥有一个“部落”是社会隔绝的反面，
而社会隔绝能将人们置于患上心理和生理疾病的危险之中，这一观点得到了最近20年来一直在剖析孤独问题的社会神经科学家约翰·卡乔波的认可。不过，社会融合也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卡乔波指出，就像我们遗传了某个特定体型和眼睛的颜色一样，每个人生来就具有“对于社会融合特定的需要程度（还可以表达为对于社会排斥所带来痛苦的敏感程度）”。这样的话，一个人感觉像是“社会关系”，但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就算不上什么，也可能就很重要。
意料之外的健康人
尽管亨利·珀尔曼★已经快要70岁了，但他并没有广而告之。他朝气蓬勃、衣着整洁，还紧跟潮流，在夏天还把自己的皮肤特地晒黑。考虑到几年前他曾宣布自己是一名酗酒者这一点，他如今的健康状况好得让人意外。在刚参加匿名戒酒会的会谈时，珀尔曼曾声称晚上回到家后还打算饮酒。后来，一个人走到他身边，交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给我打电话，我会让你放弃这个打算。”奇迹发生了，珀尔曼给那个人打了电话，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饮过酒。
珀尔曼不是那种让自己身边围绕很多关系亲密者的人，他从来也没有与别人保持很长久的感情关系，但他有一个“像兄弟般的”好朋友。他情愿与其他人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这让他感到舒服。以前，珀尔曼在曼哈顿中心区一家业务繁忙的银行做客户关系经理，这份工作提供的社会关系恰恰是他所希望的：一系列稳定的、反复出现的熟悉面孔，又没有过多的束缚。
作为外人来看，我们会认为，鉴于这种极少量的社会关系，珀尔曼一定是一个孤独的人，因此也就面临风险。一个饮了50年酒的人一定会健康状况不良。不过，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与他人的联系是如何“进入皮肤下面”的——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如何保护我们抵御疾病，或者如何帮助我们治愈疾病。这一过程包含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复杂作用，我们的个人背景、特质以及我们遗传的基因也同样起着作用。
一直以来，在珀尔曼的社交护航队中，多数都是重要陌生人。作为一对残疾夫妇唯一的孩子，他很早就学会了不要求任何人来担负他沉重的需要。根据时间、地点和自己的心情，珀尔曼向他生活中的每个人展示了自己的一个小小侧面，并几乎不求回报。这样他依然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当他在银行工作时，他能预测谁会在哪天出现，还能知道这个人能赚多少钱。对于少数特殊的人，他会在必要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没有合适的ID也能将薪水支票取现。他对他们只是稍有了解，但了解这一点就足够了。“我期待见到特定的人。”他说，“因为我可以给他们讲恐怖的故事。”当一名顾客给珀尔曼找麻烦时，他就会迅速扫过等候人群的面孔，寻找他喜欢的人。与珀尔曼有了眼神交流，熟悉的顾客也许会转转眼珠，或者，等轮到自己了，就会“不怀好意”地低声说：“我简直不能相信你忍得了那样的事情。”那些短暂的交流能使珀尔曼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是得到支持的。“那让人感觉非常好。”他说，“我想这是一种共同的情感，因为即使是在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会对我说：‘我就是在等你呢。’”
科学家们猜测，社会融合是通过社会规范起作用的，所谓社会规范，就是一般为人们所接受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说，拥有更加多元化的社交护航队的人们，可能会感到有更大的压力来保持健康（假设和自己有联系的人都很健康），并推崇健康的行为，比如饮食精致、服用维生素、有规律地锻炼身体等。与各种各样的人保持联系的人，相比于与他人疏远、不拥有这层保护性外壳的人，似乎更容易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不去过度吸烟和饮酒。在亨利·珀尔曼的例子中，工作角色强加于他的社会规范一直在抑制他的饮酒行为。在银行工作的这40年中，珀尔曼几乎每天都会饮酒，但是第二天他必须按时上班，做一名有本分、尽职尽责的员工。工作本身提供了框架和规则。当珀尔曼退休时，那些限制也消失了。
“现在有了这么多空闲时间，我没有去逛博物馆，也没有去欣赏城市风光。”他承认，“我整晚喝酒、整天睡觉。”很重要的一点是，珀尔曼失去了作为由顾客和同事组成的多元化“集体”中一分子的安全感。银行让他认识了包括从装修工人到CEO在内的很多人，而他退休后的社交圈里几乎全都是其他酗酒者。珀尔曼晚上常去喝酒的时髦酒吧里的那些家伙，不会对他每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提出质疑，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而这让他更容易喝酒上瘾了。
当珀尔曼开始参加匿名戒酒会的会谈后，匿名戒酒会的成员提醒他，应该避开与饮酒有关的“人、地点、事物”——这是匿名戒酒会的一句老话，反映出了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寻找能激发出更健康的自我的人和环境。尽管相信世界上存在“更伟大的力量”也是戒酒项目的一部分，但拒绝相信这一观点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也被告知说，要将上帝想象成“一群醉鬼”。珀尔曼照做了，并坚持保持清醒，这部分是由于他把一起喝酒的同伴换成了更为多元化的一群重要陌生人——社会生活不再围绕饮酒并且在和他一起恢复的酗酒者。“我不能说他们是我的朋友，但我差不多每天都能见到这些人。如果某一天没见到某些人，我就会惦记他们。他们还好吗？他们喝酒了吗？他们生病了吗？如果他们退出了匿名戒酒会，我就会担心。”珀尔曼认为这些人同样也会为他担心。
即使是与他人的日常交流并不明显具有来自他人的支持，社会融合也能给我们带来选择。如果认识许多人，比如同事、俱乐部会员、客户，或一群醉鬼，就能让我们有控制感，就能振奋我们的情绪，这比每天吃一个苹果还要有益。当在某个情境下情况不妙时，如果能到另一个情境下去处理，或者退一步，展现出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多种自我中的另一个自我，那么你就不会感到压力难以承受。
约翰·卡乔波将这一概念包含进了他对孤独的探索当中。卡乔波不仅请被试评定他们对描述自己个人的陈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我缺少人陪伴”、“我感到自己被遗忘了”），还请被试评定对描述自己社会关系的陈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人们了解我”、“有人和我聊天”），以及被试隶属于团体的程度（“我是一个小圈子中的一分子”、“我是一个组织的成员”）。卡乔波指出，感到孤独是拥有以上所有3种类型联系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对于43%单身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抱怨说，舆论对单身人士的描述实在太概括化了。卡乔波发现，是否已婚并不一定能说明是否与人疏远：“婚姻并不能预示低水平的孤独感，也不能保证低水平的孤独感。拥有可靠的朋友和家人的单身人士也可以并不孤独，夫妻关系不佳的已婚人士也可能感到非常孤独。”卡乔波指出：“我不是说不同的社会投入完全相同，但是具体到孤独这个问题上，社会投入也不是非此即彼的。”
不管我们的生活中发生怎样的事情，社会融合对我们的幸福安康也非常有益。不过，一个多元化的社交护航队还能带给我们的健康略有不同的一种益处，即社会支持：给予或获得建议、信息、经济资助、情感援助（安慰、自我提升），或亲自帮忙，比如帮忙做家务和杂事。我们很少能从一个人身上获得所有不同类型的支持。
获得适当的社会支持能保护我们免遭“压力”，这个词在几乎所有谈到幸福安康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经常被提起的关于这种“压力缓冲”效果的例子，发生在待产孕妇被危地马拉的一家医院收治、准备第一次生产时——这是一个能让大多数女性感到紧张焦虑的情境。有些待产孕妇被随机分配要靠自己完成整个生产过程，而另一些待产孕妇则被分配了一名导乐——受过专门训练的生产陪护（不是孕妇的丈夫或好友），孕妇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前才刚刚认识自己的导乐。被分配了导乐的待产孕妇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并发症更少，还在生产结束后对自己新生孩子的反应更加积极迅速。
有时，对方需要的只是倾听：仅仅是详细描述某个艰苦的事件，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减轻压力。看一看最近这个实验：在东京，一组实验老鼠被放入了一个专门安装了线圈的盒子里，这样研究者可以随机对老鼠的脚部进行半秒钟的电击。到了第二天，实验老鼠被再次放入了这个电击盒中，但分别有3种实验条件：和一只同样受过电击的同伴老鼠在一起；和一只没有受过电击的同伴老鼠在一起；没有同伴老鼠。在3种实验条件下，受过电击的老鼠在回到电击盒里之后都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了恐惧反应。它们会“僵住”，除了呼吸之外身体不活动，体温还会上升。不过，这种恐惧反应在同伴老鼠出现后就没有那么明显了，特别是在同伴老鼠没有受过电击的情况下。这些研究发现支持的观点是：当处在危机中时，从我们所处的环境之外寻找其他人支持是很重要的。
2007年，报税代理公司H&RBlock采用了新的宣传语“与人同在”，让客户了解到，即使他们是在家里使用公司的电脑软件来报税，与活生生的人也不过是一个点击或一个电话的距离。这不仅是运营良好的商务工作，听起来还像是心理学。感知是压力缓冲的关键方面，哪怕我们只是想一想身边有“人”，也能做得更好。当两组健康的志愿者被要求在公共场合讲话时（这会让很多人感到紧张），那些被告知如果出错了会有人在旁边提示他们（虽然事实上并没有人来提示）的志愿者，心率比没有被告知有人提示的志愿者要慢，血压也比他们低。类似的一个例子是，家里有患癌症孩子的家长们，那些报告说有人能给他们帮忙的，因处于这个压力情境受到的生理影响，就不会像那些得不到支持的家长们受到的生理影响那样大。反过来也是一样：想象一下你得不到支持就能增大压力。在乳腺癌患者中，确诊前的社会隔绝对于与健康有关的生活质量问题的影响，要大于她们患上的肿瘤本身和接受治疗效果。
因此，亨利·珀尔曼将认可他的顾客看做“重要的安慰来源”就不是巧合了。顾客们并没有真的做些什么来改变他的处境——作为在一家业务繁忙的银行工作的前台人员，也就意味着他要每天与不满的顾客打交道。但是在那为数不多的与人产生联系的时刻，珀尔曼能感到，“他的人”让他知道，他的工作做得很不错。我们无法知道，那些短暂的交往是否真能影响他的身体对压力的生理反应（就像感觉身边有能给自己帮助的人似乎能对演讲者和患癌症孩子的父母所起的作用那样）。但是，最起码的情况是，社会支持能让珀尔曼不把不愉快的经历放在心上，还能得出结论说，也许这并不是完全糟糕的一天。
怎样找人来帮忙
2007年1月，在超级碗位于迈阿密的一家接待处，狂热的球迷将小马队曾经的边锋约翰·麦凯围了起来，希望能得到他的签名。他的妻子、曾经做过模特、身高1.8米、用任何人的标准衡量都称得上是大美女的西尔维娅站在他的身边。每当她的丈夫通过伸出两个拳头、让大家看到他的超级碗和全明星赛戒指来向毫无疑心的球迷打招呼时，西尔维娅却似乎是在努力挤出一个笑容。麦凯指着超级碗戒指，用沉闷、单调的声音解释说：“他们给我这个戒指是因为我持球触地跑出了75码，打败了达拉斯牛仔队。”西尔维娅知道，约翰不是在吹牛；他只是在重复他依然记得的不多的事情之一。每天，他会向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机械地重复同一句话10次、20次，甚至100次，而且经常是对同一个人这样说。
大约10年前，西尔维娅·麦凯得知，她丈夫那些不合时宜、重复、强迫性的行为，其实是皮克氏症的症状。皮克氏症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痴呆症。起初，约翰好像只是有一点记性不好；但后来情况变得更糟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