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名城平遥，明清时期曾是中国的经济重镇，它几乎见证了山西商帮兴衰演变的整个过程。清朝嘉庆年间，平遥的西街开设了一个名为“西裕成”的颜料行，店主叫李箴视，人称“李二魔子”。他雇了位掌柜替他打点，这名掌柜名叫雷履泰，为本地红堡村人。就是这位叫雷履泰的掌柜，后来一手开创了中国票号业，首启中国金融汇兑业务之先河，其创建的“日昇昌”更被作家余秋雨誉为我国银行业的“乡下祖父”。
商业天才的创业之路
雷履泰生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出身经商世家，自幼读书，因父亲早逝，遂弃儒就商。13岁时，他就开始在平遥城内北门口拐角处的“宝房”里“唱盒子”。所谓宝房就是过去的赌场，“唱盒子”则是宝房里的行话，就是当赌徒揭开宝盆，露出骰子的点数时，“唱盒子”的人要根据骰子的点数计算出输赢各方银两的数目。“西裕成”颜料庄老板的二少爷李大全一日心血来潮，到宝房看热闹。当宝盆揭开时，外号“一口清”的雷履泰脱口而出，其报数之准，反应之快，让李大全大为吃惊，凭着多年经商直觉，李大全觉得这位少年很有潜力，于是拱手相邀其入西裕成就职。雷履泰颇具经商才华，他办事干练，年纪稍长后便就任“西裕成”总掌柜（相当于现在的总经理）。
“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早期是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这里有颇具规模的手工制铜碌作坊，另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天津、汉口、重庆等地也设有其分庄。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各地商帮纷纷崛起。由于晋人在外作生意的很多，年终结帐时，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起镖运现款，但这样不仅运费高，而且风险屡出，常有丢失，遂有人将银钱交北京西裕成分号，由分号掌柜写信给总号，这样家人就能在平遥总号取款。
起初，这种方式只有西裕成北京分号和山西总号的亲戚朋友使用，双方两相投兑，因人情关系，西裕成对其也不收汇费和手续费。后来有些在北京做生意的山西人感觉此法既方便又保险，皆求西裕成拨兑，并愿付一定汇费。雷履泰遂从中看到了商机，认为此乃生财之道，大有发展的必要，便继承和借鉴历史上唐宋等时期的汇票经验，开始兼营京晋之间的商业汇兑业务，盈利竟比其颜料行多出许多，遂开始以此为主业。
至道光初年，雷履泰与东家李箴视共同商议后决定将“西裕成”颜料行改设为“日昇昌”票号。雷履泰此举将我国只做存放业务的帐局银钱业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开创了专营存汇款和拆借资金业务的“票号业”，可谓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一次革命性创新。“票号”之名取意于经营汇票，因晋商创办经营，故亦叫“山西票号”。在此之前，虽唐代就有汇票“飞钱”。宋、元、明、清民间也有汇兑，但作为汇兑制度和专营汇兑之信用机构，至雷履泰设日昇昌时才开始形成。
之后“日昇昌”逐渐放弃了颜料生意，专营两地间现银汇兑业务。后业务愈来愈多。作为商界能手，谙熟生财的雷履泰推想到其它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镖局起运银钱亦有诸多不便，于是深入调查晋商所经营茶叶、药材、夏布、绸缎、杂货等进销地点，亲派诚实精明的人，先后于天津、汉口、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广州、厦门、桂林、南昌、上海、苏州、扬州、镇江、南京等地设票号分庄。
票号分庄建立后，雷履泰便亲自连络晋商，招揽银钱汇兑业务，只要客户在此处交钱，彼处便能及时用款，日昇昌还保证从无空票。因信用可靠，不但山西商人与“日昇昌”交往频繁，外省、沿海一带米帮、丝帮亦通过“日昇昌”汇兑银钱款项。
由于雷履泰经营有方，“日昇昌”业务蒸蒸日上，总号和分号都是门庭若市。随着通汇扩大，日昇昌继而开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利润又大大增加。于是“日昇昌”真成了日日昌盛，开始兴旺发达起来。
一些山西商人看到日昇昌的成功，也纷纷以其为模版投资并建立票号。从此山西票号业大盛，在其鼎盛时期，竟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
道光二十年（1840年），雷履泰70大寿时，“日昇昌”在总号修建纪念楼，同行为其修匾额悬挂于楼中央，上书“拔乎其萃”四个金字，以形容其首创票号之创举和业绩。
经营天才的管理之道
仅靠一个创新，雷履泰就能成为当时全国金融业的巨头吗？不是的！他和日昇昌的成功，还在于他杰出的经营才能。雷履泰秉承了古代商人种种优秀的经营管理方法，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使日昇昌成为管理严谨、内部协调、服务到位的典范。
以制度行管理，认真执行
雷履泰十分重视日昇昌总号及分号的经营管理，他一改中国传统商业经营时的松散和混乱，制定了一套严格完善的号规与经营准则。
比如，他理顺了股东、掌柜、伙计之间的职权关系，同时将单纯的雇佣关系改造成职责分明的分工关系，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学徒制、顶身股制等制度，使商号内外工作井井有条，并使职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
由于日昇昌在各地分号彼此相距遥远，因交通不便容易形成信息不灵、管理失控的状况，所以雷履泰又制定了联号制来加以约束和规范。为防止伙计挟带私物，诈骗钱财，他又进一步制定了报账制，探亲检查制度等。此外，他还制定了奖罚制度来鼓励先进、惩罚落后、淘汰无能，一些能手就这样从底层得到提拔，脱颖而出。
他不但制定出了这一系列严谨规范的管理规则，在执行过程中一丝不苟、奖罚分明，使商号的日常活动进入良性运行轨道，并杜绝了商号内部发生损害商号利益等作奸犯科的行为。
规避风险，以稳取胜
金融行业向来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特征。处于中国古代金融业发展的最后也是最成熟的一个阶段的票号业自然也不例外。那么雷履泰是如何规避金融行业风险的呢？
在做出某个商业行动之前，雷履泰认为首先要进行周密的观察、思考，比如要在外地开分号，就要先考察当地市场和经济发展状况，以“求稳求信”，唯有三思而后行，方能决胜于千里之外。这说明他很有全局观，而全局观正是规避金融业风险的重要手段。
另外他还很讲究“稳奖”，他认为“稳奖”是积极进取的一种方式，是办大事成大业者必须具备之素质，它不是优柔寡断，裹足不前，而是深思熟虑，做好充分的准备，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这样才能以稳取胜。而雷履泰的成功经营，也说明了这一方式的正确。
而不懂规避风险，盲目求大造成的失败，在现实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我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熟悉的南德、爱多、春都、巨人、飞龙、郑州亚细亚、红桃K、三株、秦池等企业，它们都曾红极一时，却都不同程度地没有做好万事看大这一法则，致使它们终于走向了破产和衰落。
可以说，飞龙公司总裁姜伟，巨人集团总裁史玉柱、三株集团董事长吴炳新等人早期都是凭借当时的市场空隙，以集中火力打密集广告战方式，迅速占领了市场，但后来竞争者迅速跟进，市场逐步规范，原来的招数就不管用了；但他们并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看到公司今后发展的正确道路。
如飞龙集团，在它陷入困境时，总裁姜伟再以搞运动的方式整顿队伍，也未见多大成效；然而，与许多正在刮骨疗毒的企业家一样，姜伟在其著名的仟悔书“总裁的二十大错误”中，也没有反思到这一直指灵魂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