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孝宗皇帝书》评析
陈亮(1143-1194)，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永康学派”的创始人。字同甫，婺州永康(今浙江)人。因世居城外龙窟村，学者又称龙川先生。年轻时喜谈兵，着《酌古论》。孝宗时作《中兴五论》，并上书皇帝，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因遭当权者嫉恨，三次入狱，惨受笞刑。晚年在家设塾，讲学着述。50岁时参加进士试，光宗擢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官，未赴任卒。所学甚博，在文词、历史、哲学及政论方面皆有成就。遗世着作主要收入《龙川文集》三十卷。事迹详《宋史》卷三十六《儒林传》及《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陈亮生活的时期正是南宋和金朝对峙，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并十分尖锐的时期，同时又是南方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时期。陈亮基本反映了工商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发展工商地主的产业，同时渴望在政治上取得地位。他提出了“实事实。
功”的主张，希望最高统治者在用人上“尽收天下之材，长短大小各见诸用”，体现了保护工商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改变其政治地位，从地主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中提拔人才的政治要求。如果说“事功”
思想贯穿于陈亮的整个思想学说，那么他的人才思想则是其事功思想的突出表现。
在宇宙观上，陈亮承认世界的物质性，认为“夫盈于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因而“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苟能潜心玩省，于所已发处体认”，这就是说，客观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性，事物都按其自身的规律运动，具体事物都有具体的法则。因此，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只能从“实事”和“实功”出发，办任何事情都只能面对现实，讲求实效。
陈亮的人才思想充分地反映了其事功思想的特征。他针对当时“天下士人烂熟委靡”的人才弊病及当时抗击金国、恢复中原，解决南宋小朝廷“国势日以困竭”的经济政治危机的时代需要，主张对用人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使士人能够“成其才而充其气”使人才有展露才华的机会和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以维持地主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为此，他多次上书孝宗皇帝，对当时的选人，用人制度提出批评，并表达了自己的人才选拔、任用的主张。
《上孝宗皇帝书》一共四通，作于淳熙五年和十五年。淳熙五年(1178年)，陈亮36岁赴临安，正月十九日丁巳诣阙上书孝宗皇帝(第一书)，劝其奖劝人才，振奋精神，积极北向抗金，不可苟安于东南一隅。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殿上，将擢用之。大臣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由是待命八日，未有消息，遂再诣阙上书(第二书)。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第三书)，帝欲官之，陈亮以“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渡江而归。淳熙十五年(1188)高宗死于临安，金使节来吊，态度轻慢。陈亮极为愤慨，再次上书孝宗，陈述复仇之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而在廷交怒，以为狂怪，遂不用。
陈亮的几次上书，以抗金复国为目标，以人才问题为中心，论述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的改革主张，批判了道学教育及封建专制政体对人才的败坏和销蚀，提出了选贤任能的具体措施，使其人才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与人才之间的关系等本质性问题，在人才思想史上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
陈亮认为，抗金复国的现实迫切地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指出，世界是变化莫测的，并不是国君个人的智力、精力所能掌握，即使是智慧超群的国君，也必须依助于贤才，才能够大有作为。贤才较一般人看得远，足智多谋，熟虑治国安邦之道，是国君不可或缺的有力助手。所以，自古以来，每个国君都要广收人才，重用人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了自己的强盛，都不惜代价收买、拳养人才。汉高祖能够打败项羽，统一天下，也在于张良等人杰然其间。唐太宗夺取政权，实现贞观之治，完全是由于房玄龄、温彦博、李靖、魏征等贤臣的不断指点提醒。宋高宗任用奸臣秦桧，排斥忠良，导致对金战争中的屡战屡败。可见人才是国家兴亡的保证，国君必须依靠贤者治国，而贤者实也助君扬名，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两者实相辅成，谁也离不开谁。无论治理国政、保卫边疆，还是稳定社会、发展生产，都离不开人才。只有贤能的人执政，疆土才得以固守，朝政才得以修明，社会秩序才得以稳定，经济文化生活才得以保障，因此，“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则电扫六合，非难致之事也。”
陈亮对销蚀人才的科举制度十分反感，为此，他曾撰写了许多文章，对科举制度束缚与摧残人才以及当时科举取人的沉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陈亮指出，当时“选人之在诠者，殆以万计，而侥幸之原，未有穷已。”科举考试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纯粹是图侥幸。他认为，“国家以科举选士”，是“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这种“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的选人用人制度，以门第或儒家的经典教条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埋没了真正的人才，其结果是“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经义之为常程，科举之为正路，法不得自议其私，人不得自由其智，而二百年太平由此而出也。”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之智知议论之正当，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
同时，陈亮又极力反对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恪守论资排辈的故法，认为这种“除授必以资格”的取人用人制度，使既得权位的官僚贵族得以垄断仕途，阻碍有识之士为国效力，并且扼杀有用之才。由于这些“庸愚龌龊之人”堵塞了人才的进取，“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陈亮的剖析，真可谓尖锐泼辣，痛切时弊。
在中国人才思想史上，陈亮第一次把人才问题同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联系起来，对事无大小巨细全由君主一人独断专行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人才的压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它是造成庸人的总根源，而庸人又反过来成为君主专制政治的基础和土壤。马克思曾经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因此“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陈亮认为，专制制度钳人太死，臣下自顾不暇，根本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建功立业，“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故其势必至于委靡而不振。”陈亮在实践中觉察到，专制制度正是以压抑人才，销蚀智慧来求得其政权的稳定的：“艺祖皇帝一兴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铄功，以礼义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由此而立。”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大臣胥吏对“圣意”只能奉行，不能言议，稍有不慎，触犯“龙颜”，则“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而畏事矣。”正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造成了一批“但行文书”的奴才和庸人，而只有奴才和庸人，才能与君主专制制度相安无事，而这正是抗金复国之所以无望的根源。皇帝“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使“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不得少舒其志”，使“贤者私忧而奸者窃笑，”
“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因此，唯唯诺诺，寻章办事，一切“唯上”，无所作为，这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必然长出的一个毒瘤，是封建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
陈亮还对道学家们所宣扬的“成人之道”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他认为，道学家所谓“成人之道”，所谓“以醇儒自律”，就是教人安坐不动，独善其身，不管国家存亡，不问生民利害；在金兵步步进逼，半壁江山岌岌可危的时候，只能兀然端坐，拱手无为，甘心亡国。这种“成人之道”“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使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凡其志虑之经营，一切置中国于度外”，在北方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同女真贵族的军队展开浴血奋战的时候，士大夫们则“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宴安而钱塘为乐国矣。”这些人无耻到了苟且偷生的地步！“醇儒”们的特长就只能是空谈性命，故弄蹊跷，既没有真才实学，也不讲实际事功。
“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吐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己足以称雄于其间矣！”“天下之经生学者讲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而天下之才臣志士趋当世之务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义。论恢复则曰修德待时，论富强则曰节用爱人，论治则曰正心，论事则曰守法。君以从谏务学为美，臣以识心见性为贤。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举世谓之正论，而经生学士合为一辞，以摩切陛下。”正是道学教育与封建专制政治互为表里，使社会安贫庸于一隅，不思进取，人的精神沦丧。道学教育所培养的所谓“醇儒”，既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也不符合孔子“成人”之教的原意。陈亮认为，真正的“成人”，应当是文武兼资，博学多能，才智俱全，能够兴利除弊的“一世英雄。”
抗战与主和，在当时不仅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它也涉及到思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陈亮的人才思想与其政治立场一样，是与其抗金复国的现实政治要求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其人才思想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主和投降是当时消磨人才，产生庸人的直接政治原因。“秦桧倡邪议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
与金议和，使整个社会丧失信心，死气沉沉，人才废置，庸人充斥，脱离实际，纸上谈兵，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失败。在这种无所作为的过程中，往往庸人得志，人才蹉跎。“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格守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命，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南北角立之时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
抗金复国的实际斗争才是培养治国安邦之才的基础、条件和有效途径。“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末尝通也，故其臣东西驰骋而多可用之才，”处于战备状态，正是英雄用武圣人出的大好时机：“使朝野常如虏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只有坚决拒和，立志抗战，才是振奋人心，培养可用之才，剔除庸俗之辈的途径。
人才的发现和任用，是陈亮人才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惟才是用”的前提在于发现人才，并善于识辨人才的真伪。陈亮说，人才在没有被发现之前“混于不可知之间，媚之者谓之狂，而实狂者又偶似之。”人才与狂妄常难分辨，人才惊世骇俗为常人所不理解，斥之为狂；人才被疑忌又可被斥之为狂，而那些“一辈无赖平居大言以诳人”者，又造成真假不分，狂常难辨，使得人才难以发现。这也是人才识辨上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陈亮主张从平凡的实际生活中选拔真正能熟悉实际事务的人才。他认为：“群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贱士，不胜忧国之心，臣以为拘挛龌龊之中，当其有卓然自奋于草野而悟圣聪者。”他特赞扬唐太宗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给后世帝王做出了榜样。
陈亮还特别提出了举非常之事必须破格使用非常之才的思想。
“有非常之才，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第非常之事，非可与常人谋也。”
“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智者而后知其不济也。”因而“非常之命，黎民惧焉”，英雄豪杰之所以惊世骇俗，就因为他们要变革，“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虑，则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而求非常之才，就必须“破去旧例，不以次用人”，即废除“士以尺度而取”的科举制度和“官以资格而进”的官僚选拔和晋升用人制度，“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
从其事功思想出发，陈亮进一步阐述了选拔人才的根本途径。
他说：“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就在于“用”，“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文应当以处世之才为标准，武应当以料敌制胜为标准，人的才智应用于实际并得到实际验证，才算真才智。人才只有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够展露其才华。人才的知识和才干也只有在实际的行事中才会“因事生智”，不断增长。因此，只有“以用见其能否”，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以人才的实际政绩决定其升降、赏罚，这样才不会上下相蒙，从而使那些欲以虚名求售者不能得逞。这是与道学家们的主静、静坐、坐而论道的学风旨趣完全针锋相对的。这既是一个人才选拔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也是教育的基本原理原则的问题。
为了人尽其才，陈亮提出，要全面地衡量、从本质上认识人才，不要求全责备，感情用事，因小失大。他批评了一种求全责备的用人现象，使有才者不能尽其才，而庸人则得志：“才者以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横议，庸议谓有典型。”由于用人上“求全责备”，腐朽平庸之流充塞政府机关，有胆有识之人得不到重用。这是一个人才使用上极带普遍性的问题，特别是对开拓型人才的使用上常常出现的难题。在封建主义的专制集权下，这实在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庸人得志的政治中，人才必然受到排挤，“朝得一朝士，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
陈亮的思想代表了下层的、并带有工商性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喊出了“实事实功”、面对现实、办事讲求实效的口号。人才思想是其事功思想的突出体现。但是，他要求提拔任用的人才只能是能够挽救南宋垂死局面的地主阶级中间的“有识之士。”他的人才思想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南宋小王朝的统治，使其“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而无一民之不安，无一物之不养，则大有功之验也。”使南宋统治者能够励精图志，“大有功于天下。”“志在灭虏”。这种思想代表了地主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它确实要比以程朱为代表的道学家们“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观要现实和进步得多。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陈亮在强调“事功”，重视实际效用，面向现实，从实际中选拔人才的同时，反对儒士、道学家们的空谈，走到极处，又导致了他轻视抽象思维和理论指导的重要性的缺陷，而且，他的人才成长论也是缺乏现实根据和实践基础的。
上孝宗皇帝第三书(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