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方能“以成治道”，认识到这一点，在“导之使谏”之后，李世民竭力以求虚己纳言。他认识到人君高居九重天，很难明察秋毫；一人听断，难得尽善尽美。因此，须有良臣时时辅佐，方能匡正己过。而谏诤之人，呕心沥血以示竭诚，穷思竭虑尽献其谋，若能集思广益，尽揽其睿智之语，必得天下大治。有鉴于此，对于忠正之言，只要于国有利，李世民总是能放下帝王之尊，俯首以纳之。
贞观初年，李世民在谈到他的臣下时，往往说某某山东人，某某关中人，言下之意，关陇集团出身的人与山东籍人毕竟有所不同。当时，殿中侍御史张行成正在侍宴，认为皇上这种说法不利于笼络山东籍官员共同建设国家，便当场跪下进奏说：“早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李世民闻听后立即意识到自己出言不慎，觉得张行成讲得很对，赐给行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自是每有大政，常预议焉，累迁给事中。”
贞观初年，李世民与黄门侍郎王硅在宴席上交谈，当时有一美人在李世民身旁侍候，此美人原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谋反被诛，她就被收入唐宫内。李世民指着美人对王硅说：“庐江王荒淫无道，阴谋杀害了她的丈夫而将她占有。庐江王残暴淫虐无以复加，怎么会有不灭亡的道理啊！”王离开席位问道：“陛下认为庐江王强行夺取这个美人是对呢还是错？”李世民说：“哪有杀了人又强行夺取别人妻子的道理！你怎么问我这种做法对不对，为什么？”王回答说：“我从《管子》书中闻悉，齐桓公到郭国去，问郭国的父老乡亲，‘郭国因什么原因而亡国？’郭国的父老乡亲说：‘因为我们的君主喜欢善良的人而憎恨邪恶的人。’齐桓公说：‘如果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郭国的君主就是一个贤明的君主了，怎么至于亡国呢？’郭国的父老乡亲接着说：‘不是这样。我们的君主虽然喜欢善良的人们但却不能重用他们，虽然憎恨邪恶的人们但又不能远离他们，所以使国家灭亡了’。”
李世民一听就知道王在说自己像郭君一样，“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于是便笑而不语。
果不其然，王硅说：“庐江王暴虐不道，杀人夫娶人妻。今此妇人尚在陛下左右，臣窃以为陛下以庐江王为是，陛下若以庐江王为非，则谓恶恶而不能去。”
李世民听王谈古说今，婉转进谏，所言又确实是切中要害，心里十分高兴，连连称赞王硅说得很对，于是即刻下令把这个美人遣还给他的亲族。
贞观元年，孙伏伽转任大理少卿，因李世民经常骑马射帖，伏伽上书进谏：“臣又闻天子之居也，则禁卫九重；其动也，则出警入跸。此非真尊其居处，乃为社稷生灵之大计耳。故古人云：‘一人有庆，兆人赖之。’臣窃闻陛下犹自走马射帖，娱悦近臣，此乃无禁乘危，窃为陛下有所不取也……陛下虽欲自轻，其奈社稷天下如何？如臣愚见，窃谓不可。”孙伏伽的这道上书进谏，“李世民览之大悦”。
贞观中期，李世民派使者去西域立叶护为可汗，使臣还没有回来又派人拿着许多金银绢帛，到西域各国买马。魏征劝谏说：“今天派使臣以立可汗为名，可汗还未立，就又派人到西域各国买马，他们一定认为您意在买马，而不是专为立可汗一事。可汗得立，也不会心怀感激；不得立，就会心怀怨恨。西域各国听到这个消息，将不会尊重中国。只要使那些国家安宁，则那些国家的马，不求自到。过去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给他，汉文帝说：‘我在巡幸祭祀时日行三十里，行军打仗时日行五十里，銮驾在前，属车在后，我一个独自乘着千里马，将到哪里去呢？’于是赏给那个献马人路费，让他返回。汉光武帝时，有人进献千里马和宝剑，光武帝用千里马载鼓车，把宝剑送给骑士。从陛下的施政行为来看，已经远远超过禹、汤、周文王，怎么到现在为何又要居汉文帝、光武帝之下呢？还有，魏文帝到西域搜求购买大宝珠，大臣苏则说：‘如果陛下恩德遍及四海，那不用索求，珠宝自然会来，搜求购得就不足贵了。’陛下纵然不景仰汉文帝的崇高品德，那么，苏则的话，不令人生畏吗？”
李世民见他说得在理，很为自己虑事欠周而后悔，于是接受魏征建议，当即决定停止去西域买马。
李世民即位后勤于政务，在某种程度上“兼行将相之事”，与汉高祖委军政于萧曹韩彭有所不同。李世民以此为得意，不可能没有负面作用，张行成退而上书谏曰：
“有隋失道，天下沸腾，陛下拨乱反正，拯生人于涂炭，何周、汉君臣所能拟？陛下圣德含光，规模弘远，虽文武之烈实兼将相，何用临朝对众与其较量，以万乘至尊，与其臣下争功哉？臣闻‘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又闻‘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臣备员枢近，非敢知献替之事，辄陈狂直，伏待蔗醢。”
李世民颇为信服，于是“深纳之”，并使张行成转任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等职。
还有一例发生在谷那律做谏议大夫身上的事情。当时谷那律跟随李世民去打猎，忽然半路下起雨来。李世民就问谷那律：“雨衣用什么做才能不漏雨呢？”谷那律却用婉转的话语来规谏皇上，说了一句：“如果用瓦来做它，一定不会漏的。”李世民何等聪明，他一听就知道谷那律是不想让自己到野地中狩猎，而要他抓紧回到宫室中去处理政务，于是不仅没有生气，而且愉快地接受了建议，并赏赐给谷那律五十段帛和用黄金装饰的带子。
贞观十七年，散骑常侍刘洎见李世民每每与公卿辩论古人治国之道，“善持论”，“必诘难往复”，认为如此不妥，便上书进谏：
“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至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臣下未敢对剔。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答应……窃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长久，匪由辩博……至如秦政强辩，失之心于自矜；魏文宏才，亏众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较然可知久伏愿略兹雄辩，浩然养气，简彼缃图，谈焉自怡，固万寿于南岳，齐百姓于东乡，则天下幸甚，皇恩斯毕。”
刘洎谏李世民，主张少与臣下“雄辩”，句句在理，李世民表示虚心接受，降手诏回答说：
“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在贞观十四年，李世民准备到栎阳行猎，而时任栎阳县县丞的刘仁轨看到当时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收完，便以此时不是君王顺应天时打猎之机为由，亲自赶到李世民的住所，上表恳切劝阻。李世民听后马上停止正在进行的打猎准备，并提拔刘仁轨为新安县的县令。
贞观十年，侍中魏征屡次以“目疾”为由请求担任散官，辞去原有职务，李世民不得不答应下来。尽管如此，魏征仍是经常向李世民直言进谏。
长孙皇后所生、太子承乾的弟弟魏王李泰，聪明绝顶、智慧超群，深得李世民的宠爱。贞观十年，有人对李世民说，朝中三品以上的大臣都轻蔑魏王，李世民为此大怒。他驾临齐政殿，召见三品以上的朝中大臣，待他们坐下后，就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地说：“我有一句话要向你们大家说。以前天子就是天子，现今的天子就不是天子吗？以往天子的儿子是天子儿，现在天子的儿子就不是天子儿吗？我看见隋朝的各位侯王，显赫大官以下的人，都不免被他们捉弄困扰。我的儿子，我当然不会允许他们放纵骄傲。倘若放纵他们，难道不能捉弄困扰你们大家么？”宰相房玄龄等一班文武大臣，闻听皇上谴责，“皆惶惧流汗拜谢”，惟独有魏征严肃地进谏说：
“臣窃计当今群臣，必无敢轻魏王者。在礼：臣、子一也。《春秋》，王人虽微，序王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九卿，陛下所尊礼。若纪纲大坏，固所不论；圣明在上，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法乎！”
魏征这段话的意思是：“当今朝中的各位大臣，必定没有鄙薄蔑视魏王的。然而，在礼义上，臣子、儿子是同等的。经传上称，帝王身边的人虽然低微，结果却排列在诸侯之上。至于诸侯，任用他们为公，就是公；任用他们为卿，就是卿。倘若不是公卿，就势必在下侍奉诸侯。现在朝中三品以上的官员，地位与公卿同列，都是天子的大臣，陛下所礼敬优待的。纵然他们小有过错，魏王怎么能够随便对他们加以屈辱？如果国家的法制伦常已被废弃败坏，那当然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在当今圣明的时代，魏王怎么可以如此行为。况且隋文帝不知道礼义，宠爱骄纵诸位王子，使得他的儿子们干出许多无礼的事，不久就因犯罪而遭到罢黜。王子们不能作为榜样，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李世民闻谏后喜悦地说：“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向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征言，方知理屈。人主发言何得容易乎！”
早在贞观三年时，李世民下诏宣布关中免除二年租税，全国免除一年徭役、租税。不久又有文书说：已经抽调服役的仍遣派服役，已经缴纳租税的仍要完成税赋的任务，明年再合计作为依所准予折算。对这一做法，给事中魏征觉得甚为不妥，为此上书说：“臣下看到了八月九日的诏书，国土之内都免除一年的劳役，天下老少欢乐，又歌又舞。听说又有敕令，应当或已经分配服役的，命令服役期满就此折合造册，余留物资也远送了结，等到明年一总为其抵折。路经之人，皆感失望。这确实是让老百姓平均分担，均同七子一样。但是天下的百姓开始都很为难，日常生活费用不足，都以为朝廷追悔前言，三心二意，朝令夕改。微臣私下听说，上天所以辅助你，是因为你讲仁义，人民之所以帮助你，是因为你讲信用。现陛下刚刚即帝位，万民百姓在观察陛下之德。刚开始发号令，便有两种意见，使八方之外的人民都生疑心，失去永久的信用。即使国家处于极端困苦危难之中，也绝对不能这样办，况且在稳如泰山的安定日子里，而专断实行这样的事情！陛下制定这样的命令，在财利方面可能有小的补益，在道德大义方面却是极大的损失。臣下确实是智谋、见识短浅，私下替陛下惋惜。但还是希望稍微浏览一下微臣所言，仔细地选择有利之处。即使有冒昧之罪，也是臣所心甘情愿的。”
李世民读完魏征这封发自山东的奏折，觉得甚有道理，哪里还能批驳？知道魏征一心为了山东、河北地区的百姓，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于是从善如流，依旧按前诏行事。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鉴于每天宫中特意送给魏王李泰的东西超过了皇太子，上疏劝谏说：“从前圣人制定礼法是尊重嫡子轻视庶子的。作为太子，德位仅次于皇上，极为高贵尊重，其日用之物不加限制，钱财货物与君王共同享受。其他诸子身份卑微，不能拿嫡子来比照。这样的规定是用来阻止嫌疑的增加，清除祸乱的根源。先王一定是根据人情来制定礼法的，懂得国家要安定有序，必须先分清嫡、庶之别。这样，庶子虽被宠爱，也不得超过嫡子。嫡子的主导地位必须得到尊崇。如果不能明确地确立他们的名分，而使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崇的反而卑下，就会导致那些佞巧奸邪之徒乘机活动，因私宠损害国家制度，迷乱人心，扰乱国家。”
褚遂良说：“臣以为陛下功超万古，道冠百王，发号施令，垂范万世。因陛下日理万机，或偶有疏失，臣子的职责就是谏诤，不能允许对此保持缄默。臣见供应太子的财物反而比魏王少，朝野之间若闻知此事，一定认为这样的做法欠妥。”
他还说：“我听说《左传》上有这样的话，‘宠爱子女要用行事的规矩去教育他们，忠诚、孝友、谦恭、俭约，便是行事的规矩。过去汉代的窦太后及汉景帝都认识不到这些道理的重要性，于是骄纵梁孝王，封给他四十多座城池，花园方圆三百里。梁孝王大肆建造宫室楼阁，积蓄的财物数以万计，进出僭用皇帝的警跸礼式。由于养尊处优，以至后来稍有不适便发病而死。汉宣帝也骄纵淮阳王，后来淮阳王谋反作乱，几乎造成国家败亡，幸亏有忠直之臣的辅佐才得以幸免于难。况且魏王李泰刚刚出就藩封，但愿不要违背礼义，给他选好师傅，经常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开导他，既要求他勤俭节约，又劝导他认真读书，使他尽忠尽孝，并对他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样才能使他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此即圣人施行教化，不态度严厉就使人成器。”
褚遂良的谏言识大体、通大义，给李世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由是，李世民全部接纳了他的意见。
贞观二年，魏征迁秘书监，参与朝政。李世民幸九成宫，因有宫人还京，憩于讳川县官舍。不久，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硅相继到来，讳川县官员移宫人于别所，而令李靖等居于官舍。李世民闻知此事后大怒说：“威福大柄，岂由靖等？何为礼靖而轻我宫人！”下令立案审查讳川县官员及李靖等人。为此，魏征进谏说：
“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扫除之隶。论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访朝廷法式，归来，陛下问人间疾苦，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亦不可不谒也。至于宫人，供食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罪责县吏，恐不宜德音，徒骇天下耳目。”
李世民认为魏征讲得很对，“乃释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寝而不问。”
贞观年间，中书侍郎、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对李世民多所进谏。当时议论立皇祖庙，多数主张立七庙，以凉武昭王为始祖，房玄龄等人皆以为然。独有于志宁建议以为武昭远祖，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李世民又以功臣为代袭刺史，“志宁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于志宁的这些建议，都被李世民所采纳。
贞观五年，权万纪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奸有宠于皇上，诸大臣因此而数被谴怒。二人因此益发有恃无恐，大臣们深感畏惧，一时无人敢言。魏征却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向李世民上奏说：
“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奸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大致的意思是说，权万纪、李仁发都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诬谄、攻讦他人为能事，把攻讦他人看作正直的行为。可李世民却看不清他们的短处，而认为他们的话都正确，使得他们肆无忌惮地施行奸计，攀附君主，欺压下属，做出许多违礼背义的事。并认为李世民并不是因为这两人有什么深谋远虑而觉得可以把重大责任交给他们，只是想利用他们无所避忌的行为来警厉群臣而已。由此他指出群臣本无矫诈虚伪之下，李世民这样做很没必要，最后他又提醒李世民：既然你未能任用贤人以推崇道德，难道可用奸臣来损伤自己吗？
李世民自然不愿以损伤自己为代价来任用奸臣，于是欣然接受魏征的建议，赐给魏征绢五百匹。
贞观时期上封事的人很多，有的提出的批评不切实际，李世民很厌弃，对这些上封事的人想加以黜责。魏征劝谏道：“古代帝王在门前树立谤木，让别人批评自己的过错。现在的封事，其作用就和过去的谤木一样。陛下想知道施政的得失，应当让大家尽情发表意见。说得对呢，于朝廷有益；说得不对，对朝政也没有损害。”李世民顿时高兴起来，对那些上封事的都加以慰问，表示感谢，很礼貌地打发他们回去。
君主治天下事，岂必能尽无失？求言于臣，使其随事而言之，言若有理，便俯首以纳之，驭群臣使之同心不倦，正己身而致升平之世，聪明之智者，何如李世民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