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人就是因为缺乏自我挑战的精神，无法取得成功。或者说，平庸者缺乏敢作敢为的气魄，常常令人汗颜。但平庸的人是没有争议的，而干一番大事业的人必然被世人毁誉不一。尤其是执有定见，惟我所为的人更是如此。
青少年的曹操在时人的眼中看法就颇为不一。有关他的为人品性，很为许多时人所不屑，认为他是朽木不可雕也。
但也有完全相反的评价：说他与众不同，将来必成大器。如为当时俊杰的汝南王俊曾说曹操“定天下者，舍足下而谁？”
南阳何颐，见了曹操，也曾叹道：“汉家气数将终，得天下者，必斯人矣。”
还有颍川李瓒，乃党人首领李膺之子，曾为东平相，临终时对儿子李宣说：“国家将乱，天下英雄无能胜曹操。张邈是我的好友，袁绍是你的外亲，但不可投，只可投曹操。”嘱子照办，果然应验。
同一曹操，时人看法如许不一。
无论作风、性格、精神大抵英雄见其神武、德者见其奸诈、智者见其权变、厚者见其忌刻……或者这就是许劭的千古“定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治一乱，一能一奸，因时而变，料定曹操既留芳千古，又遗臭万年。但是曹操自己的所作所为，通常是“不管身后事”。如曹操在政治方面，为了取得自己的优势，不避奸臣之名，力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把汉献帝当作一面旗帜以号令天下。在待人处事方面，也不忌暴露一种权诈风格。如曹操曾对人说：“谁欲害我，我就会心跳。”为证明这一点，他叫一侍从官，“你身上藏着刀来到我身边，我就说心跳得厉害，然后抓住你，从你身上搜出刀。假若我惩罚你，你别说是我要你干的，我会厚赏你的！”侍从官照办，结果免不了被杀头。
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后，献帝完全落入曹操的掌握之中，曹操对自己代汉的意图，却一直是讳莫如深的。献帝都许前后，侍中太史令王立曾多次对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替火德的是土德，承继汉位的是魏，能安天下的是曹姓，只要委任曹氏就行了。”曹操听说此事后，让人带话给王立，说：“知道你忠于朝廷，然而天道深远，希望你不要多说！”曹操其时羽翼未丰，对于这一类称说天命的言论，自然不能不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随着献帝傀儡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曹操代汉的意图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这招来了他的政敌的不断攻击，如周瑜骂曹操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曹操“有无君之心”，说他“欲盗神器”。如果任其自然而不加以辩解，曹操不仅可能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且可能会成为四方诸侯“清君侧”的对象；内部的拥汉派势力也会起来反对自己。赤壁之战遭受挫折后，开始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刘备、孙权虎视眈眈，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将心怀疑贰，成为曹操的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内外政敌乘机加强了宣传攻势，说曹操有“不逊之志”，企图动摇他的政治基础，有人甚至干脆要求曹操交出兵权，以削弱曹操的政治实力。为了反击政敌，安抚内部的拥汉派势力，继续保持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不得不将自己代汉的意图进一步深藏起来，而特别强调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曹操特地为此下了一道《让县自明本志令》。该文篇幅较长，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自己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写起，说当时因自己不是隐居山林的知名人物，担心被世人看作平庸之辈，因此只打算做一个有作为的郡太守，以此扬名于世。后遭豪强忌恨，称病回乡，避世隐居。被征召为都尉，又升任典军校尉后，志向有所扩大，但也只是想封侯做征西将军，死后好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几个字。总之，旨在表明自己从年轻时起就志望有限，而且只想匡时济世，为国立功，并没有什么个人野心。
第二部分回顾举义兵、讨董卓以来的经历，说明在起兵之初志望仍是很有限的，后来实力有所增强，又成为遏制袁术称帝的力量，同时为国家、为大义甘冒艰危消灭了袁绍、刘表，从而平定了天下。如今身为丞相，作为臣子，地位的尊贵已达到极点，已超过了原有的志望。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会再有什么野心了。最后结上一句：“假使国家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意谓自己为阻止别人称帝称王做了不少工作，既不准别人称帝称王，自己又怎么会去称帝称王呢？
第三部分正面表明自己忠于汉室，并无“不逊之志”。先以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兵势强大但仍能尊奉周室自比，继以周文王得到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但仍然臣服弱小的殷朝自喻，接着表达了对于乐毅和蒙恬的深切感佩之情。乐毅是战国时燕昭王的大将，曾率燕、秦、赵、韩、魏五国军队攻下齐国七十余城。但昭王死后，遭到昭王之子惠王的猜忌，被迫逃往赵国。蒙恬是秦始皇时的名将，率大军北击匈奴，但秦始皇死后，却被丞相赵高和秦二世胡亥逼迫自杀。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忠于燕国、秦朝。曹操列举两例，意在说明自己一来世受汉思，二来汉又无负于己，那么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就更是勿庸置疑的了。接下来，曹操进一步说明自己得到汉室信用已经超过三世，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不仅要对世人宣说，还要通过妻妾去向别人宣说，并称这些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最后还引了周公金滕藏书的典故，来说明自己何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表明心迹。“金滕”是一种用金属封口的柜子。《尚书·金滕》载，周武王病重，周公向祖先祷告，愿代武王身死，祷毕将祷词藏在金滕之中。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其弟管叔、蔡叔造谣说周公将取代成王，周公为避嫌而出居东都洛阳。后成王打开金滕发现了祷词，知道周公忠诚，又迎回了周公，让他重新执政。曹操在这里以周公自比，说明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像当年周公存金滕之书以备考查一样，是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和误解。
第四部分针对政敌的攻击，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不能放弃兵权，回到他的封地武平侯国去，这既是出于对自身和子孙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他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不仅如此，他还打算接受朝廷对三个儿子的封爵，以此作为外援，作为“万安”之计。接着笔锋一转，抒写对于古代贤士介之推和申包胥功成身退、拒不受赏的高尚品质的崇仰之情，表示自己虽有“荡平天下”的功劳，然而封兼四县、食户三万，内心还是很不安的。最后宣称：国家还不安定，他不能够放弃政权；至于封地，他是可以退让的。并具体提出他愿将所封四县交出三县，食户三万减去二万，以减少别人对他的诽谤，同时稍稍减轻自己所负的责任。
曹操在这篇令文中，不少地方是说了实话的。不过，曹操处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为了长远的统一大业，奉行韬晦之计，对自己的政治意图做了一些讳饰，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表明了牢牢掌握兵权和政权，同政敌坚决斗争的决心，从统一大业这个大局来看，也是值得肯定的。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曹操在孙权的配合下，取得襄樊大捷之后，孙权给曹操上书，称说天命，劝曹操当皇帝，自己情愿称臣。曹操读罢来信，将信出示群臣，说：
“这小子竟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去挨烤啊！”
汉朝以火德王，故这里以火炉比汉朝。曹操的意思是，他如以魏代汉，必然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就像在火炉上挨烤一样。说这话的目的一是为了揭露孙权的真实用心，二是为了试探一下群臣的意向态度。群臣对曹操的用意心领神会，于是文官以陈群、桓阶为首，武将以夏侯悼为首，纷纷劝进。这些人劝进自然都不无阿附曹操之意，但对曹操代汉称帝条件的分析，大抵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献帝只剩下一个皇帝的名号，一尺土地、一个老百姓都不再属汉朝所有，说的就是事实。但曹操早已成竹在胸，听完大家的建议，冷静地说：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如果天命在我这里，我就做一个周文王得了！”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语出《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只要将《尚书》上说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也就是参与了政治，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了政治呢？曹操引用这句话，意在说明只要掌握了实权，不必计较有没有皇帝这个虚名。然后明确表示，即使当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也不当皇帝，而要像当年周文王给周武王奠定基业那样，积极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去做皇帝。
曹操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表明了长期隐藏在他心中的代汉意图，只不过这最后的一个步骤不想由他自己来完成，而要由他的儿子来完成。曹操自己为什么不称帝呢？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孙权劝他称帝，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的。一来，孙权认为这样做可以博得曹操的欢心，从而实现吴、魏之间的和好，自己就可抽出身来专力对付蜀汉。襄樊之役中，孙权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从背后袭杀关羽，帮了曹操的大忙，但却得罪了刘备，结束了吴、蜀之间长达十年的联盟关系，这时他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缓和同曹魏的矛盾，不然就可能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二来，孙权认为曹操如果真的称帝，就会再次招致拥汉派的强烈反对，从而陷入困境，减轻对吴国的威胁。因此，孙权貌似恭顺，实则是在使坏，曹操看穿了孙权的意图，不肯轻易上当。
其二，从当时情势看，如果贸然称帝，确实会给政敌和拥汉派势力增加攻击的口实，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综观曹操的一生，内部的反对和反叛大都发生在他当魏公、魏王之后，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此，继续维持献帝这块招牌，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内部，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三，至少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起，曹操一再“自明本志”，说自己绝无代汉自立之心，言辞恳切，说了差不多十年，现在如果突然变卦，否定自己，对自己的声誉名节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如一如既往，将戏演到底为好。
其四，更重要的是，曹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只要掌握了实权，并不怎么看重虚名，“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一语是充分反映了他的内心想法的。
此外，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已六十五岁，年纪大了，估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也可能是他不愿称帝的一个原因。
总之，曹操不当皇帝，是从策略上全面权衡得失后所做出的决定，是一种明智而周密的谋略。曹操以“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自许，似乎是对他自己一生的业绩和名位做了一个总结和评定。
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曹操不当皇帝，因为他已知大家已经给足了他的面子，他退一步，面子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