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天下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这句话是对人本身能力的最大肯定。曹操不仅在才智方面高人一筹,而且敢于冒险,善于算计,在各种复杂的局势中理出自己的头绪来,因此既有猛攻,也有巧守,多种手段交错在一起,常令对手感到巨大的威慑力。
没有优势,就无法真正赢得脸面。对曹操来说,他立志要做出自己的优势来,通过局面换回脸面。曹操足智多谋,自然要刻意闯出人生的优势,赢得脸面。
在这里,我们先从曹操的崛起之路开始看起:在打出自己优势的时候,曹操胸怀卓越的才华和远大的谋略,有自己的“英雄”观。所以许劭当面论他“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时,他不但不生气,而且很满意这一鉴定。他自己给英雄定了一个标准:“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时势给了曹操大展宏图的机遇,成就了曹操英雄的梦想,同时也是因为曹操素有谋略,有备在先,所以机遇只垂青坚韧不拔、有长远目光的人。哪怕你是布衣平民,也能崛起于阡陌之中,纵横于四海之内。
曹操刚崛起时,天下各主要势力都有自己的优势,如孙策凭借长江天险而固守,刘备则凭借“光复汉室”的招牌而感召天下。在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下,欲想谋求霸业,必须营造一种自己的优势来号令天下,曹操经过比较权衡,决定以“奉戴天子”——即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自己的政治优势,来给自己添加面子。
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作“要想打鬼,借助钟馗”。打鬼借助钟馗,确实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做法或谋略。因为一方面鬼是怕钟馗的,另一方面,谁有了钟馗,谁就掌握了号令和汇聚所有打鬼力量的优势与主动权。
“打鬼借助钟馗”这种做法的原理不过是做事情尤其是做大事情要借助一种招牌,或者说打着一种旗号(借一面义旗),而这种招牌和旗号的名声必须是响亮的,表面的威信必须是公认的。这样才能感召众生,竭智效力。
古往今来,许多成大事者都颇得“借一种旗号”号令天下的真传与实惠。众人皆知的春秋首霸霸主齐桓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其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又是运用这一谋略的经典范例。
但是“打鬼借助钟馗”失败的例子也不是没有的,远的不说,曹操之前的董卓就是一例。
在曹操之前,先是董卓控制着汉献帝这面“义旗”。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将献帝西迁长安,安置在未央宫中。董卓自己则在长安城东修筑了一座堡垒居住,取名坞。坞城墙高厚各达七丈,高度与长安城墙相等,称为“万岁坞”。董卓将从洛阳等地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藏在坞中,单粮食就可供三十年食用。董卓不无得意地说:“如果大事成功了,我可以雄据天下;如果不成,我守着这些东西也可以过一辈子了。”周初时,周文王立吕尚为太师,武王即位,尊为师尚父,意谓太师吕尚是可尊崇的父辈。董卓以吕尚自居,自为太师,号曰“尚父”。他擅自乘坐只有皇太子才能乘坐的青盖车,对亲戚大加封赏,以弟董曼为左将军,封鄂侯,兄子董璜为侍中、中军校尉,执掌兵权。其子孙即使还是幼童,也都一概授官,男的封侯,女的做邑君。宗族内外,并列朝廷,声势煊赫。
但可惜他是一专横跋扈、滥施淫威的暴徒,没有能很好地利用这一优势,很快便落得个“暴尸于市”、“焚尸于路”的下场。
董卓的前车之鉴如何汲取,曹操阵营内部谋士们的不同意见如何采纳,是对曹操能力和胆识的严峻考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曹操的重要将领们是有分歧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贺年节的会议中向重要的幕僚和将领提出了这个问题。
富于谋略的大胡子将领程昱首先表示意见:“依情报显示,皇上在杨奉、董承等挟持下离开关中,进驻于安邑,如果能趁机奉迎皇上,必能取得竞争优势。”
荀也表示:“豫州离司隶区最近,目前有一半以上已在我们的控制中,如果要迎接皇帝,应以洛阳及许都最为合适,因此要准备这件工作,必先清除豫州境内其他的力量。”
猛将曹仁则有不同意见:“虽然张邈的势力已清除,但吕布、陈宫等雄据徐州,和袁术勾结,随时可能再度威胁兖州。因此属下认为应先稳定东方,彻底摧毁袁术及吕布力量,再行经营豫州。”
夏侯悼的意见也差不多:“纯就军事形势观察,豫州连接司隶区和荆州,目前拥有部分倾向袁术和刘表的小军团部署,正好可作为缓冲。清除豫州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北方袁绍、东方吕布、南方刘表、西北面西凉及司隶区军阀的层层包围中,是相当不利的。”
几乎大部分将领及幕僚都赞同夏侯悼的看法。
曹仁更进一步表示:“奉迎天子并不一定有利,董卓便成了众矢之的,以我们现有实力,‘挟天子’不见得便能‘令诸侯’。万一掌握不好,未蒙其利反将先受其害。”
满宠也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探询袁绍的动向,奉迎天子来讲,袁绍最有实力。如果这个时候因此事和袁绍闹翻,很可能会遭到倾覆危机,应审慎对待。”
曹操回答道:“由冀州府传来消息,袁绍阵营里为了奉迎天子之事,意见分歧,大老派的审配坚持反对意见,袁将军本身似乎兴趣不大,况且和公孙瓒间的战争仍在持续中,依目前情报判断,或许不至于有所行动。”
荀大声表示:“奉迎天子绝非纯为功利,从前高祖(刘邦)东向讨伐项羽,便以为义帝复仇作为出师之名,因此得到天下诸侯响应。董卓之乱起,天子流亡关中,将军便首倡义军勤王,只因山东秩序混乱,才使我们无力兼顾关中。虽然战事连连,我相信将军仍然心向王室,以平定天下为己任吧!今皇上脱离西军掌握,正是大好机会啊!拥护皇帝顺从民望,此乃大顺;秉持天下公道以收服豪杰,此乃大略;坚守大义招致人才,此乃大德。即使会遭到其他势力围剿,也难不倒我们的。要不及时坚定大计,等到别人也有所行动,就来不及了啊!”
在众人争执不休中,曹操突然想起当年反董联盟时自己和袁绍间的对话。
袁绍曾问曹操:“如果这次举兵失败,您看我们应以何处为据点最为适当?”
曹操反问:“以阁下的意见呢?”
袁绍:“我认为我们应以黄河以北的冀州山区为据点,争得北方异族的协助,以向南争取霸权。”
曹操当时并不同意袁绍的看法,他认为地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心。的确如荀所言,汉献帝虽早已名实不符,但在一片混乱的政局中,他仍是天下人心之所系呢!
曹操当机立断,决心奉迎汉献帝。
此后,曹操又经过一番艰苦曲折的奋争,终于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将当时处于困窘中的汉献帝迎至许都。
将窘困流徙中的献帝迁到许都,由自己来充当献帝的保护人,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作。曹操这样做,不仅使自己获取了高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而且把献帝变成了自己进行统一战争的工具,从此无论是征伐异己还是任命人事,都可利用献帝名义,名正言顺,置对手于被动地位,而给自己创造了极大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这样做在客观上对国家、对人民也有好处。当时群雄割据,谁都想吞灭对方,独霸天下。曹操迎帝都许,将献帝置于自己有力的保护之下,虽然使献帝变成了一个傀儡,但却也使献帝在局势极为混乱的时期免除了被废黜、被杀害的危险,保留了这样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使得不少割据者的野心、行为受到遏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集权,对控制割据、分裂局面的恶性发展,加速国家统一的进程发挥了一定作用。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乘乱起兵的大多数领导者,只有军事家的头脑,而很少有政治家的眼光。而只有曹操独具慧眼,清楚地认识到政治决策的正确与否,民心的向背,是决定胜负的首要因素。因此他毅然接受了僚属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世之略”,把献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都,就是为了给自己撑一点面子,增一点光辉,添一份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