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社会危机日益加重，广大农民纷纷反抗。从公元107年到184年间，农民暴动就有近百次之多。当时流传一首民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民众的这种不畏强暴、不怕杀戮的精神在民谣里得到充分反映，也是当时人民传播意识的生动写照。公元181年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因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志，史称黄巾起义。黄巾起义利用宗教传播的力量，迅速发展，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起义军虽然被镇压了，但推动了宗教的传播，也促使了汉王朝的灭亡。公元220年起，社会分裂，先后建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各霸一方，号称“三国鼎立”。后南北方又分治统一，史称“魏晋南北朝”，历时370余年。
魏晋南北朝这个既动荡而又相对稳定的特殊时期，思想界出现了多元化并存和交融的现象，道教的建立、佛学的兴旺、玄学的产生、儒学的新生等，都使这个历史时期的传播特别地生动而活跃，也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魏晋南北朝的传播思想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文化多元与宗教传播思想
一、太平道和《太平经》的传播思想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河北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以行医为掩护，秘密传道，向贫苦农民宣传“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的平等思想，提出要建立一个财产公有的“太平”世界。广大贫苦民众拥护他，尊他为“大贤良师”。经过10年宣传组织，徒众达10万。为更广泛发动，他与他的8个弟子分别在青、徐、幽、冀、兖、豫、荆、扬等八州，吸收了几十万人加入“太平道”。张角把他们编成36方，大方一万人，小方六七万人。各方都设“渠师”为首领，统一在他领导下。事后他选定了“甲子”年（公元184年）3月5日为全国发动起义的日期，又让部下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他还派人在京师洛阳的寺庙，以及各州郡官府的门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两个大字，作为起义军的信号和打击的目标。
公元184年2月，张角的弟子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背叛了农民革命。接着起义军首领马元义被捕，惨遭车裂。洛阳1000多名道徒遭杀害。张角与宫廷内线失去联系，情况十分紧急。东汉政府随即下令搜捕张角。在这种情况下，起义不得不提前爆发，“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应该说张角是一位非常善于利用传播力量的农民起义领袖，他把宗教与民众要求结合起来，把民间的歌谣传播与迷信的宗教宣传结合起来，还把起义活动符号化、标志化，在每个寺庙、大户和官府门上写上白土“甲子”，他让每个战士头上裹着黄色头巾，充分调动起传播的心理效应，因此能在短短时间内，使队伍发展到几十万人。整个中国像热锅一样沸腾起来，这不能不说是黄巾军利用了传播的力量。而且，起义军把矛头直指东汉王朝和地主豪门，义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捕杀官吏，夺回被地主豪强霸占的土地，释放被囚的群众，开仓放粮济民。这一切都深得民心。黄巾起义席卷长江南北和黄河两岸，给了东汉王朝沉重的打击。在黄巾起义的鼓舞下，各地少数民族也纷纷起来，进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
“太平道”的发展与《太平经》的传播是分不开的。东汉顺帝年间，有一个名宫崇的人，到皇宫献上他老师干吉的“神书”，书名《太平清领书》，有170卷，未被皇帝采纳。后此书逐渐流传，即所谓《太平经》。唐人记载，此书是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分布，每部17卷，共170卷。《太平经》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它是《道德经》的思想继承。《太平经钞》上说：“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自大于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此若地居下执平，……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无复有害，故曰太平。”传说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创建“太平道”，就是读了《太平经》后受的启发。
就现存的史料看，《太平经》吸收先秦两汉流行的道、儒、墨、谶纬、易学等五家之说，以“致讨平、成神仙”为宗旨，其中触及的传播思想虽然有宗教色彩，但也较多涉及一般传播范畴。
（一）提出言语交际和正反效果的传播思想
言语传播的功能早已被古人所认可，但把言语传播与宗教理想的追求结合起来却是首见。《太平经》提出了言语能致人太平的观点，它说：
正言祥辞必致善，邪言凶辞必致恶。夫人言事，辞祥善，人即报之以善，响亦应之止善；其言凶不祥，人亦报之以恶，响亦应之以恶。
夫邪文邪言误辞以治国也，日日得乱。邪文邪言误辞以治家也，则父子、夫妇乱，更相憎恶，而常斗辩不绝，遂为凶家。
《太平经》作者对言语传播非常重视，认为言语能“致太平”。语言的正邪传播不仅影响个人品性和行事的善恶，而且可以影响到国家的昌盛或动乱。
正因为语言传播具有这样重要的现实效应，所以它指出，应该“慎言”：“子既学慎言，无妄也。夫妄谈，乃乱天地之正文，不可为人法，慎之。”同时也就对“慎言”的反面——“多言”作了比较详尽的剖析：
何谓为多言？然一言而致大凶，是为上多言人也。一言而致辱，是为中多言人也。一言而见穷，是为下多言人也。夫古今圣贤也，出言文辞满天地之间，尚苦其少有不及者，故灾害不绝。后生贤圣复重之，天下以为法，不敢厌其言也。故言而除害者，常苦其少，是以善言无多，恶言无少。故古之圣人将言也，皆思之。圣心出而成经，置为人法。愚者出言，为身灾害，还以自伤。
言则道不成，多言则为害；闭口不言，万岁无患。“多言”往往给说话人带来许多不利，甚至造成祸害；根据“多言”而造成“大凶”、或“致辱”、或“见穷”的不同程度后果，可分为上、中、下三种类型。但是，它并不是无原则地反对“多言”，例如古今圣贤不敢自认言多，只恨说得还不够，不能有效教育人们去除害。圣贤们用心思去说话，所以善言多而恶言少；而愚蠢的人开口，不仅造成祸害，还伤了自己。与其多言为害，不如闭口不言！足见《太平经》对“慎言”和“多言”是区别对待的，并非笼统地反对多言，这一观点在此以前几乎没有人如此论述过。
（二）提出教学互动和上下平权的传播思想
传统的思想家都把人与人的上下关系：君王和大臣、老师和学生、妻子和丈夫等，看作是天然的伦理关系，上尊上，下从上，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太平经》却把这种关系比喻作人的两只手，认为对立的双方只有相互合作才能发挥作用。它认为具有上下等级关系的传播，与自然界的万物传播具有共同的道理，认为“凡事相须而成事”。在《两手策学要记》中说：
天地者，主造出生，凡事之两手也。四时者，主传养，凡物之两手也。五行者，主传成，凡物相付与之两手也。男女、夫妇者，主传统天地阴阳之两手也。师弟子者，主传相教通达，凡事文书道德之两手也。君与臣者，主传治理，凡事人民诸物之两手也。此有六事，才举其纲，见其始耳，不可胜书也。凡事相须而成事者，皆两手也。天上名为重规沓矩，皆当相应者也。一手邪恶不等无成事，天上名为大乱之治，六方八远名为鳏寡断嗣。日以响衰，无成事，即由此两手不并力也。……师弟子不并力，凡结事无缘得解，道德无从得兴，朦雾无从得通，六方八远大化无从得行。是故皆当并力，比若两手，乃可通也。
这里提了天地、四时、五行、夫妇、师生、君臣等六类人世间的对立关系，认为其对立的双方就好比人的两手。它指出，人做事情，要靠双手相互帮助而促成的。一只手难以成事，犹如在动乱中求治的社会，犹如亡夫、丧妻、失子，或成鳏夫，或成寡妇，或断后嗣差不多，都是不完全的结构。世界一天天由盛转衰，就是因为两手不合作的缘故。如果老师与学生不合作，那么遇到困惑的事情就无法解决，道德就无从发扬，蒙昧的思想就无路沟通，即使有远大的理想也难以实行。因此，必须合作用力，好比两手的配合，事情才能完成。它提倡把这种“两手策学”的传播思想扩大到了一切人际关系上去，主张凡是传播活动，传受双方必须密切而主动合作，才有效果，才能成事。它还指出把异闻珍宝献给君王的是忠臣，把好吃的东西献给父母的是孝子，把具有新意的见解告诉老师的是好学生。这似乎比传统教学把“听话”作为好学生标准的观点，不知进步了多少！它说：
天下所来所珍，悉未尝见而善珍者也，以上其君，是上忠臣也。未尝见善食以上其亲，是上孝子也。未尝见之说以上其师，是上善顺弟子也。
主张好学生不纯粹是好学习，要能把社会上具有新信息的理论或学说反馈给老师，才称得上好学生。这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教育传播思想。
与此同时，《太平经》对父子传播也提出要建立一个“并力同心”的合作关系，做父亲的应常为儿子的安全考虑，儿子应常为父亲的安乐考虑：
贤父常思安其子，子常思安乐其父，两人并力同心，家无不成者；如不并力同心，家道乱矣。
这一传播思想与前述“六事”是一致的，虽然他没有直接说父子关系也像人的两手一样，但实际上已经对传统封建伦理传播进行了挑战，并提出了新的“二伦”关系的平权模式。
（三）提出学与问、言与行关系的传播思想
《太平经》提出了一个与“慎言”与“多言”相关的另一个传播问题，那就是“学”与“问”的关系。它认为学的一方不发话，不提问，就无从获得知识；教的一方在别人不说不问时，应抓住时机传授。它说：
子不好问，亦无从知之也。吾含此学久矣，无可与语者，故不得以时传之。今使人不知白黑，其过在吾也。
夫天虽欲有所出，不与人语，难知情。
《太平经》作者说，自己接受“太平”之学已经很久了，由于没有值得交谈的人，所以不能经常进行讲授。现在人们不知是非黑白，过错在自己。他又强调，学说的传播需要交流；“天”即使要有所表述，如没有人跟它交流，也很难被人了解。
对“言”与“行”，《太平经》也有独特的见解。他说：
人者，以音言语相传，书记文相推移。万物者，以衰盛而谈语，使人想而知之。心中所欲，感动皇天，阴阳为移，言语至诚感天，正此也。
这两段话突出肯定了人与万物不同的主要特征：人能说话、写文章，能在社会实践中进行传播；而万物只能以自己的盛衰变化来使人获得想象，展开思维。所以人的心中有所想法，就一定会通过言语来传达，以言语的真诚来感动上天。
人除非睡眠，就要说话、行动；但言行将受理智的控制而遵守一定的规范。它说：
人不卧之时，行坐言语，分明白黑，正行住立，文辞以为法度，此人神在也。及其瞑目而卧，光景内藏，所念得之，但不言，神在内也。
……人之得道者，志念耳；失道者，亦志念耳。
所言所道，乐无奇异，见人为善，含笑而言，何益于事？轻言易口，父子相欺。当目无声，背去随后，而言或善或恶，不可法则，无益世间。世间但为尘垢，言谈自动，无应善书者。心言我善，行不相副，无有循谷，语言浮沉，不可信验。名为不慎之人，何可久前，不可与善心有志之人等乎！
所谓“人神”，就是思想，就是理智。人的一言一行，都受人的思想支配，即使闭目养神或沉默不言，也受思想支配。只有熟睡时是例外。所以不管做好事还是坏事，都是思想的结果。后一段话中提出了言语传播的准则问题，指出了如下几种言语行为中不可取的现象：见人为善，含笑空言，不在行动上支持；轻易发表意见，或者随便改口，失信于人，严重的甚至父子之间也相互欺骗；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一时说好，一时说坏，没有准则，对社会完全没有用处；目睹社会腐败，口上说说，却不能写出劝人为善的书来；想得很好，说得也很好，但行动却不相符合，不遵循着自己说的做，说出来的话完全无验证。这种人称为“不慎之人”，根本不能与真正具有善良心愿又有志向的人相提并论！
（四）主张内学和倡导上书的传播思想
它指出当时言语传播的现实：
外学多，内学少，外事日兴，内事日衰，故人多病，故多浮华。浮者，表也。华者，末也。一些人只学外表言谈，不学内在修养，外面的应酬日益增多，内在的修养日益忽视，所以人们常常犯错误，言语也大多注重表面和夸饰。它又对夸饰的副产品——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论辩”进行了批评：
辩与辩相为亲属兄弟者，今日已成大辩矣。凡有辩之人悉来归之。辩辩相与，无有终穷。一言为百言，百言为千言，千言为万言，供往供来，口舌云乱，无有真实。人君行之，其政万端；吏民无可置其命。以辩求辩，是为亲属兄弟也。法律与法律为亲属兄弟者，今日已成法律矣。以法律求法律，凡天下法律之人皆聚。事无大小皆有治，凡人无有无罪之人也。自生至老，一人之身有几何罪过？无有无罪者。
一个要辩，一个要驳，双方仿佛是亲属兄弟，如今发展成了论辩学。于是，一个道理，一句话，化出了许多话，但一句也没有真实的内容。如果君王政令也来辩论，官吏和百姓就不知该怎么办了。现在讲“法律”，法律生出法律，也成亲属兄弟，法律条文越出越多，那么几乎人人变成有过错的人。它指出，事情不管大小，都必须加以管理；人不可能没有过错，但要看是大是小。因为一个人从出生到老死，没有无过错的人。
《太平经》作者针对当时社会的清谈风，反对无谓的争辩，倡导全民上书；希望通过全民上书，形成相互监督的局面。在卷166里说：
今故使男女、大小、老少、贤不肖共集上书，为帝王通达聪明。
帝王比若中极星，默常居其处，而众星共往奏事也。……长吏者记城郭之灾变，布道者记市道之灾变，四野者记四野之灾变。各相取长短，传以相语，共争上之。长吏亦务上书，邑民亦务上书，行人亦务上书。长吏欲不上，恐民上之；民人不上，恐行人上之；行人不上，恐长吏上之。故使民俱坐，乃后且争上事也。吏民有信者，帝王仕之不负焉，故吏民乐为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让男女老少，不管好人坏人，都来向帝王上书提建议或者揭发下情，这样可以帮助帝王充分获得情报和信息。各个社会阶层都把自己周围发生的特殊事变，如实汇报给帝王，帝王将根据上达的报告进行比照，看出谁隐瞒了什么事实。从官吏到平民百姓，因为怕隐瞒事实而获罪，都争着上书。于是，大家都说真话，帝王任用人不会失误，从官吏到百姓都高兴。这不能不说是《太平经》作者的一大发明。全民上书，既是一项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传播政策和传播措施，也是发挥舆论传播的强大功能和推进全民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好办法，同时又可以对各级官僚机构实现在中央直接控制和指导下的有效监督。《太平经》创导的这种“共集上书”，使人回想起中国特殊年代的以相互揭发为主的全民性“大字报”来，但是它又显然比“大字报”要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共集上书”主要为了反映各地的灾变，以防止地方官吏隐瞒不报或报喜不报忧。
二、玄学的产生、演变及其传播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