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校高中学生：
我觉得应该制定出一个《教师行为守则》，禁止教师打骂学生；禁止一切侮辱学生身心的行为；禁止将学生逐出教室或学校等等。谁违反了，就坚决把他开除出教师队伍，不论他的升学率有多高，他的教学能力有多强，概不赦免。
师德沦丧岂止“暴力”二字？
暴力，仅仅是师德沦丧的外在形式，也可以说是极端形式。实事求是地讲，使用暴力的教师若按中国教师数量的绝对比例讲，应该是属于极少数。而非暴力形式的师德沦丧，又该有多少呢？
1999年11月30日的《北京青年报》有这样的一则报道：一份午餐5元钱，学校却要求回扣2元；一家学校为300名学生订了餐，要求同时赠送70多位老师的午餐，为人师表的老师要从学生的嘴里抢食儿。
随着政府的大力推广、媒介的广泛宣传，学生营养餐的重要性正日益被社会、家长、学校所接受。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学生营养餐的推广普及工作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容易。上周日，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晚报》联合推出的学生营养餐有奖问卷调查新闻发布会召开，市教委秘书长杜松彭公布了1999年第三批学生营养餐定点生产单位，到目前为止，北京市生产学生营养餐的企业共有22家，理论生产能力达到20万份左右，然而许多企业的实际生产数字却远远没有达到。
是什么制约了学生营养餐的发展？除了生产厂家的分布不合理、自身的生产管理能力有限外，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学校成为其中的制约因素。
这是一组真实的画面，为了师道的尊严，我们在这里省略了他们的名字。要说的是这是一组不小的数字：
订餐单位到一个学校联系订餐的事，学校的校长堂而皇之地讲，一盒饭我们要2元回扣，不愿意免谈，还有生产厂家排队等着呢；也有的学校比较含蓄，钱我们不要，老师们吃的饭就一起送来吧。听起来合情合理，老师们钱挣得不多，吃一盒免费的午餐也没占谁便宜，再说老师们也没有白吃，学生用餐时，不还要有人管理吗？这个道理似乎更易于接受。然而具体到操作，却是一份令人难以接受的数字，据说有一所仅有300多名学生的学校，却要求为70名教师的午餐免单。
在这里我们首先声明的是，我们绝大多数教师和学校没有做这种事，北京25中的校长明确要求各班班主任负责起学生营养餐的发放工作，学校却从没有拿过一盒免费的午餐。北京二中的学生们吃了几年的营养餐，也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丰台区教委甚至每年拿出一部分钱来补贴教帅，明确提出教委负责这笔管理费。但却有一部分学校，一部分教师在吃着免费的午餐，而这份午餐毫不客气地讲是从学生的嘴里挖出来的。
在新闻发布会上，秘书长声明：每个学校有权利每订20份学生餐中免费获得一份午餐，或者收取5%的管理费。作为学校教师管理学生用餐的报酬。生产营养餐的毛利润平均在25%左右，按照这种做法，也就是说有5%的利润吃进了教师肚子。但是秘书长也承认：许多学校提得比这个多，这是一个上限，一旦再有违规，厂家可以举报。
事实上作为生产厂家，有胆举报的还真不多。一家生产企业的经理告诉记者，这个道理很简单，丢了一个客户事小，名声坏了事大，这么小气出了名，不订你的餐就太容易了。夏天的饭菜多捂上半个小时，找几个学生声称吃坏了肚子，这样的事件很容易制造，要想不订你的，那还不简单？接受这样的条件，也就只有降低学生餐的质量，这家不答应，还会有人入侵，恶性竞争最终毁的是学生的身体，是国家的未来。
1999年，为了大力促进学生营养餐的推广，北京市政府郑重承诺，到年底要为10万中小学生提供营养餐配中心生产的学生营养餐。作为为群众办的60件实事之一，北京市政府为实现这项承诺做出了许多努力，如：政府指定专用生产标志，在送餐中享受特别的交通权，生产单位在税后有一定的补偿。但无论怎样，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不应该成为其中的绊脚石。
许多生产企业的领导都在讲述一个事实：校长是关键，作为一校之长，作为法人代表的校长如果真正重视这件事，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愿我们的校长们少看一些眼前利益，多看看长远的发展。
关于教师师德沦丧的非暴力形式，本章前面的（（1997年的呼唤：归来吧，师德》一节中已有许多披露。上述这则报道，其内容之新（教师抢学生饮食），发生地点之醒目（堂堂的首都北京），不得不令笔者摘录于此，就算是对此的一种补充吧。而实际生活中，教师师德沦丧的非暴力形式究竟有多少？最有切身体会和发言权的，恐怕还是中国广大的中小学生。如果读者对此想刨根问底，那不妨问一问你身边的中小学生，相信他们会告诉你更多。
报应：教师从讲台走上被告席
中国有句老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当教师的暴力事件此起彼伏不断出现的时候，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讨个说法。当教师的暴力严重伤害学生的身心健康的时候，就会有忍无可忍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愤怒地站出来，将那些所谓的教师从讲台推向被告席。
罚站、罚跑、罚座位，班主任被学生告上法庭
《中国青年报》1998年12月15日郁进东报道：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第四中学教师周明因体罚学生，12月11日被推上法庭。提起这一诉讼的则是她的学生被她罚站、罚跑多次的该校12岁的女学生潘某。
起诉书说，潘1997年下半年升入南化四中初一（3）班学习，当时的班主任兼外语老师是该校教师周明。1997年12月前后，潘因上课迟到被周明老师罚站两天半，板凳也被周老师拿走，强迫她下课也站着，并在下午放学后实行罚跑。此后，潘某因迟到、回答不出问题等原因，又多次被该老师罚站、罚跑。这期间，周明老师把潘调到第一排单独一个人坐，并说：谁表现最差、最坏，就和潘某坐，孤立、侮辱潘某。严重伤害了潘某的身心健康。
潘的学习成绩因此急剧下降，由刚进南化四中时全校快班第6名，到期末考试时降为全班50名同学中第43名。更为严重的是，1997年12月前后，潘开始出现精神方面异常，长时间叹气，眼中含有委屈，睡梦中常高喊罚站，我不是坏孩子，发展到后来言语混乱，称要砸死周老师（即被告周明），来一个地震，把学校炸平，直到最后在家中打父母，砸东西，到学校上课，冲出教室楼上楼下追打老师。
1998年1月23日，父母将她送到南京市儿童卫生研究中心，被诊断患上了儿童期精神分裂症。3月6日，潘住入南京市脑科医院治疗。目前，潘某言语少，动作慢，记忆差，病情未有根本好转，学习也被迫中断。
被告周明承认对潘某罚站罚跑过，但她说罚的程度并不严重。那是1997年12月1~5日期间，一次早自习，因潘某迟到被罚站。早自习总共20分钟，扣除迟到时间，罚站还不足20分钟；另一次在英语课罚站不足一节课。罚跑是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绕学校小篮球场跑了两圈距离约200米。另外，这位老师说，潘的板凳被拿走导致她下课也得站着，是班上同学拿走的；罚站罚跑是班委会研究决定的，同时不是针对潘某一人。事实上，在1997年10月8日至12月4日，该班至少有10名同学被罚站过。
由于潘某精神等方面的原因，她没有参加全部庭审，而由她的母亲和辩护律师代理。但潘某在庭上仍用弱小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诉说被告周明对她罚站十几次，最长的两天半，罚跑4圈。罚的原因不但由于迟到，还因为上课回答不出问题。潘的一位同学也证明此前她接受律师调查时所作的班主任周老师经常对潘某罚站，还罚跑。有一次还把潘坐的凳子拿走的证词属实。
因周明老师对潘某的罚站罚跑是一种职务行为，她供职的南化四中和其上级主管部门南化公司建设公司同样成为本案的被告。12岁的女学生把他们一并推上法庭，在当地引起不小震动。南京市大厂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南京市中山律师事务所为潘某提供法律援助，无偿为她出庭辩护。包括潘某昔日的同学和老师在内的几百名群众旁听了庭审。本案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被告周明对潘某的罚站罚跑是不是导致潘精神分裂的原因？
这一案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于：罚站罚跑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远不像体罚导致外伤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好确认。
法庭决定对这一关系着被告法律责任的焦点问题，进行司法鉴定。江苏省高级法院卢路生法官说，如果鉴定认为体罚是孩子发病的诱因，则被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