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轰炸机大队的确可以称为“功勋”。它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自淮海战役以来，第八大队的B—24战略轰炸机，每天从拂晓到黄昏，不停地起飞降落，向战场投放了数万吨炸弹。蒋介石今天来打气，也是想在这最后的决战关头，借空军来助他一臂之力。
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置他于死地”的大胆计划正在进行中。
第八大队有不少爱国之士不愿打内战，他们和中共地下党员林城联系上以后，就开始寻找机会，想以轰炸总统府、炸死蒋介石作为驾机起义飞往解放区的一个重大的见面礼。俞渤、周作舟、郝桂桥、张祖礼、陈九英等五人得知蒋介石16日在新生礼堂训话，来不及请示林城，当即决定今天就去轰炸总统府。面对这样大的行动，俞渤激动不已：“今天我们的理想就要实现了！要冷静，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如果我们的行动暴露了，由周作舟将炸弹引爆，我们和停机坪上的飞机同归于尽。如果半路发生枪战，每人最后一颗子弹都要留给自己。”
准备停当，他们五人向停机坪走去。路中有个哨兵突然从岗楼里跳出来，大喊一声：“口令！”他们谁也不知今晚的口令，便含混地应了一句：“出任务的。”哨兵觉得蹊跷，端着枪跑过来，追问着：“口令！”俞渤干脆来硬的，拎起图囊朝哨兵的面前一晃：“什么口令口令，他妈的，老子出任务，你没听见！”哨兵愣住了，不知所措。俞渤使了个眼色，身高力大的陈九英就停下，和哨兵脸对脸，用手枪顶着他的腰。
其余四人迅速进入514号飞机，发动着。当飞机开始滑动时，陈九英才冲上飞机，钻进座舱。不到一刻钟，飞机便盘旋在总统府上空。
蒋介石正讲得起劲：“党国危亡，匹夫有责！作为国军之骄子更责无旁贷……”
在飞机俯冲的啸叫声中，地面突然抖动了一下，震耳欲聋的巨响把新生礼堂门窗上的玻璃和屋脊上的尘土一齐震落，礼堂里顿时乱作一团。蒋介石也惊呆了：“是共军还是苏联的飞机？”他不敢相信部下报告说是国军自己的飞机，顾不得多想，他从侍从手里接过军帽，转身就走。一群侍从和随员簇拥着他仓皇离去。空军司令周至柔竟钻到桌子底下……会场的灯光全熄了，人们哭着喊着，朝太平门拥去……因为准备仓促，投弹机械又出现故障，五个起义飞行员没有完全对准新生礼堂就投了弹。投第二次时，投弹指示灯仍然没有反应，三吨级的炸弹离开弹舱后，又落到礼堂旁边……地面冒起了火光，高射炮在四周开花。俞渤等人将航向调至正北，升进夜空，向东北解放区飞去。他们驾机起义之后，国民党陆军立即将大校机场封锁，开始对全体飞行员进行严密审查。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因为失去了空中支持，更无斗志，很快被解放军围堵，陷于孤立无援……回到官邸的蒋介石惊魂未定，侍从忙从瓶里倒了一杯矿泉水给他。
“空军混账！周至柔失职！”蒋介石掀掉披风，露出瘦削的瑟瑟颤抖的肩膀。
“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对空军从来就不薄啊！”另一个悲戚的声音喊了一声。宋美龄闻讯从美国打来长途电话。
“什么厚啊薄啊，全是些吃里爬外的东西！是我们自己把他们养得太娇，太肥！”蒋介石数落着，对从前宋美龄担当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时的做法不免有些讥讽。
宋美龄却另有见解：“你不要从内部去寻找原因。我敢保证此事准是共党有人在挑动，不然空军将士是决不会背叛你的！你不是很清楚吗，周恩来利用谈判的机会，播下了多少可怕的种子！”
“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用谈判桌下的阴谋来补，这就是他们的伎俩！”
在电话的另一端——美国，宋美龄喝着咖啡，颧骨上涂着胭脂，现出一片虚假的红晕。她把留声机的机头拧到唱片上。房间里响起一支疯狂演奏的美国乐曲。她是上个月去了美国。此番求援大不如从前：华盛顿没有给她铺红地毯，没有邀请她在白宫过夜，也没有请她向国会讲话。与蒋介石互有嫌隙的新总统杜鲁门挖苦地说：
“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她一听到这首美国乐曲，又触发了痛楚的回忆，急忙移开唱头。
蒋介石厌烦地离开，走进办公室，抓起电话打给周至柔：“立刻命令轰炸机大队，向石家庄一带实施毁灭性轰炸，尤其是共军的首脑机关，炸死毛泽东、炸死周恩来者将给予特等重赏！你要指挥得当，以弥补治军之不严！”
“据空中侦察情报，共军首脑机关不在石家庄……”周至柔小心翼翼回答。
蒋介石正要发作。愤怒地离开华盛顿隐居在纽约孔祥熙别墅里的宋美龄，又打来急电，制止蒋介石：“应赶快派飞机到徐州，空运化学兵对共军施放毒气，阻止他们前进；再派一部分轰炸机到徐州，炸我们自己的队伍……”
“炸……你疯了！”蒋介石以为夫人也气糊涂了。
“炸那些败退下来的军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大量美式装备不落入共军之手，否则平津更不保了！”
蒋介石如梦初醒，又对着听筒向周至柔大喊大叫。
1948年10月下旬，正当东北野战军解放了锦州、长春，华北野战军开赴山西、内蒙古及西北地区作战，而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之际，蒋介石见有机可乘，特飞抵北平，令傅作义组织“华北剿总”精锐部队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炸毁石门（今石家庄）。
傅作义接受任务后，于10月23日主持召开了专门的军事会议，命令鄂友三的整编骑兵十二旅和郑廷锋的九十四军等部队组成突袭部队，限四日内集结于保定，而后向石门地区挺进。
24日上午，中共华北城工部已得到傅作义行动全部计划的情报并迅速传到西柏坡。中共中央做出了相应的部署，并用电台广播了进攻的消息。傅作义一听，解放军已经作了准备，贸然行动会中计，于是急令突袭部队火速北撤。蒋介石偷袭西柏坡的阴谋又成泡影。
中共领袖进京“赶考”
蒋介石曾向马歇尔讨过口风，半真半假地说：“如果你帮助我打败共产党，我就破了我一生的戒律，喝你们的威士忌。”结果他不但没有消灭共产党，眼看就要被共产党“吃掉”了，他自己破了自己的戒规，开始酗酒，每晚要喝一杯半威士忌才能入睡，因为服用了多年的烈性安眠药已经不管用了。
他气恼的另一个原因，是自军统到中统，情报机构始终无法破译中共首脑的核心密码。
在地面战场上，国共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空中无线电通讯和密码保密方面，双方也进行了智与勇的较量。当时国民党方面收罗了大批专家和研究人员，包括日本侵略军的专家、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美国专家，在南京和各战略要地都部署了专门对付共产党军队的无线电侦测机和密码破译机构。他们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其中有日式、美式的，甚至还有一些苏式的无线电侦测仪器，企图侦测出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的位置、行踪驻地、作战意图、兵力部署等等。在战争初期，因为部队保密不严，个别电讯人员违反纪律，致使解放军豫西部队的密码一度被敌侦破。华东野战军总部电台也曾被敌侦测判定，结果华野总部屡遭敌机轰炸，损失不小。此事引起周恩来的重视，他与任弼时多次研究对策。
“蒋介石每天靠空中侦察的情报来判断我军的动向，”夜很深了，周恩来拿起桌上的一盒清凉油往太阳穴和鼻子底下抹了抹，又递给任弼时，任弼时往烟卷上抹了一点，扔回桌上的文具盒。
“敌人是政治上腐败、技术上先进的怪胎，”任弼时畅快地吐着烟，“你太忙，我看我亲自和管通讯的同志研究一下，制定一套严格的保密制度。”
“密码也要改进。”周恩来谈起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各种手段，然后说，“我们也可以利用敌人迷信电讯测向的心理，将计就计，来迷惑敌人，调动敌人。”
任弼时几次去机要室，反复操作和验证一套新通讯联络方案。
在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的军用专线台即“重要军话台”和“次重要军话台”两台共有干部九人，竟有七人是地下党员。也就是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直接掌管国民党最高军政机构通话的两个军话台，完全处于地下党的控制。如一名叫车大奎的，就向周恩来、任弼时等提供过蒋介石下达的黄维兵团突围的指示要点，以及宋美龄赴美之前与蒋介石通话的主要内容。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从接收的总统府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的档案看，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始终没有破译出共方核心密码，成为现代战争史上罕见的范例。
前一个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要秘密召开。周恩来仔细检查保密工作。当时，西柏坡百里之外仍是国民党的军队，这给警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周恩来看过警卫点的设置后，问中央卫戍司令部的方志纯：“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
“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就坚持多久！”
周恩来显然对这样的回答不满意：“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
“聂荣臻同志安排了足够的兵力在外围把守大门，敌人从地面是进不来的。”停了一下，方志纯有些忧虑，说，“就怕敌人空袭。”
“要有这个准备，蒋介石很迷信他的空军。如果敌人空降部队，怎么办？”
方志纯把准备的情况汇报了，说为了打敌人的空降兵和骑兵，专门做了一些“狼牙棒”。周恩来笑了：“好，这次警卫任务很重要，我给你们提三点要求：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又不要神秘。”
3月23日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要进北京城了。临行前，两人都有些兴奋不已。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毛泽东快活地喷着烟：“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抱肘笑起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点点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此时，国外的权威人士已开始评论：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蒋介石寄希望于几十万残兵
1949年五六月间，从大陆退居台湾的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正忍受着一生中最愁苦的时刻。两人连夜多梦，一觉数惊。有一夜，蒋经国梦见溪口住屋被共军所焚，祖母与母亲的坟墓也被掘毁，他惊呼而醒，坐在床铺时，已是大汗淋漓，舌敝唇焦。
天刚亮，他被父亲叫去，登上永兴舰，由高雄海关码头出港，沿海岸至左营军港及海军总部视察。父子俩人站在甲板上，任海风挟着晨雾扑来，四顾茫然，大海孤舟，乱世败君，何处寄离情？回高雄的时候，蒋介石再也不肯触此伤景，非要坐车从陆地返回。
夜晚，海上升起明月，蒋经国搬了一把躺椅，在住宅前静坐。海天无际，夜云变幻，更勾起他流亡异地、遥念故乡之凄苦。不知何时，蒋介石已站在他身后，一声发问，惊起他一身冷汗：“经国，望月垂泪乃妇人之举，你到底在想什么？”
蒋经国倏地从躺椅上站起，两眼望着父亲，拭去眼角的泪痕。
在蒋介石的一再追问下，蒋经国才说出昨夜的噩梦。
蒋介石在另一张藤椅上躺下，呼地长出一口气，又挺起上肢，目光刀割一般地对着蒋经国，声严色厉：
“共产党是决不会成功的。但我们本身能否成功，要看我们自己的做法！
你这样不行，不行！我这几天梦见的多是黄埔旧事，这是一个好的兆头。
你明天召集我的黄埔旧部，我仍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蒋介石还为他残留在大陆的几十万军队悬着一颗侥幸之心。
“顾墨三（顾祝同）、钱慕尹（钱大钧）、陈武民（陈继承）还在川粤一带活动，他是党国的顶梁之臣，可惜太少了。
第二天，陈诚、蒋鼎文和俞鸿钧来到蒋介石住处。俞鸿钧一见蒋经国便说：
“我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告诉我几句话‘外行的生意不要做，内行的生意，倘使没有实权，亦不要做。每一个钱，敲开来看，都是有血的’。”
“俞先生所说乃金玉良言，不但做生意如此，就是其他事业何尝不如此？”蒋经国被俞鸿钧的几句话深深打动。
蒋介石放下手中正在批划红蓝道的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让各位就座。感慨道：“我们的失败就在于不知己，也不知彼。自己无本事，又看轻敌人，焉得不败！古人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要以共产党的一套治其身。我跟经国讲，每天要听那边的电台广播，要看敌人的报纸，密切注视他们的动向！”
蒋鼎文报告：“情报说那边很快要建国，主席是毛泽东，内阁总理大概是周恩来……”
陈诚看不起蒋鼎文的狂嫖滥赌，嘴角一撇：“我早就说过，不能把敢说敢做、积极肯干的人都说成是与异党有关的人士，甚至把我以周恩来作比，激励党政人员效忠领袖的话也说成是替共产党说话，真是荒谬……”解放战争时期，他曾针对国民党内争权夺利之风说过：“你们都知道周恩来吧，民国十三年就是中将级的军校政治部主任，可是13年后，军委会总政治部成立时，他甘当我手下副部长，可又把政治部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吗？周恩来在共产党中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可他那么尊敬毛泽东，可是我们党的高级人员，对服从中央、效忠领袖又是怎样呢？”这话被何应钦、顾祝同等人报给了蒋介石，说他“长共产党威风”。以后陈诚又写了一篇抨击后方腐败及奸商囤积居奇的文章，在报纸上刊登，引起舆论哗然。蒋介石闻知大怒，将陈诚叫去狠狠训了一顿。蒋鼎文、钱大钧、刘峙、顾祝同等贪财者，都暗自叫好。
现在，失败中的蒋介石才容易听进一点逆耳之言：“辞修是有远见卓识，我看你一则建设好台湾后方基地，一则担负起东南军政长官。只要台湾守住，大陆总可反攻！”
“希望总裁早日复位。”陈诚与其他人都说道。
蒋介石讲起历史：“郑成功19岁时，即下决心从军创业，24岁已能率领大军，从闽、浙海岸攻至南京附近。后虽败退厦门，但对明室效忠之心，并不稍衰。后于清顺治十七年率水师克复台湾，时仅38岁。当年我创黄埔，亦不过36，你们也大多30左右……”
蒋鼎文支撑着疲惫的身体，也说起大话：“有人说，只要周恩来一个人在我们这一边，那今天退至于此的可能就是毛泽东了，安居于大陆的则可能是我们。这话也不无道理。”
蒋介石挺起腰板，剃光的头皮上仍闪着如霜的白发茬。他坐正了，像向大会作报告一样，高声说道：“本月16日，是黄埔军校25周年校庆，亦为总理广州蒙难27周年纪念日。当时环境恶劣，赤手空拳而获成功，以此看今日之失败，情境艰危，自有今昔之感。以今日实力之大，基础之厚，固胜于往昔百倍而有余。但今日仇敌之顽强恶毒与阴险，亦非当日军阀及其勾结之帝国主义者所可同日而语。不久，我将重飞大陆！”
刘善本起义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