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刚刚从香山移居中南海的中共领袖们，在怀仁堂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招待会。枝形吊灯下，是两排大圆桌，每个桌子周围都坐满了人。当周恩来与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步入会场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次招待会的主题是欢迎第一批从台湾驾机回归大陆的起义人员，他们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分队长杜道时和第二十大队中尉机械员郝子仪。其他国民党陆、海、空军起义人员的代表也应邀出席。周恩来向各位熟悉的原国民党人员招手致意，隔着几个桌子，他发现了刘善本，就招呼他过来。刘善本以为要问什么事，低下身子听着，周恩来却将他往一个空座位上一按：“来，你坐在这里。”
刘善本有些激动，也有些拘束。因为他的两边，一边是周副主席，一边是朱总司令。周恩来向一位部长示意宴会开始。大厅里顿时碰杯声、欢笑声四起，人们纷纷走到第一桌来向周恩来等领导人敬酒。刘少奇一向不胜酒力，经常举起杯子微笑表示一下，朱德年龄稍大，人们也不好意思让他醉倒。这些从国民党方面过来的人，早都听说周恩来是海量，从来醉不倒，于是都不约而同地将目标集中在周恩来身上。
周恩来满面春风，但也不能一杯接一杯地喝。第一个高潮过去，他用手向下压了压，示意大家静一下，他要讲话：“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城，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覆灭！”大厅里又是一阵掌声。
他放下了酒杯，声音显得更加轻松：“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想多讲几句话，大家说，是要我多喝几杯酒呢，还是多听我讲几句话？”
又是一片掌声。意思很明白，都想听周恩来多讲些。
周恩来讲起了武装起义的历史：“大家知道，在国民党陆军方面，第一批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的，要数我们的朱老总、贺龙、叶挺等同志，我们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周恩来稍顿了顿，又说：“在国民党空军方面，第一个驾机起义飞到延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破坏国共第二次合作、发动内战的，就是这位坐在朱总司令身边的刘善本同志！”
掌声响了起来。刘善本赶紧起立，向四周鞠躬致谢。
周恩来稍微放低点声音：“刘善本驾机起义到延安的时候，是国民党反动派最强盛、最疯狂的时候，是蒋介石叫嚣要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我们的时候，也是我们党很困难的时候。刘善本独具慧眼，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置个人与家庭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冒险驾机起义到延安，是很难得的。他的义举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是个沉重的打击，对我们革命军队，对全国热爱和平的人民是很大的鼓舞。刘善本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政治远见，是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的一盏明灯！”
因为离周恩来太近，刘善本不好抬脸直看。但他已感觉到周恩来讲话时的眼神和浓眉在飞动，周恩来是兴奋的。而刘善本本人心里更是波涛汹涌、万马奔腾。大家投来的微笑，他试想回答一笑，不知怎的一阵心酸，热泪差点夺眶而出。他真想站起来将憋在心里的话掏出来：周副主席在赞扬我，而你们谁知道他为我付出了怎样的心血？
刘善本，山东安丘人，1935年考入国民党航校。1943年奉命到美国受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两年后，他随蒋介石借债购买的36架重型轰炸机飞回祖国，准备参加对日的最后一战，但途中接到命令，留在卡拉奇待命。
抗战结束后，刘善本所在的八大队奉命回国驻守上海。刘善本技术超群，曾在飞行中多次化险为夷，因此同伴们对他的本名都淡忘了，都是喊他“刘太平”，连空军的许多指挥官也这样喊他，也为自己图个吉利。蒋介石准备调他开“美龄号”专机，刘善本飞黄腾达的日子指日可待。可他却在去昆明执行运送军用物资之机，毅然将B—24重型轰炸机开到了延安。当时飞机上坐了11个人，除了驾驶舱的六个机组人员外，就是后舱的五个空军通校毕业生。刘善本早已想好，利用机组人员和通校毕业生互不认识的机会，先到后舱对他的朋友陈泰楷少校说：“前舱有共产党，要飞延安去，你们千万不要到前舱去！”回头又对驾驶舱说：“后边全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枪、手榴弹，威胁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与我们同归于尽！事到如今，你们看怎么办？”副驾驶张受益一想，说：“唉，管他的，去就去，反正延安又不是外国的地方！”
就这样，刘善本紧张地操纵着飞机，安全地降落到延安机场。
刘善本驾机飞延安，像在国民党军队里扔了颗炸弹，蒋介石与宋美龄一向偏爱的空中防线出现了裂痕，蒋介石怕的是连锁反应，除了加强控制外，他特别命令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把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家属宿舍围起来，派员审问刘善本的妻子周叔璜和他的母亲钟兰芬：“刘善本为什么背叛党国去延安？”
周叔璜正怀着六个月的身孕，本来她听人说，刘善本的座机撞山了，心中万分悲痛，这一听，知道是有人故意造谣，心里反而平静下来，反问道：“不是你们让他去执行任务了，我们哪里知道？他这一走，我们这一家老小可怎么办，你们说呀！”
特派员知道问不出个什么名堂，叫特务们翻箱倒柜搜查了一遍，找到刘善本平时记事的几个本子带走了。他们走后，刘善本家门口加了两道门岗，把他全家人软禁起来，不准周叔璜等人随便进出。他们没有马上将周叔璜抓走，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可这一来，刘善本一家八九口人，失去了生活费来源，陷入了困境。周叔璜生了二女儿后，更是雪上加霜。眼开就要揭不开锅了，他们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正密切地关心着他们，那就是已经住进上海马斯南路18号“周公馆”的周恩来。
周恩来派人送钱给刘家的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刘的爱人周叔璜在描述此事时生动地写道：
一天下午，国民党空军的一辆小汽车又开来了，车停稳后，下来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她的穿戴非凡。她先发制人，冲着迎来的特务们大声训斥一通。门岗见她派头不小，不但没敢盘问、阻拦，还向她敬礼。特务们搞不清她的身份，哪里敢盘问？善本驾机起义的案件是蒋介石和郑介民亲自抓的。她可能是南京总部派来的大人物，或高级特工人员？问出事情来咋办？
正当那些人忐忑不安时，那妇女又由施威变为施恩，赏给他们钱去买汽水喝。
她趁特务们去买汽水离开的间隙，大步来到楼上和我寒暄之后，拿出几叠现钞放在桌上。我心中忐忑不安，也搞不清这位不速之客是延安还是南京方面派来的人。
“我叫蔡梅影，”（这是她的化名，解放后邓颖超同志告诉我，她的真名叫施剑翘，有一段为父报仇的惊险而又光荣的历史）女客人很直爽，她好像猜透了我的心事一样，自我介绍说，“是周恩来先生和邓大姐让我来给你送生活费的。”接着，她讲了事情的根由。原来，当时周恩来副主席正在上海和马歇尔、司徒雷登及国民党代表谈判。
周副主席对我一家未来得及转移，留在敌人心腹之地非常关切。善本和他同机的还有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十人驾机起义到延安后，就要求尽快地安排他们向国民党官兵发表广播讲话，呼吁他们以实际行动来反对和制止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但是，为了保障他们尚未脱离蒋管区的几位亲人的安全，毛泽东主席曾亲自找善本谈话，做劝说解释工作，准备把我们转移到解放区后再广播起义的消息。善本说，国难当头，不能因为顾全小家，而影响国家，不能再等了。而且敌人地面特务和空中飞机早已侦察到他开的B—24式530号飞机在延安，已无密可保了。
于是，党中央采纳了善本的建议，决定提前发表善本等起义到延安的消息。
在善本起义到延安的第十天，延安广播电台和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
分别广播、报道了这一重大消息，而营救和接济我们的工作，则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领导下进行的。
当时，党在上海的许多地下工作者，都冒着生命危险来给我们传递消息或接济物品，但是，有时联系不上。周恩来同志曾两次派人来给我们送钱，都因为敌人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未能送到，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很着急。后来，他们想到了在苏州兴办学校的一位女豪杰施剑翘。1935年11月13日下午，她在天津市佛教居士林里枪杀了北洋军阀、前五省（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报了杀父之仇，这位女英雄因之闻名中外。抗战时期，她在重庆多次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
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对施剑翘很信任，又知她在国民党空军中有熟人，相信她有胆有识，能够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于是，就将此事拜托给她。她立即从苏州赶到上海，欣然去找我。
施剑翘向我作了自我介绍后说：“我到周恩来先生家，邓颖超大姐对我说：‘有一位飞行员为了反对内战驾机飞到延安去了，家属还在上海，他这一家人怎么办呢？恩来很关心。她那里又被军统特务封锁得很严，想送给她们些生活费，可是送不去。谁敢去一趟？’我说：
‘难道反内战有罪吗？他家属该饿死吗？您不要多说了，我去。您拿钱来。’就这样，刘太太，我今天就成了您的不速之客啦。”我听了她的话后，感动地流下了热泪。周副主席派她来送钱，真是雪里送炭。
她下楼时，对守卫在客厅里的国民党军官用命令和提醒的口气说：“你们得注意呀，当心她跑了！”
“是！”国民党军官边答应边“啪”的一声立正，行了个军礼，目送她上车走了。
后来，施剑翘又给我们送过一次钱。解放后，善本还专为此事给施剑翘同志写信，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周副主席的关怀和安排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地接济我全家。
他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和敌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时，有一对青年男女带着孩子，讲着标准的四川话，说是我的表姐，听说表妹夫不在家，我坐月子，家里生活有困难，来看看我。实际上我并不认识她们。两人闲坐一会，留下钱就走了。有时，是清道夫老赵送钱来。甚至在特务控制最严的时候，还有人从重庆我的老家寄钱来。还有一次，一位老邮递员把一封信塞到我手里，沉甸甸的，我赶紧装进口袋，到楼上打开一看，是五条金光闪闪的黄金，一两一条。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有一次，我抱着孩子去菜场买菜，有一位妇女提的篮子和我的篮子一模一样。我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我买什么菜，她也买什么菜；我买多少，她也买多少。她又爱逗我的孩子，还主动给我抱孩子，等到我回到家里，取出菜时，才发现了篮底有一包钞票。咦！这是哪里来的？我很惊讶，再仔细看看，篮子也不是自己家的那个了——也不知道啥时候篮子被那位妇女给换了。她真的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像变魔术一样神奇，就连跟踪我的特务们也被蒙骗了。由于党组织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我们全家在上海一直生活得较好。我感到共产党真伟大，真有办法，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什么艰巨的工作都做得好。我们身居虎穴那几年，如果没有党和周恩来等许多同志的关怀、照顾，那是很难活下去的。
后来，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要回延安了。他没有忘记刘善本留在上海的家人。
他本人无法带他们走，就托人告诉周叔璜：最好你们离开上海，回四川你娘家去，善本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回山东老家。至于今后你怎样到解放区，再慢慢地想办法。
周叔璜一家人商量后，觉得周先生说得对，就想先分别离开上海再说。国民党特务看从她们身上也搞不出什么线索来，只好同意周叔璜回四川。几经周折，周叔璜回到四川丰都老家，但仍受到特务的监视。直到重庆解放，周叔璜才获得自由，并得到刘善本的来信，叫她赶到哈尔滨团圆……原来，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老航校的基础上，筹建人民空军。
空军原拟吴溉之任第一航校校长，刘善本任副校长。报告送到周恩来处，他做了修改：刘善本任第一航校校长，吴溉之任副校长。刘善本不负周总理的重托，把航校办得很好。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20多架人民空军的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兴奋地对毛泽东说：“你看，这三架大飞机是C—46，领头的那一架就是刘善本驾驶的。”
毛泽东颔首，笑着向空中挥手致意。1964年4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批准，刘善本——这位技艺高超的原国民党空军上尉军官，成了中共空军的少将军官。可惜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刘善本受林彪及其死党的迫害致死。关押时，他曾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但无法送达。直到他死后，噩耗才由王震、徐谦转告周总理。周总理沉痛地说：“我们没有保护好刘善本同志，他的死，对党是个损失。”毛泽东也很气愤，指示：三军积案要查清，空军的刘善本，海军的陶勇，陆军的王富龙。1975年，周恩来病重住院，仍关心刘善本的昭雪。10月14日，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正式批准给刘善本平反昭雪。
时间正好是刘善本驾机起义30年。
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
1949年3月下旬，李宗仁派出的与共产党和谈的首席代表张治中来到溪口。在丰镐房向蒋氏祖先牌位行礼之后，他和吴忠信等来到蒋介石的会客室。蒋介石似乎猜出张治中此行的目的，劈头就是一句：“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吧？”说着，拿起桌上的报纸一扬，淡淡地一笑，“报上已经登出来了。”
张治中不觉一怔，刚要说什么，被蒋介石抢先说道：“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这是不行的！我如今是个普通国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几句话把张治中的嘴给封住了。他来这里，的确是想劝蒋介石出国的。因为守在南京的李宗仁痛切地感觉到，蒋虽下野了，但他的势力还在牢牢地控制着各个方面，使得李宗仁捉襟见肘，运转不灵。他向张治中发过牢骚：“我不管了，反正我是代理的！”张治中想只有将蒋劝出国，李宗仁才好放手指挥，有职有权，也才有利和谈的进展。现在蒋把话堵死了，他不敢再提，只好又说起和谈的情况：
“总裁，南京方面对中共所提八条的第一项，意见是统一的，都认为不能接受。”
“嗯，嗯。”蒋介石见自己的声威见效，张治中也顺应了自己，语气缓和下来。
“当然啦！李德邻现在负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也是我的成败。文白，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竭力支持他。我自己愿意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
张治中碰了软钉子，只好随着蒋介石的思路重复那些老话。蒋介石要去观赏山景，张治中只好随同。见蒋介石心情渐好，张治中又拐弯抹角谈起出国的事。理由是：一、可避免攻讦目标；二、卸去和战失败的责任；三、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四、可以增长见闻……谁知刚说了几句，蒋介石又火起来了：“文白，我告诉你，我一定不出国！我不想亡命。我可以不做总统，做个老百姓总可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