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在《托·史·艾略特———英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中谈到艾略特的“传统感”、“历史感”时指出：“如果，真如艾略特所说‘过去不仅已经成为过去，而且依然存在’，远古与当前‘同时并存’，那还有什么历史发展可言？这不是把历史发展的法则连根拔起了吗？离开了历史发展的观点，所谓‘现在’无非是‘过去’的重复罢了，这岂不是变相的历史循环论吗？这种所谓‘历史感’难道不正是反历史主义的吗？”文章接着援引了艾略特的长诗《四个四重奏》的开头五行：“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将出现于将来的时间，／而将来的时间又包含于过去的时间中。／要是所有的时间都永远并存，／那末一切时间都是不可救药的。”他认为这五行诗所表达的“正是历史循环不已，世界在任何时期都是不可救药”的思想①。在评述美英意识流小说时，袁可嘉认为，乔哀斯的《芬内根们的苏醒》“更是糟蹋全部人类历史，把它比作堕落了又新生，新生了再堕落，如此循环不息的一场恶梦”。同时，他指出福克纳在作品中为了点明人物“力求超出时间，使时间终止，也就是使变化终止（因为变化是在时间中进行的）这种反常心理，着力描写他对时间所抱的敌视态度”。而“消灭时间的目的在于阻止变化的产生，借以保全他那僵死不化的概念系统”②。不只是袁可嘉对现代派的时间意识极度敏感，其他人基本上也是从“时间”、“历史”等出发言说现代派的。戈哈认为，美国的“垮掉的一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否定过去与未来”，一切从眼前自我出发，“拒绝承认历史发展规律”，其结果是只能拜倒在这种或那种神面前③。柳鸣九、朱虹剖析了法国“新小说派”作品“颠倒时间”、“使人根本分不清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间观及其表现形态，揭示、批评了这种时间意识歪曲现实的特征④。
毋庸置疑，他们抓住了现代派的“时间”问题，“时间”是他们进入现代派揭示其“颓废”与“反动”性的基本途径。那么，他们是怎样经由“时间”判定现代派的本质为“颓废”与“反动”的呢？
注释：①袁可嘉：《托·史·艾略特———英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学评论》1960（6）。
②袁可嘉：《美英“意识流”小说述评》，《文学研究集刊》（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72～198。
③戈哈：《垂死的阶级，腐朽的文学———美国的“垮掉的一代”》，《世界文学》1960（2）。
④柳鸣九、朱虹：《法国“新小说派”剖视》，《世界文学》1963（6）。
“时间”是一个现代性论题。中国古代思想中有线性时间意识，更有循环时间观，而农业社会日常生活经验基本上是一种时间循环的经验，如四季轮回，阴阳五行循环，天干地支循环，“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等等，所以传统中国的时间观总体上讲应是一种循环时间观，它支配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然而，随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西方近代线性时间观逐渐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时间循环经验，一种由“过去”经“现在”向“未来”延伸、开放的新的时间意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时间观念，它改变并创造着中国新的“历史”，中国被真正卷入世界历史进程之中。随着这种时间观一同进入中国并被普遍接受的是人的理性精神，相信在时间的长河中人的理性能够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理性主义被极度地张扬。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历史观也被引入，那就是相信人类社会随时间流逝必将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历史是不断前进的、进步的，人们开始对未来产生种种美好的向往与憧憬，进步被认为是绝对的，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被道德化。
由前面援引的材料可知，这种理性主义的时间观、历史观构成了袁可嘉、柳鸣九、朱虹、王佐良等人在1960年代上半期反对西方现代派的内在尺度，他们以此为话语依据揭示了西方现代派时间意识的错乱与反历史主义的循环特征，并以时间观、历史观为核心，展开了对现代派的批判，言说其颓废性与反动性。袁可嘉曾结合作品对意识流小说的三种主导倾向作了如此概括：“一种像乔哀斯那样宣传反社会、反历史的极端虚无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一种像早期的福克纳和后期的乔哀斯那样反理性主义地描绘白痴、自杀者、梦幻者的错乱思想，渲染直觉、本能和无意识；再一种是像伍尔孚那样从唯感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观点，对生死、时间、人格和自我等等抽象问题做玄而又玄的探索。不用说，这些都是极其腐朽和有害的倾向。”①在他看来，意识流小说在内容与思想倾向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超越时间的神秘主义，是“反社会”、“反历史”、“反理性主义”。在该文另一处，他更为明确地指出，意识流小说“是一种与反进步、反社会、反理性的内容相配合的反社会、反理性、反现实主义、同时又是反对小说艺术本身的颓废‘艺术’。”②颓废艺术和反进步、反社会、反历史、反理性主义、反现实主义等特性是袁可嘉诸人以西方现代时间观为立足点对西方现代派所作的总体评价与批判纲领③。这些特性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支持、统一的，而其核心则是与现代时间意识相对立的反理性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袁可嘉等人的文章基本上是这些纲领性话语的展开。
他们以理性主义为重要的立足点，对现代派文学的反理性主义艺术进行了批判。理性主义之所以构成他们言说的基本立场，除上述现代时间认同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理性，在根本上是一种理性文化，而17年民族主义情绪使传统文化相当程度上被认同，成为言说社会主义话语的重要场景与建构资源，这样理性主义自然被张扬；二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质疑，是以一种新的理性主义为出发点的，它相信人的理性能够解决人自身的问题，这是当代中国崇尚理性主义的政治原因。袁可嘉认为伍尔孚的小说是“感性神秘主义”，艾略特的诗歌是“宗教神秘主义”，劳伦斯的小说则为“情欲神秘主义”①，他们在实质上是相通的，就是将现实人生感性化、神秘化，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人的情感、精神是理性无法认知与控制的。柳鸣九、朱虹如此剖析法国“新小说”：“正因为作者从人物身上抽掉了思想的、意识的、情感的因素，只留下一些本能的反应，于是各种人物便都只具有一种生理的、神经质的形貌，具体的社会人没有了，有的却是一些同样神经质、同样本能的族类。”②人不是思想的、意识的、情感的人，而是本能的人，是神经质，对人的这种非理性的处理，体现了现代派反社会性的思想倾向。即便是海明威这样的作家，其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也被认为从来不作“理智上的思考，逻辑的推理”，有的只是“感觉经验”③。在袁可嘉等人看来，这种思想倾向在艺术上的表现就是反现实主义。
注释：①袁可嘉：《美英“意识流”小说述评》，《文学研究集刊》（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77。
②袁可嘉：《美英“意识流”小说述评》，《文学研究集刊》（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209。
③以西方理念反西方，意味着对西方的深层认同，这是近代以来中西关系史赋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
何以如此？理性立场使他们将现实主义视为一种正确的创作方法与思潮，因为现实主义从发生学和本质特征看，是理性的产物，反映了人对世界的认知与控制，正如茅盾所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核心就是在现实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信念上，根据反映论来从事艺术创作的。这是自古以来各个阶段的现实主义的共同点。”④他这里揭示了现实主义理性把握世界的共同特征。美国学者安敏成亦认为：“现实主义对观物之客观立场的强调与这样一种启蒙观念息息相关，即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实践从迷信和偏见中解放自身。”⑤五四以来理性精神赋予现实主义以巨大的力量，使之形成一股汹涌的潮流，而建国以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种被不断膨胀而走向理性反面的理性则进一步赋予现实主义前所未有的合法性、话语权，使现实主义由一种创作方法和特定的文学思潮演变成一个政治化的术语，被充分地政治道德化，以至成为评判文艺的是非标准。现实主义是革命的、理想的、合乎历史演变规律的；反之，便是反动的、非革命的、阻碍历史前进的。这种话语逻辑使得文学史被叙述成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一切非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倾向，不管其特点是什么，都被归结为反现实主义的。正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这一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逻辑使袁可嘉等人将西方种种现代主义流派简单地称为反现实主义的流派。例如，艾略特的“非人格化”的诗歌理论本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诗学，但袁可嘉却硬将它拉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二元对立模式里进行评说，赋予它反现实主义的本质属性：“他以‘皈依传统’说割断历史，取消现实；他以‘表现主观世界’说抹煞文艺的惟一源泉———社会生活；他以‘诗人是媒介’说抽掉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他以‘艺术自足’说否定文艺的社会功能和教育作用。”①现代主义不是现实主义，这是客观事实，但在冷战语境中这种事实判断则转换成为现代主义是反现实主义的这种排他性的政治判断，而反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又是同义的，均是为垄断资本服务，这是那一时期普遍性的话语逻辑，它为他们的言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他们那里，所有的现代主义流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均是非现实主义的，也就是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因而是反社会主义的。
注释：①袁可嘉：《美英“意识流”小说述评》，《文学研究集刊》（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69。
②柳鸣九、朱虹：《法国“新小说派”剖视》，《世界文学》1963（6）。
③董衡巽：《海明威浅论》，《文学评论》1962（6）。
④茅盾：《夜读偶记》，《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73。
⑤［美国］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2。
理性主义、现实主义使他们找到了言说的“逻辑”，使批判自圆其说。现代派从其发生历史与表现内容看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动，具有反资本主义的特性，17年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反资本主义的，那17年为什么又称现代派是腐朽的反动的呢？袁可嘉等是如何化解这期间的矛盾的？他们从理性主义出发，抓住了现代派的共同特性———反理性主义及其重要表现，那就是艾略特为代表的消灭人格、回归传统、皈依宗教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他们看来是以封建神道反人道、反人性，这样它们比已经丧失进步性的人道主义还要反动，“他们对资本主义表相的批评不是引导他们去推翻那个万恶之源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引导他们与中古封建主义结成联盟来共同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先用‘神道’反‘人道’，再用‘人道’反社会主义”，这就是现代派的思想逻辑，“当然，这种反对是完全徒劳的，适足以暴露他们自己的反动面目而已”。①至于现代派文学在艺术上对资本主义荒诞现实的大胆表现，他们不是从正面去理解，而是将其归结为自然主义，如柳鸣九等认为法国新小说最为触目的便是“极其繁琐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它以“貌似客观、貌似真实的东西，去排斥真实的现实关系和社会阶级关系”②，袁可嘉认为意识流小说让描写对象直接地展现出来的叙事方式，看似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极端自然主义的写法”③，掩盖了事物的本质。而自然主义在汉语语境中自五四以后就因其未能揭示事物本质而失去了积极意义，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贬义词。
注释：①袁可嘉：《托·史·艾略特———英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学评论》1960（6）。在17年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框架内它更是被赋予反现实主义的特性。所以在袁可嘉看来现代派“有‘反资本主义’的表相，实质上却是反社会主义的；有‘现实主义’的表相，骨子里却是反现实主义的”①。
注释：①袁可嘉：《“新批评派”述评》，《文学评论》1962（2）。
②柳鸣九、朱虹：《法国“新小说派”剖视》，《世界文学》1963（6）。
③袁可嘉：《美英“意识流”小说述评》，《文学研究集刊》（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73。
1960年代上半期对现代派基本上是批判、否定，忽略了其反资本主义的特性，将它完全视为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腐朽、反动的流派，现代派诗人、作家被笼统称为英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反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艾略特甚至被称为是“墨索里尼的战友”。②然而，话又说回来，由于批判者均为现代派研究专家，曾经欣赏过现代派，所以在一些文章中，也偶尔有较客观介绍现代派的地方，如袁可嘉在“述评”意识流小说、美英现代派诗歌和新批评派时，“述”的部分大都较为客观，且“述”的时候，他往往十分投入，纵横捭阖，给人游刃有余之感。这些“述”是建国后17年最为系统、深入介绍现代派的文字，对于了解现代派颇有价值。他们的“述评”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冷战语境中却是合情合理的，对于社会主义话语的建构是完全必要且具有积极意义的。它们在冷战语境中直接而有规模地言说现代派，在客观上起到了将现代派介绍给当时读者的作用。
总之，17年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言说基本上是一种附和苏联的自言自语，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对话，言说的态度、立场、方式及其语法逻辑，是17年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映，具有鲜明的冷战色彩，正是这种特殊的“言说”导致了现代派文学在中国17年的销声匿迹。
注释：①袁可嘉：《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文学评论》1963（3）。
②王佐良：《艾略特何许人？》，《文艺报》1962（2）。
十一、战、民族国家立场与17年毛泽东文艺思想
建国后17年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在全球冷战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展的，冷战格局使毛泽东主要是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背景下思考文学艺术问题，很少对文艺自身内在的形式规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当时具体来说，就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和中国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而社会主义阵营又是以苏联为核心的，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话语的生产者、输出者与规范者，所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主要就是与苏联的关系。这些构成了毛泽东建国后17年论述文学艺术问题的世界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