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论，茅盾对现代派是持批判否定态度的，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以较大的篇幅对现代派作了一种直接的言说，没有遮遮掩掩，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它使许多读者特别是青年人获得了关于现代派的一些基本信息，虽然那些信息经作者思想过滤后不一定准确。在行文中，他对现代派基本上没有作粗暴的简单化否定，而是将其放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它与古典主义等思潮之间的联系，分析其思想基础、创作方法等特点，这样，他的批判否定大都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有其自身的逻辑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肯定了现代派的一些优点，如他承认“现代派也反映了一种‘精神状态’，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一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承认他们中不少真正有才华的人是在“严肃地工作着，抱着打开一条新路的热忱”③。关于现代派艺术经验以及它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他认为：“我们也不应当否认，象征主义、印象主义乃至未来主义在技巧上的新成就可以为现实主义作家或艺术家所吸收，而丰富了现实主义作品的技巧。”“我们又不应当否认，现代派的造型艺术在实用美术（也可以用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名词———工艺美术）上也起了些积极作用。”①问题不是现代派技巧有没有用，而是用什么观点去运用，只要观点正确，“毒草还可以肥田，形式主义文艺的有些技巧，也还是有用的。”②他还批评了长期以来一些青年人中流行的以为讲究技巧就是形式主义的观点，批评了他们将非朴素、明朗的作品都看成是形式主义的艺术批评标准，并指出不能把现代派文艺的倾向性和现代派的个别作家或艺术家的政治立场混为一谈。
注释：①茅盾：《夜读偶记》，《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50。
②茅盾：《夜读偶记》，《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57。
③茅盾：《夜读偶记》，《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53。
《夜读偶记》写作时间跨度较大，期间国际国内政治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的思想显然受到影响，所以文章前后观点不大统一，正如作者自己在文章结尾处所言，“可是生炒热卖，前两段既已发表，后两段亦只好将错就错。”“虽屡经易稿，终觉前后笔调颇不一致。”“已经拖得太长了，不合时宜”，③由此可见作者此时心理上的矛盾。不过，作者对现代派的言说，基本上做到了一分为二，在批评其反动性的前提下，也一定限度地肯定了它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建构的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于建国以来文坛对于现代派态度、方式的一种质疑与反拨。
上述19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形成的对现代派较为直接而客观评介的微澜，其涟漪延至1950年代后期，基本标志是《译文》1958年4月号对威廉·福克纳的评介和《世界文学》1959年11月号发表的曹庸的文章《英国的“愤怒的青年”》。
注释：①茅盾：《夜读偶记》，《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56。
②茅盾：《夜读偶记》，《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62。
③茅盾：《夜读偶记》，《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94。
《译文》1958年4月号刊发了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小说《胜利》、《拖死狗》等，并译载了苏联叶·罗曼诺娃撰写的《威廉·福克纳创作中的反战主题》，该文原载苏联《外国文学》1955年第6期。福克纳是“迷惘的一代”的重要作家，以现代主义著称文坛，然而叶·罗曼诺娃言说的却不是福克纳最具代表性的现代主义作品《喧哗与骚动》，不是那些意识流描写及其所展示的人物混沌迷乱的非理性的内心世界，而是其创作中的反战主题。在叶·罗曼诺娃看来，这个主题长期以来被许多批评家“忽略掉了”①，以至于误以为福克纳的创作同现实世界相隔绝。文章在肯定了福克纳作品反战主题的同时，还称誉了他反对帝国主义种族歧视、同情黑人的言行，并正面肯定了他“重视人，主张人身不可侵犯，努力保护人的自由的权利和发挥能力的权利”思想，赞誉他反对“世界末日”论的理性精神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种族歧视，肯定人类理性的力量，是叶·罗曼诺娃文章的基本主题，这是它能在1958年译介到中国的主要原因，它表明此时现代派作家不是以其基本面貌进入中国，而是遮掩了其本质特征以一种不完整的形象进入中国的。不过，文章中关于“人性”、“人的自由”的话语以肯定的方式进入中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前一阶段正面译介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思想之延续。
注释：①②［苏联］叶·罗曼诺娃：《威廉·福克纳创作中的反战主题》，《译文》1958（4）。
1959年《世界文学》11月号上发表了曹庸的文章《英国的“愤怒的青年”》。所谓“愤怒的青年”出现于1950年代初，也就是英国所谓的“迷惘的一代”，当时美国和西欧也有类似的青年。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现象均不满意，包括资本家、工人、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天主教、美国腐朽淫荡的文化、英国传统文化、爱情、友谊、婚姻制度、生活方式，等等，他们无不愤怒。曹庸对他们采取了既非一味抹煞亦非一味吹捧的态度，介绍了他们出现的原因、基本成员、重要作品及其特征。在批评他们那种“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观点”①的同时，肯定了他们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反动本质的价值与意义，并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讽刺了当今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否定资产阶级曾经引以为荣的一切好像千古不朽的准则”②，认为他们“确有一定的才能，也有一定的艺术技巧。......这些人的笔下的主人公，多少给英国资产阶级的死气沉沉的文学界带来了一些新人物，新气象。尽管他们观点不对头，方法不对头，但他们反对冷战，不与当权人物同流合污，这正是直到目前为止，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③这篇文章在评介“愤怒的青年”时，基本上延续了1957年对待现代派的方式与态度，即直接的介绍、分析，不过正面的肯定相对来说要少一些。
注释：①②③曹庸：《英国的“愤怒的青年”》，《世界文学》1959（11）。
〈三〉1960年代上半期的“颓废”说
上述两文在17年绍介、叙说西方现代派文学历程中具有一种过渡性，即由1957年前后的直接绍介、正面言说向1960年代上半期的政治式批判的过渡。
1957年下半年开始，两大阵营间的冷战形势更为严峻，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并在苏联影响下开始了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样，前一时期兴起的正面绍介西方现代派的微潮尚未真正漾开便消歇下去了，在1958-1959年除上面提到的那两篇文章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译介文章。
然而，1960年代上半期，由于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内部发行”了大批欧美现当代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文学，于是在东西方冷战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势下如何评说这些现代派作品，引导读者正确认识、对待这些作品，使它们真正成为反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反面教材，化腐朽为神奇，便显得极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曾专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者便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引导读者的重任，于是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地评说现代派的现象。主要作品有：1960年，《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了袁可嘉的《托·史·艾略特———英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世界文学》2月号刊发了戈哈的《垂死的阶级，腐朽的文学———美国的“垮掉的一代”》。1962年，《文学评论》第2期发表了袁可嘉的《“新批评派”述评》，第6期刊发了董衡巽：《海明威浅论》；同年《文艺报》第2期发表王佐良的《艾略特何许人？》，第12期发表他的《稻草人的黄昏———再谈艾略特与英美现代派》，《世界文学》发表卞之琳的《布莱希特印象记》，上海文艺出版社内部发行了周煦良等译的《托·史·艾略特论文选》，这是建国后翻译出版的惟一的一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文论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还编选了一部二卷本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由作家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实由袁可嘉负责编辑。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编印了一本“内部参考资料”———《美国文学近况》，介绍了美国现当代的一些资产阶级作家，如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等人的作品。这是17年对美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真正关注。1963年，《文学评论》第3期发表袁可嘉的《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世界文学》6月号刊发了柳鸣九、朱虹的《法国“新小说派”剖视》。1964年《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发表了董衡巽的《文学艺术的堕落———评美国“垮掉的一代”》和袁可嘉的《美英“意识流”小说述评》，等等。
那么，作者们在文章中是如何评说现代派的呢？1960年代上半期新的冷战现实决定了他们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间对立冲突的关系上来审视西方现代派，也就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言说它们，判定它们作为资产阶级衰落时期的文学，在实质上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反动、腐朽意识形态的体现。所以，“颓废说”是这一时期他们关于现代派的共识。
袁可嘉在《托·史·艾略特———英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开篇便指出：艾略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英两国资产阶级反动颓废文学界一个极为嚣张跋扈的垄断集团的头目”，他这里的“颓废文学界”指的就是文坛上的现代派，“垄断集团”是一个政治性术语，这意味着在袁可嘉看来艾略特归属的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性的集团，而非纯文学团体，他的身份已经不是诗人，而是政治集团的成员，是“一个死心踏地为美英资本帝国主义尽忠尽孝的御用文人”①而非独立的诗人。戈哈在《垂死的阶级，腐朽的文学———美国的“垮掉的一代”》中，将“垮掉的一代”文学称为“垂死的阶级”的“腐朽的文学”，认为它们“将资本主义的末日说成是全世界的末日”，是“集西方颓废文学的大成”②。王佐良在《稻草人的黄昏———再谈艾略特与英美现代派》中亦认为“艾略特的‘新’是皮相，骨子里却是最古老、最黑暗、最反动的思想情感；而且这种‘新’本身就是混乱的、颓废的、神经质的———换言之，野蛮而毫不文明的，是将时钟倒拨，而不是文学技巧上有意义的进展。”“现代派是颓废、反动的文艺流派”。③“颓废”在这里意味着野蛮与黑暗、倒退与反动，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贬义概念。
注释：①袁可嘉：《托·史·艾略特———英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学评论》1960（6）。
②戈哈：《垂死的阶级，腐朽的文学———美国的“垮掉的一代”》，《世界文学》1960（2）。
③王佐良：《稻草人的黄昏———再谈艾略特与英美现代派》，《文艺报》1962（12）。
关于“颓废”一词，茅盾在《夜读偶记》中认为：它“是国际语‘颓卡唐’的汉译，而这个国际语又源出拉丁文。汉文的‘颓废’大体上和原词意义相合，但又不尽符合”，其意就是创作中“坚决不要思想内容而全力追求形式”，这是现代派“对于现实的看法，对于生活的态度”，现代派的“颓废”文艺就是指“它的对现实的看法和对生活的态度，亦即它的没有思想内容的作品之思想内容”①。在茅盾看来，这种只要形式不要内容，“没有思想内容的作品之思想内容”，就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主义。而这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的文学批评而言，还是放在建国后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都不具备积极价值与意义，特别是对于后者而言，意味着逃避现实的反动性。茅盾对于“颓废”的这种理解显然来自日丹诺夫。“颓废”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反动，是建国后17年对于“颓废”的普遍看法。
注释：①茅盾：《夜读偶记》，《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49～50。
李欧梵也曾对“颓废”一词作过研究。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一文中，他说：“在中国现代的语汇中，这个名词不知从何时就变成了一个坏字眼，也不知何人首创。中国现代文学中‘颓废’的意味已与中国古语的‘颓废’一词的含义有很大的不同，照我的理解，现代文学中的‘颓废’应该是一个西洋文学和艺术上的概念，英文是decadence，法文是décadent，后者在二三十年代有人译为‘颓加荡’，音义兼收，颇为传神。”他认为，西方文学中的“颓废”是对现代性“进步”观念的反动，属于现代性的另一面，并没有道德层面上的“坏”和政治层面上“反动”的意味；西方的“颓废”文学是一种彻底反省“现代性”的文学，是“反庸俗现代性”的文学，或者说属于另一种形态的现代性文学，本身亦不具备道德层面上的“坏”和政治层面上“反动”的含义。而中国现代“颓废”一词来自西洋文学、艺术，与中国古语中“颓废”的含义差异很大，与西方“颓废”的内涵更是不同，在五四以来历史前进的泛道德情绪下，它已经变成了“不道德的坏名词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没有把“颓废看成‘现代性’的另一面”，这样中国现代的“颓废”文学在人们心目中便不具备反省现代性的特点，本身亦不属于现代性的范畴，而是相反属于一种非道德的反动文学①。
由此可见，建国后17年关于现代派文学的“颓废说”虽来自苏联日丹诺夫，但对它所作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理解与五四以来对于“颓废”、“颓废文学”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如果说建国初由于对现代派的态度是遮遮掩掩，很少直接言说，偶尔提到便简单称之为“颓废”的“反动”文学，至于为什么是颓废的反动文学，并未展开，那么1960年代上半期则较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颓废”文学何以就是“反动”文学？反动性表现在哪些方面？这实质上涉及到一个判断标准问题，就是“反动”是相对什么而言的，其内在尺度是什么？颓废文学的内在构造和外在形式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与“内在尺度”是如何相冲突的，如何显示其反动性的？我将通过具体文章的分析回答这些问题。
注释：①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东方出版中心2003，352～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