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精神的鼓舞，文学界对于西方现代派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956年10月，《译文》杂志转载了苏联《文学报》1956年8月5日第101期上刊发的莫基廖娃的关于西方文学的文章。该文检讨了苏联多年来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简单粗暴的批判态度，指出：“由于教条主义者和赶浪头者的过失，许多年来我们国内对现代西方的文学一直采取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文学被描绘成几乎都是颓废的和腐朽的。”①“不久以前，在我们批评界，许多带着现代派或者某些异己影响的痕迹的文学作品，都被目为反动作品。对这样的作品总是不加认真的分析，就把它们撇开了。”②对苏联文学批评这种自觉的反省意识使作者认识到：“不能把西方某些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家所有的悲观主义和对人进行反动的颓废主义的诽谤这回事等同起来。这种悲观主义常常不是作家的罪过，而是他的不幸。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学生活的复杂的条件里，悲观主义有时候成为反抗的一种特殊形式。”他认为，在现代西方文学里，“现实主义常常和颓废主义交织在一起”，所以应努力将它们区别开来。作者还进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在西德，目前正在发展一种很有意思的新的‘迷途的一代’的文学———出现了一些描写被第二次世界大战逐出常轨的饱经沧桑的人们的长篇和中篇小说。......例如在极有才能的亨利·标尔的一些中篇小说里，独特地反映了千百万德国人深深地厌恶战争和顽强地不愿意打仗的情形。很显然，这样的作品是应该从我们方面得到最密切的好意的注意。”③他认识到了西方多数现代文学包括现代派文学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反资本主义的特征与积极意义。他所提出的“最密切的好意的注意”与长期以来苏联文学界对待西方现当代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那种简单粗暴的批评态度区别开来，这无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文学界发生的一个大的震荡与观念转换，是苏联文学“解冻”思潮的延伸与体现。
注释：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现代部分·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62。
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现代部分·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65。
③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编《外国文学参考资料》（现代部分·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66。
《译文》杂志转载这篇文章，将其思想介绍到中国，某种意义上讲，是《译文》杂志同人借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再放大一点说，它透露了中国文学界内部对建国以来对待西方现代派文学态度的不满与反省。莫基廖娃的观点势必给中国文学界以巨大的冲击，促使中国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对西方现当代资本主义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文学态度的变化。
果然，在“双百方针”精神鼓舞下，《译文》1957年4月号刊发了王琦的文章《印象派的绘画》，并选登了印象派的作品，如马内的《内战》、莫奈的《巴黎卡布西奈大街》、台加的《巴黎歌剧院交响乐队》、梵高的《庭院》、高更的《塔希尼岛上的女人》，等等。王琦在文章中对作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艺术的起点”的印象派艺术作了较客观的介绍，并点评了这些作品，其目的是“使我们对印象派绘画获得一些初步的认识和理解”①。同年5月号的《读者·作者·译者·编者》栏目刊发了“读者意见综述”，其主要内容是：读者要求“大力破除清规戒律，从狭小的圈子中跳出来，深入到世界优秀文学的海洋中去”，“让上下古今、世界各国、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各种题材的优美的文学花朵在‘译文’的园地里开放出来”，并要求“多登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内各种流派和风格的著名作品，不必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即不能入选”。②这表明打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大门，包括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大门，已成为文学界的一种共识。于是，7月号便推出了正面译介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的个人“小辑”，包括法国爱·德罗阿的波特莱尔石版画像、波特莱尔亲自校订的《恶之花》初版里封面、苏联列维克的《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法国阿拉贡的《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百周纪念》、陈敬容选译的《恶之花》，以及《译文》杂志的“编者按语”等。“编者按语”对波特莱尔的生平、艺术生涯、《恶之花》出版即遭诽谤的事实、版本问题，以及“恶之花”含义等等，作了正面介绍，并检讨了我国长期以来对“恶之花”的误解：“恶之花”按照诗人本意，是指“病态的花”，而“我国过去一向译成‘恶之花’，这‘恶’字本应当包含丑恶与罪恶两个方面，然而却往往被理解为罪恶或恶毒，引申下去，恶之花就被当成了毒花、毒草甚至毒药了”。①如此正面介绍《恶之花》，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
注释：①《译文》1957（4）。
②编者：《读者意见综述》，《译文》1957（5）。
在苏联列维克的《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一文后面，《译文》杂志编者还附加了一个简短的“编后记”———“本文原是苏联《外国文学》3月号上译载波特莱尔十首诗的引言。我刊已另从法文选译了几首诗，而这篇引言实际上相当于一篇短论，其中对于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很有独到之处，因此将它独立发表。题目是编者加的。”②从当时语境和编者的言说语态看，“对于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很有独到之处”这句话表明了《译文》编者对于列维克观点的欣赏与认同。
注释：①《译文》1957（7）。
②编者：《编后记》，《译文》1957（7）。
那么，列维克是如何评说波特莱尔与“恶之花”的呢？列维克完全是从正面介绍波特莱尔及其“恶之花”的，更准确地讲，是在替波特莱尔辩护。他认为波特莱尔的诗歌是“整个法国诗歌中最独创的和完美的现象之一”，原因是他的诗歌不单是句法谨严、用字精确和结构明晰稳健，更重要的是在主题、形象体系、诗句组织以及艺术内容上，波特莱尔的诗歌比起前人的诗歌来，“有一些完全新颖的东西”，“除了抽象地美的、理想的事物的幻影以外，在我
们面前还揭露了在诗歌中从未被打开过的人的内心深处，展开了充满矛盾的城市和它的生活的画面，这种城市生活，表面上绚丽灿烂，但它的内部却丑陋不堪，甚至令人厌恶。”①这种对现代城市颓废生活的大胆书写，使波特莱尔的诗歌往往给人以颓废的印象，就连他的老友兼诗歌上的导师哥蒂埃也曾称他为颓废派诗人，甚至波特莱尔本人也这样称呼自己，这是后来波特莱尔及其作品遭诟病的重要原因。然而，正如列维克所指出的，“波特莱尔和哥蒂埃口中的‘颓废’一词与它后来所含的意义完全不同。”在他们心中“‘颓废’首先是‘精美’、‘精炼’、‘精致’的同义字”。②而不具备恶毒之意，将波特莱尔与后来人们所谓的贬义的颓废主义者区别开来。这一观点不单是针对西方波特莱尔批评者而言的，也是对苏联长期以来那种将西方现代派文学简单称为颓废文学而加以否定的批评态度的质疑与修正，同时它被译介到中国，也意味着译介者对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对于波特莱尔等现代派一概否定立场的反省。
在否定波特莱尔乃颓废诗人的同时，列维克还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上，正面赋予波特莱尔诗歌以现实主义特征：他的作品如《朦胧的黎明》所描绘的城市渐渐活跃起来的景色，“难道不是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写照吗？这里的每一行诗难道不是直接出自生活，不是从对现实的敏锐感觉下产生出来的吗？”③正因为此，我们只要在《恶之花》中“随便拿几首诗看看，就可以发现波特莱尔对他当时资产阶级社会所产生的一切东西是多么厌恶”。他反感资本主义社会所倡导的一切，包括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现代“进步和文明”④。反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列维克对波特莱尔诗歌本质的解读，这是他之所以正面评介波特莱尔的原因，也是中国译介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敢于转载这篇文章的最重要的依据。质言之，就是列维克发现了波特莱尔所具有的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特性，而这一特性在冷战语境中则有助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当程度上与社会主义话语相契合，并为社会主义话语建构在根本上提供了合法性理由。
注释：①②③④［苏联］列维克：《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译文》1957（7）。
波特莱尔“小辑”中另一篇重要文章，是法国阿拉贡的《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百周年纪念》。该文原载《法兰西文学报》1957年3月24日第662期。阿拉贡认为，波特莱尔的诗歌像一道黑色光芒炫耀夺目，所以一百年之后，“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波特莱尔带来的无可比拟的珍宝”①。文章列举了波特莱尔的一些诗句，坚信“诗歌的未来就蕴藏在这些诗句里”；并借《太阳》一诗指出：真正的诗歌“它让最微贱的事物具有高贵的命运”，“是它使那扶杖而行的人变得年轻”，而“真正的诗人就是那能在腐烂和蠢动中显示出太阳的人，那从垃圾中看出生命的丰富多彩的人，那觉得诗歌能在：‘一块满是蜗牛的肥土’上生长出来的人”。波特莱尔的诗歌就具有这种品格，波特莱尔就是这种真正的诗人。这篇文章同样有一种替波特莱尔辩护的色彩，不过它更多的是从诗本身谈论问题。
注释：①［法国］阿拉贡：《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百周年纪念》，《译文》1957（7）。
波特莱尔“小辑”里由陈敬容翻译的《恶之花》中的九首诗，与后来其他人翻译的这九首诗相比，翻译质量要高一些，更富于诗意。但从内容看，中国化、革命化程度非常高。这九首诗中有许多类似的诗句：“这正是那种时辰：在寒冷与穷困当中／劳动妇女的苦难更加深重”（《朦胧的黎明》），“那重新找到卧床的腰酸背痛的工人”（《薄暮》），“我想起那瘦弱憔悴的黑女人，／在泥泞中行走，她的眼睛／偶尔从浓浓的大雾后面／找寻非洲的美好的可可树”（《天鹅———致维克多·雨果》），“它替赤身露体的穷人重新把床铺整理”（《穷人的死》），“它憎恶大而黑的空虚”（《黄昏的和歌》），等等。阅读过1950年代中国诗歌的读者对这些诗句并不陌生，或者说大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并不是波特莱尔的诗歌与新中国诗歌在内容、情感、精神上相似，因为它们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在情感构造与精神指向上截然不同。
我们对这些诗之所以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是因为波特莱尔所关注的问题与新中国诗歌所关注的对象确有某些相同的地方，如社会不平现象，特别是波特莱尔诗歌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题同新中国文学反资本主义主题相似，而《译文》编者有意选译了这类主题的作品；二是陈敬容在翻译的时候，运用了1950年代革命叙事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些意识形态化语词，如“劳动妇女”、“辛勤劳动”、“穷人”、“仇敌”、“火炬”、“苦难”、“工人”、“暴风雨”、“奴隶”、“青春”等，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模糊、弱化了“恶之花”的特性，使诗歌在本质上发生了某种变更。如果我们将陈敬容的译作同后来者郑克鲁的译作相比较，就很容易发现政治意识形态对陈敬容的影响。陈敬容翻译的《朦胧的黎明》中有这样的句子：“这正是那种时辰：在寒冷与穷困当中／劳动妇女的苦难更加深重”；这几句在郑克鲁那里则被译为：“这时候，在寒冷和吝啬夹击下，／产妇的痛苦越来越严重可怕”①。翻译的主要不同，一是“穷困”被换成“吝啬”，二是“劳动妇女”被译成“产妇”。且不论哪种翻译更符合原作意思，单从译词时代色彩上看，“穷困”、“劳动妇女”在中国当代语境中是一种革命化词语，而“吝啬”、“产妇”则不具备这一特征，所以陈敬容的翻译有相当浓厚的政治倾向性。她基本上是用新中国革命叙事语汇翻译波特莱尔的诗歌。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译介者当时的意向和策略，即选译那些能被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所接受的作品，同时一定程度地将它们政治化，也就是找到波特莱尔的诗歌与1950年代中国话语相契合的层面，这样波特莱尔才能在当时冷战背景下被译介到中国。
注释：①郑克鲁译：《波德莱尔诗歌精选》，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110。
所以，17年译介、正面评说波特莱尔的文章，对波特莱尔的肯定，在根本上仍是以冷战为背景的，并没有超越冷战思维，或者说是换了一种更积极的方式谈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就是从资本主义文化本身找寻到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源，这当然也有助于文化本身的保存，如列维克所言，“在我们文化遗产的宝库中就可以保存波特莱尔的丰富多彩的创作”①。
1957年9月，茅盾开始写作《夜读偶记》，1958年4月完成。该文第四部分为“古典主义和现代派”，对现代派作了建国以来最为直接而全面的评说。
文章对象征派、未来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分别作了介绍，指出它们产生于资产阶级没落时期，其思想基础是非理性，而非理性是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一些最反动者如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詹姆士等的共同特点，它是“一种神秘主义，否定理性和理性思维的能力，否定科学有认识真理的能力，否认有认识周围世界的可能性，而把直觉、本能、意志、无意识的盲目力量，抬到首要的地位”②。这种主观主义的不可知论，使现代派作家或者逃离现实，或者把现实描写成疯狂混乱的漆黑一团，把人写成只有本能冲动的生物。他们是唯我主义者，强调精神自由，否定历史传统，鄙视群众，反对集体主义。他们的作品，从创作方法上看是“抽象的形式主义的文艺”，从对现实的看法和对生活的态度上讲是“颓废文艺”，①因此有理由说“现代派的文艺是反动的，不利于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②。
注释：①［苏联］列维克：《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译文》1957（7）。
②茅盾：《夜读偶记》，《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