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面疏远苏联当代文学同时，1960年代初却极力介绍俄国19世纪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的现实主义美学。这虽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周扬个人对别、车、杜的兴趣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别、车、杜的美学能被有效地阐释进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以印证或补充毛泽东文艺理论。且它们不是以完整的体系而是支离破碎地进入中国的，是在中国民族文学话语场景中被讲述的，如果没有找到这种有效的言说方式，它们也不可能被介绍、接纳。
注释：①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222。
不过，1960年代上半期，苏联当代文学虽在中国主流文学中被冷落，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译介。当时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等以“黄皮书”形式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当代作品，如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2部）、爱伦堡的《解冻》、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它们大都是苏联当代文学中所谓的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译介目的不是为了正面学习，而是作为文化批判的反面教材，专供高级干部阅读，是当时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部参考资料。
与它们同时出版的“黄皮书”，还包括欧美当代所谓的“颓废文学”，例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等。这意味着苏联当代那些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已被视为与欧美“颓废文学”相同性质的作品，均为反面教材。这一现象既与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倾向相关，更与当时中国对外国文学的立场、态度分不开。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极度敏感，使我们很容易将社会主义阵营内意见不同者视为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他者，如肖洛霍夫就被视为西方的工具，这样他的作品也就很自然地被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品；①另一方面，民族意识的强化，使我们不仅关闭了欧美文学大门，而且断绝了与正威胁中国主权的苏联的文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很容易将民族国家话语的他者———苏联文学，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他者———欧美当代所谓的“颓废文学”。
注释：①蔡辉：《肖洛霍夫的叛徒真面目》，《文艺报》1966（5）。
17年外国文学译介，虽已成为历史，但其嬗变的基本形态与特征所呈示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却是深刻的。首先，外国文学译介的立足点与目的，应始终是文学，艺术审美标准才是择取外国文学的基本标准。17年外国文学译介，由于主要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话语，以至于认同、择取外国文学，变成了一种有计划的政治行为，文学话语被遮蔽，失去了言说空间，外国文学译介偏离了文学自身的轨道，变成了政治文化交往关系的一种形式，致使17年大量译介了苏联二流以下的作品以及第三世界许多艺术成就不高的作品。这一结果启示我们，外国文学译介的原则性话语应是文学，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民族国家话语（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也应一定程度地考虑到这二重话语的需要）。其次，对外国文学的择取与译介，主要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不能以运动的方式强行要求译介或拒绝某种外国文学。17年外国文学译介从一开始便是以行政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排拒西方资本主义文学，译介苏联文学和人民民主国家文学，是政治意识形态对作家的一种要求，一种给定性的任务。这样，译介何种外国文学不再是一种个人兴趣的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行为，致使17年外国文学译介数量虽多，但类型单一集中，西方当代文学史上许多艺术成就突出的作品，因其宣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容而无法进入译者的视野，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许多艺术平平甚至粗糙的作品，却因政治思想的革命性而被大量译介。再次，外国文学译介中，应持守一种自信、开放而批判的心态。建国后17年，中国对欧美文学是既想了解学习，又怕如五四文学那样被西方话语所控制，缺乏一种自信心，以至于在大部分时间里对西方当代资本主义文学持排拒态度，丧失了五四文学那种开放的气度。而对苏联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全盘性地介绍、接受，缺乏必要的批判意识，以至于新中国文学一度重蹈了苏联文学的某些覆辙，教训是深刻的。
十、7年与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对话”
欧美现代派文学曾作为一种异质文本资源，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许多特征经作家意识系统的过滤而化入现代中国文学之中，转化成为一种具有中国性征的艺术因子。然而，自1940年代后期开始，现代派文学在中国便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它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不管其内容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矛盾与对立，它在根本上具有西方性，是西方现代特定意识形态的反映。这种意识形态颇为复杂，然而简言之，正如盖·卢卡契所说：“多数现代主义作家的意识形态全肯定外在现实（哪怕它被削弱到仅是意识形态）的不可变更性，由此可以得出，人类的活动是软弱无力的，没有意义的。”①这一概括自然不完全准确、全面，但却揭示出现代派最根本的特征———人在现实面前孤寂无力，世界荒诞无意义。而这一特征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水火不容，所以建国后17年欧美现代派文学在中国便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
然而，参与过现代文学创造的17年作家，对于现代派文学无疑有着深刻的记忆，不少的作家曾对它饱含深情，建国初也有相当部分的读者曾阅读、喜爱过现代派文学，既如此，现代派文学何以对17年文学没有发生影响？这自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考察17年文坛不难发现主流话语从一开始便对现代派十分警惕，它的销声匿迹应该说是一场有组织的话语活动的结果。
注释：①［匈牙利］盖·卢卡契：《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56。
那么，17年究竟是如何面对与言说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呢？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对话”过程呢？其内在的话语逻辑是什么？
〈一〉建国初苏联影响下的警惕与封锁
1949年7月，茅盾以新中国文学领导者的身份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报告，报告提到国统区存在的“第三种”作品，也就是受欧美现代派影响的文学，“这些作品是接受了欧美资本主义没落期的颓废主义的颓风，反映出殖民地一部分落后的知识分子的苦闷的情绪，迎合都市小市民既不满现状、又耽于苟安而寻求刺激的心理。”它们不仅麻醉了一部分读者，而且悄悄地渗透到进步的文艺阵营，“为了防止进步的革命的文艺阵营内部发生恶疾，为了教育读者”，他要求文艺工作者对这种作品“加深警惕”①。报告还谈到1940年代国统区一些作家对欧美文学盲目崇拜的问题，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波特莱耳也成为值得学习的模范”②。“加深警惕”，意味着心理上的某种恐惧与防范，这种恐惧、防范并非来自文学艺术本身，而是对潜在于其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警惕，担心它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肌体的侵蚀。“加深警惕”可谓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现代派的基本态度。
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内收日丹诺夫的《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其中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文学的观点颇为显眼：“资产阶级文学底现状就是这样：它已经不能再创造出伟大作品了。资产阶级文学底衰颓与腐朽，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底衰颓与腐朽而产生的，就是现在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学状况底特色和特点。”“沉湎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醉于色情文学和春宫画片———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衰颓和腐朽底特征。资产阶级文学，即把自己的笔出卖给了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文学，他的‘著名人物’现在是盗贼、侦探、娼妓和流氓了。”“资产阶级文学底那些比较敏锐地感觉到事物情况的代表们，都被悲观主义、对来日的无信心、对黑夜的赞美、对作为艺术的理论和实践的悲观主义的歌颂所包围着。”①日丹诺夫这里所讲的现代资本主义文学主要指的就是欧美现代派文学，他将之定性为“衰颓”、“腐朽”，没有生命力。
注释：①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9～40。
②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44。
日丹诺夫的这篇讲演其实早在1949年1月就收入《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一书，由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翻译出版，其精神早已传入中国。茅盾将欧美现代派文学判定为“颓废主义”文学的观点，显然受了日丹诺夫的影响。1951年《文艺报》3卷6期发表了赵仲沅的《腐朽的美国反动文学》，将美国当代文学称为“腐朽”的“反动”文学。为什么？因为“在美国文学里，不是诲淫诲盗的所谓‘大众’文学，便是玄妙幽深的‘庙堂’文学”。“大众文学”就是“药店”里销售的廉价小说、画报杂志和连环图画，其内容“不是情欲，就是死，不是大盗，就是谋杀。”低级、庸俗、无聊；而 “庙堂文学”指那些离群索居的知识分子如海明威、福克纳、庞德、艾略特等人的作品，即美国现代派文学。“由于美国社会整个地腐化，更由于当前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的没落，所以这些‘象牙之塔’里出来的文学便成了艰涩、神秘、灰色，甚至变成了梦呓一样的狂语。”作者还谈到美国文学对于卡夫卡、萨特、塞林、奥登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崇拜，以证明其“腐化”性。①作者评说美国现代派文学的观点无疑来自日丹诺夫，其话语逻辑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的没落，所以其文学必然衰微、腐朽。对现代派文学，他不是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而是作一种社会文化批判，也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否定、声讨。
注释：①日丹诺夫：《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24～25。
1953年，《学习译丛》8月号转载了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3年第2期上发表的苏联特罗菲莫夫的《为美国垄断资本服务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反动美学》。文章认为：“现在美英‘唯美主义者’公开为艺术中各种丑恶的反艺术的东西辩护”，其美学“为风靡一时的现代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神秘主义、颓废主义打下了理论基础”，艾略特的诗歌是它们理想的艺术。它们鼓吹超现实主义，非理性的自然主义，“早就把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人民性、人道主义和民族特性的思想抛弃了”，“它们是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溃烂时代最显著的特征”。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与言说逻辑同样来自日丹诺夫。中国《学习译丛》转载该文，从当时一切向苏联学习的语境看，意味着对该文观点的认同。
注释：①赵仲沅：《腐朽的美国反动文学》，《文艺报》1951（6）。
总之，建国前后中国对西方现代派的认识与言说，完全受苏联日丹诺夫等人观点左右，将它理解成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性的产物，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和文化上的洪水猛兽。这样，它们似乎已经不是文学，不具备文学的基本属性，而是威胁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存在，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只具有消极的价值与意义。“警惕”它对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可能性入侵，成为文学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的一种自觉意识。所以建国初对欧美现代派作品采取了一种尽量封锁、不与理睬的态度，没有任何客观地介绍、言说现代派的文章，就是直接的批判文章也很少，上面提到的那些对现代派文学的言说、批判，或者湮没在宽泛宏大的他种话题中，或者仅以间接的方式加以表达，或者通过转载苏联人的文章借以表达精神上的共鸣。这种策略性行为，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角度看，无疑是必要的，是冷战语境中新型文化建设、生存的智慧体现。
〈二〉1950年代中期较为直接、客观的评介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于是，文学上进一步“解冻”，开始有选择地译介西方文学与理论，这对中国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文艺和科学界人士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双百方针”既是对苏联文学“解冻文学”思潮的呼应，同时又是中国在新的国际局势下所作的新调整，是民族文学发展的一种新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