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话语和文学话语在焦虑、反思中得以表述、张扬，而这种张扬必然导致1950年代中后期外国文学译介的相应调整。1953年7月创刊的国内惟一的外国文学杂志《译文》，在1955年1月号上刊出《稿约》，主要内容是“欢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古今文学作品译稿”；到1956年2月号，这一内容改为欢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思想和斗争的现代优秀文学作品以及富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的译稿”。在强调作品现实性的同时，要求所译作品质量“优秀”，也就是对作品文学性提出了要求；而到1957年1月号，则进而变为欢迎“世界各国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以及富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的译稿”，不再着重强调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而是要求在世界范围内选译作品。同年5月号更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提出：“大力破除清规戒律，从狭小的圈子中跳出来，深入到世界优秀文学的海洋中去”，“让上下古今、世界各国、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各种题材的优美的文学花朵在‘译文’的园地里开放出来”，并要求“多登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内各种流派和风格的著名作品，不必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即不能入选。”①这些变动意味着文学话语在焦虑与反思中，要求突破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在外国文学译介、取舍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注释：①编者：《读者意见综述》，《译文》1957（5）。
于是，对外文学取舍，不再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认同为基本原则，而是主要遵循文学标准，大量译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突破了原来只重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文学的格局。据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不完全统计，17年中翻译欧美古典文学最多的年份是1955-1959年，如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古典文学的翻译，1949-1954年总数仅为265种，而1955-1959年猛增至475种，1960-1966年则跌为103种；翻译俄国文学最多的年份则是1953-1955年，计120种，而1956-1959年翻译数竟然减至97种，反而少于英、法两国，英国为151种、法国为124种。①再从《译文》杂志看，1953-1956年，它译介的主要是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作品，很少涉及欧美文学，特别是欧美现当代文学。而自1957年1月号《稿约》以后，英、美、德等国作品的译介明显增多，苏联作品则相对减少，1957年1-6期共译苏联小说仅4篇，而英、美、德三国小说却各有3篇，其中4月号除第1篇小说为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外，接下来的是美国作品，而且还选登了法国印象派画以及王琦撰写的较客观地介绍形式主义艺术的文章《印象派的绘画》。7月号则破天荒地刊登了波特莱尔画像、波特莱尔亲自校订的《恶之花》初版封面、苏联列维克的《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以及陈敬容选译的《恶之花》等。1958年4月号刊发了福克纳的作品。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包括现代主义文学，首次成为译介的重要内容。
另一重要的调整，是对苏联文学由盲目译介、接受到自觉质疑与背离。这种调整，既表现为不再盲目翻译苏联那些末流作品，而是开始有选择地翻译一些艺术性强、能为新中国文学创作提供艺术资源的作品；②又体现在对苏联文学政策、理论等的态度上，不再“一边倒”地介绍、宣讲乃至接受，而是从民族文学发展需要出发，进行重审、质疑，其表现是多方面的③，但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盲目的介绍、膜拜到自觉的质疑与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被大力宣讲并被规定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
注释：①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中华书局1980。
②从这一时期的《译文》《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杂志，可清晰地看到这种调整变化。
③例如：周扬1958年提出了突破苏联文学限制，“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观点，《河北日报》1958.8.22；田汉1959年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表导演体系”的构想，《戏剧研究》1959（1）。
它虽在1950年代上半期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被视为最高准则却限制了民族文学想象的空间，而且激起了一种强烈的因民族身份模糊而致的焦虑感。1956年陆定一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并不是惟一的创作方法”①，否定了它的惟一性，也就是要拆解它对民族文学发展的限制。与此同时，理论家们不约而同地将这种焦虑转化为相应的理论质疑与建构行为。1956年9月，秦兆阳大胆质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提出以“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取而代之②，体现了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的自觉。同年11月，周勃亦从典型化、真实性等角度，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肯定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提法③。到1957年，刘绍棠、从维熙等继续从创作出发，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④。从史料看，这股质疑思潮，与1954年第2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不无关系，但苏联的质疑是在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合法性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中国却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这一新口号取而代之，在目的上根本不同，中国的质疑是为了构建新的民族化现实主义理论。
注释：①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冯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9～27。
②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9）。
③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长江文艺》1956（12）。
④刘绍棠：《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北京文艺》1957（4）。从维熙：《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北京文艺》1957（4）。
如果说秦兆阳等人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言说，主要还是一种个人化的民族情感冲动在文艺理论上的表现，尚未得到普遍认同；那么到1958年，这种个人化民族情感在文学上便获得了一种合法的表述形式———“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年3月毛泽东谈到新诗发展道路时指出，新诗的“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①。6月周扬正式传达了毛泽东这一讲话内容，并以中国民族文学为背景，阐释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我们应当从我国文学艺术传统中吸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丰富经验”，“新民歌表现了这个特色，所以特别值得我们珍贵”，“除了大力搜集革命民歌外，还必须有计划地继续搜集和整理旧时代传下的民歌及一切民间文学艺术和民间戏曲”②，民族文学而非苏联文学成为言说的基本场景，“两结合”创作方法就这样诞生了。
到1960年第3次文代会，“两结合”创作方法被规定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取代了由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当时的阐释来看，它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内涵上基本相同，例如郭沫若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适当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③那么，既然本质上大致相同，何以要用“两结合”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呢？显然，这与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苏政治关系的紧张直接相关，但如果将它理解为19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民族文学努力摆脱苏联文学控制、追求民族化的逻辑发展，也许更准确些，就是说，它是对苏联文学的一种自觉背离，是民族文学自我建构的表现形式。
注释：①仲呈祥编：《新中国文学纪事和重要著作年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146。
②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1）。
③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3）。
〈四〉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上半期的新态势
1950年代后期，两大阵营的冷战极为严峻，中国不得不于1957年下半年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话语。而中苏政治关系，自1950年代中期便因苏联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而日益紧张，到1960年完全恶化，致使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加强。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在新形势下同时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话语，二者再度统一。不过统一的特征却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论，建国初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相统一的基本特征是，民族国家话语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形式言说自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最终替代了民族国家话语，成为看取、译介外国文学的决定性因素；而与之相反，这一时期二者相统一的特征则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是在民族国家话语语境中得以言说而获取合法性与意义的，民族国家话语是第一位的。而在它们统一的同时，文学话语再次被遮蔽。这些致使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外国文学译介的调整被中断。
从《译文》杂志可捕捉到这种变化信息。自1958年8月号起，它不再刊登1957年1月号以来的《稿约》，这意味着它不再明确欢迎“世界各国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以及富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的译稿”。而如前所论，这一“稿约”条文是针对原来只欢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文学而言的，所以它的删除表明了对外国文学态度的变化，即不再坚持1957年以来的对外文学立场，也就是中断了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调整，致使外国文学译介很快便出现了新的态势。
首先，亚非拉文学的译介受到重视。1958年《译文》9、10月号均为“亚非国家文学专号”，11月号则设有“现代拉丁美洲诗辑”专栏。1959年《译文》更名为《世界文学》，2月号上主要是亚非拉文学，4月号开辟了“黑非洲诗选”栏目。亚非拉文学成为这一时期译介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何以加大对亚非拉文学的译介呢？茅盾曾指出，主要是“为了促进亚非各国的文化交流”①，郭沫若亦认为，它有助于“加强亚非各国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②由此可见，译介亚非拉文学，主要目的不在文学自身，而是为了加强非西方国家间的文化联系，是为了巩固反殖民主义阵营，以维护民族独立，保卫民族文化。所以，加强译介亚非拉文学，主要是民族主义诉求的表现。这就与建国初译介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学区别开来，因为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学的重视，是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上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一种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民族意识实质上被遮蔽。换言之，正是因为民族主义诉求，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上半期，外国文学译介才由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亚非拉国家。
注释：①茅盾：《为了亚非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译文》1958（9）。
②郭沫若：《对亚非作家会议的希望》，《文艺报》1958（17）。
③茅盾：《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他》，《文艺报》1958（1、2、8、9、10）。④周扬：《肃清殖民主义对文化的毒害影响，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文艺报》1958（19）。
其次，对欧美资本主义文学由正面的译介转为批判与排斥。1958年茅盾称西方现代派是“以想入非非，怪诞荒谬为能事。”③同年，周扬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文学视为殖民主义性质的黄色文化，加以批判④。这以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学的翻译热情开始冷却。自1960年起，对英、法、德、美等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出版呈直线下降趋势，如对美国文学的翻译，1957年18部，1960年5部，1961年4部，1962年1部，1963年2部，1964、1965年均为1部，1966年0部①。对于西方现当代资本主义文学，更是由正面译介转为彻底批判与排斥。例如《译文》1958年12月号，在报道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同时，驳斥了西方当代资本主义文学观。1959年《世界文学》1月号发表了曹庸的《英国的“愤怒的青年”》一文，对“愤怒的青年”文学作了批判性介绍；1960年2月号上戈哈称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为垂死的阶级的腐朽的文学；②6月号发表了张佩芳的《帝国主义的土壤，帝国主义的“花”》，批判了西德当代资本主义文学；9月号上李文俊写了《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视》，驳斥了美国文学。而1962年王佐良对艾略特为代表的英美现代派的介绍，无异于政治声讨③，艾略特、庞德、叶芝、奥凯西等的作品被认为没有丝毫的价值可言。④这一时期几乎不再公开翻译出版欧美当代资本主义文学。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学间这种新型关系，既是当时两大阵营之间冷战关系的反映，同时，又是新中国民族文学形象自塑过程中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意识的体现。
注释：①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中华书局1980。
②戈哈：《垂死的阶级，腐朽的文学》，《世界文学》1960（2）。
③王佐良：《艾略特何许人？》，《文艺报》1962（2）。
④王佐良：《稻草人的黄昏———再谈艾略特与英美现代派》，《文艺报》1962（12）。
再次，与苏联文学关系由质疑、背离进入到更为复杂的阶段。冷战加剧，强化了中苏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因为它是民族独立性的保障。于是，1950年代后期与苏联文学关系，由质疑、背离重新回归于大规模的介绍、认同与学习。例如，茅盾1958年否定了秦兆阳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向苏联文学学习”、“向苏联文学看齐、致敬”、“捍卫苏联文学”等重新成为文坛流行口号。然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民族关系的紧张，使得这次宣讲、学习苏联文学，与建国初“一边倒”的宣传、接受情形不同，在介绍、学习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民族意识，这样，中苏文学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一方面大力介绍苏联文学，强调向苏联文学学习，另一方面又对它持警惕态度，这使得当时苏联文学甚至俄国文学的翻译数量并不多。中苏文学间这种复杂而尴尬的关系，随1960年代中苏政治关系的破裂而改变，由介绍、学习进入到疏远乃至指责、批判的阶段。从1960年代初至文革前夕，“中国对俄苏文学的译介呈明显的逐年递减的趋势。1962年以后，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