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语境使毛泽东主要是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思考、言说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问题的。其实，自1930年代起，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就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点。1938年，他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他那时审视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标准，这一标准是针对五四以来非民族性的“洋八股”而言的，包含着对五四以来文学中中西话语关系失衡的不满，具有反西方性特征，反西方与中国作风建构在他那里具有同一性。他的目的是要让文学真正走进“老百姓”，为民族革命的主体服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城市职员、学生等范围，所以毛泽东那时的文艺思想中就包含着相当程度的民粹主义倾向。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说：“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他认为，新文化必须建立在民族形式基础上，就是说新文化内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必须同民族文化形式结合起来，民族化。
注释：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522～523。
建国后，冷战语境强化了毛泽东的民族国家意识，民族国家成为他言说文艺的意义背景与具体场景，民族国家话语是其中心话语。1951年在谈到电影《武训传》时，他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实质上是“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①。显然，他是从“中国历史”、“中国民族”角度而不是从艺术形式、技巧和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立场上审视、评说《武训传》的，“中国民族”构成了他思考社会主义文艺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判，希望解决的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如何反映民族历史的问题，显然，毛泽东倡导的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截然不同的尊重民族历史的方法与态度。
不久，毛泽东发动了文艺界对胡适等人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他认为这场批判运动旨在“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②从当时的文艺领导人的具体阐释看，这场讨论、批判运动的主要立足点是民族国家，目的是为了继承、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例如，周扬认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关涉到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过程中“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的问题”，对胡适派的批判是为了表明“我们决不能容忍资产阶级学者、作家用唯心论的观点来曲解和贬低我们祖国文学遗产的真正价值以及对这些遗产采取诽谤的虚无主义的立场”。①显然，他意识到了对民族文学遗产的尊重，在当时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是激励民族意志、提升民族自信心的有效途径。郭沫若则指出，对《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是“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②。他这里具体揭示出了这场运动的现实目的，即为新型的民族国家建设进行广泛的文化动员。
注释：①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5.21。
②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1967.5.27。
那么，当时为什么要以胡适派为批判对象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适具有非民族的西方背景。郭沫若曾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胡适“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了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胡适“跟着他的老师美国的实验主义者杜威一道，把最基本的科学方法也作了唯心论的歪曲”，并以此“否认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主张“全盘西化”，③这些显然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民族文化观，所以对胡适这种“任意损害和歪曲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④，必须进行批判。郭沫若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胡适崇仰美国文化，而美国是当时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批判胡适与反美国殖民主义和强化民族国家意识无疑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性。毛泽东曾在非正式场所谈到胡适，认为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是有功劳的，不能一概否定，到21世纪可以替他恢复名誉，①但在当时中西方意识形态严峻对立的背景下对他的批判却是适时的。所以，从冷战语境看，1950年代初对胡适派《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具有反西方殖民主义特点，是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主体意识自觉的体现。它的主要目的不是推进《红楼梦》研究本身，而是以《红楼梦》研究为话语言说场所以强化民族国家意识，它是民族国家话语的一种实践行为。
注释：①周扬：《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报》1954（23、24）。
②③郭沫若：《三点建议》，《人民日报》1954.12.9。
④钟洛：《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人民日报》1954.10.23。
如果说解放前和建国初毛泽东主要是在中西两大阵营对峙的背景上强调文艺中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性，其民族国家立场主要是相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而言的，具有明显的反西方话语霸权的特点；那么，1950年代中期开始，他则主要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民族独立性角度言说民族国家话语的，他要争取的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自主性，他希望民族国家话语能与社会主义话语平等对话，或者说成为社会主义话语的有机部分。所以对建国后文艺领域出现的全方位学习、模仿苏联文学的情形，他非常不满。早在第2次文代会筹备期间，就有人主张取消文联，因为苏联不设文联；主张仿效苏联将当时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作者协会等，改成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协会；提议长期不写作的挂名者，不予登记。据说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他反感事事模仿苏联，②反感民族国家事物为别国牵着鼻子走，失去独立性。
注释：①龚育之：《胡绳论胡适》，《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125。
②李辉：《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277。
1956年2月，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及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苏共历史经验教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斯大林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在肯定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指出了他晚年存在的严重错误，如在思想领域发动的过火的斗争。毛泽东在这一新的国际形势下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既是针对新中国文化艺术领域全盘照搬苏联、一花独放以至于民族国家话语变得模糊而言的，又包含着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一言堂”状况的不满，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与立场。对这一特点，1956年5月陆定一在阐释“双百方针”时做了清楚地表述。他说，在学习苏联文学的时候，要有“民族自尊心”，“决不能做民族虚无主义者”，①表露了一种强烈的民族焦虑。使他坚信“双百方针”应建立“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②这里的爱国主义指的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爱，是相对于国际社会而言的，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点，所以他实际上强调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在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下与民族国家话语统一的重要性。换言之，民族主义话语和社会主义话语的和谐、统一，构成了毛泽东“双百方针”内在的理论逻辑。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关系时颇有针对性地指出：“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将“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结合起来，以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③他敏锐地感到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民族国家话语在某种意义上讲，比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更为重要一些，它是政治意识形态认同的前提，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古老民族，意识形态话语只有与民族利益相统一，或者说被讲述到民族主义话语中，才能具有生命力。
注释：①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25。
②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6。
③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26～232。
从民族国家立场对1950年代中期文坛“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状况的反思，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对于社会主义文学建构的重要性。1950年代后期，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新诗发展道路时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诗词歌曲，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新诗，可能更为人民群众所欢迎。”①他将民歌和古典诗词视为新诗最重要的创作资源。这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新诗的西方话语资源和由此建立起来的西方化范式的质疑，而且包含着对建国后文艺领域全方位模仿苏联文学导致的民族主义话语被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所遮蔽现状的不满。它是毛泽东在新的冷战语境中对自己战争年代所形成的民族文学思想的进一步言说，是从民族国家立场对社会主义文学建构提出的一种更为具体的民族性方案。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从当时的阐释来看，两结合与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内涵上基本相同，例如郭沫若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适当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②那么，既然本质上大致相同，何以要用“两结合”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呢？显然，这与当时中苏政治关系的紧张直接相关，但如果将它放在建国后毛泽东民族文艺思想体系内考察，就不难发现其深层的民族主义话语背景。它是毛泽东反对苏联文学控制、追求文学民族化思想的逻辑发展，是民族文学思想自我建构的表现形式。
民族国家立场的确立与持守，既与冷战现实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与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侵略、控制的历史更是密切相关。半殖民地历史使毛泽东对于民族曾受他者支配控制的历史记忆刻骨铭心，对于民族国家独立身份非常敏感，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给第三世界人民造成的一种普遍心理。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反抗西方殖民侵略、引进西方现代性过程中始终坚守着民族国家立场，凭借这一立场中国人民想象、拟构并创建了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种成功的经验，给予他强烈的自信心，所以在思考新中国文艺问题时，他自然会坚守这一立场。
注释：①1958年4月，四川省委关于搜集民谣、民歌的通知中，最早不提名地传达了这一观点，《四川日报》1958.4.20。
②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3）。
冷战语境中的民族国家立场，使建国后17年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了自己相应的特点：一是现实针对性，他总是从民族文学发展现实问题出发阐释自己的观点，没有做学院式的抽象思辨，所以其理论穿透力主要体现在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上。二是与民族国家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就是说他的文艺观是其政治学说的延伸或者说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显得非常开阔，他也因此很少对文艺内在的形式规律做深入细致的探讨。三是传统文化艺术是他言说的重要场景与资源，通过言说、重审五四以来对待民族传统的态度、方法，他形成了新的传统文艺观，这种新的传统文艺观是以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为前提的，他看取的是传统文艺中具有“人民性”的那部分。通过言说传统文艺他阐释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这种文艺思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新中国文艺如何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艺特别是与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文艺的关系，它追求的是民族国家话语与社会主义话语和谐、统一的境界，是一种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
这种以民族国家话语为核心的文艺思想，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提示我们在与他国文学交流、对话时应不忘民族文艺立场，对他者的译介、接受应落实在建设民族文艺思想上。全球化对于文学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拒绝它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但若一味地认同则不利于文学自身的发展，因为文学崇尚的是独创性、个体性。所以，文学全球化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就是不能化掉作家的创造性、个体性，不能化掉民族性，在这一意义上讲，文学在全球化时代反而应自觉担当起守护民族个性、维护民族形象的重任。
十二、战、民族主义与17年文学思潮
〈一〉
17年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全球化过程中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冷战时期的文学，冷战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变得相当重要，17年文学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讲就是社会主义化。社会主义阵营又是由许多单个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民族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情绪无论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垒过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均表现得非常突出。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又具有普世性，与以单个的民族国家利益为诉求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样，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就成为17年文学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