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点”，“洋八股必须废止”，“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说：“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民族国家话语结合起来。建国后，这一思想作为一种经验成为文学界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关系的基本原则。1949年，茅盾作为社会主义文学政策的主要解释者指出，应“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创造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①1952年，周扬强调“我们向苏联文学学习，决不妨碍，而是恰恰相反，正足以帮助我们的文学继承和发扬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我们必须以本国人民的生活和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为依据，向先进的苏联文学学习”。②毛泽东更是根据建国后的新形势，坚持和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如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③显然，社会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的有机统一，是建国后17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决策者对于文学的基本要求，它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建设、发展遵循的一种内在尺度与原则。
注释：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522～523。
注释：①茅盾：《〈人民文学〉发刊词》，《人民文学》1949（1）。
②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1.11。
③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人民日报》1979.9.9。
那么，怎样才能使这二重话语统一起来呢？建国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作为制度层面的话语被广泛传扬、倡导，逐渐成为全民族所认同的一种新型文化和价值理念，成为当时各种话语中最显在的具有决定性力量的中心话语，这是历史必然而正确的选择。但这一话语现实也使文学决策者们意识到，只有自觉而不断地言说、张扬民族主义话语，才可能使文学中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二重话语达至平衡、统一状态。如何言说、张扬民族主义话语呢？他们很自然地将目光转向了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学，因为传统是民族认同的“决定因素”①。1949年7月，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指出：“我们必须体验并表扬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我们必须体验并表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我们必须在这两种深切的体验之下，批判地发展过去的一切进步优秀的传统。”②他强调应在爱国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前提下发展传统。同年9月，茅盾在同样的意义上要求文学界：“特别要继承与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③民族文学传统作为言说民族主义话语、张扬民族意识的有效场所和途径而受到关注与重视。
于是，建国后不久文学界便开始了对包括民间文学艺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清理。然而，急迫的现实需要使清理从一开始便偏离了对传统文学艺术本身的分析整理，而是聚焦于现代以来对待传统文学艺术的态度上，清理的方式则基本上是否定、批判，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学批判运动，使17年文学思潮主要以文学批判开道，着上浓厚的“批判”色彩。
注释：①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18。
②郭沫若：《大会开幕词》，《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19集史料·索引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711。
③茅盾：《〈人民文学〉发刊词》，《人民文学》1949（1）。
〈二〉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17年文学运动、思潮的起点，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武训传》对待历史人物武训的态度，也就是如何对待民族历史的问题。从当时的代表性文本看，这场讨论表露了新中国对待民族传统与五四以来那种基本否定的态度不同。1951年，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武训传》的内容是“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①。在他那里，“中国历史”不再是五四式的否定性概念，“中国民族”则是一个应无限尊崇、维护的具有政治意识形态价值的中心词。不久，周扬在批判《武训传》时指出，“我们特别尊重自己民族的革命传统”，并认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伟大的教育家”②，与五四反民族传统的激进立场截然不同。如果说五四时期是以反传统的方式表现民族主义意识，那么，建国后则是通过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文学资源以重塑中国形象。对民族传统的开掘遵循的是周扬所说的人民的、科学的历史观点，而“人民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和反人民、反科学的历史观点，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区别”。③这表明建国后对民族传统的开掘遵循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原则。所以，以社会主义话语言说、整理民族传统，使社会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有机统一，是建国初讨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重要目的与遵循的基本话语立场。
注释：①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5.21。
②③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日报》1951.8.8。
这一话语立场进而引发了1954年文艺界对俞平伯、胡适等人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场批判目的在“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①也就是解决“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的问题”。②当时，胡适派的《红楼梦》研究方法被认为来自美国资产阶级反动的实验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是“任意损害和歪曲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③因而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观的反映。胡适推崇美国文化，而美国是新中国最大的敌人，批判胡适与反美应该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性。据说1956年毛泽东曾在非正式场所谈到胡适时，认为胡适对新文化建设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等到21世纪可以替他恢复名誉，④但在当时对他的批判却是适时的。所以，从冷战语境看，五十年代初对胡适派《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话语讲述的需要，其基本诉求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尊重民族传统，应用马克思主义照亮民族文学艺术，而民族文学艺术又反过来应为社会主义话语提供广袤、深厚的言说空间。
注释：①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1967.5.27。
②周扬：《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报》1954（23、24）。
③钟
洛：《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人民日报》1954.10.23。
④龚育之：《胡绳论胡适》，《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125。
建国初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关涉的一个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对待民族文艺传统。胡风1940年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对自己的民族文艺观作了较全面的阐释，在论述中，他忽略了民族形式对于新文艺建设的独立价值，特别是无视民间形式对于新文艺创造的实践意义。对于新文艺创作，他持守的仍是五四时期的观点，看不到民族文艺传统对于新文艺现代性建构的积极意义，过于倚重西方传统。1949年以后，新中国对于民族传统的看法与五四时期完全不同，采取的是一种批判吸收的态度，而胡风对于民族文艺遗产的态度却并未因时代变化而改变，这样对他的批判便势所必然。当时的论者主要是从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出发，指出胡风看不到民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批判他不加分析地将民间文艺等同于封建文艺的观点，认为他“对于人民、对于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①显然，对于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强调民族文艺遗产对于社会主义文艺创造的重要性，也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文艺建构不能偏离民族语境，应努力将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话语结合起来。
注释：①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艺报》1953（2）。
②《人民日报》社论：《重视戏曲改革工作》，《人民日报》1951.5.7。
为张扬民族主义意识，使民族国家话语与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有机统一，对电影《武训传》等的讨论、批判的同时，文艺界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旧戏的整理与改革。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视戏曲改革工作》，要求广大艺人“以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历史的与艺术的观点”重新审视、评价民族戏曲，对它们“必须爱护、尊重，分别好坏加以取舍”，推陈出新，使其成为“民族新戏曲”。②1952年文化部主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全国各地在群众中流行的23个剧种参加了会演，表演了近一百种剧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十分重视这次会演，观看了各个剧种的演出。这次会演，不但集中展览了几百年来的民族戏曲遗产，而且也表现了几年来民族戏曲改革的成就。几年来的戏曲改革，非常重视民间戏曲，因为民间戏曲是民族戏曲的摇篮， “中国现有各种戏曲，都是由民间戏曲发展而来的”，①具有民族性、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是民族性格、心理的反映与体现，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革命，如秧歌在过去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对于动员民众力量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对最具民族艺术个性的传统戏曲的改革，是张扬民族性的重要方式，是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国化的有效途径。
注释：①周扬：《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19集史料·索引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37。
②李辉《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277。
〈三〉
然而，建国后不久冷战形势的严峻，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识形态认同显得尤为突出，以至于出现了一切向苏联学习的情形，在文艺领域的一个相应表现就是从理论探讨到创作实践均以苏联为楷模，全方位地学习、模仿苏联文学，致使民族主义话语实际上被遮蔽，民族国家话语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实践中严重失衡。于是，一种惟恐中华性丧失的民族主义情绪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