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源离开农场已经半年多了，从火热现实来到省城，进而来到京城，了解历史，重温昨天的战争，这样的生活与现实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福祸相依，荣枯难料。一个人的命运，有时由于意外的契机，由于偶然的原因而走进幸运，甚至走进辉煌；然而当你还来不及品尝这应有的甘甜和芬芳的时候，却由于恩怨和忌妒从中作梗，忽然使你的获得被剥夺，以致命运发生逆转口。
曾源来京数月，工作相当出色。由他执笔完成的《十二月事变和山西新军》《观察家们的观感》和《爷台山反击战》三篇稿子已经得到总政编辑部方面的审定和认可，这在当时军区“征文办”全体指战员中是绝无仅有的。虽说完成任务本身就是对劳作者最直接的报偿，使其深感欣慰，乐在其中，然而谁会料到在登顶之后继之而来的是急转直下，跌人深谷，对这种命运的转折，他毫无思想准备。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后。忽然，有朋自远方来，登门造访，邀请曾源到外面小叙。
来访者是曾源的一位故人、现任红星农场党委秘书的王朝骏。王是奉命来全国农业展览馆参观、学习“大跃进成果”的。公务已毕，约老友叙别情，并以半官方姿态给曾源传递了一个令他颇为伤感的信息。
王朝骏反客为主请曾源到王府井一家西餐馆就餐，点了牛排、沙丁鱼等三个小菜，两杯白兰地，摆上刀叉，戴上餐巾，洋里洋气，别有一番情调。那时候，物价低廉，两人的月收入虽都不足百元，但花十头八块钱开一顿洋荤，也还消费得起。
两人边吃边谈，主要话题是农场近况，王朝骏几乎扮演了“答记者问”的角色。曾源获知的最重要信息有两个方面：一是农场的供给关系完全划归地方，省粮食欠收，实行定量供应，标准甚低，每人每天八两粮；副食方面更是少得可怜，清汤寡水，十天半月不动一次荤腥。上面说“困难是暂时的”、“过了独木桥，就是阳关道”。但愿如此吧。二是农场机构膨胀，人员变动很大。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省上决定将原属长盛县的五个国营农场和腾格里沙漠边上的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小型国营林场并入“红星农场”，总人口近万人。总场党委设立了书记处，机关科室人员迅猛增加，李玉发当了“一把手”任党委书记、场长，左德恒任组织科副科长。原先的两位领导人韩杰书记调回部队当了某军分区的副政委；何仁场长官升一级，按上校待遇办理转业手续，分配到省教育厅任常务副厅长，原厅长兼党组书记长期有病未上班，由何仁代行“一把手”职责，主持党组工作。
涉及面最大的是农场初创时期的老人员大批外调，主要去向是省、地农、林、牧系统，少量的到地、县机关任职，绝大多数直接去了各地的农、林、牧场。熟人中汪继丰、艾冬梅夫妇，调到廊中市郊区的东寺农场；梁益民分配到位于本县西河地区的六分场（原县属国营马家坪农场）任小学校长。曾源心中怅然若失，心中暗自思忖：这可真是“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生聚散，确如过眼烟云！
王朝骏原先打算借两人小酌、心情放松之机，将一个不愉快的结局告知曾源，然而当他觉察到曾源听到农场人事变动的情况后情绪低沉，几次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
曾源彷佛觉得王朝骏有话要说却又欲言又止，他是个急性子，连忙催问：“老兄，你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何必又吞吞吐吐的，你放心，你说啥我都能挺得住。”
“这一一还是不说了吧！”王朝骏望着曾源那副焦躁不安的样子，仍然举棋不定。
“到了这个份上，你不说清楚’就不怕把我急煞。”
“不是我不想说，我是考虑到一来没有受组织的委托，不便讲；二来这个结局似乎有点太残酷，我怕你经受不住刺激，影响你的工作，对上级不好交待。”
“我猜到了，我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没有通过？这是为什么？”曾源心欲碎，欲哭无泪。
王朝骏扼要介绍了有关情况，他说你的这件事是在干部大调动之际，作为‘遗留问题’处理的。你所在的支部党员变动很大，知情者调走不少，新来的不知究竟，难免人云亦云，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得不到及时澄清，结果表决时没有超过半数，未能通过就上报了。基层组织没有通过，场党委不能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能做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决定。”
曾源痴迷呆呆，他的精神几乎要垮了。
“这事你应当向农场党委申诉，理由我看至少有这么两条：一是你受场领导直接派遣干了不少重要工作，其详情基层组织并不了解，何场长应当出来说句公道话；二是讨论你的转正问题时，你本人因公缺席，失去了应有的申辩机会，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澄清、核实。这事你先向你现在所在的组织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再去农场。”王朝骏劝曾源。
曾源与王朝骏话别归来通宵无眠，情绪反常，引起同室伙伴程继章的关注。他原以为曾源生了病抑或是家中发生了什么不偷快的事情。第二天早上曾源卧床不起，程继章不由分说，去食堂端来一份“病号饭”，关照他、安慰他，询问他心中有何不快之事。
曾源本来就是一个心里存不住话的人，再加上他与程继章一道来京“并肩作战”数月，相处甚是融洽，彼此间有了较多的友谊和信赖，曾源遂一吐为快，将从王朝骏处得到的信息告知程继章。
程继章与王朝骏的态度相近，力主曾源向农场党委提出申诉，并表示回去后，他一定向“征文办”领导建议让曾源请假回农场申诉。
由于来京征稿任务已基本告一段落，又兼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党内将集中一段时间传达、学习、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程、曾奉命返回兰州军区。
在人生的道路上，曾源再次面对命运的挑战。
离京返兰，回到军区，曾源几乎同时承受两份“礼遇”：其一，由于其完成任务出色，定稿数量和质量名列全“征文办”人员之首，因而被民主推荐为“第二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基层代表之一；其二，时隔不久，红星农场党委致函“征文办”告知“曾源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因此缘故，连日来召开的中央会议精神的传达会和随之开展的反右倾学习、动员会，理所当然地将曾源拒之门外。这对于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好学上进’受到组织信任的穷家小子曾源，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征文办”支部接受了程继章同志的建议，准假一周，让曾源回农场一趟，直接向农场党委提出申诉，争取对自己的党籍问题做复议。当时由于曾源是“借调来的”，又是办过转业手续的人员，“征文办”做出这种安排，既符合组织原则，又是对同志的负责。
曾源的农场之行败兴而归。时过境迁，冤家路窄，当事人打起了官腔，一推二六五，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曾源到农场后，先是向已升任农场党委书记的李玉发当面陈情并递交了书面申诉报告。李玉发显得很大度，似乎也流露出几分“同情”，只不过话到要紧处却拐了弯，他说你这事属于遗留问题，党委讨论你的问题时，我还没有到任（是说从政治处主任到党委书记），详情不甚了解。你直接去找左德恒同志面谈，你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他现在是组织科副科长，分管党务工作。你这事一定要通过他，不然恐怕不好办哩！”李玉发似乎在暗示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言辞冠冕堂皇，进退自如，让你奈何他不得。
曾源与左德恒结怨由来已久，第一次未能按期转正，是左从中作梗。依着曾源的性子，实在不愿与他打交道；但如今这事无论如何又不能绕开他，只得硬着头皮去登门拜访。左德恒倒是对曾源以“故友”相待，沏茶递烟，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曾源申述来意，左德恒未表态，只是打开文件柜，将原“支部决议”展示给曾源看，主要问题有“独吞稿费”、“犯自由主义”、“背地里讲领导的怪话”、“该同志常被场部领导抽去执行别的任务，其表现如何，我们不清楚”。表决结果同意转正者未过半数，故而被“停止预备期”。
自己的问题自己最清楚。曾源一面仔细阅读“支部决议”，一面思考着、判断着“决议”中所提问题的真实性，同时极力搜索储存在大脑里为时还不算久远的往事。
对“决议”中提出的问题，较多被夸大和歪曲了。曾源提出质疑一所谓“独吞稿费”问题，纯属捕风捉影。那篇题为《英雄不减当年勇》的通讯，是曾源独立执笔完成，该稿寄出前，给包括谢志新在内的两位“秀才”念过一遍，征求他俩的意见，均未提出什么，于是曾源便以他们三人署名将稿于寄往省报，不久被刊出，获稿费11元，曾源尽数用其买来一瓶酒，两盒罐头，与谢志新等三人共享，哪来的“独吞”之过？至于《解放军文艺》刊用的报告文学《荒滩初灌》，完全由曾源独自完成的，与他人无涉，不论稿酬多寡，由作者个人支配，合理合法，与“独吞”之嫌不沾边。只不过在那个年代，只讲一个“公”字，不讲按劳分配’某些人害了“红眼病”，小肚鸡肠，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罢了。
关于“犯自由主义”、“背地里讲领导的怪话”问题，不仅本来面目被扭曲，而且是强加于人的。曾源下意识地看了左德恒一眼，不知何故，对方似乎眨了一下眼皮，又连忙将茶杯一推：“你喝茶。”曾源心里明明白白，这笔不大不小的旧帐，是在去年春天，新开荒地灌溉之初，实行两班制，每班12小时。由于气候特征、昼夜温差等原因加上缺乏经验，下半夜和上午时间，上游冰冻，流速减缓，流量不大，当班的人员闲着无事，急得发慌；下午和前半夜，因日照冰融，流速加快，水量骤增，来势凶猛，新修的渠埂时有塌陷、决口，渠水横溢，当班人员全力以赴，打冲锋似的东拦西堵，仍无法招架，跳进寒冷刺骨的冰水里堵口子，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两个班次相比较，劳动付出和所承担的风险，轻重悬殊，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在班里的民主会上总结浇水的经验教训时，曾源发言中提出劳力组织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苦乐不均”，他建议应当根据水情和工作量组织安排劳力，不要再“平摊”。这本来是切中要害的见识和合理化的建议，说出了大伙的心里话，但却使在场的党支部书记左德恒心中不快，认为是不给他留面子，恩怨账上又记上了一笔。
此刻左德恒看到曾源时而摇头，时而皱眉，他想现在我该说话了，遂道：“我都给你交了底。你知道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基层组织做出的决议，没有充足的理由，上级党委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你这事是在干部大调动、处理遗留问题时由你原先所在的支部讨论的，当时我已经调出来了，详情也不大清楚；当然你也未能参加，失去了当面中辩的机会，不过这不是决定因素。”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的意见我一定如实向党委反映，能不能复议，我不敢肯定，尽量争取吧！”此事后来党委再未复议，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科方面未做议案提出。
左德恒说得多好听？系铃人不解铃，是非被颠倒，观点被凝固，有如电鞭子打人，让你痛在内心又不露外伤。曾源巳完全丧失了信心，直到过了若干年之后，他从一个“知情者”的口中得知，有一次左德恒与他的几个亲友在一起喝酒时说过：“别看曾源这小子写文章挣稿费，名利双收，如今又蹲在北京城里风光得很，可你们别忘了，他的政治生命还在咱们这里攥着哩。”
一个胸怀窄狭、心里阴暗而又大小握有某种实权的人，常常对往日的恩怨耿耿于怀，容不得别人的才能超过他，过得比他好，轻则耍奸弄滑，落井下石，重则挟私报复，祸及无辜。这种人虽不多见，但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也并非绝无仅有。
曾源苦笑着告辞离去。自己的“政治生命”捏在了冤家对头手里，心里凉了大半截。出于礼貌，他仍然强打精神，向党委书记李玉发反馈、辞别。李显得和蔼可亲，深表同情，还给曾源出主意说：“场部里常派你干这于那，是人所共知的事，你这事要让何场长出个证明，他虽然调走了，但说话还是有分量的。听说他现在住军区第二招待所还未到任，你去找找他，请他说句话，不然你这问题恐怕上不了会，我这是替你着想。”
曾源烦恼“双重国籍”给自己带来的恶果：吃力不讨好，反倒招了祸，落个有理说不清，有冤无处诉。他悻悻然离开农场，返回省城。
2曾源将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老场长何仁身上，他心想：农场草划之初，举步维艰之际，自己给何仁当过“兼职秘书”，做了不少份内和份外的贡献，实际上是为何仁扬名露脸’如今请他站出来实事求是说句澄清是非的公道话，不但责无旁贷，而且也无损于他在农场的“高大形象”。他总不能将“遗留问题”再做“问题的遗留”吧？
何仁这次退出现役，人主省府教育厅，调出调人单位都有非比寻常的背景：从调出方面讲，他向军区请命并亲自率部赴河西办“红星农场”，使军区一位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一时间在全军扬名显能，独领风骚，何仁是他的“有功之臣”；从调入方面说，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是他的老上级，在眼下“大跃进”、大搞“技术文化革命”的年代，让他把在军队办教育的经验和优良传统带到省里的教育战线来，一定能够开创一个新局面。军地两头都可“通天”，何仁踌躇满志，一旦教育厅那边有关准备工作就绪，即可从从容容地赴任。这几天正是他自由自在的日子。
曾源从农场回到省城的第二天下午即去晋见他的老领导何仁。
何仁住在军区第二招待所一处带套间的砖瓦房里。曾源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得到允许后掀开门帘进入室内，只见老上级已脱去了在农场时经常穿的“关中老农装”，换上了校官服，虽然没有佩带军衔，首长派头还是挺足。
何仁斜躺在一只长沙发上，一看来人是曾源，嘴唇蠕动了一下，带着几分笑意说：“噢哟，京城里来的贵客！你住在天子脚下，花花世界里还没忘记故人，好哇，请坐。”他半是抬举半是揶揄地接见了他的这位老部下。脸上略露倦容，看样子午睡初醒。
曾源向他说明来意，倾诉原由。
“正月十五贴门神晚了半个月。这事情你在北京，早点给我写封信说明真情，提醒提醒嘛，让我把该做的工作做到前头’如今已是既成事实，我也调出来了，只怕是鞭长莫及，爱莫能助了。”何仁说。
曾源不便吐露左德恒泄私愤、图报复，从中做手脚的问题。一来因为自己摆不出过硬的证据，只是凭感觉而已；二来左德恒是何仁的老乡、亲信，说了白说，反而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他思之再三，恳切请求说支部的决议中说我本人虽是队里的一员，但参加劳动少，场部里临时抽去干这干那，本人表现如何支部不得而知。校长，这些事你最清楚，我干这些事并不比扛铁锨干活轻松，可有人认为我怕苦怕累，贪图享受，好像除了体力劳动之外，别的都不县革命工作？讨论我的转芷问题时，我妥组织派遭赴京公干，未能参加，失去当面申辩的机会，组织上又无人出面澄清，就这么草草地结束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我想不通……”曾源的眼眶里涨满了泪水。
何仁坐起身，点燃一支“牡丹烟”，又丢给曾源一支。他正准备说什么话，套间里走出一个年轻人，手捧散发着香水味的热毛巾来到何仁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