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例外地被放在一个位置上去观察这个时期正在酝酿着的社会不安。他不属于法国人和巴黎人的圈圈之内的人，也不信服绝对专制的统治，这是可以靠放松道德和对生活的冷嘲热讽的态度来求得缓和的。最独立的作家，百科全书的编纂者都是些随遇而安的人物，他们从他们所反对的弊端中吸取教训。他的最初三十年是作为一个渺小的瑞士流浪汉在一种快乐而又昏昏然的气氛中度过的，这样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爱逃学的儿童，不能忍受社会的束缚和法律的管制。因此他对巴黎的矫揉造作的文学界和宫廷生活的精神上的和几乎肉体上的压抑特别敏感。起初，他感到害怕，感到窒息，他还想把他的痛苦、反抗和厌恶的感情压下去。但是这些感情反而越积越高，现在它们终于爆炸开了。只是一击，他就揭开了社会的弊端——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平。对他的第一次呼喊的巨大反响揭出一个他一直没有料想到的任务。
他的成功不仅远远超过他自己的预期，而且超过它的十分平庸的价值，这是他给他的处女作所作的评价。尤有甚者，公众舆论一抓住它就给它以革命的意义，虽然卢梭坚决否认，但没有成功。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一个文化的破坏者，因为他宣布一切文化成果都毫无价值。他的惟一的要求是救他自己和同他一起救他的小小的祖国日内瓦，办法就是使他们脱离开那个过分精耕细作的世界的病源，那里的文明化达到超病态的程度，以致引起“物种的退化”——然而没有希望把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治愈。
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一旦拿起笔杆，就不能放下，一不做，二不休，必须继续写下去。他的思想的洪流因他的处女作《论文》的空前胜利而增涨，把他投入“一个英雄主义和美德的发酵过程中”，它的“种籽是在他的童年期由他的父亲，他的祖国和普鲁塔克播下的。”
我们应当看到伴随1749年他的“大放光辉”而来的是膀胱炎的突然发作，这个病此后一直折磨他到死。他的情况看来是无望了。在1749年医生估计他至多只能活半年。我们可以想得到，这个宣判将把一个真诚的和勇敢的灵魂投进怎样的狂态里去！卢梭不再有任何东西去压制。
他什么也不压制。他只看到他先前所尊敬的和被他们视为同伙的哲学家的“学说中的错误和愚蠢。”他看到的“只是社会制度中的压迫和苦难。”他说这个的音调毫不减弱。他认为“为了让人们听见，他应当言行一致。”他说到做到。他改换衣装，丢掉白色的长袜和漂亮的衬衫，卖掉他的手表，解下他的佩剑，穿上一套厚布的平平常常的衣服，戴上一个圆假发；他辞掉出纳员的职务，宣称他要当一个工人，一个乐谱抄写员来挣钱糊口。这是在他内心发生的一次革命，一个世纪之后在托尔斯泰身上也重演了一次，他是在卢梭的范例和训诲之下诱发起来的。
“我真的脱胎换骨地变了。”谁也认不出他了，他不再是腼腆的、羞怯的、见什么也害怕的、渺小的外国人了。“我的冥想深思使我对时代的风俗、箴言和成见满怀鄙视之情，对那些怀有成见的人们的鄙视淡然置之，我用我的警句压倒他们的俏皮话，就像我用手指捏死昆虫一样轻而易举。多么大的变化啊！整个巴黎都在传诵我的尖酸刻薄的讽刺话，两年前和十年后都同样是我这个人，却找不到他必须说什么，也找不到用什么词儿来说它。……”
假如往后他说他受到迫害，这是发生在论战时期，这场论战是他向当时的整个社会宣布的和挑起的，人们必须找出他所引起的这种毫不留情的讥讽的根源。
继讨论科学、艺术和文明的弊害的论文之后，在1753年他又写了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论文，它的社会意义和革命剧烈程度远远超过第一篇论文。卢梭发觉他被自己身上燃烧着的反抗精神和他的思想的不能和解的逻辑弄得昏昏然，以致竟敢指责财产的观念，说它使不平等产生出来，因此由国家来调节这种不平等是有必要的，而当国家遇到必然衰颓的命运时，权力就被富人恣意夺取了去，他们最终使人种退化为奴隶。他指责未来的普鲁塔克的民主。十八世纪的许多哲学家已经接触到这些大胆的思想；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曾运用最轻微的意志力量来使他们的推理变成积极的形态。卢梭也没有彻底做到。对他来说思想不是儿戏。他是很严肃的。当他出言诅咒富人的时候，总不免全身发抖，而当他宣布反叛是一种“合法的行动”时，当这反叛把“那逐渐抬头的专制的”暴君绞死或废黜的时候，他吏感到害怕。
由于他演说家的天才，他善于运用影响群众的方法，这更增加了这些思想的危险性。他为他自己创造了一种鼓动群众的露天演讲的风格，把当时作家所使用的书呆气十足的每一种其他的风格一扫而光。
这可以在他（给达朗贝尔）的第三封讨论戏剧问题（1758年）——第283页——里看出，有一股热情洋溢的雄辩的急流非常强烈地刺激着公众的舆论。其中一部分已经是革命的演说。达朗贝尔，这个著名学者，五六个学术团体的成员，明白表示，他真有点害怕同这位无名小卒交锋，他的头衔只不过是“日内瓦的公民”而已。
“同你的这支笔作战实在太危险了……你懂得如何取悦公众，就凭你表现给他们看的这种轻蔑……”
他把他比作路德！
卢梭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同公众和世俗告别，离开巴黎而退隐到自然界里去，孤身一人。他说到做到。他利用包税人的妻子，生气勃勃的埃皮奈夫人送来的邀请而住进蒙莫朗西森林里的“隐庐”。1756年4月9日他就在这里定居。“只是从这一天起”，他说，“我才开始生活。”
他从前的朋友，他的同事对此完全不理解。他们谴责他的离群独居只会招来非议，或者是出于顽固不化的厌世情绪。卢梭在给马勒赛尔卜的信（1762年）中感到有必要辩白一下。他说他的隐退的真正的原因是“难以抑制的爱自由的精神，什么东西也不能制服它，在它面前荣誉、幸运、甚至名望都不在话下。”他诚恳地补充说：“爱自由的精神出自内心，并且，与其说是出自骄傲，还不如说是出自懒惰；这种懒惰是不可思议的；每件东西都使他害怕；公民生活的最轻微的义务都忍受不了；一句话，当有必要时，写一封信，或者作一次访问，对我都是一种折磨……”当他年华正茂之际，就追求一个目标：“隐退和休息。”从这时起他就以此为乐，抓紧及时利用它们。
他自己身上的魔鬼正是它们毁灭的原因。
他终于一个人呆在“隐庐”里，非常满意地玩味他的长辈，德国的浪漫派所谓的“渴望”、“忧郁的快乐”、“眼泪的幸福”等等。
性爱的苦闷，他在书内作了很好的描写，是在“生命的暮年”（其实他享年只有四十四岁！）和“被他从来没有得到满足的爱情的需要制服”之时产生出来的感情，他掉进了硅爱的美梦里去了。
“这是在绿叶成荫的小树丛底下的六月，可以听到夜莺的歌声，小溪的潺潺声……”他“被一群美人”包围起来。他称自己是这一伙的“奢侈的牧羊人”。不久他的梦想成形了，他的不朽的小说——《新爱洛伊丝》的女主角金色头发的朱丽和棕色头发的克莱尔出现在他面前。他同她们在蒙冥朗西的森林中漫步。为了抓住梦境，他开始写作该书的前两部分，既没有计划，文字也是稀疏的。当他醉心于写作的时候，追求埃皮奈夫人的姨妹乌德托夫人的热情使他兴奋得坐不下来（1757年的春天）。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当他重新握笔写他的作品的时候，他面红耳赤，他对他的朱丽如此明目张胆地全部否定，他对世界和爱情文学的指责而感到羞愧。“在我有力地宣布了那些严峻的原则之后，在多次尖刻咒骂过那些专写爱情和懒惰的软绵绵的作品之后”，他只好向敌人投降了。他想要解放自己，但是徒劳无益，他完全被征服了。
他想“把性爱的幻想转向道德的目标”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在这一点上他算成功了，就是说对他的作品的高度的道德水平已没有急辩的余地。自由的热情和说教的道德的这种混合今天从我们看来只是使他的小说显得笨重和僵硬，但在他那时代却达到了难以形容的成功。他那时代的有才华的作家出于妒忌而攻击他，伏尔泰大肆咆哮，但公众的舆论却欣喜若狂，特别受到宫廷妇女的欢呼。朱丽引来了多少泪水。所有的批评指责都被热情的巨浪一扫而光。
不过，卢梭的镇静还是受到干扰，由于政治风暴，部分由于感情激动，使他离开荒僻的隐居地。同他的女主人埃皮奈夫人争吵了一场之后，他就迁移到蒙莫朗西森林里的蒙特路易的另一住处，而后又重回蒙莫朗西森林，在那里他受到上层贵族成员卢森堡公爵和公爵夫人的最周到的接待。
重新成为那般无聊女人嫉妒诽谤的好目标，那些人不放过一切机会来嘲弄这个隐士，这个山野的自然人，这个社会的藐视者，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去投奔大财阀和达官贵人的门下！卢梭忍受着从这些矛盾中产生出来的痛苦；卢梭不能拒绝接受他的高贵的朋友慷慨提供他的施舍。在他们的保护之下所度过的四五年中他写出了他的几部伟大的著作：《新爱洛伊丝》就是在那里完成的，还有《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
他曾计划过这就是他的文墨生涯的终结。他曾估计《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将使他净赚八千到一万法郎的一笔巨款，他将用来为他自己和他的戴莱丝购得终身年金。然后他将到外省找个偏僻地方隐居起来，有空暇时就写一生的回忆录。他想使这部传记“就其空前的真实而言成为独一无二的著作，以便至少有一次让人们赤裸裸地看清这个人的本来面貌。”这部《忏悔录》不打算在他生前出版，因此写成像部独脚剧本样的东西，背景是远离尘世的一片愉快的荒野。
他一点也不怀疑一场迫害他的可怕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中，想把他从蒙莫朗西的隐居地驱逐出去，他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直到他死为止。
他树敌众多：国王的宠姬蓬巴杜夫人；可怕的首相兼大臣施瓦瑟尔；巴黎的舆论权威德芬夫人和莱斯皮纳小姐；以满怀猜疑和怨恨的伏尔泰为首的一批“哲学家”，他们认为他是他们的秘密社团的叛徒；律师和国会议员中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开始怀疑这个外国人的大胆的和革命的思想中包含着的潜在的危险；最后，无神论者和迷信盲从者的哿隆的联盟，这两种人向来是水火不相容的，而现在则围着一本书嗡嗡叫，这本书的危险性连卢梭本人也是不怀疑的。
这部书，正如人们今天所猜想的，不是《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三十年后变成罗伯斯庇尔的每日祈祷书，而它在当时出版时并不被人注意，但是他所写作过的最美丽的，最纯洁的和最仁慈的书，容忍和仁爱信念的福音，摆脱一切教会的偏见——《一个萨瓦省的牧师的信仰自白》，它成为《爱弥尔》的第四卷。这部著作促成了所谓的“无神论者的狂热”和“迷信盲从者的狂热”结成反对卢梭的联盟。激情愈来愈高，以致成为一场猛烈内战的先兆。《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正是火上加油。两方就干起来了，基督教徒和哲学家“像发疯的狼似的”互相厮咬。“也许只是由于双方都缺乏，”卢梭写道，“能干的和可靠的领袖来使它变质为一场内战，天知道该引向什么样一场内战和宗教战，当最残忍的偏执在两方都占上风的时候。”卢梭忍受不了这种有毒的气氛，他曾希望靠他的《新爱洛伊丝》，他的《爱弥尔》和他的《信仰的自白》给敌对的双方带来和平，并且向他们宣传容忍——他这样做只能使他们全体扭转枪头来对付他自己。
他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他的威胁。他经常总是担惊受怕，却拒绝听取他的朋友们的许多警告，他们都担心《爱弥尔》的即将出版会引起麻烦。卢梭完全沉浸在他写这本书的狂热中间，这部书是他有了儿子又失掉的补偿。住在卢森堡赠送给他的，四周围着水，像座孤岛似的美丽小别墅里，陪着戴莱丝和他的猫和狗，他听不见蒙莫朗西森林边缘上的雷声。当他开始感到害怕时，他又变得惊慌失措，看见到处都有危险，并且谴责耶稣会会员，他们在那时想到的是另外的事情，因为他们正在被迫害和从所有天主教国家被驱逐了出来。
研究过卢梭病情的医生认为1761年末是他的迫害狂症的最严重的时期。这病是由这次意外的打击引起的，同时他的膀胱炎症又并发了，疾病的折磨曾一度使他萌生自杀的念头。
正是在这个国家里，巴黎国会的可怕命令落到他身上。《爱弥尔》在荷兰出版后不到二十天，在法国还没有来得及发行之前，没有预先警告，国会就宣布要把这部书烧毁，并且要把作者抓起来（1762年6月9日）。就在6月11日，这部书在巴黎的正义宫的大楼梯脚下被撕碎而且公开地被烧毁；还公开扬言，只烧书是不够的，作者也应当烧死。卢梭的保护人，法国的最高层的贵族——卢森堡、布弗来和孔蒂——害怕因他而受连累，他们都怂恿他逃跑。在6月11日他毫不犹豫地出走了。
关于他离开出走的夜晚的详细经过在《忏悔录》里有详细的回忆。当他成功地踏上了瑞士的土地时，他就热情地爬下去和“自由的土地”亲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