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
让·雅克·卢梭是心灵的力量压倒其时代的最突出的范例之一。他渗透、改变和彻底改革他那世纪和以后世纪的社会。旧的破碎的世界对他的怨恨并没有放错地方。它放在他的门口，就像放在伏尔泰的门口一样，要他对十九世纪的一切动乱负责：“这是伏尔泰的罪过！这是卢梭的罪过！”这是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流浪儿童的两句嘲弄的歌词。
但是，在伏尔泰和卢梭之间，后者起了远为重要得多的作用。伏尔泰是百科全书派这一庞大而密集的星群中最灿烂的明星。卢梭却是孤身一人，单枪匹马进行战斗。我们将看到在他的战斗中他甚至触怒了百科全书派，因为他拒绝了他们的道德，而在社会的观点上他也高过他们。伏尔泰和他的战友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哈、赫尔维修极力赋予新精神的否定方面以人性，专心致志于旧社会及其偏见和弊端的抨击；他们是自由理性的吹毛求疵的和爱嘲弄的战士。只有卢梭一个人描述了建设的方面，肯定了新的信仰；他是共和国的宣布人。法国革命宣称他是革命的肇始人；把他神化的事发生在国民议会的高峰时期。正是罗伯斯庇尔签署了一纸命令才把他的骨灰送进巴黎的先贤祠。
卢梭本人自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的著作在他死后会获得这么大的胜利。有一切理由使人相信，他也像伏尔泰一样本来是不承认那场向他欢呼的革命的。但是伟大的著作往往胜过它们的作者。正是他们所传播的思想掀起了预见不到的风暴。这样引起的社会骚动仍然还是他们的著作。虽然他对命运分配给他的任务提出异议，卢梭这个孤独者在历史上总是这场风暴的前驱，新时代的创始者。
关于卢梭的最特别的实情是不仅他预见不到他的名声和天才的后果，并且这两者来到他身上也非他所愿望的。
让·雅克·卢梭的生平和著作在文学史上提供了一个天才人物的范例，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天才降临其身不仅自发的，而且违背他的意志。
他出身于日内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生性羞怯，没有意志力，性格平庸，幼年就被送去历练各种冒险生活，耽于梦想，喜爱游荡，但是懒懒散散，轻浮，健忘，随风驶舵，没有进取心，看不到明天，满足于平庸和懒散的生活的平静，除了喜欢听听浪漫的和色情的音乐之外，别无所求。一直到他37岁，没有什么东西来干扰他。
没有任何先兆，他的天才突然涌现，像圣保罗一样，他被惊雷击倒了，关于这个我以后会说到；他一下子变得耳聪目明，笔杆子这种火烈的武器被他握在手中。他发现自己已投身于竞技场，在那里人类精神的最卓越的战士正在众目睽睽的观众面前互决雌雄。只是从最初的一击，他就压倒群雄。既惊奇而又有点害怕，他听到自己的几乎辨认不出来的声音带着重音充满竞技场，这些重音同古代讲坛上发出的一样强大，它们抨击最受崇敬的偶像和动摇社会的基础。
他可能非常感到害怕，他发誓不再写作了。他被他自己释放出来的洪流卷了进去。他是个共和主义者，站起来像棵橡树，高压在那时的君主制度之上。这个易怒的人却经常保持一种坚强的、一种不可信的神志清醒。他当时还是个流浪汉和空想家，一个伤感的和脆弱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想使自己成为最开明的和坚定的立法人。
在他身上所有这些力量把他压倒了，他渴望着把它们丢掉。好像他身上有一种可怕的而又是暂时的才能，从天上飞来一纸命令，委派他一项任务，并把他举得高过他自己，使他神气十足地过了十二年，天才的十二年，以后他又重新退回到单调的和醉生梦死的生活，这种生活正是他一直渴望着的。但是由于他所作的努力过猛和由于他的火热的言词的猛烈反应而失去平衡，他陷入一种悲剧的精神错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悲伤全靠他的音乐之美来缓和。
他是1712年6月28日出生在不平常的“日内瓦城和日内瓦共和国”，这是经过改革的福音派的中心地，它的存在本身就很悖谬，因为有一大群君主专制的和天主教的国家包围着它并且不断地向它入侵。
让·雅克对他的出身很感骄傲，毕生难忘。他的笔名是：“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他声称他有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和有主权的人民的一分子”的权利。他把他的关于不平等起源的论文献给“日内瓦共和国”。他小心翼翼地关注着“他的祖国”的保卫，尽管它对他并不领情，而且还要迫害他。他从不迟疑地去赞美这座劳动人民的城市和它的良风美俗。他每当离开它时总是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让·雅克，爱你的家乡吧！”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父亲曾这么对他说：“你是一个日内瓦人；你有朝一日将看到其他的民族；你将不再看到和你自己的民族相像的民族了。”他永不忘记这个劝告。“每次他研究政府问题时，他总是想在他的调查中找到热爱他的家乡的新的理由。”在他的对所有政府的批评中，“他只把一个单独分开，并提出来作为典范。”这就是日内瓦。
他立誓要成为坚定的新教徒，虽然环境却使他在年轻时便改信天主教。但在1754年他又重新大摇大摆地走进改革派的新教教堂，在他风华正茂的时日，他有胆量直言不讳地宣称：“我是巴黎新教派的一个忏悔者。”不管他在日内瓦和纳沙特尔的牧师中间由于他从广义上解释基督教精神，他的宽容和仁爱而引起过风暴，他还是证明他总是“紧紧地追随福音的学说……我爱它，我采纳它，宣扬它和解释它，我全心全意地依附于它。我所有的著作都感染着对福音的同样的爱和对耶稣·基督的同样的尊敬。没有什么东西能同福音相比。这部书应被看作是基督的教规，而我的书只是一个学生的注释。”
当他在巴黎最得意的时候，在宫廷贵族和仇视上帝的百科全书派哲学家中间，他读《圣经》常常读到深夜；他在长夜不眠的隐居生活中读它从头到尾连续读完五六遍。他多少有些夸张地称自己是“法国惟一信仰上帝的人”。
共和国和上帝，这个双重的爱，这个双重的信仰，他是靠日内瓦的乳汁喂养起来的；正是这个已经深入他的血液。正是这个使他在巴黎有别于那时所有的法国作家。
不过，我们应当补充说明，即使在他骄傲地保持着日内瓦人的特立独行的精神时，他也常常表现出对法国的偏爱。他曾想把这种情绪压下去，但是徒劳无益；他承认他常常感到对法国偏爱太过分了，以致“看到它的一点小小的成功就会高兴得心跳，而它的倒退则使他感到好像灾难临头时的苦恼”。
加上他的家庭原是法国血统。他是被逐出法国的清教徒难民的后裔。他的母亲苏萨娜·贝纳尔才貌双全，一生下他来就弃世了。就父系来说，他的祖父是制造钟表的工匠，强壮而聪明。他的父亲伊萨克·卢梭是和蔼可亲的，但又是漫不经心的、粗暴的和闲不着的，一个流浪汉和冒险家，一个嗜读成癖的人。他把这种癖好灌输给他的儿子并且也把他的东游西荡的习性传给了他。父亲和儿子（他才六七岁）两人都沉溺于读小说，往往读起来通宵不眠，有时父亲在早晨听到醒来的燕子的鸣声，会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比你还孩子气呢。”
但是让·雅克的最好的先生，他的导师是普鲁塔克，他一直伴随他从摇篮到坟墓。“当我六岁的时候，普鲁塔克的著作落到我手里；我就把他的大名牢记在心。我曾读过每一部小说，在心被迷醉上小说的年纪之前，它们就已使我泪如雨下。从这些著作中培养起我爱英雄浪漫事迹的兴趣，这些事迹越来越多，它最终使我讨厌除了那些与我的幻想相合的之外的每件东西。”
作为失掉了母亲的孩子，十岁时又被他的父亲遗弃，生活不能自理，他从梦境里找到生活的避难所，早熟的厌世思想（浪漫主义的先兆）引起他到自然里去找栖身的幽居。他“发现自己同他自己周围的那些幻想的人物打交道，要比同他在世界上所看到的人打交道容易得多。”这个“完全靠他的想像支撑起来的社会”几乎使他迷失生活道路，并引起他的意志力的消失。在他的童年和他的青年时期的开始正是如此，他同善良的人们相处得很好。那些年代的回忆，在《忏悔录》的前几卷里，有一种迷人的魅力。谁不熟悉这些，谁就不能认识真正的让·雅克。人们常常把他看作是他的伟大著作所创造出的道貌岸然的人物，似乎他是一个好争辩的、善于词令的和摆起面孔说教的人。然而这样看他是不公正的。其实他的性格是爽朗的，多情的，魅惑的，快活的，健忘的，一见热情就扑上去，无力抗拒他的嗜好，非常脆弱而有自知之明，头脑基本上是清醒的，没有怨恨和杂念。一想到他在没有指导者的监督的情况之下，他在流浪的少年期能保持住难以置信的肉体的清白，这是多么惊人的事。他的道路通过最不洁的，甚至是恶劣的和败坏的地方，但是这只小天鹅连一支羽毛也没弄脏。
他曾迷惑过许多人，但由于不能想像的刚愎自用，轻率浮躁、考虑不周、没有决断、记忆力差、完全健忘，他也曾使他们失望，因为这样，他今天相交的朋友和得到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失掉。他做什么也没有坚持到底，往往是半途而废。他在哪里受教育？直到二十岁他什么也不知道。那些考察过他的人，甚至是最好心的人都达到一致的结论，他没有前途，他最好去当一名小小的乡村本堂神甫。所有这些一点都没有使他烦恼。
同一位妇女的邂逅决定了他的一生。1728年在安讷西他见到华伦夫人，一见就迷恋上她了。五十年后，在他笔下写出的回忆录的最后几页，他用同样的感激之情向他的好“妈妈”大喊大叫：因为失掉母亲的孩子常常总在寻找母爱；正是在华伦夫人身上他找到了。
想暂时离开她一忽儿之后，为的是顺从这个年轻妈妈的愿望，她希望他去闯出一个前途，但并不能获得成功，这个流浪儿徒步奔走于安讷西和都灵之间的旅途上，越过阿尔卑斯山，然后去里昂，去洛桑和纳沙特尔，从那里，常常是徒步，常常做梦，常常瞎混，来到巴黎，然后重新又回到他的妈妈身边来，她这时已移居尚贝里。她终于既泄气又陶醉地把年轻的情人引进家门。她也像他一样是敏感的和肉欲的，漫不经心的和梦幻般的，和蔼的，容易走极端的，但是同那些最爱她的人们是很不一样的，那些人一离开她就都被忘掉了；她从不知道打算让卢梭干什么；即使她知道，她也不在意。但是那个三年——他们一块在尚贝里附近的夏梅特的愉快的房子里度过的三个醉人的夏天（1738～1740）——在让·雅克看来简直是做了一个天堂的梦。在同一时期他尝到了“纯粹的和圆满的幸福”的甜头，他继续自修文学教育——像他早年时期那样的流浪汉和保持他一贯的性格，读书是没有计划的，蒙田、拉勃吕耶、巴勒、波须哀和伏尔泰的著作他都读。这后一人是他未来的敌人，他的哲学通信，卢梭本人承认，“最能吸引他去研究，”而且最早激起他的写作兴趣。他说“我在阅读中形成的这种趣味引起我学习优美地写作和试图仿效那些如此使我感兴趣的作家的美丽的色泽的欲望。”
不过，归根到底，人们会说他的教育是不完全的，和伟大的大百科全书派成员比起来还差得远：他除了普鲁塔克、塔西佗、塞尼加和一点儿柏拉图，也许还有一点维吉尔之外，就没有更多的经典著作的知识。但他足够成为凭直觉进行推测的天才，他能把他从伟大学者像蒙田或波须哀使用的引证中和从他的瑞士乡下佬穆拉尔特讲解英国文学中所吸取来的东西加以消化活用。
再说他的最大的教师不是任何书本，他的老师是自然。他从童年时起就热烈地爱上了她，而这种热情不表现在他的累赘的描写上面，自然浸染他的全身，她凭确实的清醒和显著的特征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她使他陷入狂喜状态，愈到晚年愈甚，这使他很奇怪地近似东方的神秘主义者。
在1741年，受了华伦夫人的欺骗，就是当他离开他们的家时，他在她身边的位置被人强夺去了，他主动放弃国籍而去巴黎。他已三十岁，他的惟一的来源是十五个银路易，一个小喜剧的手稿，一种新体系的乐谱，他想靠它取得名誉和幸运。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音乐家而不是作家；甚至在他的笔杆的最初成功之后，他还是坚持——有点幽默地——迷恋着音乐的精神，其实他只不过是个刚刚及格的作曲家，没有什么发明，甚至训练也很差。
他开始浪费时间和金钱，在咖啡馆和沙龙里混日子。但是这对他也不是毫无益处，靠这样他得以认识芬塔莱尔、马里瓦、康迪拉克，而特别是狄德罗成了他的好友。他也获得许多妇人的青睐，她们为这个没有身份证的年轻的日内瓦流浪汉找到了法国驻威尼斯大使馆的秘书的职位（1743年5月），这事看来有些丢丑（其实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同大使争吵了一场，他在1744年就离职返法。在巴黎，他重新找到狄德罗和得到豪华的包税人（有土地的商人）的支持，他登台演出一些小型的音乐剧和伏尔泰和雷蒙的作品的改编剧。
1754年他同一个年轻的旅馆女仆戴莱丝·瓦瑟同居，她始终是他的伴侣，直到死才把他们分开。她后来给他生了几个孩子；哎哟，这些孩子都被他一个接一个送进了育婴堂。他想出各种不成理由的理由来给这种行为辩解，其实这些理由从没有使他满意，最后给他留下来的是无休止的悔恨和自责。
直到三十七岁他仍然是在那些穷酸文人里头混，他们靠捡拾大财阀和他们的伙伴的桌子上的面包屑过日子。这里没有什么预示他的命运，1749年夏天他被雷电似的袭击倒了，这我在前面已谈过。他每次说到这次经历都不禁全身发抖。
他有一天去探望因违犯出版法而被禁闭在范塞纳监狱里的狄德罗。这年的夏天特别的热。沿着没有树荫的路他得步行两里格的距离。在他走的时候，为了减缓速度，他边走边翻阅一期文学杂志。他一下发现第戎科学院征奖的公告，要求就如下的问题作出答案：《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或是移风易俗呢？》
他立即被“一千条光线刺穿了”，“大量的活思想”向他袭来，他呼吸闭塞，兴奋到极点；他倒在大路旁边的一棵树之下，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中度过了半小时，当他睡醒起来时外套的前面都被泪水湿透。“从那时起，”他写道，“我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不仅是科学院对他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并且这样一来好像闸门打开了，放出了“巨大真理”的洪流，形成他全部未来著作的基本材料。这冲击使他明白他的真正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