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在中国的传播
[中]邹振环
《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nt）又译《民约论》，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思想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代表作。该书把自由和平等看作是人类最大的善。社会契约使人们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使人们以精神上的平等来代替自然状态的体质上的不平等。
该书认为国家是人们协商的结果，人民有权掌握国家政权。法律是共同意志的表现，人民的主权是不能出卖、让渡和分割的。该书根据自由行为是由行为意志和行为力量两种原因促成的原理，引伸出国家必须把立法、行政两种权力分开的学说。指出人民的意志是主权者，政府是共同意志的执行者，为了防止行政权以私人的意志篡夺人民的意志，人民必须定期召集大会进行监督。该书猛烈抨击君主制，认为人民应该摆脱被压迫生活而过有意义的自由生活。《社会契约论》中心思想宣示了一个原
则：
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国家则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人民的自由为强力所剥夺，人民便有起来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
1762年《社会契约论》一出版即遭禁止。法国当局认为该书扰乱社会安宁，要逮捕作者，卢梭被迫逃往瑞士。但他的民主理论很快风靡世界，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及美国、法国在革命政权中所制定的宪法，都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精神。《社会契约论》被誉为是“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呼声，世界大革命的第一个煽动者”。
早在1872年在《瀛环琐记》上连载的《昕夕闲谈》小说，就讲述了法国波旁王朝君下爵臣林立，大概皆无才智，以威望自尊，“视庶民如土芥”，因此一些启蒙思想家，“各奋于学问，各发为议论，……”谓人生于世，以天赋才为贵，不宜以人授之爵为贵，申下民之困顿，烛世间之情理”，从此人们懂得了自己的地位，于是“国都大乱，逐其君”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1875年6月12日《万国公报》上发表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指出人权自由、权利平等的学说，是西方政治的基础。认为西方“治国之权屑之于民”，一切人生来平等，原无优劣之分。光绪四年（1878）4月3日，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了乐苏（即卢梭）的名字，认为他和华尔得尔（即伏尔泰）“著书驳斥教士”。
1879年日本高桥二郎用中文据法国史家《法国史要》（1866）、《近古史略》（1869）、《法国史》（1870）译出《法兰西志》一书，在卷五“布罗布氏纪”中特别谈到法国大革命，述及“罗莎（即卢梭）著书，主张独得创见，士大夫歙然精研文学，所刊诸书，四方争传。王侯贵人，专门名家，皆尊崇其书，以先见为快”。在“开议会”、“除贵族特权”、“颁布新法”等章节中都不同程度地直接介绍了《社会契约论》的见解。
《社会契约论》早期在中国的传播是与日本学者中江笃介（1847～1901）联系在一起的。明治十五年十月（1882），中江笃介附有注解的流利的汉译本《民约译解》在日本出版，风靡一时。这位下层士族家庭出身的法国留学生的文名一下子提高，赢得了“东洋的卢梭”的称号。最早读到这一译本的可能是黄遵宪，他给梁启超的信中提到：“仆初抵日本，所与之游者多旧学，多安井息轩之门。明治十二三年时，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刻印出中江笃介的汉译《民约译解》第一卷，题名《民约通义》，以后又有上海译书局出版，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黄兴1899年在两湖书院读书，在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和中江笃介的汉译《社会契约论》，“朝夕舆诵。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芽脑蒂中矣”。1900年在日本早稻田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系留学的张继，“除照例上课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等所译《法兰西大革命》、《社会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在日滋”。同年留日学生杨廷栋译出《社会契约论》，连载于1900年12月6日至1901年12月15日的《译书汇编》第一、二、四、九期上，1902年又以《路索民约论》为书名，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1900年的《中国旬报》也专门宣传过《社会契约论》思想。该报第三十三期论说所载《主权篇》指出：“造物之主人原赋以自由之性，人生之乐趣无过于自主之权”。认为自由主权乃人人自有之权，苟有人夺之，必拼命以争。1901年至1902年间，梁启超先后在《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上刊出《卢梭学案》，热情颂赞《社会契约论》的天赋人权论和主权在民的思想，尤其对人生而不平等之权，坐而当享自由之福等论断颇为倾心，称之为“精义入神，盛水不漏”。他还在《论学术势力之左右世界》一文中指出《社会契约论》，“自此说—行，欧洲学界，如旱地起—霹雳，如暗界放—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1903年《直说》刊载的《权利篇》一文，着重鼓吹“天赋人权说”，指出“夫人生活于天地之间，自有天然之权利，父母不得夺，鬼神不得窃而攘之”。
1902年邹容在东京同文书院学习时，曾精读过《社会契约论》，写下了被誉为中国第一个“人权宣言”的《革命军》一书，自称以读到《社会契约论》为幸，指出中国人应“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认为他们的学说，“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革命军》第三章集中宣传天赋人权论，认为“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而革命之目的就是：“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甚至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也赞叹卢梭《社会契约论》“其有功于世，岂在微哉！”认为该书中讲“强力不得为权利，从顺不得为义务”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从顺为义务者”造成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主昏于上，臣忠于下”。
一时间卢梭的仰慕者甚众，仅以一些进步报刊作者的署名而言，如卢梭之徒、卢梭魂、平等阁主人、竞平、自由、人权、民友、亚卢、志革、血儿之类。《民报》第一号采用卢梭画像作为封面内页插图，并且称之为“世界之第一民权主义大家”。柳亚子1903年创作的长篇《放歌》中写道：“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闽。《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1906年作《怀人诗》中写到马君武时有“右手弹丸在《民约》，聆君撞起自由钟”。他还改名“人权”，并立志要做亚洲的卢梭，取字“亚庐”。冯懋隆在读了《社会契约论》一书后，改名冯自由。
然而，在民族救亡的迫切急务前，《社会契约论》所倡导的“天赋人权”只是手段，处于从属的地位。民族集体的生存压倒了个人的权利。革命派中的民主主义者们对《社会契约论》的宣传，不久便让位于对“国家”、“民族”问题的关注。梁启超在一度宣传《社会契约论》之后，也转向“国家主义”，提倡“开明专制”去了。尽管《临时约法》将《社会契约论》的精神法典化了，但辛亥革命后人们普遍重视的仍是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平等权利。严复在甲午战后曾最早用卢梭的观点批判君权神授论，在《辟韩》一文中明确指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而1914年，面对广泛流传的《社会契约论》，他却在《庸言》上发表《民约平议》，将《社会契约论》的“祸害比诸洪水猛兽”，其言“平等”反于事实，是“欲乱人国以从之”。并对《社会契约论》的“大经大法”逐条加以驳斥，认为卢梭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的社会，不仅历史中不存在，在未来中也不会找到。因此，“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在致熊纯如的信中称：“自卢梭《民约》风行，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实无济于治，盖其本源谬也。刻拟草《民约平论》一通，以药社会之迷信”。章士钊在《甲寅》上发表《读严几道民约平议》一文，起来捍卫卢梭《社会契约论》。
为了再度唤起人们对《社会契约论》的注意，也为了“已多错误”的中江笃介译本，和“讹谬不能读”的杨廷栋译本，马君武以法文原著与英文H．J．Tozer译本互证，花了八十天时间，把这部“为法兰西革命之最大原动力，历二百年不废”的世界名著之一译成中文，以《足本卢骚民约论》为题，由中华书局1918年初版。其中第一书包括导言、第一书之旨趣、最初社会、最强者之权利、奴隶、最初协约之必要、民约、主权体、人治之世、财产九章；第二书包括主权不可放弃、主权不可分析、公意之错误、主权之界限、生死权、法律、立法者、人民立法系、法律之分类等十二章，第三书包括政府通论、各种政体建设之原理、政府之分类、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混和政体、论每一政体非与每一国相宜、良政府之标识、政府之妄为及衰亡之倾向、政群之解散、主权维持之法、人民代表、论政府之制度非契约、政府之制度、预防政府暴篡之法等十八章；第四书包括论公意不可破坏、表决、选举、罗马公民大会、保民官职、独裁制、监查制、宗教、结论等九章。笔者将其与1958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何兆武《社会契约论》译本相对照，发现尽管文风译笔差异甚大，但内容是完整的，不负其“足本”之名。以后，1935年又有徐百齐、丘瑾璋译述的《社约论》，编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1944年又有卫惠林的《社会契约论》译本，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