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筹建深交所，可一没钱，二没地方。王健像密探似的四处筹钱，终于有一天探得消息，证券市场专家小组有一笔20万的经费存在银行里。王健蹬着自行车去向投资管理公司的总经理董国良借这笔钱。没想遇上个“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爽人，董国良答应了。接着是找地方，找来找去，找到了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后代叶华明。叶华明是深圳市科委的领导，看到王健搞交易所如此艰难，叶华明深受感动。名将之后，自有“任侠”精神。“这样吧，”他对王健道，“搬到科委大楼免费办公，以后交易所就设在科委大楼一楼的大堂。”后来副市长张鸿义不满意，他说：“设在科委自然安静，但是其影响程度就不如国贸大厦。深圳要走向世界，从长远看，设在国贸大厦影响会更大些。”领导发话好办事，国贸大厦总经理马成礼赶紧把三楼的仓库腾出来。三天后，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的牌子就挂在了国贸大厦的仓库门口。
深圳与香港有一水之隔。香港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袁天凡很高兴深圳筹备小组来取经，给了一大堆世界各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于是深圳人狂抄一气，弄出本证券交易所制度方面的“蓝皮书”。此书中西结合，有些不伦不类，遭到有关方面的一片质疑。1990年5月，王健和禹国刚去了趟北京，希望能得到北京的支持。“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不如改成深圳证券市场。”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说。看来北京人还在寻求理论上的突破。“这和菜市场、肉市场有什么区别？”禹国刚急了。“你不懂，先叫这个名，以后成功了可以更名嘛。”金建栋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为了北京能够批准，名称变了几次，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还是回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但北京还是没批准。
1990年4月深交所电脑交易系统建设完成，定于5月13日试运行，可没开成。又改在8月18日，主管部门认为北京没同意，再暂缓至10月13日，但还是没能运行。“不同意，拿出不同意的文件给我看。”王健急了。“不用看，北京的电话，就是文件。”主管部门道。11月20日，王健接到北京的电话，但不是金管司的，而是“联办”的，电话那头，“联办”的王波明语带嘲讽地告诉他：“老王啊，你总想争第一，可人家上海交易所已经被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了。你们要加把劲啊。”王健觉得问题严重了，再次跑去向市委书记李灏汇报：“全国现在也就几只股票，如果再不开业，我们也就开不成啦！”李灏也有些担忧起来。11月22日，深圳市委、市政府专门听取了筹备组的汇报。在汇报会上，人民银行的一位领导不痛不痒地说：“北京没批，能开吗？”此语一出，大家都沉默起来了。“深圳证券市场乱到目前这种程度，原因就是证券交易所没有开业。”禹国刚打破沉默道，“集中交易能把股市上70%～80%的弊端干掉。如果交易所不能运转起来，乱到最后不可收拾，北京要找你们算账喽！”
禹国刚的话说到了点子上。深圳股票黑市已猖獗到《人民日报》发情况汇编，审计署发《调查报告》，不是北京不批准，是北京不放心。同样上海也有股票交易，却很平稳，北京对上海很放心。“别再争了，今天就拍板。”李灏有深圳人的魄力。“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王健信心十足地应道。“还是准备充分一点好。”李灏道，“12月1日开业，此事今天就拍定了，以后不再开会研究。”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开业。等待开盘后热烈交易场面的王健和禹国刚，等到的却是冷冷清清的场面。首先，到场的领导很少，最高的领导只是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组长董国良。其次，铜锣敲过之后，居然很长时间没有委托电话打入。王健和禹国刚大感失落。这时有人擅闯交易大厅。交易时间，只有公司的出市代表（红马甲）和管理人员（黄马甲）才可以进入交易大厅。有谁这么大胆，敢擅闯“白虎堂”！闯进来的人是国际基金部的经理。这位经理管不了那么多，闯入后，把王健和禹国刚拉到角落里报信：“一些证券公司密谋好了，开业给你们个空市，一笔成交都没有，来个白板。”这消息让王健头皮阵阵发麻。“不过放心，我会让我们的出市代表做几笔的，绝不让你们白板。”那位经理讨好地说。“你去请人民银行的领导，我去查证券公司。”王健顾不了那位经理，急切地对禹国刚道。最后王健查明，3家证券公司有单不报。禹国刚把人民银行的两位处长也请来了。处罚吧，有单不报，什么性质？“处理他们还得和主管行长商量，这点小事，算了吧，下不为例。”人民银行的处长道。
非常凄凉的试开业，最后连深交所铜牌上的红布都没人开启。不过总算没落个白板，那位国际基金部的经理让出市代表做了5笔，成交了8000股安达股票。为什么下面的人抵制这次试运行，谁也说不清。是因为北京没同意，还是有别的原因，只好留待后人考证了。
与深圳有些张扬的风格相比，上海很低调，低调得仿佛是浦东开发中的一个小项目。1990年11月，尉文渊被任命为即将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消息出报后，北京不乐意了。这么重要的任命，怎么不报我们审批？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说，上交所，一个下属单位，就像下面的一个三产，自己批了就行了，这点小事，“杀鸡焉用牛刀”？话说得如此低调，不过后来还是向北京补报了审批手续。
1990年，尉文渊35岁，年富力强。尉文渊是上海人，15岁就去新疆当兵了（不知道为什么收15岁的娃娃兵）。这个娃娃兵在部队里养猪，退役后回上海被分配到曹阳电影院工作。工作是拿着手电，替迟到的观众找位子。后来又调到普陀区委当了一名干部。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了上海财经大学财政专业，毕业论文写的是股份制，导师就是当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的龚浩成。不过毕业后，想走仕途的他去了北京，31岁时在国家审计署争得一个处长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两年，他回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不是因为“使我不得开心颜”，而是夫人在上海生孩子。在上海，他追随导师工作。不过这次当上交所总经理，倒是圆了他做官的梦。上交所总经理虽然没有设定级别，却享受副局级待遇。
不管怎么说，上海交易所的成立比深圳顺利。1990年11月26日，当深圳股市多空鏖战最酣，深圳还在为成立交易所努力时，上海外滩的浦江饭店，迎来了中国证券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酝酿已久的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诞生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的是法人会员制，首届会员共22个，其中上海会员14个，除了万国、申银、海通和振兴4家证券公司外，还有上海投资信托公司，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农业银行上海分行下属的信托投资公司，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及江浦等5个城市信用合作社。外地会员共10个，分别来自北京、沈阳、浙江、江西、安徽、山东、海南等地的证券公司或信托投资公司。交通银行上海分行董事长李祥瑞被推为理事长，尉文渊被任命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为了配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上海市市长签发了《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上海交易所章程》、《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业务试行规则》等一系列法规，从交易所成立的第二天，即11月27日开始陆续对外公布。
或许那些“老上海”还记得曾经的上海九江路429号（现在的汉口路422号），还记得那座8层高的证券大楼和大楼上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许他们眼前还能浮现出交易大厅里排放着的9个交易柜台……这些记忆被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当今天“老上海”来到外滩浦江饭店，望着上面“上海证券交易所”闪光的金字时，他们在想起浦江饭店的老字号“礼查饭店”的同时，也一定会翻起那尘封的记忆。但现在耸立在他们眼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已不是半个世纪前冒险家的乐园。
1990年12月19日上午10时30分，伴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的一声铜锣响，那些“老上海”的尘封记忆被彻底埋葬。那470多平方米的交易大厅，那拱弧形的天花板上悬挂着的9盏大灯，那大理石墙壁和浮雕配以猩红色的地毯，那环形分布的46张经纪人工作台，那工作台上崭新的电脑和红、白两色的电话机，那大厅正面12.7平方米的电子显示屏，这一切都将取代半个世纪前的记忆，把上海推上新中国金融中心的宝座。
1990年12月19日的上海，已不是五六年前的上海，数百家新闻单位和数十家国外重要的新闻机构蜂拥而至，他们记录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典礼，并向世界各地迅速发出报道，全世界都在瞩目，这个在中国的东海之滨出现的证券界新兴市场。
开业的铜锣声余音未息，上海海通证券公司抛出一笔“电真空”，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竞价接盘，价格合不上，宣布无效，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把这笔“电真空”吃下，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笔交易完成--据查，这笔电真空就是上海吃证券“第一只螃蟹”的“杨百万”买进的。
虽然深圳证交所于1990年12月1日开始试营业，比上海晚了几天，可导致的惨淡使深圳再也不敢“冒进”，只能把新中国的第一声锣让给上海。直到1991年7月3日，北京完全同意后，深圳证券交易所才真正开业。这次开业典礼参加的领导就很多了，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等，深圳市的领导只能排到后面去了。当然，这一次铜牌上的红布终于揭去了。
无论是上海还是深圳，到1990年底都建立起了真正的证券交易市场，柜台交易的时代宣告结束，中国股市在1991年将揭开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