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20日，是深圳股市创建以来多空搏杀最激烈的一天，也是从疯狂炒作到股灾的历史性转折点。消息灵通的中国第一批大户们大量进场，狂抛股票，一张张数额巨大的卖单，以飞湍瀑流、滚砂转石之势奔泻而下。很显然，第一批暴发的股市“大鳄”们要兑现利润了。然而无知无觉的中小股东，毫不畏惧，奋力接单，他们以一当十，寸步不让，你抛我吃，厮杀得“地崩山摧壮士死”，中小股东们硬是顶住了“大鳄”们的巨大抛盘，扛住了股价。
然而能看清楚政府想让股市降温??股东，也看清了这次多方注定失败的命运。在多方胜利的第二天，即11月21日，深圳市政府再次出台政策，将原来规定每天涨幅不得超过1%，下跌不得超过5%的停板制度，做了进一步调整：下跌依旧5%，上涨改为不得超过0.5%。政府的意图更加明显：该跌啦！与此同时，又推出一项新政策，把只对卖方征收6‰的印花税，改为对买卖双方同时征收。
但抱着政府只打击黑市，不会让场内股价跌得可笑幻想的多头股民们，在场内继续英勇奋战。11月26日，“五朵金花”中的三朵开始凋谢，万科、安达、原野未能敌住抛盘，股价如“无边落木萧萧下”，多方退守金田与深发展，进行宁死不屈的抵抗。28日开盘后，空方集中火力狂攻金田，金田在焦土般的炮火中失守。多头抱着“马革裹尸还”的决心，奋力推升深发展，进行殊死肉搏，这是多方最后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阵地，多空双方直杀得“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当天多方斩获深发展24.5万股抛盘，终于保住了龙头股，赢得了崩盘前最悲壮的一次胜利。
这次悲壮的胜利，让多头信心倍增，他们在龙头股深发展上，又浴血奋战了整整10天，深发展犹如四面楚歌中的“垓下”，那始终昂扬不垂的龙头，恰似刀光剑影中多头的战旗，让空头望而起敬。但其余4只没有多方坚守的股票，10天中市价损失4个亿，这无情地动摇了多方的意志，胜败已定，悲壮不能取代失败的命运。10天之后，深发展失守，终于低垂下高贵的头颅：跌停。中国股市第一场多空搏杀结束了。与时同时，一个把股票视为聚宝盆的幻想时代也就此结束了。
东方的金融巨人即将醒了
那些在搏杀中“壮烈牺牲”的多头股民，不免对政府的干预怨天尤人，认为是政府导致股市的下跌，把跟随而来的“股灾”责任归于深圳市政府，这当然是很不成熟的看法。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一个在计划经济下脱胎而出的股民，可能对市场的规律非常陌生，但市场是不会照顾陌生的。
有涨必有跌，在多空搏杀时，多方难道就没想过，场内的股价已是原来发行上市价的30倍，而场外的黑市价差不多高达60倍，1万变成60万，兑现利润是必然结果。不能兑现的数字游戏是没人会玩的。
当时有一篇描写深圳股市的报告文学，里面描写了一个姓冯的大户。这位冯大户来到证券公司的交易柜台，望着“有行无市”的挂牌价，要抛出19000股深发展股票，当时深发展的挂牌价是175元，可他偏偏要158元抛出，接单员再次提醒他价格填错了，他却一瞪眼问：“到底是你抛还是我抛？”结果这19000股深发展抛盘引发一轮下跌，连场外的黑市价也波动了两天。有人看了这篇报告文学后，猜测这位姓冯的股民可能就是深发展招标时以120元中标的方阳辉先生。
但不管是谁，这篇报告文学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在1990年的股市狂潮中，有些人一夜暴富了，也即在中国股市中大户已经出现，纯粹群众投机热情的时代即将过去，真正的操纵就要开始了。股市不会永远走高，黑市也一样，有操纵就有打压，炒高后的大户必然要兑现利润，成为真正的富人。狂炒之后是狂跌，这就是市场的自身规律。股市“大鳄”终有一天会浮出水面，兴风作浪。
政府不可能改变市场规律，也不可能是规律的制造者，深圳多头惨败与政府没有关系，政府是市场良好发育的推动者和建造者。在这方面上海的股民可能要比深圳的股民更成熟些，而上海的证券界也可能比深圳走得稍稍快一些。
当北京成立了一个“联办”来研究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时，上海也已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1989年12月2日，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了一次金融改革会议，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从北京赶来参加。当时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朱镕基在会上提出上海要调整部署，要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朱镕基的思路很清楚，工业得靠原材料，原材料对外省市的依赖性太高了，上海得看外省市的脸色行事，不能飞跃式地发展。上海的优势是人才云集，尤其是金融人才。上海曾经是东方的金融中心，在金融方面具有其他省市无法比拟的优势。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上海组成了的筹建证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组：交通银行上海分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李祥瑞和龚浩成对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颇为担心，朱镕基安慰道：“你们两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两位还在第二线呢。”其实朱镕基胸有成竹，他曾经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意向，向邓小平同志当面提起过，小平回答得很痛快：“好哇，你们干吧。”
这次康平路金融改革会议改变了上海的发展方向：东方的金融巨人即将醒了！
新中国的那一声铜锣
1990年，上海把浦东开发的一揽子计划提交中央，把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列了进去。一揽子计划中加进个交易所，北京没在意。一看没驳回，上海就加紧干。1990年1月，贺镐声到北京参加全国体改会议，会议期间，他跑到“联办”，希望“联办”为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助一臂之力。5月，上海与北京的“联办”合办了一个发展证券市场的国际研讨会。10月中旬，举办了一个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上海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遍邀了全球证券界的各大高手，在会上，朱镕基把18张电真空股票赠送给这些国际证券界的高手们。
1990年春，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此话放在香港说，有点儿说给隔岸深圳听的意思，就是急急深圳人--明摆着，深圳人想敲响新中国的第一声铜锣。深圳在1989年11月15日就开始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了，比上海早两个月。筹备工作由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牵头，主要事宜由王健和禹国刚在做。
王健原来是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一名副科级干部，1986年深圳开全国先例，公开招聘12名副局级干部。时年36岁的王健前去应聘，结果金榜题名，1987年3月当了新组建的深圳发展银行的副行长。深圳发展银行的迅猛发展，与王健两年半的工作是分不开的。1989年10月，王健离开深发展，一个月后，去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
王健的搭档禹国刚比王健大7岁，196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军工厂工作。1981年的春天，不安于黄土高坡命运的他，拿着变卖家产所得的600元钱，带着老婆孩子闯深圳。在深圳的爱华电子公司工作。两年后，天上掉下个馅饼，正好砸到禹国刚的头上。有一个叫冈崎嘉平太的日本老人，经常来中国，与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有私交，他要廖承志派几个中国青年到日本去学证券。廖承志不能驳人家的好意，答应派两个人。于是在廖承志去世那年，即1983年，禹国刚和另一位叫蔡靖华的小伙子就被选中去日本学证券。那会儿中国还没有股票，日本人觉得这是新鲜事，于是《朝日新闻》上就把两位在东京学习证券的小伙子的照片登了出来，背景是东京证券交易所。只学了一年，禹国刚就回到了深圳。证券专业，国内没这行业，白学。他只好再回到爱华公司，继续干他的活。等到1989年底，要筹建证券交易所，副市长张鸿义才忽然想起有那么一个青年……于是禹国刚就从爱华被挖出来，跟王健搭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