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不堪回首的一页
第一次“股灾”
我们不能说“崩盘”，因为1990年底到1991年初，深圳股市的盘子太小，只有5只股票，如何经得起“崩”？确切点说，应该是“股灾”，是深圳的第一次“股灾”，也是新中国证券史上的第一次“股灾”。
包括缺乏经验的深圳管理层在内，谁都没有料到1990年11月下旬的多头惨烈失败会酿成一场“股灾”。股市的狂跌与深圳的冬天一起降临了。到12月中旬，深圳股市每天以5%的跌停板速度，不带喘息地连续下挫，成交金额从上千万元萎缩至30多万元。不要说黑市交易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证券公司小小的柜台前亦可罗雀。面对如此疯狂的下跌，12月13日，深圳市政府不得不把每天5%的跌停板改为2%，然而依然无济于事。香港《文汇报》对此惊呼道：“深圳股市在迈向股灾的边缘。”
1990年的最后10天，股价平均下跌10.74%，股票市值损失达6.4亿元。如此凶猛的下跌，对缺乏管理股市经验的深圳市政府来说，是始料不及的。1990年12月下旬，深圳市长郑良玉、主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张鸿义，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负责人，相继在公开发表对股市前景的看法时指出，“国务院领导同志再次明确支持深圳、上海继续搞好证券市场和股份制试验。因此，那种对深圳股份制、证券股票市场的悲观情绪，是没有根据的。”
深圳的股民们抱着对领导讲话的信心与希望，抱着旧欢新怨迎来了1991年的元旦。
1991年元旦，市政府出台令股民振奋的举措，把每天2%的跌停板，改为与涨停板一样，统统是0.5%。同时，张鸿义副市长专门召集深圳5家上市公司负责人开会，明确向他们表态，上市公司的这次年终分红，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很显然，政府希望通过分红派息，让股民得到可观的投资回报，来促使股市止跌企稳。
紧接着，为深圳股市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深圳党报《深圳特区报》又来了一个创举，在第二版开辟了《股市纵横》专栏，供经济界、学术界及从事证券业的专家议论股市，还特意开辟了一个《股民之声》的栏目，让广大股民发表意见，献计献策，这可以说是中国报刊上第一次开辟专门的股市栏目。于是深圳的专家学者们对深圳是不是已陷于“股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时的专家们还只能套用“国际惯例”，按国际上股价跌去30%作为股灾的标准，连续40天跌势的深圳股市，场内价已跌至股灾水平，而场外价早就是股灾了，所以专家们颇有信心地套用股市格言：“股灾之日，反弹之时。”他们认为深圳的股价跌到了谷底，反弹就在眼前，仿佛此时不入市，怎一个“蠢”字了得！
然而国际惯例和中国似乎没有关系。1月2日，1991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一些股民怀着对市领导讲话的信心和对专家们的信任，鼓起余力，奋勇入市，多空开始了一轮新搏杀，一时间成交金额突升，从30多万升至700多万，在多头出其不意的突袭下，股价止住了跌停，一时间股市真的泛红回暖了。然而第二周奋勇托盘者就纷纷断臂，5只股票的反弹仅仅是昙花一现，紧接着又连续6天撞跌停，成交金额降至300万元以下。1月12日，5只股票中有两只没有跌，没有跌的原因竟然是没有成交1股，连撞跌停的机会都没有，另有一只也只成交了1手（当时的1手为500股）。
1月28日，在《深圳特区报》“股市纵横”栏目中，有文章写道：“深圳股市在熊气弥漫中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上周股价继续下挫，每天以0.5%的幅度跌落。有人认为，按国际惯例，深圳‘股灾’已近在咫尺，令人深感忧虑。”
1991年春节前，传出5家上市公司分红派息的消息，公司大都以股民最希望的送红股方式进行分红，接着各公司的业绩报告也纷纷公布，顿时证券公司交易大厅春意盎然起来。龙头股深发展首先起跳，封杀涨停，带领其余4家公司齐步上扬。当时有一家台湾电视台原本来拍摄深圳“股灾”凄风苦雨的场面，不料碰上的却是人头攒动、股价齐上扬的热闹景象，只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这是春节前最后一批入市抄“底”的多头勇士们，有了买家，息战已久的空头就有了对手，抛盘汹涌而出，成交量骤然放大。2月25日，在《股市纵横》栏目发表了一篇题为《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文章，读来令奋勇托市的股民满心陶醉：“春节前后又刮起了一股抛售风，其成交量之大，为近两个月所罕见。然而，心理已得到适当调整的众多深圳股民，大智若愚，适时入市，购进了早已想买而又买不到的深圳发展银行股票，度过了一个祥和欢快的春节。”
文章似乎预示着春节后必然反弹，对入市者的勇气与目光大加褒扬，但春节后不知什么原因，各公司的分红方案“犹抱琵琶半遮面”，迟迟不肯登台亮相。多头动摇了，经过16天的波动上扬后，股价再次掉头而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连续跌停。此后深圳股市真正进入了漫长的黑夜旅途。
沪“牛”深“熊”
1990年12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之际，一家外地公司，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凤凰”）在上海上市。该公司是浙江省唯一一家实行股份制试点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个人流通股为4.49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浙江凤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开启了新中国股市外地公司在沪深上市的先河，同时对上海股市来说，形成了在当时的股民中流行的“老八股”（延中、真空、申华、小飞、大飞、爱使、老庙和凤凰）的说法。
在深圳“五朵金花”全部凋谢之时，上海的“老八股”却稳步登高，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根本不为深圳“股灾”所动。以爱使为例，1991年1月7日收盘价为209.8元，到8月下旬，短短7个月，涨至491.8元，涨幅为138%；8月底面值从50元拆细为10元；到1992年2月20日，股价又从64.8元涨至152.90元，6个月内上涨235.9%。而那只“皇家股票”豫园，在1991年2月底股价已达到3958.2元，开始向4000元进军。就连新上市的浙江凤凰，到1991年5月31日，股价也飙升至478.2元。
唯一受深圳暴跌影响的是，由南方军团大量持有的电真空，在深圳股民的心理恐慌下，于1991年1月14日，从最高点530元突然产生过一轮暴跌，导致了上海股市第一次暴跌。然而，在豫园不为所动依旧上涨的坚挺下，龙头股的暴跌终于未能酿成“股灾”。2月份电真空重新上扬，2月28日突破600元，4月30日突破700元，在5月份又一次有惊无险的下跌后，于5月17日止跌回升，从此开始了上海股市长达一年多的牛市。
也就是说，深圳1990～1991年的“股灾”，并没有使上海股市受到冲击，许多逃出“股灾”的深圳资金北上沪市，反而令沪市行情大涨。这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沪深两市唯一一次以牛熊相反的方式来演绎行情。
究其原因，要说当时炒股资金匮乏，恐怕不是事实。据1991年9月统计，全国居民储蓄余额突破8600亿，如果算上手持的现金，估计在10000亿以上，这批资金相对股市来说太巨大了。要说上海的“老八股”与深圳的“五朵金花”在利润业绩方面优劣截然，就更不是事实了。虽然上海的上市公司的确业绩增长迅速，如飞乐音响截至1991年，资本回收率为141.5%，销售收入比1990年增长55.3%，利润增长61.3%，主要指标为7年之最。但上海年利润在10%～20%的上市公司，是比不上深圳上市公司的。1990年，拆细后的深发展每股利润为0.3元，金田为0.25元，就连较差的安达也达到了0.15元，也就是说，深圳上市公司的年利润在15%～30%之间，平均水平高于沪市。同时深圳上市公司一开始就以深发展为榜样，乐于向股东派送红股，如1990年，深发展10送5；而上海的上市公司却没有这个习惯，像电真空是上市公司中资产增值最快的，至1991年4月，资产已升了7倍，但从来没送过红股。从业绩与分红上说，深市比沪市更诱人，显然二者不是导致沪市走“牛”而深市走“熊”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恐怕是股民的心理不成熟。兵败如山倒，墙倒众人推，但这也不能说明上海股民的心理比深圳股民更成熟一些，更理性一些。
1990年12月9日至1991年6月10日，上海累计证券成交额越过30亿，其中股票成交3.22亿元，日均交易额280万元，最高日近1600万元人民币，创上海股市纪录。1991年4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布8只股票的市盈率，意在提醒股民风险的来临，可上海股市有风无险，股价天天创新高。与上海相比，深圳的成交量却在一天天萎缩，这种萎缩已不是没人抛出而是没人买进，半夜排长队买股票转换成了半夜排长队抛股票。
1991年春节以后的深圳，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在凌晨一两点钟，证券公司门前股民们排着长队，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待八九小时以后开市，以便能第一个进场，抛掉手里的股票。据当时证券公司对某天成交笔数进行统计，每天证券公司全天平均成交笔数为0.7笔，也就是每个交易柜台，一天成交还不到一笔，即使半夜来排队，排在第一个，也不一定抛得掉一笔，这还得看交易员下单的速度。在黑夜的寒风里，股民们默默地排在那里，忍受着中国股市最惨痛的时刻，每天看着股价下跌0.5%，就是抛不掉，有人已经排了一个多星期，却一股也没抛掉。在排队的股民中，有人下定决心，这辈子再也不炒股了。事实证明，春节前入市的股民是最后一批被套者，并非如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些抄底的勇士是什么大智若愚，正好相反，是“大愚若智”。
不过这些春节后入市托盘的股民，使深圳股市经历了整整16天的波动上扬。但不知为什么上市公司1990年度的分红方案迟迟不出台，这给了勇士们最直接的打击。16天之后，托盘者纷纷断臂，股价再次掉头而下。
到3月底，5只股票比1990年底又平均下跌23.65%，深发展从70.11元跌至61.49元，万科从16.06元跌至13.26元，金田从19.50元跌至14.77元，安达从20.40元跌至12.43元，原野从18.30元跌至13.69元。1990年第一季度总成交710.93万股，成交额萎缩至2.04亿元。
望眼欲穿等分红
1991年4月，“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研讨会”在深圳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体改委的领导们，要求深圳、上海两地的股票管理机构积极稳妥地推进股份制试点，认真解决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创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股市之路。
原本这是一条利好消息，可经历了几次入市被套后的深圳股民，已没人敢站出来当“拼命三郎”了。重创后的股民们对利好消息麻木了，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上市公司的分红上。分红才是实实在在的利好，仿佛这种实在能使股市结束下跌，起死回生。而对分红的企盼目光大都集中在龙头股深发展上。
这种企盼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在5家上市公司中，深圳发展的利润稳居头把交椅。其1990年财务报告显示，5998万元的股本金带来了7087.5万元的可分配利润，以国庆节前的股价计算，市盈率仅为13倍。
1991年3月3日上午，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寰宇大酒店三楼宴会厅召开1991年度股东大会，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的分红方案令股东们大为不满：每10股送4股，并每股派发0.3元现金。个人股东对这个方案非常失望，他们认为深圳发展银行利润这么多，至少也应该“10送5”，尤其是那些高价买入发展的中小散户们，在长期被套、损失极为惨重的情况下，更是憧憬着“1送1”。但法人股东对这个分红方案没有提出反对，在深圳发展银行强调要妥善处理各方关系、强调长远利益后，法人股东纷纷表示理解，最后的投票结果是董事会的分红方案获得了93%的赞成票。
这是一次令中小股民大失所望的会议。不欢而散的中小股民周一开盘就用脚投票发泄不满，深发展抛盘剧增，股价下行，瞬间跌停。随后4月8～13日，深发展连续6天（当时每周交易6天）下跌，其中4月11日竟无人问津，单挂卖盘，造成一股都未成交的尴尬局面，创下龙头股深发展上市以来零交易的纪录。
对深圳发展银行失望的社会股东们，这时把希望转向了税后利润仅次于深发展的万科公司。虽然万科不可能像深发展那样送红股，但股民们大都希望万科分红能高于金田公司，当时盛传金田将10股送3股，那么万科至少也应该高于这个标准。然而万科董事会拿出来的方案同样令股民失望，竟然是“10送2”。
万科公司解释说，并非是公司没有能力多分，而是因为万科是个按国际化股份公司的标准建立起来的规范公司，建立之初就制定了公司章程，按公司章程规定，分配给股东的利润只能占公司税后可供分配利润的40%～60%，“10送2”的分红，已达到可供分配利润的55.7%，若突破这个比例，势必要修改公司章程，而修改公司章程得召开特别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勉强接受这个解释，可随后在配股问题上又引起股东们的争议。1991年3月，万科在召开的股东例会上，确定配股价为3.8元，然而到了5月份，董事会又擅自否决了这个股东通过的配股价，而提出每股4.2元的底价，在这个底价上，经过证券商的竞投，来最后确定配股价，或许这也属于国际标准化做法。券商们的投标结果是每股4.4元。当然这个价格与当时的市场价相比，仍高出一倍不止，还是颇具吸引力的。可万科公司采用竞价方式，擅自否决股东大会通过的配股价，引起了一些股东的非议，他们认为万科的做法无视股东，侵犯了股东权益。但中小股东人微言轻，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
股东们的不满尚未平息，万科公司又紧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董事会向特别股东大会提交了定向发行770万法人股的提案，拟定向法人发行价略高于配股价。虽然高于配股，可相对中小股东们在二级市场买入的股票，还是低许多，这770万法人股明年自然要分享万科的利润，在股东眼里，这种做法当然又是一种侵犯股东权益的行为。
1991年7月，万科公司总经理王石宣布，1991年扩股1亿多元的工作顺利完成，说明配股和向法人增发股票都实施了，中小股东对此无能为力，最多也只能到二级市场用脚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