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阿马蒂亚·森具有强烈后现代意味的多元福利论，福利主义难以作出有效回应，于是许多学者试图从实证角度对森的方法加以批评，特别是指责他难以将所说的多元化的价值加以实证化。对多元福利价值进行实证，正好是卡尼曼的特长，与哲理风格的森形成互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测度福利的方法，相当于把福利测度从X点移向了K域。把马歇尔认为很难测度的边沁意义上的快乐和痛苦，用现代实证方法测度出来了。不仅如此，卡尼曼还从个人行为推导社会利益，从微观推导宏观，从快乐原理推导出幸福之道，从快乐测度推导出幸福测度，不依赖标准效用，直接完成了对总福利的测度。
宏观的“幸福”基于微观的“快乐”
卡尼曼与斯密分属两次现代化，斯密那一轮现代化的主题是富强，他认为国富之道在于个人自利而达至利他；卡尼曼这一轮现代化的主题是幸福，他认为幸福之道在于人人追求自己的快乐从而实现社会的幸福。卡尼曼与斯密的治学方法都有海洋国家学者那种独有的思维方式，就是从个人看社会，从微观看宏观。
卡尼曼研究的本行是快乐学，又被人称为快乐心理学。而他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演说中，特别提到的奚恺元，则称这门科学为“Hedonomics”，我译为“幸福经济学”。“享乐”这个词在中国有特殊含义，国人往往一看享乐、快乐，就以为不关正事。殊不知快乐与幸福同构，如果把快乐经济学比作微观经济学，幸福经济学就相当于宏观经济学。俗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宏观寓于微观。熟悉在游戏追求的快乐中“烹小鲜”，可以更好理解为人民“谋幸福”这个“治大国”之道。卡尼曼的高明就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倒是卡尼曼抓住了我们所说的“谋幸福”之道的微观机制所在。
卡尼曼负责美国“国民幸福指数”方法的研究和制定，国民幸福指数就是国民幸福总值。如何计算国民幸福总值，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般都把它当做宏观统计问题，但卡尼曼的解法与众不同。
卡尼曼近年提出的日重现法，是一种微观测度方法；但按他的说法，这种方法可以推广到宏观上去，用于描述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平。他的合作者克鲁格教授介绍说，研究小组正与盖洛普一起，通过电话调查方式得出国民幸福指数。他在2004年说过：“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我们有可能在一年以后采用这种方法。我希望多年以后，这个指标能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重要。”
日重现法及其背后的思想
在《??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重现法（DRM）》一文中，卡尼曼与其合作者提出了DRM这样一种测度幸福值的方法，这一论文发表在2004年12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日重现法就是根据一定问题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回忆、再现一天来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日重现法结合“时间—预算”法和“体验取样”法，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和安排。参加者利用专门为减少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来的活动和体验。
在卡尼曼的视野中，以往的国民生产总值之类的国家统计存在系统性的统计问题。我理解，这种问题根源在于不同的价值判断。工业化的价值判断反映到统计上来，强调的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资为本。以资为本，就是以钱为本，以GDP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福为本（这是奚恺元的说法），以GNH为本。
反映到统计上来，正如卡尼曼所指出的：通过当下体验效用的时间整合定义幸福的经济模型，要求对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品质和持续时间进行细节测度。而关于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分配的信息，是许多国家的国家统计学的一部分。除少数例外之外，时间—预算研究没有包括对人们来自活动的满意的测度。同样，关于特别情形下的时间—使用和主观体验的问题，很少被包括在主观幸福调查中。作为替作方法，这些研究通常依赖于关于幸福或满足的全球报告，这些报告只涉及生活的一般方面，或像工作、家庭这样的领域。
这个意思是说，人本之人具有高感性的特征，不能简单地用测度理性资本（人的“类”本质）的方法来测度。要高度注意人的感性方面的特征，包括：当下体验的价值，我称之为体验效用或意义价值；“特别情形下的时间—使用和主观体验”，也就是后现代哲学说的“此在”的价值，包括时间分析在内的日常生活体验的质与量。事实上，根据卡尼曼的分析，已得出了与许多全球报告不同的统计结论。例如，后面将谈到的对快乐水车现象的解释。
日重现法实质是统计上的现象学方法，即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它是一种彻底反黑格尔现代性的思想方法是，即扬弃“绝对理念”（确定性常态统计）而贴近体验（不确定的非常态调查），是以“体察民情”为核心设计的统计方法，是一种“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用我们时髦、最酷的话说）的统计方法。在这种统计学背后，是一种融社会学、心理学于经济学之中的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
卡尼曼具体介绍说：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混合的方法--日重现法，它将“时间—使用”研究与从情感体验中恢复的技术结合起来。DRM应答者首先通过由一段有顺序的情节构成的日记，唤醒他们对前一日的记忆。然后，他们通过回答关于情况或感觉的DRM问题描述每一个片断，就像体验取样法一样。这有点像高科技条件下的“访贫问苦”、“拉家常”。
体验取样法的优点是长于反映人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感觉。这种技术提供了对应答者生活中的瞬间样本的丰富描述，可以避免延时追忆和评估对体验的扭曲。然而，体验抽样法花费较大，参加者负担水平较高，而因抽样较少，对罕见或较短的事件提供的信息较少。
卡尼曼认为，体验抽样法的结果在与日重现法的结果进行比较时，可以作为标杆（黄金标准），而日重现法所长在于有意再现那些靠探查实时体验获得的信息。在这方面，新的方法比体验抽样法更有效率。换句话说，日重现法的专长在于探查实际民情，专克统计偏差，更不用说有意造假。
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日重现法采取了语境的先进科学方法（我曾多次在介绍后现代科学时介绍语境论，这是语言学转向的较高境界）。语境方法的精髓，就是要求联系上下文网络，确定节点的意义，用卡尼曼的话说就是“联系于活动（例如工作交换）和环境（比如受时间压力的工作）的体验”，“唤起前一天的语境，这种语境有意地引导出特别的和近期的记忆，因而可以减少回忆的错误和偏差”。
卡尼曼归纳了日重现法的五个设计要点：引出访问对象前一天生活的细节描述；根据逼近连续结果的目标，进行实时体验测度；程序设计可以支持不遗漏特殊生活片断的回忆；将生活片断所处的客观环境数据，用结构化方式引出；对每个片断中的情感体验进行多维描述。
方法改变对实质结论的影响
卡尼曼等人通过对一个由1018名妇女组成的样本的子集（909个样本）的调查统计分析，对幸福和快乐问题得出了一些与工业化方法不同的判断。
最集中的一点，就是对“快乐水车现象”的解释。快乐水车是指收入增长（相当于不断踏车），但快乐却不相应增长（相当于在原地打转，不往前走）。即所谓“有钱不快乐”现象。传统以GDP为核心的统计，建立在效用最大化假设基础上，认为有钱就快乐，增长就幸福。卡尼曼、黄有光、奚恺元等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一致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的增长与幸福和快乐的关系渐行渐远。人们的快乐和幸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事物本身；是对产品和服务的体验，而不是产品和服务本身。因此单单是产品和劳务的增加，并不能增加幸福。日重现法可以区分服务和体验的不同，显示出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谋幸福”并不是机械对应关系，即只要服务一定幸福。幸福是对服务的体验，而不是服务本身。搞不好，端着盘子服务了半天，别人放下筷子还会骂娘。这里边的原因，用日重现法可以很好地透视。日重现法就是透过产品和服务的物质表象，贴在体验上，贴近人本，了解那些对于人心真正起作用的东西。
卡尼曼说：“对快乐水车现象的分析，显示出日重现法的在幸福研究上的潜力。”他们发现，与一般认为的经济、环境对幸福影响很大的判断不同，有三个因素对人们的幸福感会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一是人的个性，对情感有普遍深入的影响；二是当前处境的局部特点，对情感产生有力的影响；三是生活环境，对情感体验只有相当小的影响，在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后，影响只发生在有限的时间内。
如此看来，卡尼曼自己的评价并不过分：日重现法或它的改进方法，可以为开发社会幸福核算系统作出贡献，成为社会政策的一个可能很重要的工具。
再一次回到品种经济性
当用品种指涉福利时，社会幸福可以视为单一品种福利，个人快乐可以视为多品种的福利。后现代经济福利理论的要点是说明个人快乐的经济性，即供给上的个性化发展和需求上的多样化选择在目的价值上的意义。
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社会幸福被过滤掉了个人快乐构成福利品种多样性的质的不同。在通过总效用最大化，获得中间价值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工业病”，最大的问题是导致社会幸福与个人快乐的背离，有钱难买快乐。
后现代经济福利的品种经济性，表现在异质的、多元化的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与有机联系的社会网络相结合，产生有价值意义的情境依赖和战略互补。
森的能力理论实际就是福利的多品种理论，体现了多元价值特征。当然，在经济学的后现代福利论中，真正深入到品种经济性来讨论的不多，西托夫斯基也只是停留在描述阶段。这方面的进展，明显滞后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于生活世界的研究。加强对个人快乐引致社会幸福机理的研究，是将来努力的方向。
按照后现代福利观点，工业社会的问题在于把人区分为手段和目的，为了目的上的社会幸福，而牺牲作为手段的个人快乐。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悖论：所有个人的痛苦加在一起，正好等于社会幸福。这经常被道德主义和披着道德主义外衣的权力加以利用。对后现代社会来就，正常的逻辑是：所有个人的快乐加在一起，等于社会幸福。因此，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先快乐带动后快乐，最终实现共同的社会幸福。将为人民服务与为人人服务高度统一起来，将为人民谋幸福与让人人求快乐统一起来。
概括地说，后现代经济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从人的意义价值开始，到人的目的的实现终止，而又不脱离经济性来进行思考，完整地回答发工具理性的现代性之后经济向何处发展的问题。
托夫勒首先指出了人类社会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经济，转向小批量多品种经济的发展趋势，第一次把品种当做经济核心变量，内生进经济发展目标。品种经济性，就是选择的经济性，就是自由的经济性，就是后现代的经济性所在。
所以整个后现代经济学，可以倒过来说，就是从品种的经济性开始，发现人类如何从没有选择地服从于物质必然性，向拥有更多选择从而走向自由的理论。
阿马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25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阿马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16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同上书，160页，在我们的模型中，用K'域表现所谓不完全和模糊的领域。
同上书，104～105页。
同上书，160页。
阿马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16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同上书，160页。
同上书，160页。
同上书，161页。
阿马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162页；这里说“不是效用”是相对的，意思是效用本身也是价值的一个特例。
同上书，160页。
同上书，161页。
阿马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16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阿马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16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同上书，162～163页。
关于权重和评价的具体内容，可以参见阿马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16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阿马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16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阿马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40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