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经济学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要设计显现魅本身的显影液。中医吃亏就在于没法让经络“显影”，所以被科学主义者贬为“伪科学”。前面说过，互联是有机互联。这个有机性，实际上是可以迂回显现的。原来，关键在于将品种内生进入经济学。品种好比网络节点，互联可以通过节点之间的关系显现。以往经济学不处理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问题，所以不需要“品种”这个概念。现在有需求了，于是用D-S模型将品种内生化了，一下解决了新经济的一大片问题，如新增长理论中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的多品种模型，以及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但这些还不是后现代经济学，因为他们证明的不是品种经济，而是品种不经济。有了很好的显影液，却没有把魅显现出来。增长理论围绕解释分工分成两派，一派（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杨）视分工为品种多样化，指向创新；另一派（贝克尔、杨小凯）视分工为专业化，指向协调成本。由于D-S模型本身的局限，使两个方向都没指向魅这个问题本身。魅本身的意思是：品种越多，成本越低。汪丁丁有一解，认为个性化经济来自人力资本体现的局部知识和知识互补，已接近了正解。我认为，有机体与无机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同是协调品种多样化，前者（魅）的特征是边际协调成本递减，后者是边际协调成本递增。因此，关键是将D-S模型改造为范围经济模型。
组织的理性的主要体现
在现实中，组织的正式化与组织的效率存在矛盾，消除这种矛盾是组织理性化追求的目标。从现代性的观点看，当组织的正式结构与组织的效率一致时，组织就实现了它的理性。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效率一致而效能相反的情况。
组织的正式结构对于现代性来说就是科层制。韦伯认为，科层制是理性主义精神在组织中的体现，他指出组织正式结构的来源，在于理性化的正式结构的合法性。正如约翰·迈耶与布利安·罗恩指出的：“科层化理论之所以把理性规范视为对组织正式结构的产生具有影响作用的一种自变量，是因为科层化理论认为这些理性规范是一种建构于现代社会和人格中的普遍价值观。”他们指出组织变得理性化的两条规则：“当理性化的制度规则在特定技术工作活动场域中出现时，正式组织通过把这些规则作为结构要素予以整合而得以形成和发展。”“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特定场域中理性化的制度结构就扩张得越快，容纳理性化的制度的场域之数量就越多。”
我们沿着组织理论的两个基本维度观察其体现理性的现代性特征。一个维度是委托—代理关系，包括信息不对称关系；一个维度是组织的效能状态，体现于组织规模（小规模更有效能，还是大规模更有效能）、组织结构（科层制与扁平化的结构与解构）、组织边界（企业联盟、外包、虚拟企业）、组织机制（以职能为核心还是以流程为核心）、组织体制（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组织资源等方面。
新制度经济学揭示的委托—代理关系，是组织现代性（理性）的第一个基本表现方面
组织是为协调而存在的。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组织成本时，则发生资源向企业组织的聚集。在这种聚集中，产生了组织委托—代理二分。
委托—代理关系，是目的—手段关系在组织中的映射。委托人体现组织的目的，代理人充当实现目的的手段。手段从目的中分离，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工具理性主要体现在这种分离之中。这种分离一方面提高了实现目的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可能提高了偏离目的的效率。当代理人作为经济人，追求私利超过追求委托人给予的权利时，就会出现组织异化，即组织为了手段而“忘记”目的。对此，韦伯也清醒指出，资本主义的理性秩序已经成了一个禁锢人性的“铁笼”，除非先知重生，否则“直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时”，这种情况也不会得到改变。
目的与手段分离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最终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信息不对称。生产者由于比消费者拥有更加充分的信息，而可能为了服务者的利益损害被服务者的利益。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只是在研究对象（即信息）上，具有与后现代经济学的共同之处，但信息经济学本质上仍然是一门现代经济学而非后现代经济学。这是因为，信息经济学只是适应甚至固化信息不对称，视信息不对称为当然，仅仅研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人行为；而后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是手段如何向目的复归，服务者如何在后现代机制作用下，减少自身的异化行为，使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变，最终向被服务者的目的靠拢，实现产消合一的问题。
组织效能的边际成本递增，是组织现代性（理性）的第二个基本表现方面
组织的边际成本递减和边际收益递增是指：基于网络的组织初始投资巨大的技术经济特点，在组织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中，随着用户规模的增长和组织服务量的增加，组织建设初始成本可以在更大的用户范围和服务量上均摊，新增每单位服务或新增每个用户对应的新增成本趋于下降；反之，新增每单位的相关成本所对应实现的新增用户数或新增服务量上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首先注意到与知识联系在一起的人力资本对于报酬递增的决定作用。他明确主张，“专业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源泉，而将这种人力资本之形成排除在外的增长理论是很不完善的”。他进一步指出了报酬递增的两种途径：第一，“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好的生产技术，这种技术的应用能带来报酬递增”；第二，“另一类能在人类生命周期中产生递增报酬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基础教育”。
著名经济学家夏皮罗和瓦里安，对边际收益递增有一个逻辑性更强、更贴近实践的解释。第一，他们认为，由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构成的负反馈均衡，与由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构成的正反馈均衡，构成了旧经济与新经济的主要区别，“关键的概念是正反馈”。第二，他们认为，正反馈在旧经济中也存在，但在新经济中成为核心现象是由于网络效应，或称网络外部性和需求方规模经济所致。而我们认为，伴随组织进行的流程再造，可以更好地发挥梅特卡夫法则的效力，从而形成网络正外部性，其实是这一结论的直接推论。第三，他们明确指出具有赢家通吃特点的正反馈效应很大的市场，是边际收益递增起作用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收益是在此类市场整体水平，而不是在竞争的某一点上被确定的。第四，他们明确指出对于边际收益递增的限制条件是市场饱和。赢家通吃后的市场饱和，使边际收益递增自然终止。另外，技术跳跃也会使市场相对饱和提前到来，实际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等一种技术的市场达到饱和就会出现这种跳跃。如USB淘汰软驱，使软驱的报酬递增被中断。
从交易费用的观点看组织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组织问题，聚焦的不是管理，而是组织的经济性何在。新古典主义谈的主要是市场，制度经济学谈的更多的是企业，核心是交易费用。在用新古典主义改造后的制度经济学中，问题开始收紧到组织的最优化（也就是图4-3中的X点）。制度经济学比较新近的进展，则是向K'区的移动，与组织演进理论结合起来，旨趣开始移向有限理性和自发秩序。后现代经济学除了建设性后现代比较接近制度演进理论之外，主导的兴趣在K区，即组织的解构上。无边界企业、虚拟企业的兴起，在客观上推动了这种解构浪潮。
组织解构当然不是为了自我爆炸、破坏自己，而同样也是出于经济上正常的考虑。这种考虑的核心，从经济???的角度看是在追求一种范围经济性，或叫品种经济性、个性经济性等。这种经济性，是相对于规模经济性而言的。按照规模经济性，组织应向X点聚焦，做大做强，做向科层化；而按照范围经济性，组织应向K区扩散，做小做活，做向扁平化。
如果用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这种区别，规模经济性意味着组织的管理成本随复杂度提高而呈边际递增态势，范围经济性意味着组织的管理成本随复杂度提高而呈边际递减态势。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效率，而在效率之比，即效能之上，它们的二次导数不同。
网络效应与范围报酬递增
按有限理性说，个人认识公共利益的成本高于认识自我利益的成本，但公共利益和自我利益内在相互联系，所以个人应从自我外推社会。因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得以成立。但互联网的先知麦克卢汉提出了“网络智慧”说，按麦克卢汉的观点，在完全网络状态，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的成本是一样的。“网络智慧”首先感知整体，感知社会理性，而又与个人不矛盾。比尔·盖茨将之形象化地称为“数字神经系统”，总结出其生命技术实质。麦肯锡更将之系统化为信息中介理论，指出了突破西蒙理论的具体实践路径。按西蒙的原则，个人理性的极限是顶多直接管理7～13人，再多就要分层，就要进入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递增状态。但有了无摩擦的信息中介组织起来的网络，个人理性直接面对的世界可以无穷无尽，不用分层，只用扁平化结构就可处理。令个人理性束手无策的外部性问题，赫然找到一条新的、根本性的解决路径，这就是范围报酬递增之路。
范围报酬递增，是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尚未被人们认知的一条潜在主线，是理解信息化的经济性所在的关键之一。
问题的由来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报酬不变（或递减）假设基础之上，报酬递增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特有的理论设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