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报酬不变（或递减）是主线，报酬递增不是主线。虽然如此，报酬递增这个主题，在经济学中可以说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从亚当·斯密、马歇尔、杨格，到卢卡斯、巴罗、斯托齐、舒尔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一直到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克鲁格曼、杨小凯、贝克尔，绵延不绝，声名显赫。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报酬递增更有主流化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一词，一直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代指。实际上，报酬递增不光有规模报酬递增一种形式，与之并列的还有范围报酬递增这种形式。范围报酬递增现象，是钱德勒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中首先观察到的一种与专业化相反的现象。但对范围报酬递增，只有现象描述，没有理论和模型的总结，在新增长理论中支流都谈不上，可以说还未入流。
鉴于在新经济中，范围报酬递增日益成为主导方面，规模报酬递增日益成为从属方面。新增长理论现在这种以规模报酬递增为主线的格局，有主次颠倒之虞，正落后于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形势。为此，有必要探讨将范围报酬递增假设内生进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在矛盾
我们首先观察新经济增长理论内部的一个重要分歧。
报酬递增现象的源头，在亚当·斯密“分工创造财富”的著名命题之中。新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在报酬递增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都肯定“产出增长高于投入增长”这种现象（所谓“1+1＞2”）。但接下来，在报酬递增的来源（“大于”部分从哪里来）上，从分工这个根上就产生了分歧。一个分支认为分工是指品种多样化，另一分支认为分工是指专业化。品种多样化分支，包括罗默模型（1987，1990）、里韦拉—罗默模型（1991）、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1991）等，视创新为品种多样化，强调知识外部性是报酬递增之源，它导致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专业化分支，包括贝克尔—墨菲模型（1992）、杨—博兰德模型（1991）等，认为可以将协调成本表示为专业化水平的递增函数。
产生这种分歧，首先一个原因在于经济学没有对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加以区分。范围经济强调品种多样化，规模经济强调专业化。但“品种多样化”这个概念是有迷惑性的，因为专业化与兼业化（协同化）都会出现表面上的品种多样化现象。一方面，分工专业化，越分越细，似乎“产品”（如汽车零件）多样化了；另一方面，越不分工，生产的“不相干”产品的品种也会多样化。而且两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都会出现报酬增递，这就难以区分了。但如果有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区分，这种误解就不会存在了。规模经济是指品种不经济，范围经济是指品种经济。专业化与品种不经济是同义语，专业化分工是内部分工，虽然可能使品种增加，但增加的品种是子品种，而非元品种；其经济性的来源，不在这种（子品种）增加之中（因为子品种增加只是带来协调成本），而在于减少（即对于单一品种的专注）。相反，品种经济是指品种越多越经济，是指元品种的经济性（元品种之间可以不存在专业化分工关系）。罗默等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品种多样化过程中知识外部性可以带来经济性，认识到其增值性不是来自专业化（而是来自知识的非专业化，即协同共享），但他们没有发现品种经济性这一成本特征。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专业化分支的理论是自洽的，但品种多样化分支的理论有自相矛盾之处。矛盾就在于，一方面承认需求上的品种多样性，一方面却不承认供给上的品种经济性，需绕道求助于品种之外的知识外部性。这极大地削弱了罗默等人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原来，秘密在于D-S模型中。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克鲁格曼这一分支，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D-S模型作为进一步发挥的前提。而D-S模型的前提存在问题。根据这一模型，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社会经济资源。因此，他们实际是把品种不经济作为品种多样化的约束条件。这就是它不能成为范围报酬递增的理论基础的问题所在。
表现在图4-4中，D-S模型在数量（Q）、品种（N）和成本（C）的关系上，一方面强调规模经济（COQ），一方面强调品种不经济（CON）。因此，D-S模型本质上是基于规模经济的品种多样化模型。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现有新增长理论中无论是品种多样化理论，还是专业化理论，都只是规模经济理论，证明的都只是规模报酬递增；现有品种多样化理论证明的是品种不经济，而非品种经济，它本身不能证明范围报酬递增。因而，我们需要建立基于范围经济的品种多样化模型和范围报酬递增理论。
在基于范围经济的品种多样化模型中，可以同时存在规模经济（COQ）与品种经济（CON），如图4-4所示。只有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设定同时容纳进来，我们才能得到完整的品种多样化模型，从而为新增长理论的全面发展开拓更为宽广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长尾曲线（图4-4中QN虚线）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等成本曲线在底平面的投影。这意味着长尾曲线中的热门（短头）和冷门（长尾）只具有相对意义。只有在规模不经济的个性化经济中（如图4-5所示），长尾才是绝对的。
范围报酬递增
范围报酬递增是相对规模报酬递增提出的。它首先要求修正原有的规模报酬递增定义。原来说的是：如果所有投入品的数量都以相同的百分数增加，并导致产量增加的百分数大于该百分数，就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这个定义容易混淆不同报酬递增的内涵：一是这个定义没有关于初始投入或资源共享状态的界定；二是它包容了互补性，但不能与范围经济从本质上区分开来；三是它没有说明成本特征。事实上，对于规模经济来说，不光有投入品与产量的比例关系方面的特征，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它强调品种不经济，即专业化的经济性。对规模经济来说，品种越少，成本越低。
范围报酬递增，说的是在资源共享条件下，低成本的多品种协调带来的经济性，其低成本协调是由协调的有机性（而不是仅是协调）造成的。因此，它成本上的经济性来源是这种协调的边际成本递减特性，而收益上的经济性可以来自知识外部性和互补性。
从动态上说，范围报酬递增，离不开（一定条件下的）边际报酬递增。正是在这个动态中，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成本斜率相反的本质才得以揭示。在规模报酬递增中，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它的经济性来源不依赖分摊固定初始投入，只不过边际成本递增的幅度低于边际报酬递增的幅度。而在范围报酬递增中，边际成本递减。此外，如果进一步增加品种，对两者的影响不同，增加品种会降低规模报酬递增的程度，甚至会逆转递增形势；而进一步增加品种，却会进一步提高范围报酬递增的程度（当然有其限制条件）。
范围经济性与组织的关系
范围报酬递增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与效能相关的组织推论的逆转：
在组织规模上，如果存在范围报酬递增，小规模的组织可能比大规模的组织效能更高。意大利生产活动部部长马尔扎诺在分析意大利中小企业的经济性时曾指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大的场景：一个是“小企业和大网络”，另一个是“一体化的大企业”。有了信息和通信技术这个有效杠杆，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所处的不利地位定会有所改善。其中的所以然在于：“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协调成本也就越高。当中小企业专业区内交易成本低于大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时，小企业的优势就会大于大企业。”互联网与社会网络的结合，恰好产生了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环境，使“多品种”的企业（小规模企业）比“单一品种”的企业（大规模企业）具有更好的经济性。
在组织结构上，如果存在范围报酬递增，解构科层制组织，建构扁平化组织的效能比科层制更高。
在组织边界上，如果存在范围报酬递增，企业联盟、外包、虚拟企业等形式，比资产专用性的封闭型企业效能更高。这是因为互联网与社会网络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可以让多品种的企业共享资源的网商生态系统。
在组织机制上，如果存在范围报酬递增，企业以流程为核心改革比以职能为核心更具效能。
在组织体制上，如果存在范围报酬递增，采用非正式规则可能比正式规则在创新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
在组织资源上，如果存在范围报酬递增，知识投入比物质投入的效能可能更高。
范围报酬递增解释的两方面的现象，正好代表着后现代经济组织的元特征：一是多元性的特征。范围报酬递增解释了经济性为什么可以分布在K集合的元素或节点之上，这些元素或节点可能因为异质性而成为多品种的，显示出多元化、个性化特性。这与现代性条件下X单一品种优化（规模经济）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二是有机性的特征。单一品种经济的机械性主要表现在边际成本递增的效能特征上，品种经济（范围经济）的有机性主要表现在边际成本递减而范围报酬递增上。
沃尔特·鲍威尔、保罗·迪马吉奥主编：《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同上书，48页。
同上书，50页。
在行政组织中，是“政治—行政”二分。
沃尔特·鲍威尔、保罗·迪马吉奥主编：《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6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西奥多·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西奥多·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15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同上书，152页。
卡尔·夏皮罗、哈尔·瓦里安：《信息规则》，15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同上书，153页。
同上书，155页。
这里品种的多少，不是指产品，而是相对于生产区，看内部的企业“品种”的多少。品种在这里转义为描述资本异质性的单位，一个企业品种就是一个资本专用性单位。
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在K集向X点优化的过程中，挤出的“水分”正是生命特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