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组织本身当做语言，在正式组织这种语形之下，实际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语义。组织作为符号，如果不能言尽其义，实现组织本身的目的，那么符号本身只是僵死的、无意义的形式，就像害了“工业病”的企业组织一样，违背企业建立的初衷。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索绪尔区分了语言与言语、所指与能指，这样做的最大意义在于将差异内生进结构。组织也可以是多品种的、复杂的，而不仅仅像正式结构这种语形所显示的那样简单。针对能指的组织最优，对于所指就是一种讽刺，意味着为了形式而忘记它面对的变化着的实际问题。
索绪尔认为，单个语言符号的差异是消极否定的，然而从这否定的差异中却能生出积极肯定的语义。“一个单词的内容，最终并不是取决于它的内涵，而是取决于它外部的关系条件。”对组织的启发在于，职能本身的意义往往不取决于它本身，而取决于由流程联系的关系网络。这是现代性组织理论的盲点。现代性组织理论在遇到过高的组织成本时，往往只是考虑调整组织的规模或大（如韦伯官僚制）或小（如公共选择理论），而不考虑推动效能的质变。
列维-施特劳斯提出象征结构。象征是从前现代现象中提取的一种后现代概念，它强调的是结构的有机性，要求像社会有机体那样看待结构，把结构当做是活的。这与现代性把组织看成是机械死板的正式结构，形成了对照。在《野性的思维》、《神话学》和《结构人类学》中通过把神话作为一种象征结构的分析，他一步步转向了对组织的文化与社会分析。
德里达的延异与解构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代表的是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是一种形式主义，忽视了形式背后的内容呈现，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以延异作为本体系统的原型，作为无中心的中心，以解构形式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延异，可以视为对K集的原型描述。延异的意思是差异之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多元化、异质性的元素，先于把它们最优化为一个中心（X点）的意图；二是这些差异性元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历史发展，具有自组织、自协调的有机联系。
如果硬要把延异表述为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它近于视变异本身不变（飞矢不动的芝诺假定），后者就是无中心（多元化、差异化）的中心（顶层原则本身）。德里达把延异（K集合）绝对化了，完全不考虑形式化（函数），更是彻底否定逻各斯（X点导数）。用数学语言表示，德里达相当于将K集合元素的离散性绝对化，反对用函数这种形式化的结构去限定元素，更不用说，他完全否定从元素的连续性中获得导数这种逻辑化的东西。延异相当于反对连续的连续统。德里达如果会用经济数学表达的话，他在第一步连续假定上，就会与最优理论冲突。按他的观点推测，他会认为作为最优理论数学前提的连续本身会否定品种经济性，而与个性化、多元化的现实内容背离。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分歧。
德里达这种极端解构，并非没有建设性。其建设性（包括巴特《作者死了》的建设性）在于，主张完全从消费者（在他们的文本中说的是读者）立场出发，而不是从生产者（在他们的文本中说的是作者）和产品（对应作者自我中心的作品）出发来考虑问题。
顺着德里达的思路来反思企业，企业这种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正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它只是有限地考虑消费者，而不能从根本上以消费者为本考虑问题。组织为生产与消费关系确定了一个初始的结合形式，但在形势发生变化时，却只能有限地对消费者进行反应。
例如，流动性陷阱就反映了现代性的组织缺陷，由于组织的目的是以资本为逻各斯中心的，即使资本的价格已经为零并且继续下跌，但企业组织的刚性决定了宁可在宏观上来一场经济危机，也绝不在组织内部进行资本与劳动的有机构成调整（如果这种调整要求资本价格为负），实际这正是经济危机在全社会水平要达成的同样结果。原因就在于，企业这种组织认为，如果不以逻各斯为中心（或者说不把资本的利润作为正值），企业根本没必要存在。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对组织的最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解构。
后结构主义提出的建设性问题是，能不能把解构本身内??于组织机制设计呢？企业在这方面提出了变化管理和动成长的概念，是值得经济学家反思的。
后结构主义的组织思想
对于组织来说，后结构主义观点倾向于强调组织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组织的内容是活的，是差异之流，是众多元素在彼此区别的前提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显然，这是对泰勒科学管理的组织理论的否定。以后结构主义的尺度衡量，科学管理否定了人的生命创造力和创新活力，把人变成无差异的、可彼此替换的物（螺丝钉），割断了人的个性间的有机联系，忽视组织的内容（目标、任务）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现实。
后结构主义有强烈的用户中心的倾向。德里达在《书写学》中，对索绪尔和卢梭的二元对立观进行了剖析，强烈地表达了高扬所指而贬抑能指的倾向。德里达的解构，重在从能指向所指回归，从形式向内容回归，从中介向人本回归。
如果与管理理论对照，结构主义可以为流程再造提供理论基础，后结构主义则要为基于最终用户和结果的转型提供理论基础。比如对于ERP，结构主义会认为可以将流程形式化，而避免以职能为中心的组织缺陷；但后结构主义可能会认为它只是一种新的形式，需要结合用户需求变化，不断调整才有意义。一些企业设立系统创新部和流程改进部，将变革本身组织化，体现了后结构主义的理念（虽然并不是有意识的）。
管理学中的后现代组织概念
“后现代组织”这个概念，在管理学和管理经济学中已经被明确提出来。例如，波耶、格普哈特、塞钦可瑞在《后现代管理和组织理论》一书中说：“我们的后现代组织的隐喻是扁平。”表4-1是他们对现代性组织与后现代组织特征的区分。
同样进行过类似的现代组织与后现代组织特征区分的，还有斯特瓦特·克里格，他在《后现代管理》中，强调后现代组织的特征是：柔性，以劳动力核心能力的管理为中心，以个性化消费为前提，通过微电子设备作出可能选择，工作是非差别性、无界线、多技术的，雇佣关系更复杂，表现出碎片化的形式，如转包合同、网络。理查德·达夫特在《组织理论与设计》中，也对现代组织与后现代组织的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对比。
列纳·亚伯拉罕森则用后现代工作组织这个词描述后现代组织，将全面质量管理、企业流程再造、人力资源管理、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无边界组织等都归入其中。
在早期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无政府只是不以政府方式组织，并非不需要组织行为，例如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中，互助就是一种自组织行为。无政府主义反对的是组织的形式化，而不是组织。
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22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刘晓善：《后现代组织成本管理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
内生品种的经济学组织理论
对组织的讨论，不论是职能还是流程这些问题，仍然还处于管理学的范围之内。要进入经济学本身的讨论，还必须从这些现象中提炼出理论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无疑深入到了基础理论层面，但它的能指体系（即符号体系），却远非经济学家所能熟悉和理解。
事实上，“品种”这个概念，可以作为后现代解构理论中“延异”在经济学能指系统中的对应概念。因此对组织的基础理论层面的后现代经济讨论，应该从品种和品种经济性入手。如果说品种还可能有原子论的歧义，品种经济性则更接近延异的概念。
组织论中对于品种经济学的讨论，不同于价值论中对品种经济性的讨论。价值论是从质的规定性讨论品种经济性，把它表述为目的价值的经济性；交换论从质的交换维度讨论品种经济性，把它表述为一形多义的经济性。组织论的讨论重点是品种的效能经济性，即存在品种维度的条件下，组织结构内效率的变化率方向问题。效率的变化率方向不同，在管理层面直接决定组织的科层化与扁平化方向的不同，是现代性组织与后现代组织最核心的区别。
经济学根源于原子论，研究对象的生命性是它的天然盲区。即使一些把生命性当做现象加以认识的经济学家，也难以在基础理论层面找到合适的工具来表述，只能间接地描述生命性现象。
所有这些努力，由于在经济学基本范式上仍然是现代性的，因此它表现出的某些后现代倾向更多只是在实证层面体现出来，是不彻底的。
经济学并不采用“解构”这样的术语以及解构的能指体系。将解构从后现代哲学的能指系统转换成经济学的能指系统（话语系统），涉及品种这个维度的展开。传统经济学经常以数量（规模）和价格作为分析维度，隐含着单一品种维度的能指假设，相当于将分析收束于X点。后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能指体系）则把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作为一个特例，而扩展到对于多品种（小批量或定制生产）的讨论。多品种相对于单一品种就是一种解构。
将解构嵌入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切入点，并不是对品种本身的直接讨论，而是：第一，要把品种经济性当做研究对象。传统经济学内设的假定是品种不经济（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讨论品种多样性问题的D-S模型内设品种不经济的假定），后现代经济学则要建立品种经济性的概念。第二，将品种联系于结构（或解构），讨论范围报酬递增等现象及背后的根据。组织的性质是由组织元素的性质及其结构性质决定的，品种多样性和品种经济性决定了组织的柔性特征。后现代经济学必然将组织理解为一种“解构”，即对组织的不变性的打破，以解构后的无形的、虚拟的、弹性的、网络化的组织形态，将组织理解为“变”本身的形式化。
如此看来，现代性的组织，视不变为常态；后现代的组织，将变本身不变，当做组织的根本特征。从数学上说，以往追求不变的极值点；后现代更加强调变本身，研究斜率方向的不同，表现在对凸性的讨论上。这对于那些可观察到的网络经济性、组织自协调现象，可以形成一些特有的分析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从解释合作现象入手，发现有机组织与机械组织的区别。例如，利用互补性概念，间接地逼近生命性现象；研究人的利他性、同情心、文化、伦理等人所特有，而物性中没有的现象；研究协调问题，尤其是自组织协调现象。
第二个角度是建立品种维度，从解释品种多样性现象入手，发现组织中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区别。因为品种越多，系统越复杂，越接近“生物多样性”这种生命现象，而对它的解释也就更接近对于生命性的解释。
第三个角度是从解释报酬递增现象入手，发现网络经济与资本专用性经济的不同。
第四个角度是从演进经济学入手，把组织作为社会有机体来加以观察。
……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从更为基础的品种经济性引申出这些属于推论的东西。
品种与组织
以往的经济学很少从品种这个维度来思考组织，离开品种维度思考组织，会把组织仅仅理解为线性组织。
我们可以从集合的观点重新思考组织。集合是可作为一个元素的总体，我们可以把一个组织想象为一个集合。
设品种为K集合中的元素，元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组织的结构特性。元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连续或不连续。X点处于连续关系中，连续的实践意义可以理解为同质性；然而在K集合中，元素之间的连续关系仅仅是特例。在连续状态中，所有元素是同质的，可视为没有质的差异的同一个品种。
但K集中还存在不连续的情况，不连续的意思是集合或组织中的各个元素不同质，也就是说存在多品种现象。在以往经济学看来，多品种将意味着不经济，因为不连续就谈不上最优化；但后现代经济则存在品种经济性，认为集合中的各个元素，在“溢出”X点向K集扩散，形成从单一品种向多品种转化的过程中和形成多品种（即不连续的元素）时，存在经济性。
在不连续状态下讨论这个集合的经济性，就是后现代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主要内容。它分为两个分支：一个分支研究的对象是解构，一个分支研究的对象是有机联系。可以认为，前者是研究集合网络中节点的离散化、多元化现象，后者研究这些元素以何种方式连接与结合。有机联系在数学上的含义，是元素之间的连续统关系，这些元素不连续，但处于连续统中。数学直觉主义一直把“数”理解为有生命的现象，而不是像逻辑主义那样把“数”当做原子化的、同质化的连续现象。连续与连续统的关系，就好比机械连接与经络的关系，体现了社会机械体与社会有机体在连接上的不同特征。
经济学中的社会有机论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社会有机体论也源远流长。连经济力学的始作俑者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也曾承认：“经济学的目标应该基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真正把生物进化思想引进经济学，探究企业生命活力之源???“经济生物学”，当首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1950年，阿门·阿尔奇安阐述了企业生物相似性的演化思想，成为企业演化理论的思想先驱。对这一理论贡献最大的应该是理查德·纳尔逊和悉尼·温特，随着《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1982）这一著作的问世，完整而严密的进化理论研究的轮廓开始形成。198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提出了社会经济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理论，有机论的思想开始主流化。
特别是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莱斯特·瑟罗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在社会有机体论基础上的国家竞争优势学说，这一学说的特点在于宣告：在21世纪，仅具有自然资源优势的国家是不会成为富裕国家的；资金的可利用性也不再是竞争要素了，随着世界资金市场的迅速发展，所有人都可以在纽约、伦敦或东京筹措到借款；知识和技能才是比较优势及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来源。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战略，已在全世界遍地开花，成为支持跨越式发展的主流思想。西方信息化理论泰斗曼纽尔·卡斯泰尔和马克斯·布瓦索的信息空间理论，更是直接的信息化理论，对马歇尔以来的“牛顿经济学”提出彻底修正，主张用“后牛顿经济学”为信息化开道。
经济学中的品种多样性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