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第三价值，边沁称之为快乐，帕累托称之为福利，鲍德里亚称之为象征价值，卡尼曼称之为体验效用，布瓦索称之为信息价值。我认为，用“意义价值”这个词概括性更强，所以我下面会用意义价值这个概念，与上面那些概念指的是同一回事。意义价值存在于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三之中。
相对于交换价值，意义价值代表着人性的不同方面。交换价值代表人性的本质的一面，意义价值代表人性的高级感性的一面（使用价值代表人性的初级感性的一面），它们共同构成完整的人。如果把生产当成彼岸，消费当成此岸；那么交换价值是离岸价，意义价值是到岸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的平均价值构成离岸价，而人的自由劳动时间、人的个性化价值构成到岸价。以人为本，是以此岸之人为本，也就是以具有人体的人为本，以感性的人、活生生的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回到人本身这个“岸”上；而彼岸代表人的本质，代表着人的社会化的方面。因此，它是不带人体的人，经济学上叫做经济人，或经济人理性。当然，这里的离岸价也构成到岸价的一个部分。因为人本之人，人的感性存在，不能脱离人的本质而单独存在。人的复归，就是指人的本质向人的存在复归，而不是单指人的存在。
工业化在人性上的历史局限性表现在，以为解决了社会化问题就船到码头车到岸，不考虑具有人体的人其差异性和个性的价值所在。然而，有钱不快乐也是白搭。经济发展了，人民不满意也不算数。信息化价值观的历史进步表现在，光有交换价值（有钱）还不算到头，要有意义价值（快乐）才是归宿。要拉离岸异化之人，“回头是岸”，回到人本身。
至于计量收费的事，是个小case。马歇尔那时没有解决快乐测度方法问题，不等于现代人不能解决。当然，不是去测什么“多巴胺”、“肾上腺素”，而是采用一种叫锚定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的期望理论为此还获得了诺贝尔奖，这种方法目前在美国流行的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中已成为主流方法。
交换论中相关研究的前缘
等意义价值交换，从交换价值角度看是不等“价”交换。因为这里的“价”，本身就是指交换价值。这个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提出的。
对不等价交换的研究，过去主要集中在对前现代社会的研究中。摩尔根研究古代社会，关注的就不是商品等价交换。1867年，马克思就曾讽刺李嘉图将等价交换原则应用到前现代社会是“弄错了时代”。马克思晚年放下《资本论》，把主要精力用于东方学和人类学研究，也是因为注意到一种完全不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经济形态。对不等价交换的研究，此后长期局限于人类学、社会学中。马赛尔·莫斯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从他开始，形成了对商品交换（等价交换）与礼品交换（不等价交换）的系统研究。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的延续，例如罗红光在《不等价交换》一书中发现：“由于文化资本是无形的，交换往往是跨时空的，所以这种交换往往是不等量、不等时、不等价的，但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当代社会对不等价交换的研究角度从前现代观点变成后现代观点，这是由信息革命决定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语言市场理论，较早接近了我们现在这个话题。他指出，“语言交换--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建立于编码与解码的基础之上，在一定规则或创造力的辅助下的一种交流关系--也是一种经济交换。”鲍德里亚关于符号交换与象征交换的理论，将这个问题从比较具体的人类学研究的层面提纯到政治经济学的高度。而巴比鲁克的礼品经济理论，更是从互联网技术前沿实践对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系统批判，在螺旋式上升的更高台阶上，回答了马克思、摩尔根时代前现代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那些关键问题。
然而，与价值论上的进展比较起来，在交换理论的研究上，无论是前现代的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还是后现代的研究，存在共同的局限性：主要关注现代性商品交换之外的经济交换中交换价值不等这一面的情况，但没有正面揭示在交换价值不等的同时意义价值相等的规律。这就是我们下面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今天如果我们再不接触这个问题，就会直接耽误IT前沿的商业实践了。因为P2P的商业实践，已经把其中的理论问题紧迫地抛给经济学了。
等意义交换原则
在以个性化为特征的后现代经济中，会出现类似前现代经济中那种不等价交换的“返祖”现象。这是我们观察问题的起点。
出现不等价交换的条件，与新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的经济条件十分吻合。由于信息外部性和网络效应的存在，典型的新经济行业常常具有初始投入大、边际投入少、边际效益在一定技术条件下递增的特点。这种特点十分适合发展与个性化密切相关的差异经济、大规模定制，在现象上表现为：厂商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生产出大量“不一样”的东西，来满足用户不同的口味。假设产品可以定制到只生产一件，只对应一人的程度，我们有理由相信，讨价还价--也就是意义交换--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定价方式。一人一价，也完全有可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意义价值与交换价值可能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当交换价值相等时，意义价值不等；当意义价值相等时，交换价值不等。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等价交换，只不过这里等价的“价”是指意义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在价格的形成过程中，交换价值围绕意义价值上下浮动，而不是意义价值围绕交换价值上下波动。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我称之为等意义交换原则。
期望理论很好地描述了这种价格形成的机理。这种理论认为，在真实世界中人们确定的价值，往往不是围绕理性的交换价值上下浮动，而是像抛锚那样将这个理性交换价值锚定在个人选定的某个参照系价值上，是这两个值结合形成的相对值，并以这个参照系为轴心上下波动。实际上，意义价值就是这个价值参照系。意义价值对每个人不同，它是形成一人一价的根据。
传统理论往往只注意到在这种情形下交换价值可能不等的一面，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交换要想成立，必有某种供求均衡力在起作用。只有达到一定的平衡，交换才会发生。如果交换价值不等，交换仍然发生了，那么答案就只剩下一个，那就肯定是意义价值相等。
换句话说，不等价交换只有在意义价值相等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在体验经济中，这种情况相当明显。比如刀郎，他现在演唱，与过去在乌鲁木齐歌厅演唱，付出的劳动、达到的水平、价值应该差不多，但现在的价格要高出许多，高出新疆其他许多类似刀郎歌手（如唱得更好的阿尔肯）的部分，我认为是意义价值。“酒好”说的是价值，“巷子深”说的是意义如何让别人认同，这种认同很可能是由某种不可通约的成分引起的感性共鸣。再比如，喜欢刘欢的歌迷，也许不喜欢S.H.E。S.H.E演唱的门票，对不喜欢她们风格的刘欢迷来说，可接受价格顶多与其交换价值相等；但对S.H.E迷就不一样了，在这个交换价值之上，他们愿意付出更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与之共鸣，意义价值可以直接验在自身。
如果你坚持认为，交换价值与价格没有区别，就是社会承认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交换价值与意义价值的不同。比如，某人把作为传家宝的一个金元宝，典当进当铺。显然，他只能按交换价值作价，而不能说这个金元宝有我个人的思念在里边，就应作价更高。同样，他赎回金元宝的时候，绝不会同意当铺拿一个同样含金量的金元宝还他，虽然两者的交换价值相等，但后一个金元宝，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价值可言，所以在他心目中的价值是不等的。如果非说这是主观的使用价值也无不可，但有一点，真正有意义的是意义本身，而不是使用价值本身。在涉及拍卖的商业模式中，拍卖品具有独立的私人价值。换言之，每个竞买人仅凭所掌握的私人信息就可以精确地对拍卖品估价，即使知道了所有其他人的估价信息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估价，这其中不排除个人对意义价值的估价。
实际上，这个道理对前现代经济也适用。原始社会的礼品交换，从现代性的观点看，可能是不等价交换，但当事者本人却觉得是等价的。原因在于，这里等的“价”，不是交换价值，而是意义价值。这个意义，可能是面子，可能是舆论评价，可能是人际关系，可能是地位，等等。比如，在夸富宴中，意义价值相等，表现为交换前后面子上扯平了。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仅仅在于，前现代经济最终形成的价格中，可能不包含交换价值；而后现代经济最终形成的价格中，已包含交换价值。
只有抓住了“意义价值相等”这一点来看交换，才能抓住其中交换价值运动的规律。否则，我们从不等价交换中只能看到一片混沌。
后现代经济交换的基本原理
意义交换的市场
等意义价值交换，不意味着意义价值的可通约性。可通约性是指价值，而非真值。虽然存在真值对等、价值也相等的情况，但也存在真值对等而价值不等，或真值不等而价值相等的情况。这决定了等意义价值交换必须包含价值交换与真值交换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不以一般等价物为中介的真值交换，类似于物物交换。物物交换没有依靠货币这个中介，是直接的交换；物物交换建立在使用价值相等或欲望的个体满足相等的基础之上。同样，等意义价值交换，也可以是不依靠货币这个中介的直接交换，通过语言的讨价还价直接完成。
礼品交换就是典型的真值交换。所谓“礼轻情义重”，可以理解为价值较低，而真值较高。交换双方可以在礼品的真值层面形成等值共识，而不在意礼品的交换价值。
对价交换是现代意义上的真值交换。对价（又译约因），是指承诺被允诺、提供或做成的事物，它能使一项协议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对价是一种限制契约责任范围的工具，比如调解就是一种对价，调解以两造真值相等为准，而不以社会尺度作为交换的基准。
真值交换的收入总量，由信息价值量（用B表示）和信息价格水平（用H表示，即信息流动速度）之积构成。这里的信息价值即指意义价值，而非信息产品价值，公式是Y=BH，Y表示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不以一般等价物为中介，并不包括意义中介（如下面谈的语言、代码、音乐）。
第二个层面，是以一般等价物为中介的价值转换，即真值交换与价值交换以货币为中介的相互转换。
扩展费雪方程描述了交换价值与意义价值的转换规律。这个方程的含义是：第一，实物商品使用价值（商品量Q）与交换价值（商品价格P）之积，等于货币使用价值（货币量M）与交换价值（货币价格水平V）之积。第二，货币使用价值（货币量M）与货币交换价值（货币价格水平V）之积，等于意义使用价值（信息量B）与意义交换价值（信息价格水平H）之积。
真值交换与价值交换的转换公式是：BH=MV。用文字表述为：意义价值收入等于货币价值收入，信息价值量与信息价格水平之积等于货币价值量与货币价格水平（货币流通速度）之积。
真值交换可以根据费雪方程--QP=MV--形成与物物交换的转化关系：QP=MV的意思是，实物市场上的商品数量与商品价格水平（注意是价格水平，不是价格）之积，等于货币价值量与货币价格水平（货币流通速度）之积。
我们可以在金融市场分析中，看到这种关系的宏观对应现象。而对同样的现象提供了微观基础描述的，正是如日中天的行为金融学。如果按照微观行为金融学与宏观扩展费雪方程原理，用简明的语言概括对不等价交换现象的宏观含义或股市含义的描述就是：人们在追涨杀跌这种形式上的不等价交换中，追求的是意义价值的均衡。而意义价值均衡本身，往往就是资本货币市场或实体资本市场不均衡的原因。显然，股市首先锚定的是人们的意义价值，牛市代表边沁在微观上说的快乐，熊市代表痛苦。
现在我们看到三个市场：一是位于世界一的实物市场（QP），二是位于世界二的货币市场（MV），三是位于世界三的信息市场（BH）。关于意义价值如何与交换价值相互转换（世界三与世界二的价值转换）的一切具体方式，都可以比照世界一与世界二的价值转换推想。
实物市场与货币市场并不总是处于对等状态，但由于存在两个市场的均衡关系，不对等将围绕对等均衡上下波动。同样，信息市场与货币市场也并不总是处于对等状态，但由于存在两个市场的均衡关系，不对等将围绕对等均衡上下波动。
不对等的含义是，如果存在孤立的物物交换或信息交换（意义价值交换）市场，它们各自仅以自己的尺度平衡（使用价值供求相等或意义价值供求对称），在货币化之后，它们与货币市场之间才存在交换价值意义上的均衡。
不同市场之间的价值调节是通过市场之间的对价完成的，这一对价是博弈关系，以博弈均衡为尺度，而非以货币一方为尺度。
这两个层面的关系，就是BH与BH=MV的关系。真值交换处于哪个层面，取决于真值交换发生在封闭市场，还是发生在（相对于货币市场、实物市场而言的）开放市场。
在封闭市场的情况下，无论是实物市场还是信息市场，都可以游离于货币市场之外，被视为市场经济之外的经济。例如农村自发的物物交换，信息服务中的Q币流通和自我服务，它们可以提高福利水平，却不能计入GDP。这样的市场在何种程度上融入市场经济，取决于交易在何种程度上以货币方式结算。
意义交换的价值中介
如果以意义交换所采用的价值中介的形式来划分，我们可以把意义交换区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采用一般等价物的意义交换，典型的中介是股票。
股票是信息市场（股票市场）上的一般等价物。由于可以在统一的市场--指货币市场（MV）和信息市场（BH）统一交换--实现价值交换，而成为意义交换与价值交换通用的价值中介。
第二类是采用特殊等价物的意义交换，典型的中介是Q币。
Q币是在特定的意义交换范围（如腾讯提供的信息服务）中使用的交换中介。与股票的区别在于，它不能在统一的市场与货币进行全面兑换。
Q币与股票一样（而与语言、音乐不同），在表征意义价值方面是间接的，它们只能通过交换价值间接地表现意义价值。因此，它们是标准意义的等价物--等交换价值之物。
第三类是采用特殊意义中介的意义交换，典型的中介是语言。
特殊意义中介的“特殊”，与特殊等价物中的“特殊”是一个意思。语言作为中介，与音乐相比是特殊的等价物。这里的“等价”，不是指等交换价值，而是等意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