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儿他嗅了嗅，猛而跳进厨房里，不一会端着飘香的钵出来了，接着又往外端了几样炒菜、几样腌菜，又朝餐桌码了三双筷子、三副调羹、三只碗、三只碟、三只酒杯。我看看被刮得哒哒响的窗户，问：“还有人来吗？”
“梅梅啊，快回了。”
“这么晚还回来？”
“是啊，没坏人，整座山只住我们两人。”
吃喝了一阵，范吉祥说：“刚才说到哪里了？”
“说到烧山。”
“对。那时觉得烧山没什么，就是烧了整个世界也可以，可等成绩一出来就知自己渺小了。我娘问考上了吗，我说考上了。她哭，她有病不能治，而我父亲一死那些亲戚的钱也不好借了。梅梅也哭，梅梅家比我家还穷，她父亲当年本可回上海，偏偏娶了一个农业户口，结果把一点工资全喝掉了，有时喝多了就光着身子在家走来走去，把娘俩都走哭了。梅梅家在矿上只住着一间窝棚，窗户塞着牛皮纸壳，屋顶盖着柏油毡子，屋旁堆着大小木柴，就是我们家也烧煤了，他们还在烧柴。那时老师不知我们谈恋爱，他说你们有出息了就快成对夫妻吧，你们太可怜了。
“九月将近时，我们学费筹得很少，只知到山上哭，有次哭得不行，梅梅抱紧我，松开了又抱紧一次，然后走到悬崖上说，我先死，接着你死。我听不懂，等看见一块松动的石头掉下去却没有任何声响时，才吓醒过来，忙跳过去捞住她。我说，梅梅，你的腿抖得跟锡纸一样。梅梅不说话，一个人走下山，怎么讨好也讨好不了。梅梅后来说抓阄，你抓到了你回来娶我，我抓到了我回来嫁你。我说你去吧我不上了。梅梅说不，这不公平。我便悲哀地看着她弄好两颗纸团放在碗里晃，我说你先抓，她说纸条是我做的，你先。我抓了，她又捉住我的手凶狠地说，愿赌服输。我看到寒气便当真了，剥纸团时心脏还跳得厉害，然后我看到想要的结果，便故意在这唯一的观众面前笑。我笑得她眼里落满灰烬，人也驼了，便说再来再来，三局两胜。她说不必了。但我还是做好两颗纸团握着她的手去摸，她犹豫了一会选了一颗，貌似镇定地拆开，又断气般嘶了一声。我见她没意思了，便又做了两颗，自己摸着玩，拆开一看还是那三个字：上大学，便索然无味了。”
“我听说你没去读。”
“是啊，我烧了录取通知书。梅梅拿着两家的钱去安徽读金融专科了，梅梅说，吉祥，你一定要等我。我说，不用，你以后是城市人了，不要回来。梅梅说，不，我偏要你等着，你就站在原地不动，等着我。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已知命运的残酷了，命运的火车像身体内的主心骨，要开走了，我什么也把握不了，控制不了。”这时范吉祥低头不语，再抬头时嘴已裂开，像地下冒出交响乐，他慢慢哭开了：“火车开走了，我要回去见我的娘，我要跟她说我把你的钱糟蹋了，我娘要去见亲戚，要跟他们说我把你们的钱都糟蹋了。
“她走了便只有我联系她，没有她联系我了，她越这样我越联系得频繁，我急迫地想知道她是不是还爱着我，可她总是敷衍。我只能宽慰自己，梅梅要是骗你，怎么把身子交给你？怎么说跳崖就跳崖？怎么不去找个有钱的同学好？凭什么找你？再说她也没有不同意你去上大学，是你非得让她的，她又没有求你。可我又想，她还爱我的话，怎么就不好好说话？说个话很难吗？我便想到城市里男人穿得花花绿绿，身上喷着香水，天天绕着梅梅转，如此便是再忠贞的人也沦陷了。然后是我的肾做生活做出事了，到医院才知是严重肾积水，我借钱把它割了，割完了哀伤地打电话，说：我的肾切了一个。她说，哦。我说我真想死了，她却不说话，我便吼，我是个傻子！世界第一傻的傻子！那几天我是要找地方去死，可就是咽不下一口气，我看到路人就拉过来说，刘梅梅是个狐狸精、白眼狼、毒蝎子，活该千人操万人操，拿斧头操锄头操大钢钎操，操死这烂瘪。
“梅梅你别看，我就是这么骂你的。”
这时昏灯下只有我俩对坐，平静而恐怖，接着更可怕的事来了，范吉祥对着那空碗碟吼：“看什么呢刘梅梅，看什么呢，我就说你呢，你喝老子的血，吃老子的肉，你不是还想吃吗，来呀，吃，吃死你！”言毕将牛肉萝卜一古脑倒在那碗碟上，我将手小心搭过去，说：“别这样，吉祥，别这样。”他掸开了，又踢空凳，又砸空杯、空筷、空调羹，我颤巍巍起身，向门边退，待要拉门闩时，范吉祥说：“你干什么？”
“喝不得了，想呕。”
“冷死你。”他走来将我拖进厨房，让我蹲在柴灰面前，用手拍我后背，我将食指探到喉口，却是吐不出来，然后我又被推回到酒桌。我坐着，背部又湿又冷，后边像站了许多蹑手蹑脚、张牙舞爪的鬼，我便扑着假寐，这时范吉祥情绪好了点，平缓地往下讲：
“后来我上了悬崖，一个人站在那里，看到蓝色的天穹、古铜色的山脉和从遥远世界飞来的风，也像锡纸一样抖起来，然后我的腿脚也被人死命抓住。我尿好了一裤子才回头看，是我娘。我娘无声地将我带回家，扶我上床，给我盖被子，等我醒来给我喂粥水，我不吃她就说她从此也不吃了，她养我长大不是指望我当官发财，是指望死了等我埋掉她。我这才算醒了，才把所有的东西都哭出来了，然后我循着母亲意愿来山上当临时工，算是有个班上了。我在这里一天天掐着时间过，掐到一天便知道梅梅嫁了，再难是我的了，又掐到一天，便清楚梅梅该生孩子了，便永远与我没有关系了——我也别脱，就在这里等娘死，然后等自己死。可是整整十六年后，梅梅却像村姑一样背着包裹上山了，我当时背对着大门吃饭，感觉背后有人，又不太信，迟疑间，肩膀就被那只冰冷的手摸到了。我往上看，看到一张沧桑的脸和化成灰都认识的眉目。梅梅平静地说：吉祥，我回来了。我平静地说：‘好’”。
“梅梅说完这句，就不说话了，我叫她，她就像哑巴笑笑。她以前笑好像是在阴黑的冰地打开一朵灿烂的光，现在却是压着忧伤。我走过去抱紧她，她就让我抱着，许久才敢轻轻扯住我衣裳，等松开了我便见她脸上挂满泪珠，我又怜又疼，不好再问什么。直到有天她拉灭灯，像很早以前一样悲壮地摊开身躯……我们好像不是为了做，把那件事做了，然后我起床小便，不小心拉亮灯，便一下看见她全身的褶皱，以及褶皱中间遍布的伤痕——她像一个老掉的、被暴打的婴儿，躺在我的床上，吃惊地看着我。旋即她哭起来，悲愤地说：你看，我让你看，你过来看，你过来。我过去，她拉着我的手摸她肚腹处的妊娠纹、干瘪下来的乳房以及被烟头烫过的阴唇，悲戚地说：就是你也会嫌弃我的，会的。我说有什么关系呢，梅梅，有什么关系呢？”
这时范吉祥招呼根本不存在的梅梅一起敬我，我喝掉了，又小心看他吃了两口菜，他吃菜是拿牙齿去碾磨，有着细致而巨大的声音。等这股声音消失了，我说：“我真得走了。”
“不是说好歇吗？”
“不是，是好多东西还要到乡下买，怕来不及。”
“买什么？”
“山药。”
“嗐。”他扯着我到厨房，揭开筐盖，亮出两筐上好的山药，“你要多少我送多少，明早一早给你担下去。”我哑口无言，又推说困，范吉祥便取来电筒，搬来梯子。梯子顶翻一块楼板后，架在那里，我小心翼翼爬了会，回头看，看到他鼓励的眼神，“爬，爬。”我便万劫不复地爬进去了，然后我听到梯子撤走了，范吉祥在下边说：“床在最里边。”
合上楼板，我打着电筒四处照，照到一个卸掉灯泡的灯座、一张花式旧床和一个权当窗户的小洞口，便再也照不出什么。我将电筒照着墙壁，慢慢坐着，把光芒一寸寸坐暗了，黑色终于像是大衣披过来，便躺下去将被子拉到头上，捂住自己，孤苦地睡。梦中好似在上海，到处只有城市才有的东西，忽而一阵啊啊啊的尖叫声闯进来，越叫越大，终于是把我叫醒了。我起床在漆黑中造孽地走了一圈，掏出那东西对着砖墙撒了，想一夜过去它应该能干掉的，然后我分辨出那尖叫声原是从楼下浮上来的，便小心趴在楼板上，将耳朵贴过去听，听清那是女人忘情的浪叫。接着我意识到那里还应该有一个屏住呼吸的男人。
这种事情男人就是这样，既当演员又当观众，像作家沉默地参观自己的作品一样，沉默地参观自己的性爱——他紧张兮兮地俯瞰阳具，计算进出的幅度和次数，又竖起耳测算女人的分贝值，最终还要伪装很自豪地在女人耳边问：我可以吧？可是高潮总是不请自至地来，他追叫几声，仓皇地倒在舞台上。
清晨时范吉祥的脑袋冒上来，“昨晚和梅梅那个，吵着你了。”我向洞口走去，他像惶恐的老亲戚急忙下退，待我把脚伸在梯上，他已在下边紧紧扶住。下来后，他一边掸着我身上的干草，一边说：“梅梅走了，早饭没弄，我们下山去，我请你吃。”
“不麻烦了。”
“可我总要把两筐山药担下去啊。”
“真个两筐啊？我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
“客气什么，你带不到上海，留给家里吃也好。”
“真不能，我找个塑料袋盛一袋就够了。”
“好吧，”过了好一会，他说：“那真是不好意思，我送你下山。”
“我几十岁了，有什么好送的？”
“送吧。”
“别送了，咱们兄弟讲这个礼干嘛？”
“好吧，”又过了好一会，他说：“明年回来记得找我啊。”
我们一同出了门，到了岔路范吉祥说你往东走，东边近很多，他自己却是背着帆布包朝西去了，说是要去林业站开会，我看着他小心跳过沟壑，心想没什么不正常。不久，我走到红薯地，看见那片竹篱笆其实不是竹篱笆，是诸葛迷宫阵。阳光照射在十数行斜插着的干黄竹子上，照出若干条死路和一条活路来，我想这大概是按小学课本做出来的，看阵前有黑箭头便拔腿进了。然后在大约一刻钟后，我恼羞成怒地推倒这竹排，沿着理论上的直线强闯出来，一袋山药忘记在里边，我也不要了。
随后我强壮、平安、自由、轻快地走在下山的路上，我想范吉祥一个人待在那死屋时，总是要摁下老式录音机的OPEN键的，他将一盘磁带放进去，合上，又摁PLAY键。磁带无声地走上一阵子，慢慢送出一首台湾男人飞沙走石的歌来，范吉祥在这歌声中有了些情绪，便抱着腿慈悲地说：梅梅啊，那个叫青春的东西早没了，那个叫残暴的东西也没了，剩余给我们的就是像很老很老的老人一样生活。
巴赫
很多人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有时甚至也是整个家族的最后一份工作，这符合中国人平稳的饭碗观。为了这个平稳，巴礼柯的父亲从楼顶上跳下来，巴礼柯在追悼会上被通知可以从遥远的乡下回来，顶职当一名老师。
你知道楚辞吗？
那你对函数了解多少？
会不会外语？
草履虫呢？
这些问题巴礼柯一个也回答不出来，于是教育部门的领导说：那好吧，你去教体育。
那是1975年，黑人阿瑟·阿什战胜白人吉米·康纳斯，夺取温布尔登网球赛男单冠军，钱锺书完成《管锥篇》初稿，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正坐在苏共中央委员的位置上，向权力核心慢慢进军。
巴礼柯29岁，他吹响哨子，让孩子们在煤渣跑道上冲刺。他还不会捏计时表，随便报了个成绩。他想，世界只有一个指标，因为他占有了，另外的某个人必须继续待在乡村，说着无用的普通话。
1991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画上句号；1993年，阿瑟·阿什因艾滋病去世，年仅49岁；1998年，钱锺书去世，享年88岁。
巴礼柯仍然是城市里一所小学的体育老师，准时到达学校，给自己倒一壶茶，提着茶到田径场，向学生传授蹲踞式起跑姿势，然后准时离开学校。在家里，他有一个行动不便的母亲，他给她做饭、洗衣、读报纸，把她搀扶到卫生间。
这样的事情有时也由女人来做。女人做饭、洗衣、读报纸，把他的母亲撑扶到卫生间。他在公园第一次见到女人时，闻到一股雪花膏的味道，后来在新婚之夜，他也曾看见温热的粉红色撘肉裤。但是他们最终没有生育孩子。
结婚十年后，女人提出离婚，他想了下同意了。他要将不多的家产推让给她，她也要将它们推让给他。他们去民政局办理了手续，又一起走回家里，继续生活。像一个老掉的哥哥和一个老掉的妹妹那样生活。
巴礼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甚至不看电视。他只在每周六清晨5时离开家里，坐上第一班216路公交车，来到青山山脚，然后往上爬。傍晚时他走下山，赶上最后一班216路公交车，回到家里。到家的时间是晚上8点，电饭煲的饭正好煮熟，碗筷也摆好了。他洗完手坐下来，给母亲夹菜，然后自己扒几口饭吃，女人坐在侧边。灯泡一动不动吊在他们脑袋中间。
山上怎样了？
女人问他。
挂果了（或者还没有）。
他这样回答。有时候他想说，当他走过一道索桥后，即使是走在坚硬的青石上，也能感觉到整个地球在晃，就像地震发生了。或者，当他穿越阴暗的密林走到出口时，阳光像热血注射进他衰竭的身体，使他充满力量。他没说，他说，挂果了（或者还没有）。
我喜欢吃这些东西。
女人说。
吃完饭，完成洗碗、洗澡和读报的工序，巴礼柯早早睡着了。他家里的灯关掉了。接着，一个街道五六十户的灯关掉了。最后，这个世界所有的灯都关掉了。黑暗像是通往死亡的平稳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