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庄子看来,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高于一切。人不应当成为某种外在于自身的东西的工具。庄子追求的,是个体人格的自在、自由与洒脱,是个体精神的逍遥无羁。自然、自在、自由、自性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人只有一个人生,人生是短暂的,也是不可回复的。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就是关于人生的理论。
1. 儒道人生论的不同
道家的人生论与儒家的人生论很不相同。
在儒家学派看来,人是异于并高于动物的族类。人之所以异于并高于动物,就在于人作为人,具有人伦操守,人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这里所去所存者,即人的人伦操守。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人之有辨,是指人具有明辨是非然否的能力。荀子还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人之所以是贵者,在于人有义。何为义?韩愈讲:“行而宜之之为义。”义就是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人之所以为人,并不在于人有知觉、有生命,而在于人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进而言之,人作为人,首先是社会成员。人作为社会成员,就应当遵守、履行人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在儒家看来,就是所谓的礼。
人作为人,当然存在着各种欲望,但是在儒家看来,人应当以保守自己的人伦操守作为自己最大的欲望,甚至应当不惜为此而牺牲一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即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早上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晚上死也不觉得遗憾。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根本就在于懂得并履行人的社会责任。
强调个体对于社会、团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儒家人文精神的根本。儒家强调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儒家特别推崇人的角色意识。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之为君,就要像个君,就要做君所当做之事;臣之为臣,就要像个臣,就要做臣当做之事;父之为父,就要像个父,就要做父当做之事;子之为子,就要像个子,就要做子当做之事。每个人都应当努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每个人都是社会集体的一个成员。
要求每个人都应当努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为一种束缚。一个人同时具有多重身份,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身份,就只能做自己身份必须做的事,而不能做自己身份不允许做的事。所谓人,在儒家看来,就是各种身份的一种集合,就是要时时刻刻努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就在于不折不扣地推行仁义,完成自己的社会角色义务。除此之外,孔子以至儒家学派并不认为个人还有独立的个人追求、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
由此,孔子特别强调对于自我的克制,强调“克己复礼”,并再三申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总之,就是要冥灭自我,消除一切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人是各种身份的集合,除各种身份外,人便一无所有。在儒家看来,人没有、也不该有任何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如大学生放假回家了,家乡的人不是说你回家了,不是说张三回来了,李四回来了,而是说:某某的儿子从北京回来了,某某的姑娘从上海回来了。也许你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认识你,他们不是认识你本人,而是知道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姑娘。你考上大学了,你感到荣耀,但是更荣耀的也许是你的家人。因为认识你父亲的人、认识你母亲的人,比认识你的人多得多。人们不会说某某考上清华了,而是说:某某的儿子今年考上清华了。你所承载的不是一个你,不是一个单独的你自己,而是你的社会身份,是你的社会角色。
在儒家看来,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社会成员,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他要尽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尽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义务。
巴金《家》里的觉新,他是长子长孙,受过现代思想的影响,他有新思想,有新观念,与他的四叔、五叔不一样,与他的爷爷不一样。但是,他不能像他的弟弟觉慧那样。觉慧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觉新不一样,他虽然不愿意,但是有人让他去陪着他的那些婶子们去打牌,他不去还不行。觉新所表现出来的痛苦要比觉慧的痛苦更多。因为他自己不愿意这样做,但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位、身份,他又不得不这样做。他感到痛苦,他的这种痛苦是别人所不可理解的。他的长辈抱怨他,他的弟弟埋怨他,而他自己却没有办法。觉新是一个文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人时刻都在演戏,都在扮演角色,但由此却丢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为谁活着。人什么都可以扮演,却唯独找不到自己,唯独不能扮演自己。所以,在儒家那里,虽然具有极强的理性人格,虽然极为突出人的积极入世,强调人的刚健有为,但却没有真正的个体人格。
儒家大力提倡人伦关系,然而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中,除朋友一伦外,其他双方均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妇对于夫,幼对于长,是根本无独立人格可言的。正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孝的关键就是遵命、从命、恭顺、服从。子对于父,只有遵命、服从的义务,而无任何独立之志可言。
人伦、纲常,以至道德、政治,本来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以使人充分发展,使人实现自己的条件和手段,但是在儒家这里,手段却成为唯一的最高的目的,而本该作为目的的人本身却只能屈而下之,流落成为单纯的卑劣的手段。
与儒家对于人的工具性不同,道家则大力推崇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强调人的自主、自由与自尊。在道家看来,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就是人最高的目的,每个人都应当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而不是成为他人或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的工具。
2. 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
在庄子看来,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高于一切。人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为了使人更好地生活。
更好地生活,自然、自在、自由、自性地生活,这本来就是生命的真谛,这本来就是生命的意义,也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如果离开这一最高目的而片面追求功名利禄,就是对人的无情的损害与摧残。
《骈拇》篇讲: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然其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三代以下”,也就是夏、商、周之后,自然纯朴的社会状态不复存在了,天下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外在物而损害自己的生命。普通人追求利,而使自己变成了利的牺牲品;士追求名,而使自己变成了名的牺牲品;大夫追求成家,而使自己成为家的牺牲品;圣人追求名扬天下,而使自己成为事业的牺牲品。这些人所做的事业不同,名声也不相同,但是,都对自己的生命做工具性对待,都对自身的生命做无情的毁伤,都使自身成为某种外在于自己的东西的奴隶。在这一方面,这些人是没有任何分别的。
君子、小人在世人眼里,有天壤之别,而在庄子眼里,他们并不存在差异。《骈拇》篇讲: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
伯夷是商代末年孤竹国的王子。周武王伐纣的时候,伯夷劝告武王不要伐纣。后来武王取得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都成为周朝的土地,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粮食,也都成为周朝的粮食。伯夷与他的弟弟叔齐,“不食周粟”,采摘树上的野果充饥,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下。
儒家对伯夷、叔齐非常推崇。子贡曾经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回答:“古之贤人也!”儒家将伯夷、叔齐当成君子的化身,当成君子的代名词。
跖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强盗,手下有数千人。在儒家那里,跖是违法作乱之徒,所以也将他称作“盗跖”。
在儒家看来,伯夷与盗跖,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君子,一个是违法作乱的势利小人。而在庄子看来,他们都对自己的身心性命做工具性的对待。从做工具性对待意义上而言,这两个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虽然“所死不同”,但是“残生伤性,均也”。
庄子说伯夷是为了求名,有没有依据呢?也不是没有依据。孔子就讲过:“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还讲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不怕颠沛,不怕造次,怕的是一辈子没有成名。
不管是死于名,还是死于利,都是“残生伤性”;不管是殉利、殉名,还是殉家,以至殉天下,都是“伤性以身为殉”。在“残生伤性”、“以身为殉”方面,伯夷、盗跖、君子、小人,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世人都以伯夷为君子,以盗跖为小人。而在道家看来,殉名虽然与殉利有所不同,但其为殉则一,其于残生伤性则均。盗跖殉利虽然不足取,但伯夷殉名也不值得提倡。君子之行实际上也是小人之行,俗之所谓君子,实际上也不过是小人。
庄子非议伯夷,并不是认为盗跖之行就值得提倡。而是有感于世人推崇伯夷而以之作标榜,刻意而行,只会对自己的生命做工具性对待。如此一来,这与盗跖残生伤性又有什么区别?求名的人并不比求利的人更为高贵,也并不比求利的人更为高尚。
庄子反对的是对人的工具性对待。庄子与老子不同,庄子认为一个人可以做事,一个人也可以不做事。一个人要做事,就是人的全面健康的发展,就是过一种自然、自在、自由、自性的生活。
在庄子看来,个人生存的意义与目的,显然不在于任何外在于人的东西。一个人并不是被随意驱使的工具,不仅不是他人随意驱使的工具,甚至也不是自己情欲或意志的工具。个体生命本身即具有圆满自足性。个人的存在不是为了他人的存在,也不是为了某一集体或社会的存在,更不是为了生前的利益或死后的名声。个体本身即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存在本身即是存在的最高价值。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人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庄子最早发现并确立了个体存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个体意识的混沌,个性的匮乏,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基本的特征,也是它的顽症和它的惰性。相比而言,庄子突出个性,突出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3. 庄子的追求不同于杨朱
需要说明的是,庄子突出个体的独立自主,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有异于杨朱的“轻物重生”。
关于杨朱其人其事,历史上并没有完整的记述。据说其生活于墨子与孟子时代之间,理由是《墨子》一书尚未提及杨朱,而在孟子时代,杨朱已经成为显赫人物。孟子讲:“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在先秦及汉初史料中,杨朱也多次被提及。《庄子》书中称作阳子、阳子居,《吕氏春秋》中称作阳生,《淮南子》中被称作杨子。但是,《史记》《汉书》都没有提及杨朱。杨朱思想的基本特征是“轻物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