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曾提到2000年6月，我应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兼和津次教授的邀请到东京，参加了在东京大学举行的一个关于中国国有工业改革的讨论会，这次会议由美国匹兹堡大学的Tom Rawski教授、日本亚洲经济研究院的今井健一博士（非常不幸的是，今井于2009年2月因故突然去世，年仅43岁）和我三人作为嘉宾发表演讲。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石川滋教授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评论。会后，我和Rawski教授在从东京去千叶拜访日本“亚洲经济研究院”新址的火车上就中国的工业改革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对话，这次交谈也让我开始关注中国经济的投资效率和资本形成的问题。
2000年9月，我携家人赶赴哈佛大学。作为燕京学社资助的客人，我在哈佛大学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有关中国的工业改革和经济增长方面。我最好奇的问题依然是中国工业企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模式，于是我又集中去研究了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只是，这次我希望把国有部门的利润率的变动与我已经完成的国有企业亏损模式的研究能结合起来。
的确，就当时的研究文献而言，中国国有工业的财务表现和赢利能力在改革以后的恶化趋势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论题。中国工业部门（包括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在改革后呈不断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恶化。一方面，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的效率改进所进行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90年代以后国有工业部门又出现大规模亏损。这些现象使得工业企业部门的赢利问题变得更引人注目、更加有趣了。事实上，人们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地概括为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下降与效率增进之间的“经验”冲突。
当时已有的理论解释可笼统地归类为两种思路。一种解释基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或者体制低效率的论断。持这类观点的多是中国国内学者。简单而言，这种解释基本上是“科尔内主义”的翻版，它依照的是对国有企业的“定性”分析。所以这一解释主要还停留在先验的逻辑上，缺乏经验的有力支持，比如，它无法面对利润率的下降在非国有部门表现出同样模式的经验观察。第二种解释的思路则是经典的工业组织理论的翻版，其基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进入使市场竞争程度大大加剧，竞争必然动摇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从整体上降低整个工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
第二种解释与中国工业部门利润率的整体下降趋势看起来似乎较为一致，但是这种解释的经验基础并不牢靠。如果市场竞争持续导致工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那么竞争自然也将成为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因为在逻辑上，亏损与利润应呈反向变动的趋势，所以，当我们说竞争导致利润率持续下降的时候，也同时意味着竞争导致亏损的持续增长。因此，在经验上，竞争假说不仅应该与观察到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相吻合，而且它也要能够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国有部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亏损变动模式基本一致。可是实际上，国有部门（以及主要的工业行业）的亏损额和亏损企业的比重至少在整个80年代却是与利润率同时呈下降趋势的。这也就是说，工业部门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在经济自由化的初期阶段并没有伴随企业亏损额和亏损企业数量的增长。从统计数据上看，在1980～1988年间，国有部门的亏损额和亏损企业的比重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甚至有所下降，但同一时期的利润率却持续下降。事实上，国有部门的亏损与利润率之间的发展方向只是在80年代末以后才出现正常的反向变动趋势。而上述第二种解释（竞争假说）并没有提供利润率与亏损之间变动方式的任何追加信息。
我们认为，把工业改革以来中国国有部门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趋势与企业亏损模式的变化联系起来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验观察，而且是所有试图解释中国工业利润率下降模式时所不能忽视的一个理论要件。在理论上，我发现，协调利润率和亏损两者之间变动模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市场规模的扩张速度，或需求的增长率。把需求因素引入到对利润率下降和亏损模式变化的经验观察之中也是相当成功的。基于这些工作，我们发展了一个解释中国国有工业利润率下降模式的更好的理论。
按照这个理论，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有部门利润率的下降可以被解释成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竞争”侵???利润的结果，但得益于需求的迅速扩张与市场规模的超常扩大，企业的亏损指标反而趋于下降而不是增加；而80年代末以来，随着需求增长的趋缓和市场需求的移动，市场结构和工业组织的变动开始导致行业内亏损企业的大幅度增加，从而也必然使得部门加总的利润大幅度下降，因为在统计上加总部门利润的方法是，一个部门的利润总额等于该部门实现的全部利润额减去该部门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因此，我们对国有工业利润率下降模式的解释是，由于需求的因素及其工业组织的变化，利润率的下降在80年代主要是因为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竞争”侵蚀了国有部门的利润，而90年代以来利润率更显著的下降则主要因为自身亏损的大幅度增加。对利润率下降模式的这一解释不仅在理论上调和了利润率与亏损之间的变动方向，而且还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工业的整体财务绩效在90年代以后所显示出来的一系列结构性的特征。
我的这个假说在统计上得到了验证。使用1980～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检验国有企业自身的亏损、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对国有企业部门的利润率变化趋势的影响方式。简单地说，我们用π表示利润率，用x1表示国有亏损企业的比重。另外，我们把时间序列分成1980～1987年以及1988～1998年两个时期，引进虚拟变量D1，将两个时期的观察值合并，用以估计以下回归：
得到的回归模型如下：
该回归强烈表示了两个时期的影响是相异的，于是可导出两个时期的回归方程如下：
图6-6直观地显示了两个时期的回归方程。不用说，一看就知道，这验证了我的假说，国有企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的利润率下降其实是因为亏损侵蚀了利润。
当然了，来自非国有工业部门的竞争力量总是存在的。但我的假说认为，这个竞争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大大削弱了。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用表示非国有企业的进入比重（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并用它作为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的指代，用与亏损指标相同的方法来进行检验。也就是说，为了检验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量在80年代和90年代对国有企业利润率的不同影响，我们利用时间虚拟变量，设定如下模型：
得到的回归结果为：
回归结果显示，竞争在两个时期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的影响力度的确是不同的。显而易见，在80年代竞争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下降的解释能力更强。于是，这就可以推出两个时期的回归方程：
我们把这个结果展示在图6-7中。
在我于2001年9月离开哈佛前的最后两个月里，布兰代斯大学的Gary Jefferson教授与我几乎每周一次在哈佛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见面讨论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开发问题。我在他给予我的一部分资助下去熟悉了关于“研究与开发”的大量文献。Rawski教授还在这期间邀请我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报告我那篇关于工业企业利润率变动模式的论文。而我关于解释过度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论文最初是在哈佛商学院的“亚洲商业俱乐部”报告的。2001年11月，在英国的威尔顿庄园举行的“中国的经济与企业改革”国际会议上，我则简短地报告了那篇关于国有企业利润率决定的论文。
2003年9～12月间，我受聘在韩国庆北国立大学经济通商学院执教一整学期。在教学之余，我利用相对充裕的时间，完成了积累多年的一篇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综述的论文。同时，我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著作：《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算是对五六年来研究中国工业改革的一个小结。
参见张军，《产权结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经济研究》，1989年第8期。
参见张军，《国有企业的货币激励：理论与经验研究》，《上海经济研究》，1991年第6期。
林青松和杜鹰编，《中国工业改革与效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比较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参见张军，《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模式：一个产业组织的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JunZhang,2000,“Market Size,Scale Economies,and Pattern of Loss Making in China's State Industry”，East Asia Review,No.4（March）:3～28.
例如，在世界银行的出版物《转型》中，有一篇题为《中国的国有工业：生产力的提高与利润率的下降之悖论》的文章。在中国，“悖论”习惯上被表述成“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之间的不对称。
本文把所有从科尔内的“预算软约束”概念出发来解释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财务绩效的思路与方法统称为“科尔内主义”。科尔内的理论见之于他的《短缺经济学》等一系列著作文献中。
我的朋友、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执教的卢荻博士于2000年对这两种观点及其相关文献提供了一次出色的分析性评论。
